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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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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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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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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愚民的舆论不讲理（下）
——保路运动启示录之二
芦笛
说来吊诡的是，之所以有此国情，恰是因为传统社会拥有今日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萧功秦先生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指出：
“报章舆论在鼓动民众参与保路运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整个社会很容易被热血、激情、道义、国人的苦难与洋人的卑劣这样一些充满煽情性的语辞鼓动起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人们的情绪太需要宣泄了。在一个充满不满与怨愤的社会氛围中，情绪化的舆论本身就会成为一种主宰人心的巨大力量。……在一个刚刚从文化专制‘大一统’的社会中脱逸出来的变革社会中，在国民教育水平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与传统，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主流后，整个舆论几乎完全是‘一边倒’，大众对于铁路国有政策的背景，商办铁路政策何以失败且不可行，借款条约为什么对中国有利，后发展各国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从铁路商办改为铁路国有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也根本无法通过这些充满情绪化的报刊来了解。而人们受到的则是报刊杂志煽情性的‘话语轰炸’，对于政府一方的观点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
他没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与今日之极权社会不同，朝廷并不能操控百姓的言论，既无愿望也无能力，甚至连检查管制百姓言论的机构都没有。皇帝能控制的也就只有自家的“起居注”，从而间接控制了各代的“实录”，而“实录”则是后世修史的依据，因此皇帝只能控制涉及自己的历史记录，就连这也是从宋太宗才开始的。除此之外，舆论完全独立于皇帝，由官绅主导，也就是所谓“清议”。在没有报纸的时代，“清议”在朝廷表现为 “清流”的正式奏折和私下议论，在地方则表现为私下和公开场合的议论、传单、大字报等等，在晚清和民国则由民间报纸取代。
这在中国已成了悠久的传统，圣贤们历来鼓励士人议政，强调君主不得压制舆情，《国语》主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左传》则树立了不禁止在乡校中议论国政得失的郑相子产作为道德榜样，更记录了他的教导：“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辊辑讹之也”， 以及孔子对他的赞扬：“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直到唐朝，还有韩愈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的名篇，慨叹道：“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正因为中国有这个深厚传统，朝廷施政才历来是公开的，open to public criticisms，让“清议”任意抨击，哪像中共那样万事都实行黑箱操作，连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都瞒得铁桶也似！
然而这种高度的政治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却非但没起到西方舆论监督政府决策的良性作用，反倒成了清流祸国殃民的强大手段。这到底是为什么？
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报刊舆论缺乏多元制衡机制与传统，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主流后，整个舆论几乎完全是‘一边倒’。”换言之，传统社会的民间舆论虽然是自由的，朝廷无法控制，更没有个中宣部去制造舆论，任意塑造民情，但它仍然是一元化的舆论，也就是胡风说的“舆论一律”。
为什么貌似自由的民间舆论还会一边倒？萧先生未能明确解释这一点。其实这毫不足怪，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就是说，庶人议政乃是“天下无道”的结果，所谓“有道”“无道”，意思是“是否符合孔教规定的道德标准”。因此，舆论的出发点与是非仲裁标准都是道义，与功利考虑毫不相干。清流议政的常规操作，便是不管实情如何，只管抢占道义制高点。一旦在道义上占了上风，便夺得了话语霸权，反对者的现实考虑哪怕再有理，也只能望风披靡。此乃清流们借道义谋私利的终南捷径。
自宋代以来，国民进服这种“道义春药”早已上瘾。一旦某个清流登高振臂一呼，慷慨激昂地散发点煽情春药，愤青愚民们便立即进入高度亢奋状态，如同西班牙斗牛见到红布一般，向“奸臣”或“卖国贼”们奋勇顶去，而后者只能任对方肆意诬蔑诽谤，百口莫辩，最后被生生“做”成国贼，而清流们总是要大获全胜。哪怕是引出大难来，清流们仍然要在历史上流芳百世，而国贼们一定会遗臭万年。保路运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例罢了。比起林则徐来，保路英雄们获得的历史荣誉实在算不了什么，而比起琦善来，盛宣怀也差堪告慰。
因此，尽管朝廷无法操控，这种舆论也毫无真正的自由可言，盖它完全是单向的道义讹诈与煽情，实质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暴民专制，与西方基于对现实利害的理性分析的自由辩论毫无相似之处。陈寅恪所谓“上诈”，我看指的就是善于利用道义讹诈去实现不可告人的私欲的政客与野心家们，而“下愚”则是吸食道德春药上瘾的知青们。中国既往的民众运动，无一不是这种“上诈”与“下愚”相结合的结果。
我在《略论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误》中指出，晚清改革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不知道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必须具有相应的控制军民的能力，在具备这种能力前就让国家跑步进入现代，必然导致国家失控，反会断送改革。保路运动的爆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朝廷从无操控舆论的传统习惯，甚至没有解释自己的立场与决策依据的手段，便允许民间自由办报，使得历来独立于朝廷的舆论获得了强大的现代传播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任何一个重大决策，无论是否有理，都会被别有用心的“上诈”们利用媒体任意曲解，把进服春药成了习惯、兴奋阈值又特别低的“下愚”们煽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局迟早要失控，保路运动不过是偶然的导火索罢了。即使清廷及时让步，也照样会有别的事件触发全国性骚乱。
这种以道义讹诈为基本运作方式的单向舆论其实很贱。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说: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房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此话误导了许多人。其实他完全说反了，愚民总是不知好歹的。孔子早就观察到“小人难养”的事实，用难听的民间俗话来说便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政府让步常常反而会让愚民得寸进尺。若是允许愚民开窗，他们就要提出拆房子。而若是你使出辣手来，封了他们的门，他们反倒什么话都没有了。
此话虽然难听，却不幸恰是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实情，“保路运动”的丑剧也同样如此。川人闹得惊天动地，把清廷闹垮了，最后路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真正实现了“夺路劫款”的理想境界。这还不算，还闹出个军阀混战来，草民连保命都成了问题。四川成了外省和本省军阀反复拉锯厮杀的斗牛场，滇军、黔军、北洋军等军队，兴致一来就去“援川”一把。滇军占领成都时，与川军分赃不均，大打出手，川军竟然炮击皇城，而滇军则在皇城周围纵火焚烧民房，还开枪射击前去救火的消防队员，焚毁民房千余间，平民死伤三千余人，也不见谁敢出来抗议示威，成立“保命同志会”，遑论发“水电报”煽动袍哥暴乱。以后四川军阀杨森赶走另一军阀熊克武，在成都大修马路，强行无偿拆毁民房。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前去请愿，杨森板下脸来斥责说：“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骂得他们哑口无言，灰头土脸，从此再不敢抛头露面。辛亥前后川人的前倨后恭，比什么都更能说明贱民的德行。
这贱民德行又岂止限于四川？清政府借外债修铁路造福国家，百姓却嚷翻天，口口声声骂政府卖国。后来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维持政府运作，国民党说是老袁借钱准备打内战，更加嚷翻天，甚至为此发动武装叛乱。等到老袁真的打起内战来，大败国民党叛军，海内反倒鸦雀无声了。段祺瑞后来真的向日本借钱打内战，也不见有谁发起什么救国运动。我党甫上台便与苏联签订卖国条约，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出卖国家领土、资源和主权，也没人敢说 “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周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黑箱卖国，向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拱手相让万里河山，赢得的只是一片“民族英雄”的赞颂。改革开放后我党更是大借外债、引入外资，使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有史以来见所未见的规模，然而中国人却空前地扬眉吐气，觉得自己真正站立起来了。
由此看来，孔子完全说反了，不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而是“天下有道，庶人抗议；天下无道，庶人不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享有自由的愚民仍然是愚民，只会被“上诈”制造的一边倒的舆论煽动起来，去祸国殃民。真正无道的统治者如共党看穿了这一点，便在40年代利用国府治下的言论自由，制造舆论煽惑愤青愚民和国府过不去，在自己上台后便彻底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知情权，使得中国再也没有了舆论，只有中宣部任意塑造出来的伪舆情。上台前后的表演虽然迥异，说到底都是“上诈制造舆论以煽惑下愚”的灵活运用。中共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只在于政府垄断了上诈，再也没有了独立于朝廷的上诈。唯一的例外是1989年，其时上诈们从党的控制下短暂地游离出来，再次成功地控制了下愚，“有道”的难得政局便再度被下愚的抗议断送。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言论自由是把两面刃，弄不好就可能变成上诈煽惑下愚去祸国殃民的强大工具，破坏甚至断送大有前途的改革事业。因此，健康的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理性与宽容。这宽容不但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同样也是对所有论者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民必须养成冷静分析国策利弊的理性习惯，放弃对道义煽情春药的千年爱好，为两派针锋相对的理性争论留足空间，破除“全民自发实行舆论一律”的自伤传统，使得上诈们的道义讹诈彻底丧失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则哪怕政府放弃言论管制，中国人也不可能获得西方式的言论自由，充其量只能让话语霸权从政府手上转移到形形色色的民间上诈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2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有助于愚民的成熟，至少使得道德煽情春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市场。这一健康趋势可在国内网络舆论中看出。尽管仍然有着大批喜服“民族大义春药”的愤青，但毕竟出现了80年代听不到的比较冷静理智的声音。如今就连秦桧杀岳飞的客观利弊都敢有人冷静探讨了，而这在以前根本就是不敢想象的。从功利的角度否定暴力革命更是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这些迹象都令人欣慰。长此下去，我想国人总会有成熟的那一天。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5-12 周二, 上午6:24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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