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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天时、地利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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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时、地利与人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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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1
文章标题: 天时、地利与人和 (861 reads)      时间: 2009-4-03 周五, 下午5:49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天时、地利与人和


芦笛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译为现代汉语是：

“战争是国家大事，关系到军民生死与国家存亡，因此不能不审慎考察。所以，必须考虑五件大事，比较七方面情况。五件事是：道，天，地，将，法。所谓道，是说百姓和君王上下一心，同生共死，不怕危难。所谓天，是指天象（阴晴昼夜）、气候、季节。所谓地，是指地势的高低、远近、险恶平坦、广阔狭窄、生地死地。所谓将，是看将领是否足智多谋、信赏必罚、宽仁御下、作战勇敢、军令严明。所谓法，是指军制、组织、君主的信任。这五条将领都必须知道，知道就能胜利，不知道就不能胜利。”

第一句话说的是简单常识，没有多少信息含量。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国人似乎并不具备这种起码常识，对战争表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轻狂态度，似乎全然不知打仗会死人，成千上万地死人，会毁灭财产和资源，成亿成亿地毁灭，而这些灾难完全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核战争更会使得全民无噍类，即使幸存者也要受尽折磨，终生留下后遗症。无知无畏的结果，便是愤青们在网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好战。爱国者们狂热欢呼朱成虎将军“西安以东”的远大理想，革命家们则热衷于号召发动“全民起义”。凡此种种，似乎都显示了许多国人智能上的惊人倒退，以致连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的水平都没有。

这种智能倒退不自今日始，自鸦片战争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在近现代遭受的灾难的重大原因。晚清自林则徐以下，历徐广缙、叶名琛，直至张佩纶、李鸿藻、倭仁、徐桐等清流们，不问百姓生死，不虑国家存亡，无视列强相对于中国在文化、制度与器物的全面压倒优势，不思改革自强，却一味在毫无取胜可能的情况下主战，为国家民族连续招来一系列灾难，以八国联军入侵为高峰。抗战前夕爱国愤青们重蹈覆辙，在国家实现统一与现代化、完成战争准备前便贸然“逼蒋抗日”，使得中华民族遭到有史以来空前惨痛的牺牲。这些历史教训都该为后人沉痛记取。

接下来的话则暴露了孙子不懂逻辑思维。“五事”把主观要求和客观条件混杂在一起，把对君王和将领的主观要求与“天地”的客观条件并列。其实他应该把人力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与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的因素明确分开，说明所谓“天地”是己方对天时地理的把握与利用，把“知天察地”当成对统帅与将领的要求，并入“将道”的“智”中，并说明 “经之以五事”乃是考察本国备战水平的五项重大内容。

另一个错误在全书中屡次出现，那就是他不懂“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别，因而说出“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的话来。其实“知”是“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强调“知五事”的重要性是应该的，但不能说知此五事就能取胜。

尽管犯了这些逻辑错误，孙子提出的“五事”仍然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苏军在苏芬战争中蒙受的惨痛损失，可以看成是未能在事前“经之以五事”造成的：

“道”：芬兰进行的是反侵略战争，举国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并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援。苏联以大欺小，为了领土野心，竟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与芬兰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又与纳粹德国勾结，共同划分欧洲（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于1939年签订的苏德密约商定两国共同瓜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芬兰归苏联，德国则取得西波兰），备受国际舆论谴责，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为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滥杀境内的芬兰共产党人，就连芬兰境内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投入了反侵略卫国战争。1939年12月1日，斯大林成立了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共和国”傀儡政府，指望以此煽动芬兰的社会主义者叛国，但毫无效果，充分表明了双方的人心向背，以及斯大林对此的错误估计。

“天”：1939年11月30日，苏联红军23个师共45万军队越过芬兰边界，打响了侵略战争。因为该战争在冬季进行，所以又称冬季战争。芬兰是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是芬兰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之一，气温在-40°C以下。但侵略战争的策划者没有考虑到气象对战争的影响。斯大林不信任原在苏芬边界的驻军，怕他们因与芬兰人有共同文化背景或亲缘关系而同情芬兰（芬兰在十月革命前隶属沙俄帝国），特地从南方抽调部队参战，使他们在芬兰的冰天雪地中冻死冻伤。苏军没有使用防冻油料，致使坦克与车辆时常无法起动，抛锚在冰天雪地中。

“地”：芬兰境内遍布森林湖泊，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和坦克通行，却利于芬兰小股滑雪部队神出鬼没的突袭。但战争的策划者们却未能考虑到这些特殊地理因素，使得大军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成了芬兰游击战士的狩猎对象。苏联境内只有一条铁路通往苏芬边境，铁路运输组织得非常混乱，战争物资大量积压。

“将”：其时苏军刚刚被大清洗打断了脊梁。高级军官自图哈切夫斯基以下基本被清洗，提上来替补的都是不具备指挥大部队作战能力的低级军官。

“法”：斯大林对幸存下来的将领极不信任，恢复了内战时期的政委监军制度。没有政委副署，指挥员就不能发出作战命令。秘密警察可以随时逮捕、囚禁甚至处决指挥员。全军人心惶惶，士气低下。空军仍在沿用一次世界大战使用的陈旧编队战术，飞行员训练很差。芬兰空军数量虽远小于苏联空军，但因与西方密切交流，采用了新式编队战术，飞行员训练严格，作战意志与技能都远远高于苏军。总的来说，苏军虽然庞大，但“曲制、官道、主用”无一条合格。

因为这些原因，苏军在战争初期伤亡惨重而毫无进展，不仅在国际上丢足了脸，更让斯大林暴跳如雷。直到后期更换了主将，投入绝对优势兵力与火力，才突破了曼诺海姆防线，但仍未达到“解放”芬兰的原定战略目标，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同意停火。虽然斯大林在和约中抢走了芬兰的领土，但战争毕竟使得苏方损失约32万人（48,000人阵亡，27万人失踪），芬兰方面却仅有2万2千多人阵亡。这丢脸的战果使得希特勒对苏联的军事实力充满鄙视，让他后来犯下了低估苏联实力的大错。

有趣的是，后来纳粹入侵俄国也吃到了苏联红军当年在芬兰吃的同样苦头。不过这里面除了主观失误外，尚有无从控制的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是突发事件推迟了入侵日期。希特勒原计划在1941年5月入侵苏联，但5月27日南斯拉夫突然爆发政变，推翻了亲德政权。希特勒大发雷霆，把政变看成是对他个人尊严的冒犯，当即召集军政要人，命令参谋总长凯特尔和作战部长约德尔推迟入侵苏联四星期，立即准备入侵南斯拉夫，以“无情的严厉”（merciless harshness）粉碎该国。于是入侵苏联便被推迟到了6月22日。

主观失误则是希特勒中途改变了战略目标。战争爆发后，德军分为三个集团军，从北面、中部、南面三个方向入侵苏联。兵力最强的中央集团军负责攻占莫斯科，以给苏联以致命打击。在中央集团军势如破竹直捣莫斯科时，希特勒却对攻占莫斯科丧失了兴趣，他觉得更重要的是攻占苏联南部的石油基地，使苏联丧失经济能力，在北面则该夺取列宁格勒那个军火生产基地，与芬兰军队连接在一起（芬兰也向苏联宣战，是德国的盟国之一）。为此，他下令中央集团军暂停前进，将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调去支援北方集团军和南方集团军。将领们都坚决反对这改变，认为莫斯科不但是全国首都，夺取它将对苏联军民的士气造成严重打击，而且是军火生产中心以及交通运输通讯中心，苏联一旦失去该城就会陷入瘫痪。德军情报也显示，斯大林在莫斯科周围布下了重兵，正是围歼苏军的大好时机。然而希特勒却认定他的元帅们观念陈腐，不懂经济在战争中的意义，坚持己见。于是中央集团军只好暂停前进。此后他又下命令中央集团军分兵一半南下，与南部集团军合围基辅，虽然基辅战役消灭了70万苏军，成了人类历史上战果最辉煌的围歼战，然而攻占莫斯科的时机却错过了。

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 迟至10月3日才开始，但等中央集团军挺进到离莫斯科120公里的莫扎伊斯克防线（Mozhaisk defense line）时，已是十月中旬，秋末雨季已经降临。其时苏联基础设施仍然处于原始状态，即使在莫斯科周围的地区也没有什么柏油公路网，雨水使得土路成了泥沼，德军陷于泥地中动弹不得。古德里安建议坦克部队扔下行动迟缓的步兵，全速挺进，奔袭空城莫斯科，又被希特勒拒绝。等到冬季来临，地面终于冻硬之后，德军却又遭到了俄罗斯严寒的无情杀伤。德军统帅部原计划在冬季到来前即可结束战争，因此没有给部队准备冬装和其他过冬物资。此时德国国内虽然紧急动员人民捐赠冬装，并组织了运输，但德军挺进得太深，补给线太长，苏联境内交通设施又太原始，致使冬装和过冬设备大量积压在波兰，无法运到前线。俄国那年的冬天也是历史上最冷的一次，12月初的气温就突然降到零下20至50度，官兵穿着夏装在冰天雪地中挣命，因冻伤冻死造成的减员远远超过战斗减员。

德军先锋在12月初好不容易挣扎到莫斯科城外30公里处时，已成强弩之末。此时斯大林已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军区调来了生力军。即使如此，对能否守住莫斯科，斯大林仍然没有把握，大部分政府机关都撤到了古比雪夫。据朱可夫回忆，斯大林还要他以党员的身份讲实话，告诉他能否守住莫斯科，可见情势之危急。12月5日，朱可夫指挥从西伯利亚来的专门受过冬季作战训练的生力军发动反攻，将德军逐回100至250公里。莫斯科终于得救了。

西方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南斯拉夫发生的意外事件，使得希特勒推迟入侵苏联一个月，对战局造成了致命影响。如果德军按原定日期入侵苏联，即使被希特勒中途改变计划耽误，仍能在9月中旬抵达莫扎伊斯克防线，那时离秋末雨季到来还有一个月。德军也就不会如后来那样陷在泥沼里动弹不得，仅在12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弹指可下。而且，其时日本尚未决定与美国开战（正式决定是在1941年12月1日御前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要提防日本入侵，也就不敢把驻在西伯利亚的重兵调去保卫莫斯科，该城必然陷落，而这对苏联政治、军事、经济、士气上的打击将是难以估量的。

即使如此，如果不是希特勒一度改变主意，先是剥夺中央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后来又令该集团军分兵一半南下去参加围歼基辅守军，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莫斯科也早就给攻下来了。希特勒或许看到了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却没有将俄国特殊的天时地理因素考虑在内。

天时和地理给德军带来的灾难还不仅此。苏军坦克和运输车辆使用的都是防冻油料，而德军使用的乃是普通油料，因此经常抛锚或无法启动。苏军坦克的车身和履带都比德军坦克的宽，不容易陷入泥地，特别适合在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上作战。这些因素都是德军统帅部没有考虑到的，不仅在实战中给德军造成了不必要损失，而且影响了战局。

孙子接下来说：

“故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翻译为现代汉语是：“因此，必须从七个方面去比较双方的情形，判定哪边的君主有道，将领更有才能，哪方占了天时地利，法令通行，兵力更强大，士卒训练得更好，赏罚更严明。从这些情况来判断就可以知道谁胜谁败了。”

这进一步暴露了孙子思维的模糊混乱。前面说的“五事”，实际上是对己方君王和将领的要求，亦即取胜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而这儿说的“七计”则是战前对双方主客观条件的综合比较，其中自然也包括己方的主观条件亦即“五事”在内。但孙子没有意识到并讲明“五事”与“七计”的着眼点不同，因而人为造成了混乱，使得读者无法明白“七计”中重复出现的“道、天、地、将、法”与“五事”有何区别。其实“五事”中的“天地”指的应该是将领是否掌握并利用天时地利，而“七计”中的“天地”则是客观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七计”的分类十分混乱。“赏罚分明”不应单独列出，而应归在“将”的主观条件中，实际上，孙子对“五事”中的“将道”的界定已经涵盖了它。类似地，作为主观条件，“士卒熟练”应该计入“五事”中，而“兵众孰强”则应该专指兵力的数量而非质量，在“七事”中应作为客观条件列出。

因此，若孙子会使用逻辑进行清晰思维，就该将“五事”改为“有道、将能、兵精、法行”，在“将道”中加入“知天地”一条，作为取胜的主观条件给出，而“七计”则改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兵卒孰练，法令孰行，天地孰得，兵力孰众”，前四项是比较双方的主观条件，后两项则是比较客观条件。此外孙子更应强调指出，君王和将领在战前和战争中，必须时时牢记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主客观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被敌人利用自己的劣势。可惜他居然没有说这点。

除了逻辑上的混乱外，孙子的思路还不够严密，忽略了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除了模糊的“兵众孰强”（似乎兼指战斗力与数量）一项外，“七计”中竟然忽略了交战双方人力物力资源的比较，使得战前谋划完全脱离了物质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按他的教导，在战前比较了“七计”，那也未必能知道是否可以开战，胜算几何，因为听他那意思，似乎这“七计”我方必须条条都占优势。然而实际上最常遇到的情况还是双方互有优劣。总不能指望条条好事都让己方占全吧？如果在考察了“七计”后，发现有的咱们占优势，有的居劣势，那又该怎么办？这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可惜孙子恰恰忘了这最常见的情况，于是他这儿的教导便失去了指导意义。

忽略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比较，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例如若将鲁国与齐国按上述“七计”的各项指标作比较，如果鲁国一方主更有道，将更有能，更得天时地利，法令更严明，士卒更训练有素，赏罚更严明，只是兵力不如齐国雄厚，如果就此得出鲁国能战胜齐国的结论来，那就未免谬以万里。

第三个问题是，这七个方面的因素是具有同等份量，还是有主有次，某些因素更重要，如孟子说的那样，“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如“道”是“七计”之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它是不是所谓“决定性因素”，如孟子说的那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是正义一方就必然获胜？孙子完全忽略了这个重要问题。

当然，即使是现代人，也难以对第三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因此未便苛责前贤。但这仍然不能否定它使得孙子的教导缺乏可操作性，难免流为空文。

即使是以古代的标准来看，孙子也忽略了国家强制性动员战争潜力的重大作用，在这点上，他的眼光远不如在他之前的管仲与在他之后的商鞅。管仲最先提出必须由国家控制民间财富，藉此实现国家对人民的控制：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他更发明了保甲制度，首次建立了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这种原始的军国主义使得齐国能充分动员民力，在短期内便称霸于诸侯。

商鞅则建立的户籍制，发明了连坐法，将它们与保甲制度结合起来，辅以严峻的法令，奖励耕战，奠定了秦王国的原始军事极权制度，由此获得的“软实力”就是它最终胜出的基本原因。秦国之所以最终能扫灭六国，并不是因为“得道”，也不是因为占了天时地利，更不是因为七国人民盼望统一，而是因为它具有更大的战争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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