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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舆论是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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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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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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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控制舆论是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前提？
——“保路运动”启示录之三
芦笛
如所周知，黄仁宇先生有个著名（或者是infamous吧）的“大历史观”，他老人家笃信黑格尔－马克思的必然史观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竟然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 “历史规律” 在冥冥之中预先决定好了的必然事件。因此，无论是辛亥丑剧，是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的北伐与统一中国，是抗战，是国共内战，是毛共征服全国，还是邓共的改革开放，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目标一系列的合理步骤，拿掉哪个环节都不行。凡发生过的都是必然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不可省略的，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历史不过是上帝他老人家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个细枝末节都有良苦用心在焉。
唐德刚老先生似乎也是这种“大历史观”的信徒，而且口口声声自称“科学家”。鄙人愚钝，以为离开实证无科学，所谓“科学”，无非是一系列基于实验证据提出并被实验证实的假说而已。历史事件毫无可重复性与受控性，以回溯方式总结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历史发展规律”毫无检验可能，有如说是科学，莫如说是宗教。黑格尔和马克思总结的“历史规律”都是这种现代宗教，黄、唐二人的“大历史观”又何能例外？
然而对清末“保路运动”的反思却使得我不能不考虑这种可能：极权制度的出现，会不会是落后国家为了追赶先进国家，通过“试错法”（trial and error）摸索出来的最佳选择，而这就是共产制度或打着别的旗号的极权制度专在第三世界勃兴的原因？
现代极权制度与旧式威权制度（如传统帝制）之间最突出的区别，乃是极权政体彻底剥夺了人民在旧制度中享有的一切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自由），而国家权力则达到了最高峰，整个国家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军队那套：一切国策都成了军事绝密，人民如同士兵一样，只有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责任，绝无发言权利，非但不能参与策划国事，而且只能知道上级允许他们知道的信息。这就是张东荪为何成了“间谍”——在我党眼中，外交政策乃军事绝密，小民不得与闻，更不能泄露到外国去。用斯大林的生动比喻来说，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不过是党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至于那机器怎么设计与操作，乃是党领袖的专利。
从人道（humanity）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当然是人类能设计的最反动最黑暗的社会，盖它将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压到了最低极值，然而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却可以具有某种优势，比较晚清与后毛社会，立即就能看出这一点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历史上有过的一切朝代的最吊诡（paradoxical）的特点，是统治集团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权，然而它也是国民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的朝代，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这儿所谓“卖国”，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西方的标准作出的价值判断，亦即“主动出让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二是以传统的激情标准作出的价值判断，亦即引入外来价值观，借外债，引入外商与外资，引入西方技术，等等。
无论采用哪个标准，中共政权都当之无愧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权：论丧失领土的绝对数量，中共或许比不上满清，然而满清一般都是在战败之后被迫割地求和，从未像中共那样主动积极自愿地向所有的邻国（包括毫不构成威胁的弱国，诸如尼泊尔，缅甸等等）拱手相让万里河山，更不曾有哪个官员如周恩来那样，在已经宣布废除国府签订的一切对外条约之后，在斯大林千方百计回避谈外蒙问题时，还要主动提醒斯大林必须以条约肯定中共对外蒙的出让（见师哲回忆录）；论主动放弃国家主权与利益，过去从无哪个政权敢向苏联提供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向苏联专家提供治外法权，建立四个丧权辱国的“中苏合资公司”，规定开采出来的矿产品必须全部运往苏联，中方不得卖给第三国（见师哲回忆录），以外交照会正式请求苏联无限期驻军旅顺港（见沈志华有关论文），在后毛时代又公开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卖国口号，慷慨放弃东海油气田的主权；论引入外来价值观，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政权像中共那样，按苏联模式全面改建国家，尊斯大林为领袖，喊出“向苏联学习”的响亮口号，把“反苏”当成“划右”标准之一，并把马列主义写入宪法总纲；论借外债、招外商、引外资，历史上也从无哪个政权敢像现代中共那样，把引入外资数额当成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甚至在党的机关报上宣传“筑巢引凤”的青楼口号，使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度广度绝对超过了晚清和民国的总和。
无论是晚清，是北洋，是国府，只要干出上述任何一桩事来，政府立即就要倒台，还要遗臭万年，被写入历史教科书，受到代代后人的辱骂，然而中共干出了所有这些事体，却在大多数国人心中成了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套前苏联的国歌来说便是：“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扬眉吐气。”
这是为什么？再简单不过：1949年以前百姓一直享有的国事知情权与评论权被彻底剥夺了，独立于朝廷的舆论再也没有了，有的只是由党中央严密操控的“凡是派”啦啦队，凡是我党干的一切事体都是伟大光荣正确，凡是胆敢怀疑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党说，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人民当然也就相信自己站立起来了，因为别无其他信息来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密约直到50年后才曝光，百姓又从哪儿得知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即使是今天，又有谁知道江泽民割让给俄国多少领土，朱镕基在“入世”谈判中牺牲了什么国家利益？即使知道了，又有谁敢说三道四？东海协议泄露到了网上，专职啦啦队震耳欲聋的聒噪照样彻底淹没个别异议人士的微弱呼喊。
彻底控制了舆论，使得我党获得了前任从未有过的为所欲为的行动自由，中国政府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跪下去了，政府的力量膨胀到了极值，人民的力量萎缩到约等于零。获得彻底解放的政府丝毫不必考虑民意，可以任意“冲决一切网罗”，敢想敢说敢干前任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一切勾当，这其中一条便是可以毫无顾虑地义无反顾地放手卖国。
略去人道代价（humanity costs）不计，这种“举国体制”的利弊又如何？本系列之二指出，传统社会的国民虽然享有朝廷无法干涉的言论自由，但它仍然按祖传的“道义标准”严格实行“舆论一律”。因此，无论舆论是否为政府控制，它都是一边倒的舆论。我党其实是用“政府的舆论一律”取代了“愚民的舆论一律”。
再重复一遍：1949年以前，中国只有愚民的舆论，而在此之后，中国只有政府制造的“舆论”。无论是哪种舆论，都是一边倒，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公开辩论的局面。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主体判断，未必时时处处忠实于真实图景，可以偶有例外。例如抗战爆发前夕和爆发之初，少数先知先觉看到了中国根本没有实力和日本全面开战，战争必然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为此成立了个“低调俱乐部”，发出了微弱的警告。然而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歇斯底里空气中，这些微弱的声音根本也就未能引起注意，遑论理直气壮地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因此，总的来看，中国的民间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即使有少数反对派，也不能获得同等的发言权利。
当然，舆论一边倒也未必总是错的。例如张杨在西安发动叛乱，劫持了最高统帅蒋介石，当时全国舆论一致严厉谴责这种卖国祸国的犯罪行为。蒋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自发举行了盛大庆祝。这种自发的舆论虽然一边倒，但我看不出有什么错来，与911事件后全世界舆论众口一词地谴责恐怖分子一般。因此，不能光根据舆论一边倒的表象，就判为“愚民舆论”，必须根据其后果作功利分析。
若依据这原则来审视历史，则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从总体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愚民的舆论的指导原则基本是“义令智昏”，亦即从孔教的道义原则出发，无视现实国情，只图内心正义感的充分满足与一时的嘴皮快活，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瞎闹一气，因此构成了一直在妨碍中国西化、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富国强兵的强大阻力。每到统治者试图实行社会向西方模式转型的关键时刻，“清议”就要出来破坏捣乱，使这种努力破产，使国家一误再误，甚至引出巨大灾难而使社会倒退。因此，似乎可以相当安全地判定：自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中国的独立舆论基本是与理性和常识对着干的愚民舆论，起到的主要是负面作用。
既然愚民舆论主要是一种破坏力，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以政府制造的假“舆论”取代愚民舆论就是应该的？也未必如此。个人认为，它取决于统治者与愚民（其实也就是操纵舆论的知青）的智力对比。据此可得四种组合：
1）统治者比愚民聪明，但不能控制舆论。
这就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直至1949年的基本状况。而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接二连三发生悲剧的基本原因：晚清和民国的统治者都比百姓聪明，却因为没有控制舆论，不是被愚民推翻，便是被迫向愚民屈服，如老蒋被迫放弃“安内攘外”的正确方针，去搞“抗日统一战线”，使得国家从此堕入黑暗深渊。
2）统治者比愚民更蠢，但不能控制舆论。
此时舆论便构成了推动国家进步的动力，但老芦无知，实在想不起这种情形来。或许晚清发动新政改革可以勉强算成是这种情形吧，但我总觉得那其实是洋鬼子把老佛爷赶到西安去逼出来的。舆论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需历史学家们仔细考证。
3）统治者比愚民更蠢，并控制了舆论。
此时必然出现巨大灾难，毛共执政三十年就是最雄辩的证明——百姓和知青们再蠢，也不至于会相信“没有矿石照样能炼钢”和“亩产万斤粮”的疯话吧？如果独立的舆论存在，能对政府构成压力，这种灾难还会出现么？
4）统治者比愚民聪明，并控制了舆论。
国府败退到台湾后就是这种状况，因而成功实现了台湾的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类此，虽然远远不及台湾。
光从逻辑上看，除了这四种组合之外，还可以有“统治者和人民一样聪明，控制了舆论” 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一样聪明，不能控制舆论”两种组合，但它们其实都不存在于中国，盖统治者和人民一样聪明一般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中国历史上从无民主社会。
明乎此，则不难洞见中国在近代遇到的社会转型的阻力是哪儿来的。旧式专制社会的一般特点，是统治集团比百姓聪明，却又无法控制舆论，于是即使是具有治国长才的领袖当国，其改革蓝图也不能得到人民的配合，最后总要流产，更加使得民怨沸腾，反而引出社会动乱来。
这就是威权制度甚至极权制度为何会对落后国家具有吸引力：这些国家一般都是愚昧国家，统治者的智力一般要高于愚民的智力，而追赶西方强国必须是举国一致的努力，只能是一种经过完善统筹、统一部署的冷静的理性行为。由愤青主导的愚民舆论恰是理性的反面，当然只会变成改革的绊脚石。于是改革要成功，就不能不罔顾民意，动用政府权力去强制推行。这其实就是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南韩、台湾和新加坡走过的道路。其中台湾经验最具有示范性：那完全是由一批海龟学者统筹策划的蓝图的顺利展开，舆论只扮演了啦啦队的角色。
这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何以创造了经济奇迹：他总算看到了一个朴素真理：中国当然可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共穷主义”）”，但没有可能“一国建成资本主义”，非“卖国”无以富国，要让经济起飞，唯一的办法是干出晚清和民国统治者不敢干的事来：大量引入西方资本与技术，放手让西方资本家承包中国的经济建设，使得中国借此获得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无可能提供的原始资本与技术，并借此训练出足够的人才来，获得现代工商业需要的全套软硬件。
老邓之所以敢这么干，乃是因为再也没有愚民的舆论来制约政府了。而这其实就是上文说的“试错法”的工作原理：经过反复折腾，统治者终于搬掉了愚民舆论这个绊脚石，于是国家反倒有了理性制定国策去追赶先进国家的可能。
然而这可能是否兑现，完全取决于独裁者的智力、眼界、阅历等决定的治国理念。碰上老蒋那种贤明的国务家当然没说的，若是遇到毛泽东那样的治国白痴，则搬掉愚民舆论的绊脚石便是为疯狂的列车去除刹车，终点站只能是灾难的深渊。
这就是落后国家面临的悖论：如果和平改革旧制度，优点是在“治世”露出头角的领袖多有治国长才，袁世凯就是这种中国近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治世之能臣”。可惜因为他不是暴力革命筛选出来的，也就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搬掉一切有形（军阀）与无形（愚民舆论）的绊脚石，不受窒碍地推行他的治国理念，于是改革迟早要被愚民颠覆。暴力革命倒是制造独裁者的唯一途径，能建立完全不受民意监督的政府，可惜领袖的筛选指标又是搞阴谋诡计武装夺权的能力，与建设毫不相干，筛选出来的乱世枭雄是否恰是治世能臣只能靠撞大运。若筛选出来的是毛泽东那种权术天才、治国白痴，那就是一个国家能遇到的最大噩梦。幸亏孙文早死了，否则光他那“修建20万里铁路”的宏伟蓝图，也足可令毛的“大跃进”相形见绌。
以上所说，不但西方人无法理解，受西方影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绝不会同意，盖他们或多或少都受“民粹主义”的影响，深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宁死也不会接受“愚民，只有愚民，才是促进中国社会倒退的动力”的朴素真理，也不会同意中国的悲剧正在于袁世凯或蒋介石未能变成真正的大独裁者，能排除愚民的阻力，去称心如意地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
往者已矣，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又如何？愚以为，现代中共政权较毛时代已经极大地弱化了，国家也已经早就进入了“治世”，不大可能再把毛泽东那种震古烁今的治国白痴捧上宝座。最大的可能还是统治者进一步弱化，因而失去对舆论的控制。如果这种情形发生，我倒不认为历史会简单重演，盖中国已经极大地富裕了，在经济上追赶先进国家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外部民族危机也不复存在，而平均民智水平也非当年可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成熟的良性的多元的独立舆论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这就是和平演变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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