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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孙子兵法》续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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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子兵法》续评（一）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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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孙子兵法》续评（一） (871 reads)      时间: 2009-3-21 周六, 上午2:28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孙子兵法》续评（一）


芦笛


军争第七


【经】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释】孙子说：用兵之法中，将领接受君命，召集大众组建成军，安营扎寨，最难的还是两军相争。“军争”的难点在于以迂回为直接，化不利为有利。所以要迂回前进，对敌军则诱之以利，在敌人后出发而抢先到达，这就是知道迂直之计的人。

【评】这段话说得不是很明白，所谓“军争”，到底争什么？在我看来无非是争个先机，也就是主动权，如下棋所谓“先手”一般。一旦争到了主动权，则敌人只能处于被动应战的局面，处处束手束脚，己方就从容了，爱打哪儿打哪儿，能打则打，不打则能从容全身而退，拥有比敌军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这就是军争的理想境界。

孙子这儿说的“迂直之计”，我觉得若只是“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就过于简单了。例如红军长征要过许多江河，每次都必须在敌人前头赶到渡口，避免强渡，这才能尽可能避免损失。如果机械套用“迂其途”，毫无必要也要迂回前进，明明没有敌军阻拦或伏击，还要去兜圈子，那就是赵括才会干的事了。即使不至于延误战机，也会不必要地使得部队疲惫。

所谓“四渡赤水”高明在何处，本人迟钝，至今悟不出来。不但我悟不出来，连战术运用一定比毛泽东高明的林副统帅，也不明白为何要“走弓背路”，而不走“弓弦路”。勿过，他是娃娃，而这就是驳倒他的足够理性证据。

而且，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可以“诱之以利”。所以，只能根据一个基本原则相机行事，那就是使用声东击西之类的诱敌手段，使得敌人错误判断自己的动向，将主力投向错误的方向，使我得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击虚。这在我看来就是“后发先至”的涵义：敌之所以先发后至，如不是遭到我方“奇军”的阻击迟滞，那就只能是他们错误判断了我之战术目标，而这才是孙子该说清楚的用兵之道。


【经】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释】.“军争”有利也有危险。若全军带着辎重去争利，就会因行军速度缓慢而不能先敌到达目的地；若丢下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卷起盔甲来急行军，白天黑夜都不休息，倍加行军速度，赶到百里之外去争利，则三军的将领就会被俘获。健壮的士兵先到，疲弱的士兵后到，部队只有十分之一能按时赶到目的地；赶到五十里外去争利，先锋将领必然受挫，部队仅有一半按时到达；赶到三十里外去争利，部队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按时赶到。军队没有辎重，没有粮食，没有物资储备，就会毁灭。

【评】此段主要是反对急行军去百里争利，说的其实只是普通常识：在这种情况下，将领势必遇到两难，到底是轻装还是携带辎重？轻装则有远忧——给养用完之后怎么办？如携带辎重，行动必然缓慢，要延误战机。而且，士兵体格不一样，长途急行军必有大量的掉队者，能投入战场的有效兵力就减少了，及时赶到的将士也十分疲惫，战斗力必然下降。征途越长，行军速度越快，这个问题也就越突出。

就是根据这个简单常识，我才指出，杨成武说他率部“昼夜兼程二百四”，在23小时内急行军240华里去“飞夺泸定桥”，只能是神话。真要这么干，能按时赶到的士兵不会到十分之一，而且统统累成了废人，只怕休息三四天体力都无法恢复，还有什么作战能力？

其实这儿涉及的还不只是反对长途急行军的战术问题。可惜孙子未能由此出发，展开谈到所有远征军（特别是入侵外国的军队）面临的难题，那就是补给线随着战线推进而延长的问题。

但凡是正规军作战都有这问题。战线推进得越深，则补给线越长，越容易被对方切断。一旦被切断，则前方士气必然瓦解。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在占领了西奈沙漠后，被以色列军抄了后路，顿时转胜为败。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先后都遇到这问题。先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好大喜功的麦克阿瑟无视中国军队已经大量渗入的情报，命令部下迅速推进至鸭绿江，遭到“以逸待劳，以近待远”的我军伏击，溃不成军。后来中国军队南下，却又重蹈金日成覆辙，因补给线拉长而成了强弩之末。因为联合国军占领了天空，中方运输困难，即使忽略对方的抵抗，后勤能力也已决定了每次推进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中方根本就不具备将联合国军驱逐出朝鲜半岛的能力，只能筑成固定阵地，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

按蒋纬国的说法，补给方向应该与战线推进方向相垂直，这样就能缩短补给线。因此，当年日军入侵中国，最理想的进军方向应该是从北到南，如此即能从海上垂直补给。据他吹嘘，蒋介石看出了这一点，主动在上海打了“八一三抗战”，迫使日军将攻击方向改为从东到西，于是海上补给的方向也就与部队推进方向平行，造成了日军补给困难，无法按原定计划迅速征服中国。我个人认为这是事后饰词。其实日军在事前并没有什么全面征服中国的明确战略谋划。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不同，此后的全面交战乃随机演变而成，可以说是“恶变或失控了的有限的惩罚性军事行动”。倒是联合国军因在朝鲜战争中享有制海权而具有这种“垂直补给”的可能。事实上，从中外战史来看，具有这种理想的补给方式的战例可谓凤毛麟角。

正因为凡是入侵军队都有攻击能力随补给线延长而减弱的问题，因此弱国便常以诱敌深入为取胜手段，毛泽东的整个军事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上头。但这种思想有着明显的时代限制与文化限制。英美入侵伊拉克的战例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如果强弱对比太悬殊，过去视为兵家大忌的长驱直入未必会给侵略军带来危险。当初国内那些军事评论专家之所以一律跌碎眼镜，始终未能盼到他们预言的伊军反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毛的军事思想熏陶下长大的，视野严重受限，未能与时俱进。

最后要指出的是，“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若作为一般原则当然成立，可惜是废话一句，正如“人不吃饭就要饿死”一般。若作“没有后勤则亡”解，那就只适用于正规军。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从来也就没有什么后勤供应，走到哪儿抢到哪儿，照样能横行天下。


【经】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释】所以，若不了解诸侯的图谋，就不要与之结盟；不知道山林、险阻、沼泽的地形，就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就不能利用有利地形。所以，用兵是靠诡诈制胜，有利才行动，以分散或集中兵力为变化。行动迅速时如疾风，徐缓时如清风拂林，攻掠时如烈火，巍然不动时如山，军情难以猜测如阴云塞空，行动如雷霆万钧。分兵夺取敌方资财，分兵扼守扩张所得的疆土，都应该权衡利弊，相机行事。先知道“迂直之计”的一方获胜，这就是军争的法门。

【评】这段话只有个别字句有道理。例如“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确实成立。斯大林猜错了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和德国签订秘密条约瓜分波兰，最后吃了大亏。希特勒不知道日本的战略意图何在，让日本人拉进了对德国毫无益处的对美战争，都是反面教训。

又如“兵以分合为变”也很有道理，何时该分兵，何时该集中兵力，确实是重要的战争艺术之一。毛泽东在这上头很有独到发明，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似乎就是他开创江西根据地时发明出来的。最重要的还是抗战爆发时他力排众议，反对集中兵力与日军作战，坚持将军队化整为零，渗透到敌人侧后的真空地带，招兵买马建立根据地，在短期内便使得我党我军的势力成指数级增长。不过，这种战略也只有共军那种“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政治军队也才能实施，而且更需要信仰来维系。如阎锡山说的：共军分散后还能收起来，我们的军队散开了就再也收不起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军队算得上是历史上唯一能做到这种特殊的“分合为变”的军队。

至于“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则已经过时。在卫星时代，大概世界上再没哪个角落没有地图，何况现代军队如美军都配备了GPS定位系统，不存在盲目行军误入死地的危险，更不需要向导。即使是在科技落后的时代也未必绝对适用。例如红军长征过草地就是逼出来的，一边使用哨探一边走。张国焘之所以决定南下，就是因为天降大雨，前方突然出现大河，沿河哨探数十里都未能找到船只。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那一带是没有敌军的真空地带（这其实就是红军长征的目的——找敌军不会去或进不去的地方躲灾，否则何必爬雪山过草地？）。

本段其余的话则作为文学描写看十分生动，但作为军事教材却基本无教益。


【经】《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释】古代的兵书《军政》说：“在战场上听不见长官的口令，所以用铜铃和大鼓来传达军令；看不见长官的手势或行动，所以用旌旗来指挥”。锣鼓和旌旗是用来统一军队的视听的。全军步调一致，则勇敢者不能单独前进，胆怯者也不能独自退却。这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在多处点火击鼓，白天打仗要多处设置旌旗，用以扰乱敌军视听。

【评】这段话基本过时了，哪怕是在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似乎也已停止使用军号传达口令，因此，当他们初次听到军号响起，无数共军从伏击阵地潮水一般涌出时，难免惊惶失措。我不知道现在我军是否还使用这种原始方式传达军令，不过好像再没听说有什么号兵了。至于“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之类的疑兵之计就更是过时了。

这段话的论证有断裂。孙子先是告诉读者战场上使用金鼓和旌旗来发号施令、统一步调的常识，这介绍的水平太低档，根本不该写在军事教材中。此后他便突然用“故”（因此）引出个结论来，那就是可以用金鼓和旌旗来作为疑惑对方的手段，这结论与前面的话并无直接关系。正确的论证方式应该是，省略那些低级介绍，只用一句话来引出结论：因为军队使用金鼓和旌旗作为军令传达方式，因此可以用它们来作为诱骗敌人的手段。


【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释】敌军的锐气可以被挫败，将领的决心和信心可以被动摇。（军队士气消长的一般规律是）早上士气旺盛，白昼间趋于怠惰，日暮时想回家。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就该避开敌军士气旺盛之时，在敌军困倦或想归家时攻击之，这就是掌握士气消长规律的原则。以治理严整的我军来对混乱的敌军，以镇静的我军来对浮躁不安的敌军，这就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就近进入战场去等待敌军长途来袭，以得到充分休息的我军去对待疲劳之敌军，以吃饱了的我军去对待饥饿的敌军，这就是掌握军力的要领。不要攻击旗帜整齐，阵容严整的军队，这就是掌握随机应变的战术。

【评】此段体现了孙子对军队士气在一日内的自然消长的精到观察。确如他所说，人的精力在早晨比较旺盛，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下降，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这自然消长对于双方都一样，因此，除非是伏击，这种一日内的士气消长很难实际运用。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乃是一般原则，谁都能想出来，无足深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则是将领们必须牢记的原则。如我在前文中说过的，威灵顿就是遵守了这个原则，在与拿破仑打过一场遭遇战后，立即撤退到他选中的战场上去防守，专等拿破仑来仰攻他，这就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原则的运用。而“以饱待饥”也很重要。据青年网友徐仰药的考证，甲午海战清军大败的一个原因就是正要吃饭时却遭遇日本舰队，于是仓促应战，因此体力不支。如果清军确实如他所说没能吃饱饭，则必然无足够体力从事海战——光是搬炮弹都无法长期胜任，还打什么仗？


【经】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释】所以，用兵的原则是，不要正面攻击占据高地之地，不要迎击背靠丘陵结阵之敌，不要追击佯败之敌，不要进攻精锐之敌，不要去吞作为诱饵之敌，不要拦截撤回本土撤退之敌，包围敌军要给对方留下突破口，不要过分逼迫陷入绝境的敌人，这些都是用兵的原则。

【评】这段话体现了古籍的通病，就是把话说得太死，给出了个绝对不能违反的原则。其实战争千变万化，哪能给出个死公式来，让学生去不顾实情硬套？例如自火器发明后，抢占制高点已经成了基本战术。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为了摆脱被动挨打或实现战役目的，即使对方已经抢占了制高点，也不得不去仰攻之。例如盟军在意大利卡西诺山战役（Battle of Monte Cassino）中，为了争夺卡西诺山上的修道院，反复冲锋，陈尸相枕籍，最后才夺了下来，你能说人家违反了兵法么？那山是那一带的制高点，如果不夺取，让据守山巅的德军凭高视下，以火力封锁山下的公路，盟军根本就无法通过。不夺取那“高陵”又该怎么办？

“锐卒勿攻”的错误也类此，如果敌方是精锐部队就一概不敢攻击，势必延误战机。该不该攻击，应该视整个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需要以及局部的强弱对比来决定。不歼灭或至少是击溃敌人的主力，就不可能赢得战役乃至战争。

“佯北勿从” 、“饵兵勿食”的原则倒一般成立，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判断敌军是诈败？是诱饵？这要紧处孙子却没有说。当然，他也确实无法给出判断的标准来，否则又成了死公式了。因此，这两句话便只能成为泛泛的警告，起不到具体指导作用。

“归师勿遏”则是扯淡。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的整个战略设计就是佯攻科威特，大军则从沙特大举出击，以遏萨达姆的“归师”，此乃运动战的模范战例。若以《孙子兵法》部勒，岂不是犯了大忌？

“围师必阙”更是胡说。包围战最要紧的就是防止对方突围而出，除非已经布下了伏兵，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对方，或是预定让敌人进入死地（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将敌军赶入扎钱湖和莫尼茨湖淹死一般），否则岂有故意为对方留下突破口的道理？孙子之所以犯此错误，乃是他过份重视敌人的士气变化，认为若把敌人逼急了就会困兽犹斗，却忘记了既然能把敌人包围起来，却放过全歼敌人的机会，让敌人从容突围甚至全师而退，那还怎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如此打仗还怎能获胜？

“穷寇勿迫”的错误也是出自对“兔子逼急了也要咬人”的同一顾虑。其实战争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使敌人陷入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绝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对方放下武器。如果恪守“穷寇勿迫”的教条，又如何达到此目的？孙子之所以会作出这荒谬规定，唯一的解释就是，古代战争特别残忍，杀降成了常规操作，因此敌人哪怕陷入绝境也要血战到底，如发匪在金陵陷落后宁肯自杀也不投降一般。所以，孙子有如说此昏话，还不如指出杀降乃是蠢事，无助于瓦解陷入困境的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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