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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位：听说过带着自家钢琴插队吗？听说过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为何改叫“匈牙利人民热爱毛主席”吗？如若不信请看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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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u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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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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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ekuany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ZT：维一：滥竽充数有理
滥竽充数有理
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曾读过南郭处士滥竽充数1)的故事，当时也很是笑话了一通这位先生。实际上直到如今，凡是用到“滥竽充数”这个典故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人赞同南郭处士的行为。然而我却因为后来的种种人生经历而对他的处境大感同情，并且将这个念头埋藏在心底多年，从来也没有向人讲过。也罢，既是如此，如今就由我来开个头，讲讲南郭处士这边的理。
我讲的道理是由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亲身感受而起。
几十年前，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毛泽东带领下大闹一场的“文化革命”，如今时过境迁，除了辩论“对联”和抄家灭户这些总也让人快活不起来的记忆之外，其实倒还可以想起一两桩零星的趣事，它们往往带有一股“青果回甜”的滋味，其中之一就是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种组织当时简称“宣传队”，有的时候为了区别于军人“支左”和工人占领“上层建筑”的宣传队，也还要取其全称，不过在我们学生里面，当时说参加“宣传队”一般都是指玩几件乐器，唱几支歌，或是翻上几个筋斗，决不会有“支左”，或是“占领上层建筑”的意思。
文化革命以前本没有“宣传队”这种机构，记得我最早见过“宣传队”还是在文化革命刚刚开始不久，学校里有位同学的家长是个军队总政文化部门的领导，他派了一支由十几个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到我们学校表演。士兵们自己管这个活动叫作“宣传”。他们的表演形式从前很少见过，大体上不需要什么训练就可以上台，例如快板书、对口词等等。最特别的是一种叫作“三句半”的节目，其实这种体裁古已有之，还有个别名叫做“瘸腿诗”。头三句或为五言，或为七言，第四句则只有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然而画龙点睛就在结语的这最后一两个字上，以诙谐打趣为其风格。例如有个人人耳熟能详的例子是这样说的：“鬟佩响叮当，夫人出后堂，金莲三寸足，横量”。当然，如今到了战士的口中，以政治宣传为目的，内容要认真严肃，来不得半点幽默，但仍旧是四句话，由四个人来表演，前三个人每人轮流说一长句，譬如第一个人说“四海翻腾云水怒”，第二个人说“东风浩荡捷报传”、第三个人说“万里晴空飘彩霞”，然后第四个人欲言又止地跟上两个字：“真好”，这算是个“半句”，表演名称也就由此而来。说罢四个人就一齐敲鼓打锣，抬起脚再跑个圆场，接着重新站定，再来上一套。
因为过去没有见过“宣传队”的表演，所以好奇之外倒也觉得不坏。后来知道，这种组织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军队最先创造出来，因为人少，服装道具也不多，演员还不需要什么特殊训练，和当时包治百病的“赤脚医生”一样非常容易入门，于是很快就得到支持和推广。后来，毛泽东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之后，又添上“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他的话确实是“一句顶一万句”，因此军队发明的“宣传队”也就很快被大张旗鼓地仿效起来。
当时我们中学生正是处在急于模仿的年纪，几乎各个学校很快都有了“宣传队”。刚开始的时候，无非是一些学生聚在一起唱唱语录歌，学着电台里的样板戏来上几个京剧段子，顶多是再学着舞台上众英雄和众匪兵那样打几个飞脚，扑几个空翻而已。可是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宣传队”渐渐成了一件十分风雅的事。眉清目秀且有几分扮相的人一出场，总会引来台下的欢呼，女学生如果能够学着《白毛女》里的喜儿和《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那样用脚尖踮起来走路，或者无论什么乐器都能吹弹拉奏一些，那就会是各个“宣传队”里争相邀请的人物，其炙手可热的程度绝不亚于今日受到追捧的流行歌星。我还记得当初五十六中学有个外号叫“康萝卜”的男学生，是某个“宣传队”里的“首席”小提琴手，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可以比肩梅纽因和胡伯曼这样的大师。我就是风闻“康萝卜”要到朋友家里去私下演奏而慕名前往，后来“康萝卜”我倒是没有巴结上，人家“大牌”大概也没有功夫理睬我们，不过因了这段缘份，我却和一些也是慕名而来的看客成了终生的朋友。
平心而论，我的艺术天份是很差的。据旁人说，我的嗓音还算不错，但是唱歌的旋律永远是“四六不靠”。翻跟头当然更是不灵，平常体育课上的垫上运动，前滚翻还可以，后滚翻总是摔到垫子外面，所以尽管“宣传队”风头很健，我却是没有任何本事参加。后来还是结识了朋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那是一个无师自通的音乐好手，随手拿起长笛、黑管之类的乐器，就能轻而易举地吹出个调调，这让我不免也动了心思，踌躇了好久，就向人家开口请教其中的门道。
大智是个热心人，他告诉我钢琴、提琴大都需要童子功，我要学看来是晚了，但管乐总要一把子气力，立刻动手或许还来得及。他曾经把他心爱的法国“塞勒”牌长笛借给我，我还真拿回家去练习了一回，但是吹得我头昏脑胀还出不来声音，于是很快就放弃了。
后来又从大智的朋友，三中乐队指挥马桂峰君那里借过一支萨克斯风带回家来学。谁知萨克斯风的音量大如牛吼，吓得周围几条胡同的小孩子都躲进屋子里面不敢出来玩耍，后来他们的父母联名向我抱怨，建议我如果真有这个投身文艺界的决心，不妨到公园里面，或者河边去演练。可是那个时候的所有公园都作为资产阶级的游乐场所关了门，宣武门外的护城河早就填了，居家附近也没有一条河，后来我将萨克斯风只练习了一个礼拜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了。
后来有一天，大智跑来告诉我，说是西四委托行里来了一支黑管，不妨瞧瞧。我们赶紧跑了去，标价只有四十来块钱。大智对我说，成色还不错，卖得这样便宜，肯定也是来自抄家物资的不义之财。于是我立刻交了钱，买了下来。
从此我就横下一条心，决定苦练黑管了。好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各派势力总要三天两头较量一场，维持局面的军宣队士兵大都来自外地，也搞不清各方说的都是些什么道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无非是装点门面而已，我正好趁机躲在家里。也幸亏原先我从朋友那里借过几本乐理的书，五线谱、和声、对位之类的知识也略知一二，入门还不算太难，不过指法、送气的吹奏技巧可不是凭着看书可以得来，需要天天练习才行，所以我整日就在黑管上狠下工夫。我是个没有长性的人，恨不得立时三刻就能上台演奏，但事与愿违，很久都还只能勉强吹奏比才《卡门》里头的那段“牧歌”，以及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中慢板乐章开头英国管的那几句。不过周围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对我鼓励有加，这让我增添了不少的信心。
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我也可以像是个文艺家了。正象我的那几个同学一样，到医院才实习了几天“赤脚医生”课程，回来之后就俨然是个正经大夫，信心满满地一定要用听诊器听我的心脏，而且煞有介事地说我心动过速，可能需要开刀。我是不好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但是叫我心里略微踏实的是：吹黑管顶多伤人耳膜，但决不会象这些“赤脚大仙”搞不好会闹出人命来。
虽然我吹黑管渐渐有了起色，但是还不等我施展新的本领，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打断了美梦，在北京连一天“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没有来得及参加。
不过“艺不压身”，正如那年我到山阴县去看望插队的朋友，告辞时老朋友来运大哥在村边老槐树下对我临别赠言：“家藏万贯，不如有薄技在身”。谁知这话就真的应在黑管上面了呢。
送走去山西的同学之后，我也迫于形势只好反复“试插”，也就是先不忙着转户口，而是试着体验一下到各地插队的不同滋味再说。不过总是未能尽如人意，最后实在被逼无奈，就准备在内蒙古的阿荣旗好歹落下户口，从此安营扎寨算了。不想原本要和我们一同来这里的姚志明君却临时变了卦，转了主意，竟要去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
姚志明这个人，眼下京城里小一辈知道他的人大约不算很多了，可是凡在文革中经历过文艺宣传队热潮的必对他即便不说眼见，但多少总有耳闻。其声名远播，全然是在眼下这些后来出道，却暴得大名的明星之上，个中原因就是他拉得一手好手风琴。
他来信给我们说，这一次总算碰上了识马的伯乐，就是云南橡胶农场来北京接收知识青年的老陈。而且老陈给他买了一架新的手风琴，看来今后的前途无限，实在难以预料。他还担保说，如果我们也想到云南去，完全可以包在他身上。经他这么一说，我们也就动了心，于是决定来个大吊角，从东北的内蒙古改去西南的西双版纳。
然而就在这三几个月之间谁知又发生了一点变化。云南的橡胶农场响应政府的号召“学习解放军”，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决定将自己变成解放军，改为“建设兵团”算了。可这样一来，正象学校里催促学生下乡的罗老师听说之后产生的反应。当他知道我想到云南去，一则以喜：因为我这个“钉子”总算是快要拔起来了；一则以忧：他对我说，别净想参加兵团的好事了，兵团的政治标准要严格得多，你这样的人，人家大概不会要。还是赶紧另做打算吧，别老想着在北京“泡”了。
罗老师的这番话其实没有说错，那时不但我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自己也被学校里关押了好一阵，虽然查无实据，但“为什么不关别人，单关你呢”，仅此一句话就会让人百口莫辩。别人听了农场改制的消息还在欢欣鼓舞，梦想“老子也来过过全国向我学习”的干瘾，可我却觉得兆头不好，寻思着别的法子。
起先罗老师不愿意徒劳无功地瞎折腾，最后经我死说活说，他才老大不情愿地将我的档案送到农场接人的老陈那里。果然不出所料，老陈拿着我们这几个人的档案来回直犯嘀咕，他通过别人告诉我们：没有想到你们这几个人的家庭会有这么乌七八糟的问题。
后来还是经人提醒，我们似乎应该告诉老陈一下：这可不是只会吃粮食的傻子，我们还会各种乐器。说实在话，我们当中除了我，其余的几位还都是玩乐器的高手，争先恐后地对老陈显白了一番，老陈也就顿时服了气。我一见这个阵势有点儿着急，也就不管什么叫害臊，赶紧说我会吹黑管。
也算是“求贤若渴”罢，老陈想了想，一下狠心，总算发出通知给上山下乡办公室，同意接收我们。那天罗老师接到老陈的通知，开证明给我去派出所注销户口，他还一再纳闷：云南也真是个糊涂蛋，怎么居然接收了？当然，个中的缘由我也懒得讲给他听，就让他多少存有一点悬念也不坏。
到了云南，我就利用黑管，混迹“宣传队”里走南闯北地演出了。
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曲目可供选择，《外国民歌二百首》早已批判得臭不可闻，许多原来还算是革命歌曲的作者不是当了黑帮，就是特务、叛徒之类。一旦作者出了事，他的作品就叫了停，一律禁止，就是私下里表演也算犯法，所以翻来复去的总是李劫夫的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一些语录歌，味道到底“寡”了些。于是就有那些机灵鬼们想出来好主意，将旧曲翻新，其实就是将歌曲的名字改头换面，总归少不了“……人民热爱毛主席”这样的句式，例如，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就改叫“土耳其人民热爱毛主席”，萨拉撒蒂的《流浪者之歌》就叫“吉普赛人民热爱毛主席”，等等，革命群众对这种重新包装的作品倒是也能欣然接受。后来这个方法我们一直在云南兵团的演出中沿用，屡试不爽，农场的老工人认为十分中听，得到很高的评价。无独有偶，我早年的邻居张先生，也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当初是用大车拉着家里的钢琴到内蒙古下乡插队的。后来他告诉我，他也是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改叫“匈牙利人民热爱毛主席”，于是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可见天下的事情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如今总算可以畅所欲言，这样的小秘密说破也不妨事。
我对自己吹黑管的水准心知肚明，另外，云南农场的伙食油水极少，营养当然更谈不上，有的时候我上一个小土坡都觉得费劲。而吹黑管是需要气力的，如果我要用力吹，必是要耗去许多体力。记得原先我的一个朋友说过，他家的褓姆来自河南信阳地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全家人都饿死了，就是她一个人靠着啃一个烂南瓜才活了过来。朋友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的时候人靠多存一口气就能缓过来。所以我能少吹的时候尽量少吹，以致台底下从来没有见过黑管这种乐器的老工人不免纳闷，后来把话还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他们心里嘀咕说：那个好像在吃甘蔗的人怎么总也没出声音呢？
除此之外，如今让我最为得意，也是朋友之间百听不厌的轶事就是我曾经粉墨登场，而且居然还是真正“彩”了脸的。
那是在全国大学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中，农场宣传队当然责无旁贷，于是赶排当年红透半边天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刚开始的时候恐怕经验不足，决定先排第三场“粥棚脱险”一折，因为缺少几个喝粥的群众演员，队长便让我也来串上一角。过去我虽然也爱听戏，但从来没有“票”过，这回有人让我“客串”，我听了还真是有些求之不得。另外我知道，台词也只有一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都发了霉啦！”而且不用说韵白，京白就行，这对我不难。于是假意推辞了一番，也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后来才知道，其中还有一个不小的学问，就是要“彩脸”——当地管“上妆”的叫法。据说是因为舞台上强光一照，没有化妆的面孔十分难看。尽管我们演出的地方差不多都是随着山形挖出的土台子，照明用的也是靠煤油作燃料的气灯，但给气灯打足了气，再衬着背后拉起的一面大白布，也还算亮堂。起初我认真跑到土台子下面看了一眼尚未彩脸的人，果然脸色煞白，还真不象个人样，于是我就答应也上个妆，尽管我对“彩脸”很不情愿。
演过几次之后，宣传队的队长就来找我们扮演群众角色的人。从他吞吞吐吐的话语里面听得出来，原因是化妆的油彩太贵，他有些舍不得。而且据说即便托人到昆明去采购，质量还不见得好。宣传队的老苏，因为皮肤偏黑，专门在“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出压轴大歌舞里面扮演非洲黑人的角色，不过总归是黑得还不够火候，所以需要再抹上不少黑油彩。据他说，昆明的油彩抹在脸上“疼得灭灭撒撒”，昆明话就是非常疼的意思，而且卸妆的时候，满脸的黑油彩很难洗干净。老苏本人是昆明知识青年，我想他不会特意糟践自己的家乡，因此十分相信他的话。但是如果到北京或者上海去采购油彩，一来农场经费紧张，二来也要等下回接收新知识青年顺便去才成，总不能说农场专门派个人坐上十几天车，到大城市去就是为了买几筒演戏的油彩罢。
听了队长的话，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希望我们上场不抹油彩。其实这正是求之不得的，我总觉得油彩抹在脸上对皮肤不好，尤其是我们吃饭常年缺少油水，脸干得直往下掉渣子。我痛快地对队长说，《红灯记》里的喝粥人都是穷汉，不上妆，正好可以表现劳动人民营养不良的惨状。
可是这时候扮李玉和的“角儿”老余听了却不依，说要是几个喝粥人全不上妆，在舞台上方几盏耀眼的气灯照耀下看起来会象是鬼一样，和整个戏不配，怎么能够衬托出李玉和的英雄形象？他执意要队长让我们还是“彩脸”。
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底细，其实老余在三连有个相好，每次她都坐在前几排带头给老余捧场。老余扮的李玉和从上场门出来，一手提着号志灯，一手提饭盒，亮了相，唱【西皮摇板】：“破烂市我把亲人访，饭盒里面把密件藏；千万重障碍……”，然后接着一个“垛板”：“难阻挡，定要把它送上柏山岗！”话音未落下面就是满堂的彩。但是红花总还需要绿叶扶持，倘若我们不给他托着场面，而是满脸晦气，他的身段和扮相也就衬不起来了。最后商量来商量去，折衷的办法是我们几个扮演喝粥人的群众角色只抹半边脸，就是面向观众的一边上油彩，面向后台的一边不抹。这倒是个好主意，大家明白过来之后都说好，于是就决定这么办。不过剧情里面除了喝粥人丁买了东西就下台之外，喝粥人甲、喝粥人乙和喝粥人丙都还有一点动作，队长嘱咐他们这里要特别留神，可以将身段稍稍变一变，免得露出阴阳脸，穿帮不好看，但又不能改得太多，否则要是有人揭发这是篡改革命样板戏，大家都担待不起。我是“客串”喝粥人戊这个角色，除了一句台词之外，只管闷头在那里喝粥，所以问题不大。
头次彩排就得了个“碰头彩”。演出结束之后，营长和教导员等领导同志都上土台子来向我们道贺，我忘了洗脸，结果阴阳脸还是被人发现了。营长眼睛挺尖，说是我不但脸只彩了半边，而且腕子上的手表也没有取下来。他说，旧社会的穷人怎么会有钱买手表呢。营长到底是水平高，顺手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就这样，我们的戏越排越好，后来还陆续添了几个段子，譬如《红灯记》里面的“痛说革命家史”一折、《沙家浜》里“智斗”一场，等等。有了名声，我们还被邀请到其它兄弟单位去观摩演出，不过我仍旧满足于只在“粥棚脱险”里扮演“喝粥人戊”的角色，并不想增添戏份。说起来，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不大好出口的道理。
要是放在过去演旧戏，不但“角儿”之间有“份银”的高低，就是四个龙套也各有上下。根据侯宝林先生在他的传统段子《空城计》里面的研究考证，规矩是分头二三四旗，头旗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一场戏那个时候能挣一万二，二旗挣八千，三旗六千五，四旗五千八。因此，演员向上爬，哪怕演不了主角、配角，就是跑跑龙套也有个等级的刺激。可是当时整个中国正在打造人人平等的社会，虽说我在《红灯记》里扮的是喝粥人戊，比照旧戏的四个龙套，我是第五个，名落龙套之外，不过演革命样板戏不仅不计报酬，而且吃“夜宵”大家吃的都一样。
大凡我们出去演出，对方的单位总要招待一顿“夜宵”，虽然除了过节也很难见到油星，不见得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美食，无非是加了辣椒的“米干”——就是用大米磨碎蒸成的米粉条，或者几盘青菜，但大多都会有一盘油炸花生米，那是最叫人垂涎欲滴的。到开饭的时候，挂头牌扮“李铁梅”、“杨子荣”的“角儿”们和我们吃的并无区别，况且“角儿”们必须应酬着营团首长们一口一个的“小鬼，演得不错嘛”、“还要更努力哦”这类的嘉许，并且总还要答应着“谢谢首长夸奖”、“决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之类的套话，反倒耽误了夹菜和品尝的大好机会。
说到花生米，那可真是好东西，“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只要有人一提“花生米”三个字，我的口水就能流满一嘴，比巴甫洛夫的狗还灵。到了农场，先在连队里劳动，每年开春下种之前，凡是晚上在场院上点起气灯开大会，我们就同时准备第二天下种的花生籽。大家一边随手剥花生壳，一边批判全世界各类阶级敌人，例如准备暗杀毛主席的林彪、专门跟马克思、恩格斯过不去的费尔巴哈，以及样板戏里面的鸠山、胡传葵等等，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顺手将一些剥好的花生米从领口塞进汗衫里面。汗衫的下摆紥在裤子里，皮带正好从中兜住。散了会，我们各人把“收获”来的花生米凑在一起，然后架起柴火烧熟来吃。后来队里发觉了，警告了几次也没人理会，就想出一个阴损的招术，将花生事先拌上煤油和杀虫剂，然后告诉大家如若吃下去会出人命。起先也有“拼死吞河魨”不信邪的人，但后来闹出两三桩腹泻拖出去抢救的，就再也没有敢以身试法的了。不过，花生米，尤其是油炸花生米，对大家的诱惑力并未稍减。
“宣传队”里的首席提琴手俞康宁，原先是五中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一向文质彬彬，这时候也和我们一样流落到了云南。花生米同样是他的最爱，但身段依然放不下，如何吃到花生米而又不失君子风度，让他费了多日的脑筋。后来他终于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每次到外面演出都要带上一把勺子，到大席一开，他先用勺子舀上几勺花生米，放在面前的小碟子上不紧不慢地细细品味，这样就不会因为总要频频出手，一粒一粒夹花生米而显出一副贪吃的嘴脸。后来他大约是看到我的吃相不好，就慷慨地将他潜心琢磨多日的心得传授给了我。这段友情我一直牢记至今，可惜他却因为在云南染病，既没有营养滋补身体，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虽然后来转回北京，但终于回天乏术，已经亡故十多年了。
说来也巧，今年在美国过旧历年，我应邀到邻州朋友家作客，席间谈到朋友俞君的种种往事，主人听了来历便说，俞君的妻弟恰好就在此地，今天晚上的聚餐会上还能见面。我于是想起俞君当初用勺子舀花生米的旧事，不禁随口说了出来，并且顺便也用勺子舀了几勺餐桌上面的花生米。可惜我的牙不好，不能多吃。正象俗话里说的：如今有了花生仁儿，又没牙了。
记得我最后参加“宣传队”的演出是在七二年初。当时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连连出事，不是被人强奸诱拐，就是互相打群架出了人命，因而惊动了上层，当局吩咐各地派出“慰问团”来安抚大家。那时重庆的慰问团正要来我们这里，恰巧又有个重庆知识青年被原始森林里面的大树将双腿齐根压断，领导正忙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我的母亲所在的安徽凤阳教育部干校接到中央的命令：撤销旧教育部，全部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分配到全国各地。母亲赶紧打电报给我，让我北上与她会合。借了这个机会，我就向领导请探亲假告退。尽管我知道，这次慰问团一下来，就肯定不是光靠几盘花生米能打发的，拼了性命也要杀几头猪才对付得过去。但是自从母亲下干校以后，我们母子已经是三年没有见面了，这件事当然更为紧要，于是一狠心放弃了眼下开荤的最后机会。
此后我没有回过云南，一直在北京呆了下来，最终靠“困退”2)回了北京。全部的行李，大约也只有一个铺盖卷和一口皮箱，后来还是托朋友捎回北京的。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彩脸登过台，黑管也没有再摸过，还是前些时候偶然来了兴致，从一个对大陆样板戏情有独钟的台湾人那里讨来《红灯记》的剧本，这才让我回忆起“喝粥人戊”那句唯一的台词原来是这样的：“掌柜的，这粥什么味？都发了霉啦！”。
屈指算来，我在云南一共呆了两年多，虚度了人生最好的年华，但平心而论，比起我们那一辈的许多知识青年来讲，这本不算长，其中一年多还是在“宣传队”里鬼混过来的，并且演出之后在夜宵里多吃了不少的油炸花生米，大概这也可以算得是一段“滥竽充数”的人生经历罢。
※ ※ ※
孟老夫子曾经说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3)。齐宣王好听竽，而且每吹“必三百人”，规模绝对不输文革里面的“文艺宣传队”。王权之下既有这样的世风，只要会吹竽，就能讨得好生活，因此才会有那样多的人学习吹竽。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处士不过是个小知识份子罢了，谋生的手段有限，得个职位实非易事。况且在三百个吹竽手当中，天份自有高低，南郭处士竽吹得不算好，也不能全怪他。等新王上了台，开始喜欢新的花样，南郭处士辞职不干了，这总该说还是有自知之明。我为南郭处士打抱不平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齐宣王的好听竽毁了南郭处士，可到头来反倒让南郭处士捱了几千年的奚落，韩非子对他的结局居然还用了一个“逃”字，实在是有失厚道。
要是依我说，难道就不该骂齐宣王两句么？
注释：
1)见《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2)“困退”为“家庭困难而退回当地”的简称。知识青年下乡之后，因为闹出不少丑事和人命，焦头烂额。于是政府逐渐开始容许有“特殊困难”原因的知识青年返城。大体上理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困退”，指家庭中子女全部上山下乡，老人无人照顾。我是家中唯一的子女，所以当然符合规定。记得刚开始号召下乡时，我曾经说过“国民党拉伕也还要两丁抽一”而遭到批判，但到头来政府还是发现我说得一点没错。另一类是“病退”，指有不堪负荷农村重体力劳动的病残者。我的朋友，印尼归国华侨李勇义君，就是因为大腿肌肉萎缩，几近瘫痪而被送回北京的。当然，后来知识青年大返城的浪潮铺天盖地，险些酿成政治动乱，所谓“困退”和“病退”便流于一纸公文形式，成为政府和知识青年彼此妥协的台阶，只要想走的，人人都“困退”和“病退”了。
3)见《孟子·滕文公上》。
作者：dekuany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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