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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四通故事(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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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四通故事(11—15)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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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四通故事(11—15) (604 reads)      时间: 2009-4-04 周六, 上午12:54

作者:万润南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通故事(11)刘英武





刘英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IBM美国本土任职最高的华人。他1969年进入IBM沃森研究中心,后来受命掌管IBM多个IT系统的整合。在上世纪80年代,在办公系统领域,刘英武领导的IT部门,和王安电脑形成了尖峰对决。当时有一种说法:“全球IT办公系统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里”。

我曾有幸目睹刘英武的风采,当面聆听他的演讲。

1984年2月22日到24日,刘英武带领一大批IBM各部门的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裔,来到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三天讲座:《中国高级行政领导人员计算机应用研讨会》。讲课对象是国务院三十三个部的部长、北京和上海两市的市长,同时邀请了薄一波、李昌等五位特别代表。岳父大人需要一名技术助理,于是我就去滥竽充数。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豪华的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住在钓鱼台宾馆,讲课在人民大会堂,演习在机电部计算中心,几乎是人手一台IBM5550。他们从全世界往那里调集了价值三百万美元的IBM设备。

研讨会上,他们系统介绍了IBM的产品和技术,这部分也就是做广告。让我耳目一新的,是刘英武介绍IBM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文化。

刘英武说:在他担任IBM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深刻体会到IBM 对人才的重视。最高管理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谈人或和人相关的事。“人是最重要的”,这是IBM最重要的管理理念。

他还讲了IBM决策进入PC领域时的一个花絮:做不做PC?第一批造多少台?大家争论不休。这时候,总裁沃森去上了一趟厕所。上完厕所回来,沃森宣布:IBM进入PC领域,第一批造20万台。大家质疑为什么是20万台。他说:“我们全球有40万员工,如果一台也卖不出去,每两个员工发一台,所以需要20万台。”

如果你要作什么重大决定,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就去上厕所。放空以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不信?你可以找机会试试。反正我试过,而且屡试不爽。据说林彪在作重大决定时,先是蒙头大睡,一觉醒来,便决心已定。我想这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

刘英武推荐了一本介绍IBM公司文化的小书,这本书为这次研讨会专门译成了中文,与会者人手一册。作者是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这本小书,后来成为我创办四通的《葵花宝典》。老沃森规定的三条“行为准则”,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1、必须尊重个人。
2、必须向顾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
3、必须追求卓越的工作表现。

1980年的日本之行,让我目睹了现代企业的硬件;这次IBM的研讨会,让我认识了现代企业的软件。所以,当我在1984年开始筹办公司的时候,特别是听了陈春先和老檀的经验之谈,我已经意识到,构建和倡导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对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平时,我和老印、老沈聊天的时候,少不了谈到这些道听途说来的点点滴滴。也许,正是这点点滴滴,才让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当时的心态是,虽说是“客串”,也要串得有模有样;虽说是“玩票”,也要玩出点心跳。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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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2)办执照

紧锣密鼓,我为筹办公司忙碌起来了。名不正则言不顺,首先是公司名称。那时候公司取名字,一般是合作的两个单位一边取一个字,例如科海、例如海华。

老印说,我们和四季青合作,所以要有一个“四”字。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但四什么呢?我说:叫“四通”吧!俗话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STONE可以是普通的石头,也可以是宝石。小平同志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吗?我们就是让他可以摸到的石头。科技人员办公司,我们是投石问路。我们不成功,就是铺路石、奠基石;如果成功了,就是里程碑。里程碑是Milestone,也是Stone。大家都说好。

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再就是资金。四季青说他们可以提供十万元人民币,是投资还是借款,并没有说清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赚到钱以后,就把这笔钱收回去了。从这样的结果推论,这是借款。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没敢借十万元,说先拿两万元吧,哈哈,我们也就是两万元的胆。当时我们想的是,如果两万元干不起来,十万元也是白搭。如果干起来了,十万元就没有必要。反正,我们当时心理上可承受的风险,也就是两万元。

四季青方面对我们又一次刮目相看,第一次见到多给钱还不要的。我想,我们向对方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是认真的、谨慎的、负责任的。起码,不会乱来。

然后是人事安排。当时,真正豁出来上阵干的,是刘海平和沈国钧,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公职完全投入,包括我自己。海平是始作俑者,老沈是逼上梁山。但他们谁领头都会摆不平。结果,老印建议我当总经理,刘和沈并列副总经理。老印对我非常信任,认为我当就等于他当。老印说由我当,海平不会有异议;至于老沈,则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我出任总经理,也算是“众望所归”。四季青是出资方,请李文元当董事长,也是应有之义。我方则由刘菊芬当副董事长。会计请我父亲万老当,出纳由四季青派,刘子明推荐了李建莉,一个相当敬业、稳重的女青年。

请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则是临成立大会前的一个偶然事件,下文我会再说。

1984年3月26日,这是个星期天。我在家里忙了一整天,整理和四季青的谈判纪要,起草公司的章程,填写申报营业执照的申请书。当时既没有四通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要一笔一画,用印兰纸,一式复写三份。从3月7日在老印家首议办公司,到3月27日星期一递出办公司的申请,整整20天,也算是高效率了。

但当时的政府部门,绝对的低效率。申请递出以后,一直没有对口的部门接手。好比一个孩子要出生,到底算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两边争论不休。就这样拖了一个月,还没有定论。

后来凡是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不清我们这样的怪胎该由谁来管,不对口,就没人肯负责任。

催问四季青,四季青也说不清楚。他们就让我自己去直接面对。于是我就上门找海淀区的工商、税务、交警、环保、卫生……,反正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又安排了一次三堂会审,才算归口到社队企业科,受理了我们的申请。

又等了半个月,1984年5月12日,我拿到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当我把营业执照拿给大家看时,老印说:“嚯,还真办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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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3)成立会

1984年5月16日晚上七点,在四季青乡政府贵宾室,召开了四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5月16日?这一天恰好是我儿子万方的生日。选这一天,在潜意识里,我把四通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另外,老印原来在北方交大的宿舍是5号楼16号房间。那时候,我常去“5.16”看老印,选这一天,也隐喻了我和老印的交情源远流长。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毛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文革中清查的5.16分子,都同这个日子有关。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就不避忌讳,选了这一天。后来有高人指点,说这个日子选得不好。5.16的谐音是“吾要溜”,而且是“五年后要溜”,注定了创办人要亡命天涯。哈哈,既然冥冥中已有定数,那就一切都处之泰然,不必怨天尤人了。

到会的一共是二十七人。贵宾有两位:贾春旺,海淀区区委书记;李润斋,国家科委信息所所长。当时刘菊芬在科委工作,老李可能是菊芬请来的客人。

四季青方面出席的,是李文元、刘子明、任树德、张彦忠、李文俊五位老面孔。

我们这边出席的,有老印、老沈、海平、龚克,我、我父亲万达邦、李玉,另外还有三个新面孔:石政民、李雪坎和李龙坎兄弟。石政民是菊芬介绍来的,当时在气象局工作,只记得他的一大贡献就是后来把段永基引荐给四通。李雪坎是我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同事,李龙坎是哥哥,在科学院109厂上班,是76年悼周运动中的天安门英雄,他们的妹妹叫李雪林,是李玉在工厂时候的同事,父亲在国防科工委,母亲在四机部管电子器件,他们一家都和我们很熟。后来四通的第一桶金,雪坎立下了首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上,首先有领导和贵宾讲话,然后讨论了公司的章程,宣布了干部的任命。李乡长还透露,已经决定为我们盖一座小楼,还拿出设计图纸让大家传阅。会场上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

当时与会的,还有一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叫康晓敏,是李玉的中学同学。她们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在成立大会前一天,在一个饭店偶然遇到了。李玉热情邀请她第二天来助阵。那天晚上,消耗了她不少胶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可惜现在不在手头,有机会找出来,再给大家补上。

那天下午五点,我们就从东总布出发了。临出门时,见到岳母冯兰瑞。李玉要她母亲支持我们办公司,希望她给我们当顾问。没想到老太太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于光远拉进来,请他给我们当名誉董事长。随即拨通了给于光远的电话,那边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这实在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岳父母一直希望我专心搞技术,不赞成我心有旁骛。我以前说过一件往事:还在我跟陈三智学艺的时候,由罗征启引荐,我差点去给蒋校长当秘书。那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老罗本来是蒋校长的第一笔杆,他介绍我时竟说我的文章写得比他还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但那时候岳父母坚决反对,理由是秘书这样的工作是搞不了技术的人才去做的,希望我专心搞业务。

如果我那时候去当了秘书,就会是当今政坛上秘书帮的一员。但按我的个性,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岳母如此支持我们办企业,可能同她对经济改革的许多看法有关。她和于光远都一直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深感国企的没有活力,希望看到新生的民营经济的崛起。

在那个年代,难得他们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冯兰瑞







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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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4)学习机

四季青答应盖的小楼还在图纸上,我们就先在线路板厂安家。线路板厂的正式名称是“四季青无线电元件厂”,地点在海淀板井村,李乡长的弟弟李文俊是这个厂的厂长。文俊很友好,把工厂的传达室腾出来让我们办公。

所以,要问四通是从哪里起家的?准确的答案是:海淀板井村线路板厂的传达室。

在公司筹办期间,刘海平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朋友,科协青少年部的张晓卫。她想引进Laser310,一种功能简单的学习机,供青少年模拟学习用。科协的青少年部,搞这方面的推广,听起来顺理成章。

公司一成立,我们就立即着手这个项目。根据张晓卫提供的线索,这种机器的经销商是香港的港星公司。我们和港星公司联系上以后,他们答应提供两台样机。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天,5月19日,我就南下深圳,去取这两台样机。当时罗征启的深圳大学已经是规模恢弘、生气勃勃。一到深圳,我自然是先去拜老罗这个山头。

老罗听说我在办公司,非常支持。立即把深大校办公司的陈仲璀叫来,把引进样机的事交给他去办。小陈很利索,不到一周,事情就办妥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深圳速度。但是,两台样机,陈仲璀扣下了一台。我想,人家帮了忙,留一台也应该。5月26日,我带着一台Laser310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立即找张晓卫。让我意外的是,科协青少年部,是个穷单位。张晓卫只是希望我们来推广这种学习机,他们本身并没有购买能力。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所谓市场,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购买能力和需求,是条件“与”,而不是条件“或”。没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或者没有需求的购买能力,都不可能形成市场。

学习机,对张晓卫来说,她有需求,但没有购买能力。对其它有购买能力的单位来说,他们没有这种需求。确实,在当时,这类学习机对国内市场来说,太早了一点。大人都没学会呢,哪里会顾及小孩子?

在北京巡视一周,没有拿到任何订单。6月11日,我带着王燕成,直奔二汽。陈清泰在那里当厂长,楼叙真在那里当计算中心主任。又是校友、有是亲戚,指望他们能帮上点忙。但产品的市场定位不对,天王老子也帮不上忙,所以,依然是空手而返。

6月16日,我从二汽回到北京。一个月了,公司还没有一分钱收入。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发了工资,每人35元津贴。不多,但是个意思。

那时候,大家提议的项目五花八门,什么平板喇叭、彩色洗印……鉴于学习机的教训,我都冷静地一一否决。

学习机,成为我学习市场学的第一堂课。我不仅理解了构成市场的两要素,而且明白了:重要的决策不是去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据说,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为什么他的雕塑如此精美?他回答:很简单啊,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剩下来的,就是你的作品。

正确的决策也很简单:把不该做的排除掉,剩下来的,就是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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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15)打印机

我们很快发现了新的市场目标。一个产品能否在市场上成功,关键是看它的性能价格比。例如英特尔每推出新一代芯片,差不多都是功能(速度)快一倍,价格却便宜一半,使得其他竞争者难以望其项背。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产品:为PC配套的输出设备,打印机。

当时人们使用的,大部分是爱普生(EPSON)的九针打印机,市场价格大约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九针打印机打英文、数字没有问题,打汉字只能打单线体,非常难看。要打印漂亮的汉字,能输出宋体、仿宋体、楷体这样的字体,起码要24针。当时市场上只有东芝(TOSHIBA)的3070是24针打印机,但样子非常笨重,价格相当昂贵,进口价是1500美元,市场售价大约要15000元人民币。

如果谁能把24针打印机的价格降低一半,同时提供更好的打印质量,那他一定能在市场上成功。这个目标,四通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我们从中挖到了丰厚的第一桶金。

下面披露的细节,关系到四通的核心商业机密:

最初的消息,是李雪坎提供的。他在北京市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位朋友,也叫小崔,说他们正在试用一种新型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兄弟公司(BROTHER)的产品。价格相对便宜,但只能输出日文汉字,打中文汉字却是一团乱码,他们正在技术攻关,已经半年了,还没有结果。

我们立即闻风而动,马上联系去实地观摩。那时候,人们对商业间谍普遍缺乏警惕。

在小崔的带领下,雪坎、老沈、海平和我一行四人,悄悄地到了北京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第一次看到了兄弟公司的新一代产品,型号是2024。一改3070的笨重,2024非常精巧。特别是固定打印头的两根滑杆,2024把其中的一根换成了齿轮板,不仅节省了材料,而且大大提高了打印的精度。

我立即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机会来了!因为我知道,打中文汉字一团乱码的原因在打印机的驱动程序,而改驱动程序对我们来说,好比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这次参观,还摸到了这台打印机的上游:经销商是日本三井物产,他们的驻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北京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这台样机,就是他们提供的。我们转身就直奔北京饭店。

对闖上门来的不速之客,三井物产的一位中国雇员,用眼角打量了我们半天。对我们表述的有关2024打印机的问题置若罔闻。大喘了一口气,开口问了一个很伤我们自尊心的问题:“你们有营业执照吗?”

我还真带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质量不高,黑乎乎的。我从包里抽出来,递给他。他嘴角表示不屑的皱纹松弛了,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

这位三井的中国雇员,叫郗建民。若干年后,他也投奔了四通。

这场好戏刚开锣,就有一位重要人物加盟四通。这是一位商界奇才,四通后来在市场上能够独领风骚,他居功至伟。他的名字叫王安时。






郗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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