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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续评（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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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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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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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九变第八
【经】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释】孙子说：用兵的原则是，将领受国君之命，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在难以通行之地不能驻扎，于四通八达之地要与邻国交好，在绝地不能停留，在容易被包围的地域要仔细谋划，进入死地后则只能坚决作战。有的道路不能走，有些敌军不能攻，有些城方不能占领，有些地域不能去争，有的君主的命令不能接受。
【评】所谓“九变”，并不是实指。古人之所谓“九”，其实常常不是具体计数而是极言其多。这章是讲用兵之道的变化的，意思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变化无穷，倒不是如前文说过的“五事七计”是实指五件事七项考察指标那样，真的有九种变化。
本段无非是给出行军作战的一般原则，可以分为两部分，“死地则战”之前，说的是根据地势来决定行动方针：交通不便的地方不宜驻军；身处“四战之地”则只有磕磨面头与邻居交好，以免遭到四邻的向心合击，那就难以抵挡了（此所以中原从来不是“龙兴之地”，谁在那儿起事很容易被剿灭，只能在边缘地区起事，那样至少有一面是安全的。当然朱元璋的老根据地是在安徽，并非边缘地区，但朱颇有战略才能，将周围的敌人按进取精神高低与造成的威胁的大小，先后予以各个击破）；进入难以生存的地带不宜停留，陷入绝境后就死战到底，容易被包围的地带则必须谋定后动，谨慎行事，等等。
这些话都大而无当，基本是千真万确的“伟大的空话”。而且，孙子把战略与战术问题混起来了。例如“衢地合交”应该是指当时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而其他的“地”则根本不是这种“地”，说的不过是行军作战中遇到的具有不同地形地貌的地域罢了，属于战术决策。这也是古文和古人思维含混不清的表现。
本段的第二部分则是 “途有所不由”之后的五句话，作者在后文中将之称为“五利”。这也是大而无当的空话，当然成立，但信息熵太高，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意义。孙子始终没有说明什么路不能走，什么敌军不能打，什么城池不可攻，什么地方不能占领，什么君命不可受。其实他完全可以给出个明确的原则来，那就是，凡是会导致军队丧失主动权或既有优势的决策都不可采用，如果走某条路、打某部敌军、攻某座城池、占领某个地区、服从君王的某个命令，会导致部队陷入被动甚至绝境，或是丧失原有优势，那就决不能下此类决心。
最典型的反面战例，就是江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其时博古成了临时中央总书记，全盘接受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的瞎指挥，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明明己方兵力单薄，装备落后，连摧毁碉堡的重火器都没有，却要放弃红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游击战的长处，去迎合国军兵力雄厚、火力强大的优势，分兵把守根据地，与国军打阵地战，乃是典型的以己方之短击对方之长的自杀政策。可叹的是，我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当时讲究绝对服从莫斯科，于是便连“君命有所不受”的可能都没有。或许就是因为这个教训，毛泽东后来在内战中瞎指挥，“浪漫主义”发作，令粟裕率部扔下根据地，孤军独进，打到江南去。粟裕没有服从而是犯颜直谏，而毛泽东居然也就听取了他的正确意见，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又如王力雄指出的那样，当初共军“解放”西藏时，藏军正确的战略决策，应该是发挥世界屋脊的地利，诱敌深入，再游骑四出，骚扰破坏共军绵长的补给线，将共军活活饿死冻死在高原上。藏军却蠢到集中全部兵力，摆到昌都地区，让具有绝对优势的共军聚而歼之，使得西藏政府再也没有了武装力量，辖境成了不设防地域，当然只能签订城下之盟。
即使是现代战争，这原则仍然适用。例如二战期间盟军曾将坦克用于城内巷战，这就是典型的扬短避长，违反了“途有所不由”的原则，盖坦克因为视野受限，只适于野战，开进城内顿时失去高速机动能力，很容易成为街角埋伏着的散兵游勇的反坦克火箭炮的靶子。
【经】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释】所以，将领若精通战略战术灵活变化的好处，就是真懂得用兵了；否则就算是熟悉地形，也不能发挥地利。指挥作战如果不懂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即使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评】这段话信息熵极高，等于什么也没说，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样，完全是空洞口号。如果我不在上面具体阐明“五利”的原则是什么，则读者看后绝对一无所得。
【经】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释】所以，智者考虑问题时，必须同时权衡利害因素。考虑有利条件有助于提高信心，考虑不利因素有助于排除祸患，应该诱导诸侯干出损害自己的事来，以此使之屈服，役使诸侯穷于应付紧迫的事，诱诸侯以小利使之趋附。
【评】这儿的“诸侯”，当然不是泛指列国，其实只是指交战的某一特定诸侯国。孙子特别注重心理战，这也是他奠定的一个中国兵家传统，亦即不重视研究具体的战略战术，不像古罗马人那样钻研阵法，发明新式武器、新的战法乃至新式通讯手段等等，却特别强调阴谋诡计，充分利用人类心理弱点，及时察觉敌人的心理和性格缺陷，对症下药，诱导敌军犯错，等等。因此，与其说从古代兵书（特别是通俗兵书《三国演义》）中能学到什么战略战术，莫如说能从中学会勾心斗角的高招。它如民间流传的“三十六计”一般，更适用于恶性生存竞争场。我们还能从下文中看到这个特色。
【经】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释】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我方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攻击，而要依靠我方坚不可摧的防御。
【评】我曾经使用这原则，代苏东坡重写了《晁错论》。晁错看出了诸侯对汉朝廷的潜在威胁，主张强干弱枝，但他鼠目寸光，也就只看到必要性，竟然看不到削藩必然引起的诸侯的强烈反弹。这种思维毛病在国人中很常见，其实是祖传“纲式思维”的一种，其特点是只会站在一面看问题，把历史事件整个看成是单方面的运作。
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无论是官方 ，是“丁凯文学派”，还是“安魂曲”学派，解释林彪案时都充分显示了这一中国特色。在官方，林彪事件似乎完全是林彪一方阴谋诡计的单向展开，毛这方连回击都没有。在丁先生和其他拥林派看来，整个事件似乎都是毛的预定阴谋的单向展开，林彪以及立果、立衡等人的应对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林彪便成了听任毛泽东任意摆布的线牵木偶。安魂曲和许多比他更傻更精通阴谋论的同志则坚决认定，林彪是被周恩来那大阴谋家活活玩死的白痴。
或许晁错就是从他们的论著中获得了“单向思维”的灵感，因而出现幻觉，以为七国诸侯乃是可以由皇帝任意拿捏而毫不反抗的泥塑木雕。他从未作过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到被削诸侯的地位，去设想一下事件发展的所有可能前景，因而在七国造反时毫无准备，竟然昏聩到请皇帝老儿自己去挂帅出征，由他自己镇守在安全的京师！
有趣的是，苏东坡竟然也看不出这点来，只是指责晁错不该让皇帝去冒险，自己却留守后方，致使奸臣袁盎有了进谗之机，却看不出晁错整个削藩计划（如果说那也配叫计划的话，其实只能说是念头，因为毫无配套措施、善后措施、应急替代方案等等）完全是盲动。整个基础就是“恃其不来”，而非“恃吾有以待之”。有鉴于此，我为大苏改文章就依据孙子这一教训，指出“错之可恃者，不在七国不反，而在其不敢反”。由此可见，《孙子兵法》虽然被老祖宗吹到了天上去，看懂的人还真没几个，否则大苏的烂文章也不必等到千载后的芦某来替他修改了。
【经】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释】所以，将领有五种致命的弱点：怀抱必死决心者可能轻易招致杀身之祸，贪生怕死则可能被俘，暴躁易怒者可能受敌轻侮而冲动起来，反而败军受辱；洁身自好、珍惜羽毛者可能会因被羞辱而轻率出战，反而败军受辱；爱民心切者可能因此受困而陷入被动。所有这五种弱点，都是将领的过错，是用兵的灾难。军队覆没，将领被杀，必定是因为这“五危”，因此一定要认识到它们的危害。
【评】在此，孙子强调了将领的主观性格素养对战争成败的影响，对将领提出了“修身养性”的严格要求。甚至作出了“覆军杀将，必以五危”的完全归纳，犯了古人最爱犯的逻辑错误，将“覆军杀将”的全部原因统统归结于将领的性格缺陷，可见他重视这问题简直到了过份的地步。
其实这些要求更适用于政治家以及一切恶性竞争家们，那就是“动心忍性”，将一切性格棱角磨掉，凡事决不可率性而行，必须将自己化作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人，因此，您决不能怕死，也不能不怕死，不能暴躁，也不能廉洁，更不能爱民，所有这些都将使你处于生死斗争中的不利地位，是恶性生存竞争中的死穴。
反过来，你一定要及时察觉对手的性格弱点，诱导对方犯错误，必死者激之，必生者吓之，忿速者侮之，廉洁者辱之，爱民者烦之，把对手的性格弱点化为行动错误，然而一举出击，制对方于死命。
这其实是败坏读者的心术，古人其实也明白这点，是以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谆谆告诫，可惜根本没什么用处，盖中国历来是恶性生存竞争的斗牛场，楚汉相争就最能证明这一点。其中刘邦和项羽的成败，似乎就可以看成是“五害”的有无使然。
如所周知，项羽暴躁易怒，虚荣心又很强，而且似乎还相当讲信义，而刘邦则完全是个无赖子，跟马悲鸣极度相像，什么自尊、自爱、“他尊”、“他爱”之心一律阙如，更不知信义为何物。这种人绝对没有死穴，可以让你激怒，折辱，或是打动其不忍人之心，当然要在恶性竞争中胜出。
青年时代读《史记》，见到刘邦逃命，嫌车跑得不快，竟然把自己的孩子踢下车去。司机连忙停车，下去把孩子抱上来，刘邦还愤愤地要杀司机。我当时就想，NND，所谓政治家，其实是比较没有人味的东西。因为人性在权力斗争中绝对是弱点，政客们只会被它连累，所以，为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筛选出来的成功者，必定是灭绝人性的家伙。
的确，楚汉鸿沟对阵，项羽抓住了刘邦的老爹，把他放在大砧板上，扬言要把他烹了，如果是一个忿速者或廉洁者，遑论是富于感情者，眼见亲人随时都会被敌人杀害，就算不气为之夺，方寸大乱，身软手颤，也要怒发冲冠，觉得项羽用这种手段要挟自己太卑鄙，立时就要过去拼个死活，多半还要像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作战》上那个虚构英雄一般大喝一声：放开他！然后唱道：“天大的事情我承担！”然而刘邦却笑嘻嘻地跟项羽说：咱们当年在楚怀王陛下同为一殿之臣，曾约为兄弟，我爹也就是你爹，你要煮了你爹，“幸分我一杯羹”！这难道是人做得出来的事？这种人若不在肮脏的权力斗争中胜出还怎么可能？
所以，《孙子兵法》其实主要还是政治家的教材，不是将领们的必读书。方今之世，先进武器已经改变了战争方式，将领的性格素质对战争胜败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如本拉登的恐怖活动提示的，若以对方爱民之心为死穴打“超限战”，指望以美国政客们怕人员伤亡的心理讹诈美国，反倒会弄巧成拙，自取灭亡。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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