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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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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丈人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5/03
文章: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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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鱼丈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市民
鱼丈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有一个巨大的空白，那就是对沦陷区的政经与民生的系统研究。从东北沦陷到抗战胜利，全国的沦陷区共有多少人口？日伪当局是如何进行统治的？沦陷区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是怎样的？可惜，这些年来很难找到有关专著，网上这方面的史料亦是寥若晨星。描写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小说倒是有一些，但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史料，不能作为采信的根据。
我曾收听过电台广播的老舍小说《四世同堂》，后来又看过电视剧。老舍先生1943年开始写这部小说，解放后才全部完成。全书一百余万字，是描写日伪统治下1937－1945年北京市民生活的全景式巨制。然而，《四世同堂》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日伪时期的北京市民那么窝囊，除了说几句“鬼子会杀，我们会生”之类的话以外，简直就是任人宰割？后来才知道，老舍1937年即离开北京，在抗战期间一直呆在后方，对日伪时代的北京，并无亲身体验。除了根据一些当事人的转述，《四世同堂》主要是作家想像力的产物。故而书中人物，虽然京腔京调，形象却苍白单薄，远不如“骆驼祥子”、“虎妞”等来得生动。
幸好，齐如山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1937－1945年他在北京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日伪统治下北京城内市民生活的真实图景。特此将有关部分摘要转述如下，与各位分享。
先请说说齐如山先生。齐如山（1875－1962），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阳人也。早年参加反清革命，后专心从事戏剧研究，是我国著名戏曲理论家和作家。他与梅兰芳多年合作，对梅派艺术的发展贡献甚多。抗战期间在北京隐居，1949年后移居台湾。平生著述甚多，在台湾还出版了全集（陈纪滢等编印）。近年来，辽宁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齐如山作品系列》，《齐如山回忆录》是其中之一［1］。
从齐先生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在日伪统治时期，北京市民并非只是无所作为的窝囊废，而是用种种机智、幽默的办法与敌伪周旋。下面是几个例子：
日军占领北京后，面粉价格飞涨，几个月内就从每袋二元涨到几十元。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在演出时提到此事。甲说：再过一年就好了。乙说：再过一年还不得涨到几百元一袋？甲说：再过一年老百姓都饿死了，一元一袋也没人买了。鬼子听见了大怒，把这两位抓进去压了几天杠子。他们被放出来以后，还是拿面粉逗哏。甲说：以后面粉就便宜了，两毛钱一袋。乙问为什么这么便宜，甲说：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日本人听了还是不高兴，不过也没有再抓他们。
前门附近有一家日本洋行，中国雇员出去办事经常耽搁很长时间，把洋行里的鬼子急得哇哇叫。后来一问，原来是办事人如果走近路经过东交民巷，就必须向那里的日军哨兵鞠躬敬礼。中国人不愿给鬼子兵敬礼，宁肯绕道走，自然要耽误时间了。洋行的日本人听了也无可奈何，后来这个敬礼的规定就取消了。
为了生产军火，日伪当局要求市民捐献钢铁，连小学生都不放过。这些小学生便每人交一枚留声机的唱针：你要捐，我就捐，而且还是好钢，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教员知道这样无法交帐，只好自己出钱再买一些破铜烂铁交上去。鬼子折腾了几次所获不多，也就不再要求市民捐献了。
当局要求居民在门口放置储水桶，以备遭空袭后救火之用。但是，放在户外的水桶经常被偷，有的市民就在门外放个小孩用的玩具水桶。鬼子巡查时看见这巴掌大的小桶自然不依，嗷嗷叫着冲进门来责问，户主便指给他看放在门内的大水桶，鬼子也就作罢了。后来，人们干脆连大水桶都不备了，鬼子也没有再追究。
在抗战后期，美军和国军飞机经常飞临北平上空。一次一架国军飞机出现在天空，几个洋车夫无视在场的鬼子兵，向着飞机挥手欢呼。路人不禁担心，怕鬼子一时性起，把这几位死了死了的。谁想到，鬼子不仅不抓这几个中国人，反而硬说这飞机是皇军的，洋车夫是向皇军的飞机欢呼！
齐先生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日本人倒腾来一大批劣质收音机，强迫市民购买。先是在外城的一个区挨门挨户推销。市民说：只要你给我们通电（该区无电力供应），家家都会买。鬼子一看卖不出去，赶紧又拿到内城推销。可笑的是，这次鬼子学乖了，在推销时特意告诉市民：“重庆有。”那意思就是可以用这收音机接收重庆的广播！这样一来，这收音机才卖出去。
从上述事情也可以看出，日伪当局对于一般北京市民的不合作是有所容忍的，并没有动不动就开枪突突他们。余孤陋寡闻，至今尚未看到日伪统治北京时期，日军屠杀平民的史料。日本人毕竟是侵略者，他们对于国、共领导的地下组织，镇压毫不手软；对于公务员和知识界人士，则恩威并施，严格监控。正如齐先生所说，上述事情若是发生在公务员身上，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据说，鬼子主要是使用宪兵队和特务机构制造恐怖。一个人被抓到宪兵队后经常下落不明，这对于民众是很有吓阻作用的。
在占领军的刺刀下爱国，是要有巨大勇气的，因为爱国者很可能会付出重大代价乃至生命。正因为如此，上面讲的那些普通的北京市民才真正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今天那些赖在海外的“爱国”人士，就象鼻子上抹了一块白的小花脸那般可笑。
老舍先生没有亲身体验沦陷区生活，却能够写出《四世同堂》中几十个人物的不同经历，他的想像力无疑是惊人的。象洋车夫小崔被鬼子枭首示众、汉奸冠晓荷患“虎列拉”（霍乱）被活埋这样的情节，也真亏他想得出来。也许，只有把日寇写得无比残暴，把北京市民写成浑浑噩噩的待宰羔羊，才能凸显“民族救星”（由书中的西山游击队代表）的伟大？另据胡金兆先生回忆，老舍之子舒乙曾在电视台义愤填膺地讲他在日伪时期吃混合面的经历［2］。其实，舒乙先生当时只是个几岁的孩子，即使吃过混合面，可能也记不清楚了，所以这大概也是想像。胡先生后来见到舒先生，问他吃过混合面没有。舒先生笑道：这是民族感情。
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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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胡金兆：《见闻北京七十年琐记》，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鱼丈人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鱼丈人于2009-3-25 周三, 上午10:5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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