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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请求胡温以平常心处理民族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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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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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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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含泪请求胡温以平常心处理民族问题
芦笛
前两天新疆乌鲁木齐维族闹事,不幸酿成流血事件,造成许多无辜民众丧生,引起海内外华人关心。除了那些土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我看多数人表示的还是善意关切,希望各民族能和谐生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与前段西藏闹事不同,国际舆论并未一边倒地抨击政府,我还看到《多维网》介绍美国布朗大学的某位“新疆学”教授夸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但在我看来,闹事之所以发生,政府还是不能辞其咎,必须深刻反省施政中的谬误。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中国政府最触目的一个特点,是它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most powerful)的统治者,其掌握的权力特别是镇压暴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见所未见,相对于人民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绝无被人民推翻之虞,然而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心虚最胆怯的统治者,永远生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永恒噩梦中。这结果便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有风吹草动便如临大敌,惶惶然以为末日将至,因而动辄过度反应,小题大作,人为激化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自讨苦吃还其乐无穷。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处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完全是同一种反应定式,就是不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常态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却一定要以病态心理去将它们视为颠覆政权的敌对行动,除了铁腕镇压便绝无第二招。处理“89风波”是这路数,处理西藏闹事是这路数,处理新疆闹事也绝对只会是这路数。程咬金还有三板斧,我党就一板斧,连“封建”皇帝都不如。因此似乎可以说,我党占了中国历史上三个“之最”:最强大最富裕的统治者,最胆怯最心虚的统治者,最愚蠢最笨拙的统治者。当真是“占尽风情向小园”。
其实是人都该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朝野矛盾、官民矛盾,等等,此乃最自然不过的事,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应该知道这常识。
敬爱的林副统帅早在1966年5月18日的著名讲话中就谆谆告诫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 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把矛盾分为所谓“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处理不好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胡温不是据说是马列毛主义者么?怎么会连革命导师们的这些经典教导都不知道,以为“和谐社会”就真是一团和气,毫无冲突甚至对抗性冲突?
正如故李慎之老指出的那样,伟大领袖因为建立了“人民内外部矛盾”学说而沾沾自喜,自以为成了理论家,却不知道他连西方大老粗的水平都没有。人民就是人民,没有什么“内外部”之分,全体社会成员都在“人民内部”,享受同等人权,即使是西方古代奴隶社会,奴隶主也没把奴隶看成是只能镇压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坚决镇压!”还设计出无数羞辱毒打他们的“群众专政”手段来,让他们生不如死。
尽管如此,伟大领袖的隧道眼还是例外地看到了点常识范围内的事:矛盾之所以恶化为对抗性冲突,常常是统治者处理不当的结果。在中国,这处理不当就是上面说的那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道:用变态心理去看待民间一切骚乱,将一切群体事件政治化,不去对矛盾产生具体原因作起码分析,却将它们一律视为颠覆行为,予以铁腕镇压。如果是社会矛盾引起的骚乱,则那解释必然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若是民族矛盾引起的骚乱,则必然是“境外敌对势力煽动起来的分裂主义暴乱”。不管是哪种情形,都永远不会是政府的错,只会是百姓的错,绝无可能是官逼民反,只能永远归咎于“极少数坏人”,并赖到“境外敌对势力”头上去。
这完全是对人类智力的放肆嘲弄。这种弱智笑话,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具有如此广大的消费市场。是人都知道,世上最麻烦的就是民族或种族问题。只要有不同民族或种族存在,就必定会有乱子。英国北爱尔兰的新芬党闹了足足半个世纪,大搞恐怖活动。有次保守党开会,爱尔兰共和军在旅馆里放了个炸弹,几乎连铁婆娘撒切尔都炸死了,那又是哪家“境外敌对势力”煽动起来的?前几年美国洛杉矶因白人警察痛殴黑人,引起大规模种族暴乱,莫非那是俄国克格勃或中国国安部或英国MI6或德国盖世太保的杰作?中国人咋那么容易就被外国敌对势力动辄煽动起来涅?莫非中国人是世上第一不爱国的民族?为何就连金盾工程都不能防止他们受境外敌对势力煽惑,迫使他们爱国涅?没有金盾的西方又该怎么过?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教导我们:“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其实是从“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古语化来的,和马克思哲学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仍有相当的道理。
上面已经说过了,任何社会都有官民矛盾,民族或种族矛盾,这毫不足奇。但矛盾之所以恶变为暴力冲突,必然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如果各民族间本来很团结,那么无论境外敌对势力再怎么煽动也没用。如果内部关系本来就很紧张,政府又只有铁腕镇压那一板斧,那么就是再没人煽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要“量变引起质变”,恶变为暴力冲突。
这和夫妻关系其实并无两样。如果丈夫时时猜疑妻子受外人勾引,处处猜忌提防,一有风吹草动就饱以老拳,那么,这种夫妻关系绝无可能持久,迟早要以离婚收场。如果无法离婚,那就更糟糕。那妻子的心事,就是咬牙苦挨,等到丈夫某日一病不起时,再把往日受过的苦楚连本带利地找回来。
不幸的是,无论是对汉族还是对少数民族,中国政府扮演的都是这种猜忌丈夫,永远活在对子民的无穷猜疑之中,时时怀疑妻子移情别恋。这结果便是将群体事件政治化,将民族纠纷“分裂化”,但凡汉族闹事,便认定那是想推翻中共统治;但凡少数民族闹事,则一定认定人家是想分家另过。如此拙直呆板的直线头壳,堪称举世无双。
我党蠢到认识不到,这么做,只能从汉族与少数民族两方面同时下手,恶化和激化已有的民族矛盾,促进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我早在八、九年前就警告过我党,所谓“民族主义”宣传乃是饮鸩止渴,不但培养出了百姓的仇外心理,而且哺育出了大批鄙视少数民族的土法西斯分子与种族主义分子,实际上是自讨苦吃,为多民族国家的崩解、乃至崩解后南斯拉夫式种族灭绝做足铺垫功夫。
更严重的是,我党为了文过饰非,拒绝承认民族政策的谬误,将少数民族的骚乱一律解释为“分裂主义暴乱”,就更会煽起已经是害了“爱国狂”的汉族沙文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仇恨。他们不知道,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骚乱,在实质上与在瓮安、界首等地发生的骚乱也没有什么不同,是社会问题引起来的。少数民族也是弱势群体,与内地普罗大众相比,唯一区别只在于语言障碍使得他们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此,他们不满心态主要是社会财富分割不均引起来的,未必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有什么鸟相干。许多汉族见不及此,却受了政府宣传误导,一致认定闹事者必然是“分裂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些“卖国贼”,甚至建议政府使出当年王震、张国华等辈的辣手来,以血腥屠杀少数民族谋求祖国统一。这反过来就更加煽起了少数民族的怨恨。这种蠢笨治国之道若不迅速纠正,则中国将来必然要解体,而我党将以一手搞垮中华帝国的罪人载入史册。
以上所说,不过是世上最浅显不过的道理,胡温若有三分正常智力,就该看出必须彻底走出恐惧,与paranoia心态决裂,把所有群体事件都“去政治化”,以平常心视之。无论是内地汉族闹事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闹事,都不要动辄上纲上线,要么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要么贴上“分裂主义”标签,而是就事论事,停止包庇官僚集团,认真查找分析引起每次事件的具体原因以及深层的社会弊病,惩办有关渎职官员,并切实纠正致使矛盾积累恶化的社会弊病。这才是正常的治国之道,懂此道的人才配称为国务家,而不是只知操刀的文盲屠户。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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