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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人民——与王力雄先生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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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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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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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政府与人民
——与王力雄先生商榷
芦笛
前见王力雄先生大作《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主旨倒还同意，但有段话觉得颇有问题：
“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他这儿似乎是说，不能把民主实验（例如民国实验）失败归咎于民智未开。民智未开其实是使用了不当的民主模式造成的，它具有“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效应，因此乃是民主实验失败的根本根源，民智未开是果而非因，不能因果倒置，误认为民主实验失败是民智未开造成的。
这其实还是“制度决定论”。如果此论成立，则可以得出推论：“必须建立能避免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成功建立民主社会。”但他马上又说，“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丝毫不曾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若人民本来就有趋于极端的倾向、领袖本来就有品德败坏的趋势，再让制度去迁就这种劣等人民，岂不是连制度的约束都没有了，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以力雄对国俗民情的深湛了解，何以没有意识到此话含有浓厚的媚俗的民粹主义？
其实民主模式的弹性不是无穷的，并不能随民意任意改变。它可以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上因民俗不同而改变，但有两条基本原则绝对不能变：第一，绝对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程序至上。以国人最爱的文学比喻来说，这两个基本原则是“足”，民意是“履”，可以削履适足，但决不能削足适履，否则必然导致毛共的“人民民主”或其他形式的“多数暴政”。
例子我已经在《我们的民主与他们的民主》中举过了。文革期间党组织彻底瘫痪，人民除了“阶级敌人”之外，第一次有了管理自己的机会，堪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时代，然而人民是怎么利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呢？那就是投票决定到底是该把孕妇吊到龙门吊上去，还是饶了她而去多吊几次她的丈夫。那可是绝对不受外力干扰或任何一种“模式”约束的忠实民意表达，可谓绝对纯粹的民主，然而这种民主是不是比独裁更可怕？
又如新南盟吧。如果铁托不死，他绝不会容忍舆论界煽动种族仇恨，更不会容忍手下的官员向汹汹民意屈服，甚至转而煽动子民自相残杀。没有哪个大独裁者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四分五裂，人民互相攻杀。实际上，“民族主义分子”历来是老铁的铁腕镇压对象。然而他死后南国发生社会转型，被派去调解种族纠纷的党官员米洛舍维奇敏锐地察觉到了种族仇恨的政治价值，成功地把它化成了竞选资本，就此脱颖而出，当上了总统，步希特勒的后尘，靠民意支持推行了法西斯政策，导致种族灭绝的惨剧发生。这到底是民意迁就模式，还是模式迁就民意？
其实有了希特勒的先例就够了。如所周知，希特勒是靠民选上台的，上去后便迁就民智，彻底改变了国家模式，将民主国家化成了极权国家。当时他既无盖世太保，又未掌握军权，人民完全有可能制止他。可惜他上台前就允诺选民废除民主制度，上台后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其实是兑现竞选诺言，并没有欺骗选民，也获得了人民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绝对是以“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难道那也值得肯定？
西方政治学中有句名言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的民国实验、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实验乃至南斯拉夫的民主实验，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上述两原则（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绝对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没有形成全民的牢固共识。所谓“民智未开”，说到底就是这个价值观问题。它不但是区别西方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的分水岭，也是区别西式民主与各种各样多数暴政与暴民专制的分水岭。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竟然认同“为了大多数人的福利，有必要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杀掉他们”，那么这种国家一旦实现了政府民选，则“核爆东京”、“血洗台湾”、“杀光藏民”只怕要变成国策，那还不如让国柄握在独裁者手上算了，至少他们不会干出这种蠢事来。
当然我也在旧作中说过，上述格言并不完全，应该补足一句：“有了极权政府，就会制造出更劣等的人民来。”老金的近作highlight了这一点。在我看来，他指出了极权制度（共党制度和纳粹制度）对人民心智的彻底败坏，绝非一般威权制度（如旧中国、台湾、南韩）可比，最主要的是它熔铸了全民的反民主价值观，结合我个人的认识，这种价值观似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主权高于人权”，国威高于一切个人冤屈。
2）“为多数人谋福利”高于一切，为此剥夺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3）“生存权是最高人权”，实惠高于空洞的道义，金钱远比言论自由等“大而无当”的基本权利重要。
4）“狼羊律”，亦即人生而不平等，弱者天生是让强者压迫剥削的，如同自然界的狼与羊的关系一般。此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运行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方“人生而平等，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权利”的主张乃是欺骗宣传。
5）“潜规则”高于法律程序。只有按潜规则办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谓“大智慧”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出奇制胜的阴谋诡计，严格按法定程序办事则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只该被鄙弃。
这似乎是当下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吧？请国内网友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倘若国情真的如此，则即使忽略中共的主观愿望与实际统治不计，假定中国现在实现了政府民选，有可能建立民主国家么？选出来的政府该怎么去“适应人民”，使得中国真正地民主化？我实在看不出星点希望来。在此国情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除了“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竭尽一己之力，试图将西式价值观引入中国之外，又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好想？
这还不是中国一国的困境。俄国也有类似问题。苏联解体后全世界欢欣鼓舞，可现在人家又倒回去了。前段看电视，某位归国的异议人士对记者坦承，俄国仍是专制国家，并非民主国家，公民并不可能享受到西方的权利，异议人士仍然受到警方骚扰与恐吓，甚至可有生命危险。但她仍然要坚持留在俄国，为真正实现民主而斗争。而采访的几位大学生一致认同上列头三条价值观。请问力雄，这到底是民智的问题，还是民主模式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因素是多重的，其中文化传统起到的因素要远远高过经济因素，而所谓“文化传统”，最主要的还是个价值观的问题。信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民族很难建立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柱石的民主制度（其实也就是英美制度，它的发生其实是个偶然事件，是排除了反民主的基督教的压力产生的），而这就是二战前的德国、现在的俄国与中国面临的难题。论生产力的发达程度，二战前的德国绝不逊于同期的英法，而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今日的经济的发达程度，都不是美国立国时可以梦见的。然而彼此的社会制度却有天壤之别。这在我看来主要还是民族信奉的价值观歧异使然。德国在战后成功地接纳（更准确地说是被占领军强行注入）了英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俄国没有补上这一课，因此在“天鹅绒革命”成功后出现回潮。由此可见启蒙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中国还是有点希望的。某位“饱醉豚”网友写了篇介绍89学运的文章《跟醉生梦死网友谈六四》，在其中说：
“89民运，对广大普通学生来说，426之前主要是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中间当然也有少部分追求自由民主的因素——大多数人不明白自由民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只知道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自由不民主的，而美国加拿大是民主的。至于日本算不算民主国家，我和几个同学都搞不懂既有天皇又有大选的国家到底算不算民主。
别说当时的普通学生，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对民主自由没什么概念，扯淡一些空洞名词而已，他们当初的理论水平，远不如今日天涯猫眼一些80后的普通网友。”
确乎如此，我访问“天涯”、“猫眼”，每每心花怒放，惊喜交集，那儿的小青年的文明觉悟之高，根本不是80年代的大学生与所谓“著名知识分子”可以梦见的，更别说海外“民运”人士了。之所以出现这种良性变化，我认为是西方影视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的结果，网络的出现更是为启蒙提供了一个强大工具。长此下去，潜移默化国人的价值观还是有一定可能的。即使少数人觉悟不足以推动社会进步，启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唯一可干的事，盖中共不可能以暴力推倒，即使推倒了也只怕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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