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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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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xilih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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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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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3/29
文章: 9278
来自: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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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贴]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645 reads)
时间:
2009-4-29 周三, 上午4:32
作者:
xilihut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作者:张玉菡 来源:《党史文苑》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文化巨人。他一生一次次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却一次次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漩涡。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也批评国民党,最终却走上了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路途。但作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作为“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发起者,作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的友人,他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尽管他信仰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但他的许多行动和影响,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作为与陈独秀齐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条件,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了后备力量。
与陈独秀一样,胡适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向封建守旧营垒、军阀腐朽政治发动猛攻的勇士。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打倒孔家店,他都横枪跃马,贡献卓著。陈独秀40年代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在回顾“五四”时也实事求是地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胡适作为这次文学革命的首倡者,1916年秋,就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提出“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 ”,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具体提出八项主张,提出了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1917年1月,胡适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又将“八事”加以解释,撰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当时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陈独秀特著《文学革命论》,以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正式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从1918年起,《新青年》改用白话,1919年全国出现四百多种白话文报刊,掀起了宣传新思潮的浪潮,推动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
在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胡适还大力攻击孔教,矛头直指“三纲五常”一套旧伦理旧道德,批判“节烈”和“孝道”,提倡妇女解放,个性解放,宣传男女平等,宣扬实验主义。针对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腐朽反动的封建教条被作为法律准绳的状况,胡适于1921年6月21日在《晨报》副刊《吴虞文录序》一文中,猛烈攻击“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号召把孔丘这块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赞誉吴虞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在1918年7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的《贞操问题》一文中,激烈批判北洋政府提倡少女少妇殉夫褒扬“节烈”的荒唐,指斥 “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提倡女子独立,跨出家门,登上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主张用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实验主义为武器,向“存天理,去人欲”、“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道统法则发起挑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积极支持和参加学生的爱国斗争,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5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各校学生和其他群众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国民大会及会后的游行。回到北京后,他又通过言论和刊物,批判政府决策失误和别有用心的舆论。针对军阀御用报纸散布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谣言,胡适于1919年6月29日在《每周评论》28号上发表《他也配》一文,轻蔑地回答:“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针对军阀逼迫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走,试图控制北大的阴谋,胡适列举了五四以来“数目大作怪”的现象,立即予以揭露。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胡适率先发起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使广大青年从烦琐艰涩的古文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几千年封建伦理道德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更多的青年有可能、有机会接受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破了坚冰,从而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其中的一些主要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许多进步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培养了后备力量。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培养了雄厚的后备力量,胡适都功不可没。
胡适为营救陈独秀不遗余力,扶持毛泽东、恽代英等年轻一辈,在人才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1919 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逮捕。胡适知道后立即利用在北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皖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为营救陈独秀上下疏通,打通关节,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他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著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扩大陈独秀被捕的影响,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得知消息的当晚,他还在愤慨中创作了《威权》一诗,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6卷6号上,在诗中形容“威权”高踞山顶,指挥带着锁链的奴隶为他挖掘矿产。奴隶们挖掘了一万年后,终于动摇了山的基础,使威权坠入矿坑而死。此诗发表后受到广大青年的广泛诵读。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在胡适和其他安徽同乡的大力斡旋下,1919年9月陈独秀被释放。试想,如果陈独秀这次被捕杀害,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将被改写。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也感叹:“陈独秀当年如不被这些‘安徽同乡’帮忙,‘放了出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位‘家长’了。”
胡适不仅为营救陈独秀不遗余力,而且还积极扶持毛泽东、恽代英等年轻一辈。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返国,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胡适虽然刚返国,但由于力倡文学革命,他在国内早已名声大噪。所以他在北大的响亮“名头”也成为吸引广大进步青年力赴北大求学求知的一大动力,包括毛泽东、恽代英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都曾受到胡适的影响。而胡适也的确不遗余力地给予进步学生及其社团大力支持,当时全国影响很大的新潮社即以胡适为顾问,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湖北恽代英林育南等组织的新声社等,也得到了胡适的大力扶持,这些进步的学生社团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恽代英等进步青年不久就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早期共产党的生力军。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肯定了胡适对他思想的影响。他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指《新青年》,笔者注)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 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这期间,他还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显然胡适答应了毛泽东。因为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胡适在《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写道:“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 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19年12月18 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他又登门拜访胡适,并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争取胡适支持湖南学生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毛泽东回湖南后,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告诉他“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也得到胡适的首肯。他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 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卲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由此可见,当年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恽代英也曾与胡适多次联系,向胡适报告他的思想以及行动,寻求胡适的支持。1919 年3月,恽代英给胡适一信,告即将北上,拟作北大的旁听生,专研究中学教育及人生哲学。最好能加入工读互助团。另告,与同志组织了一间书店,拟代销北京学术讲演会所出各书,希望胡适作一个保证人。大约“五四”前后,恽代英又连续有三封信给胡适。向胡适报告他们正办一个中学、一个互助社以及五四期间湖北学生运动的情况,感谢胡适对《新声报》的介绍,才使“外埠因此颇有向该社索阅《新声》者”,并一再请胡适为他们中学四年级学生萧鸿举要求赴法勤工俭学事予以帮助。信中恳请胡适赴沪迎接杜威北归时,过武昌停下来到中学来“作一天盘桓”;还恳请胡适为他所办的中学物色好的教员。由此可以看出,恽代英对胡适的尊重和信任。好比胡适就是他的导师,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向他寻求帮助和支持,可见胡适当时对青年的影响有多大。
不仅如此,胡适还支持青年人创办工读互助团,实践他们的主张。1919年,他支持并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并为互助团北京团部捐款20元。尽管胡适把互助团比作美国学生勤工俭学的做法,他的初衷是提倡努力自修学业,但这种实验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把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思想付诸了实施,它的失败验证了工读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促使一些青年转而进入工厂,与工人一起工作,并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19 年6月,由于陈独秀被捕,《每周评论》由胡适代为编辑。就在这代编期间,曾经声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胡适却决计谈起了政治。1919年 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出了蓝公武、李大钊的不同意见。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关于这一争论,以往研究者多看作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质疑,认为其并非政治分歧,有的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思想分歧”,是“学术上的平等辩论”,有的认为是一场同人、朋友、伙伴,乃至同志间的争论。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也认为,胡适在当时属于中间力量,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政治斗争,而是朋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这些,无疑是对历史人物客观的科学的评价。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胡适的主张促使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层面,促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学风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胡适挑起这个话题的原因在于当时许多青年对于空谈主义的狂热,在于当时中国思想界“混沌已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认为回过头来研究具体“问题”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胡适的目的是想把大家的兴趣引导到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就这点来说,这对当时的思想界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而从实际效果来说,也确实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从此开始认识到走出书斋中的“主义”研究,去作实际运动的意义,从此开始思考社会主义者应如何去做实际的社会工作,从此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的这块土壤上尽快生根发芽。李大钊在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文明白告诉我们:“ 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不仅如此,李大钊还提出:“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在这里,他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鉴于“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先例,认识到经济组织的改造之前,以“阶级竞争说”作工具进行 “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的重要意义。
从此以后,在理论研究上,李大钊领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行动上,他大力支持社会调查,支持和资助工读互助团,推动各地成立进步社团和劳动补习学校,研究工人问题,着手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毛泽东则对胡适的文章进行了积极回应。1919年9月1日,他在湖南创立了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在文中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展开,罗列了包括经济、文化、政权、教育、外交、实业等在内的71个大类,大小144项问题,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正如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指出的那样,“事实上,他是设法以具体行动贯彻胡适(杜威)的主张。”我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脑中到底储存了多少关于胡适论点的记忆,但毛泽东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长沙党组织,建党初始便注重实地调查研究,乃至后来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学活用,作了最明白的说明。
论争期间,陈独秀虽然身陷囹圄,但以他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知道双方的观点。虽然看不到陈独秀对这一论争的文字回应,但稍后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是“马克思研究号”,似乎提示着这一争论还推动了《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1919年11月,在郑振铎等人来请教办刊物的方向和社会改革运动时,他提出社会改造运动要作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1920年后,他又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身上转移到了工农大众身上,将目光从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和传播转移到了建党的实际行动上,并开始调查研究广大劳工的生活状况。1920年5月,他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他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从此启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路。尽管不能断定陈独秀的这些转变与这次论争有必然的联系,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胡适主张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尽管胡适信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并且后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走上了对立,但在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中国共产党创立这段时间,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处在同一营垒之中,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随着学术界的日益开放,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尊重历史,承认胡适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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