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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土地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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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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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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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睡了半天睡不着，再接着写】
如上所述，我党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头就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以“打土豪”筹军饷，以“分田地”将贫苦农民套住，让他们成为“扩红”（扩大红军）的对象，变为自愿或不自愿的炮灰。
这种急功近利的措施，确实能饮鸩止渴，解决急迫的粮饷与兵源问题。张戎毛传曾介绍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抢了满满一箱珍宝，乃是历年“打土豪”积累所得，后来交给了“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此事现在连我党媒体都承认了。可见与长毛的太平天国一样，抢劫确实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GDP的主要来源。而红区的兵民的比例也远远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但它同时也给苏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灾难。
在政治上，它撕裂了族群，使得百姓自相残杀。在国共两党反复拉锯的地区，穷鬼们和富鬼们彻底丧失理智，使得昔日宁静的村庄成了血淋淋的绞肉机，乡邻们随着国共两军的来回占领，疯狂反复“翻烧饼”，竞相用惨绝人寰的手段屠杀对方，以致连刘胡兰那种我党童工都成了牺牲品。
这种烂事，使得共产党在30年代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完全成了过街老鼠。除了龟缩在上海租界的几个左派文人能利用帝国主义的言论自由，宣传“保卫苏维埃”之外（记得我家有本丁玲在上海租界主编的《北斗》杂志，完全与党内刊物无异，全是“保卫苏联”、“扩红”之类的政治口号），社会各界人士（包括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并不同情他们。社会上众口一词都指红军为土匪。听先母讲，当红军逼近她的家乡时，全体百姓特别是妇女同志们都陷入极大恐慌。女同志们还郑而重之地商量如何自杀免辱：）幸而红军后来没去，全体百姓这才如释重负。这当然有蒋匪帮欺骗宣传的成份在内，例如八项注意里有一条就是“不调戏妇女”，但也说明红军的口碑实在太差，与“迎闯王不纳粮”完全是两回事。
在经济上，土地革命使得红区民生凋敝。这当然首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且不说战火带来的直接破坏，即使国军不打入苏区，苏区也吃勿消，盖它完全是战争基地。全体百姓的每个铜板、每根肌肉纤维都投入战争，当然民生必然凋敝。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百姓越穷，军饷就越支绌，军饷越支绌，就越加大搜刮百姓的力度，于是百姓也就越穷。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搞的“查田运动”，就是这种“鸡脚上刮筋”的敲骨吸髓运动：先抢地主，地主整死了再抢富农；富农也整死了，就来“查田运动”，把中农说成是“隐瞒田产”的富农，于是又开辟了新财源。敬爱的杨尚昆主席和刘英同志（张闻天夫人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部下）就生动地介绍了当年的“查田运动”与“扩红”：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演变 》，《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如杨主席说的兴国全县无一壮丁可抽，当然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这收成如何还用说么？
即使不抽丁扩红，所谓“土改”也未必能给贫农带来什么好处。国焘同志早在鄂豫皖苏区发现这个问题了：当初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中农，只要是自耕农，都具备足够的再生产资本，诸如耕牛，大农具等等。佃农和雇农没有土地，倒也不必操这些心，向东家租地或当长工就完了。但土地均分后，即使把耕牛与大农具均分给农民，那也有若干家分不到——一头牛总不能割成几份分牛肉吧？张国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组织互助组，几家合用一头耕牛或大农具。但既然是合作，那生产效率就绝对不会高，建国30年的集体化道路已经昭示了这一点了。
在我军出关抢占东北后，黄克诚同志也曾向敬爱的党中央报告过，土改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力。东北原来不比内地，地广人稀，大片土地由地主经营。划成小块小块分给农民后，不能再集中经营，产量顿时急剧下跌（参见《雪白血红》）。
因此，与弱智“自由知识分子”们的浪漫想象完全是两回事，土地革命非但没有解放农民，反而使得他们的日子更加水深火热。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国焘同志才最先怀疑苏维埃运动是否正确，最先萌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那就是不分土地，只搞减租减息。然而他不但为此遭到博古中央的严重警告，而且后来受到了伟大领袖的带头攻击。上面已经说过了，由于深受《水浒传》等烂书的熏陶，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杀富济贫”的苏维埃运动情有独钟，如果不是伟大船长斯大林下命令，他绝无可能放弃这套，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即使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仍然舍不得扔掉“苏维埃运动”。直到斯大林在1月19日主持了专门的会议，决定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的建议，质问中共中央：“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中共中央才奉命作出决定，公开声明拥护中央政府，放弃红军番号与苏维埃的名称，放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杨奎松：《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yjzs/000242.htm）。而国府对这决定立即给予支持。直到皖南事变爆发，所谓“边区政府”以及中共军队，都是由国府出钱供养的。皖南事变后，我党已经控制了足够大的区域，完全可以靠征税养活自己，就再也用不着去“打土豪筹款子”了。
如所周知，抗战乃是我党起死回生、最终夺取了全国的转折点。但一般人都只看到了我党大发国难财，趁机疯狂扩张，不救中国助东洋，专门袭击国民党。这当然是主要的成功因素，但在我看来，一个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是我党遵斯大林之命，放弃了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改为从事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即在政治上装点“民主”门面，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等等。这一套彻底改变了我党原来的丑恶形象，争取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们。等到后期我党抛出所谓“联合政府”的口号来，就更是把几乎全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套入彀中了。
因此，历史事实证明，不是我党杀人越货的土地革命赢得了人民支持，而是后来的开明政策赢得了人民支持。这毫不足怪——就连资深中共人士，都未必受得了共党那套残忍手段。红军创始人之一龚楚将军之所以投降国民党，就是因为中共对人民残酷无情的压榨迫害违背了他当初参加中共的初衷。他还认为，当年他们在广西百色搞的类似张国焘在川北根据地实行的开明政策非常成功，很惋惜中共没能那么做。
很难设想，如果我党在抗战期间搞的也是在苏区那一手，还会有无数向往民主自由的热血青年，从国统区前赴后继地奔向延安。更不用说它必然激起广大农民的反抗。实际上，我党在1947年在华北搞土改就曾激起大规模暴乱。只是官修党史上从来不提，我本人是在老美拍的文献片上看到的。
因此，即使是从夺取政权的需要以及策略上来说，所谓“土地革命”也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如上所述，我党成长最快的时期，恰是停止了“土地革命”的时期。光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土地革命”并非我党成长壮大之必需。如果说红军起事之初还别无选择，只能靠这种土匪手段筹款扩红的话，那么，在抗战结束后我党拥有了百万大军，统治了上亿人口之后，再搞这套就毫无必要了。
这就是我不能同意野夫先生之处——他认为我党在内战爆发后再度搞暴力“土改”乃是出于筹饷的必要。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漫说我党当时已经统治了广大地域，完全可以靠收税维持战争开支。即使不够，若只是为了筹饷，也用不着暴力清算地富，血腥屠杀他们。中国的士绅集团从来习惯于被官府敲诈，要抢光他们的钱并非难事。就连野夫自己都承认了：他祖父完全可以乖乖献出所有的财产与土地，绝不会反抗，正如后来“公私合营”时资本家敲锣打鼓抬着“囍”字上街游行，欢呼政府笑纳了他们惨淡经营终生的企业一般。
在我看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之所以热衷于暴力土改，其动机与他执政后毫无必要地搞了30年的“阶级斗争” 同出一辙。他之所以要把践踏、蹂躏、毒打、杀害“阶级敌人”变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常规，并不是出自什么经济理由，而是因为他把暴力犯罪当成了毛教的首要教义。在他看来，使得群众大规模暴力犯罪，不但是对他们忠诚度的“考验”，能让人民大众获得一种病态的扬眉吐气翻身做主的“解放”感，而且直接就是一种肉身成佛的修炼手段。这里面既有策略上的精明算计，又有宗教上的执着——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种对敌斗争的血的洗礼，才能提高革命觉悟，坚定革命立场，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共产主义也才能够实现。
这就是他为何如此强调“革命的彻底性”，为何会对“妥协”、“折中”、“调和” 如此深恶痛绝，为何会对“运动煮成夹生饭”如此忌讳。不从宗教的角度去透视他的内心，就根本无法理解那些毫无必要的犯罪。说到底，毛的最可怕之处，乃是他把邪恶提炼成了一种宗教美德，而且使得几乎全部中国人都跟着他这么相信。
在这点上，许多批评毛的人其实与歌颂毛的人也高明不了多少。为毛的暴力土改找经济理由，无异于认为毛在执政后搞了30年的“阶级斗争”也有类似必要。有趣的是，许多人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诸如林思云辈认为，“土地革命”为中共赢得了农民的竭诚拥护。如果此论成立，似乎也可以说那30年的“阶级斗争”也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了。
至于农民问题是否真构成了“旧”社会的深重危机，我已经在旧作中论述过了。这里再扼要重述一遍：
1）毫无证据提示民国时代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类似明末的严重程度。
2）当时无论城乡，贫富对立根本就没有今日严重。事实上，就连越飞都承认：“阶级分化无论在蒙古,还是在中国远未强烈到克服民族团结情绪的程度。”（林军：《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世界历史》1995 年第2期，第54页）。
3）在民国期间，除了豫匪白朗的“起义”外，从未发生过自发农民起义。除了所谓秋收起义之外，就连我党也没本事煽起农民暴动，党史上有名的“起义”基本都是兵变。
4）当时农民的主要困扰，不是地主的剥削造成的，而是天灾人祸相结合带来的苦难。这儿所谓“人祸”，指的是多年的战乱（特别是抗战）与官府因为战乱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力度，因而激起民变。例如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河南广大农民群起配合日军截杀我军，这事实连国府都不能不承认：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这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本国百姓袭击国军造成的损失，竟然大过了外军给国军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持久抗战造成的艰辛生涯，对国军乃至国府官员的士气与纪律起到了何等可怕的败坏作用。但这只是人民与官府官军的矛盾，并非贫农与地富的冲突。不难想象，如果地富真是如我党神话中描写的那种青面獠牙，则贫民也会如起来袭击国军一般收拾他们。然而终民国之世，似乎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变，有的只是华北农民起来反土改的暴乱。由此可见，当时的农民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社会问题，我党的“土地”革命反倒制造出了直到今天还在困扰中国的无穷难题。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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