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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sc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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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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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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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No escape
——答跛脚僧网友
芦笛
几年前我写《从奴才到反革命》，说文革是全民犯罪，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真正清白的。老跛当即告诉我，他的良心就是清白的，而且还不相信聪明如我者竟然会一度中了毛毒，狂热痴迷过。最近我把这辈子干的卑鄙无耻的烂事统统兜出来，他又再度说了类似的话。
老跛是老友，我本来也不想较真，所以第一次便唯唯过去了。但这次我觉得必须辩驳一番，否则那文章便白写了。我那文章并不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忏悔本是私人的事，如果没有普遍的警示意义，那在公众场合忏悔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无异于作秀。我的目的是告诉后人，千万别再把国家弄成那个烂污样子，让所有的人都成了罪犯，there is absolutely no escape，谁都不可能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再说一次早就说过的话：当时中国只有两种人，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整的人也未必良心清白，只不过是没有整人的机会罢了。若是给他们一个立功自赎的机会，只怕没几个人能抵抗那邪恶的诱惑。先母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整，就是被一位亲戚诬告的结果，而那位亲戚之所以要诬告她，乃是自己倒了霉，急于立功赎罪。
前文那些七零八碎的回忆是围绕着一个focus展开的，那就是，共党制度的邪恶，乃在于千方百计诱使与逼使全民去犯罪。其诱惑手段是以邪教教义洗脑，制造出一群类似“基地”的狂热分子来，让他们坚信犯罪是一种圣行，奖掖提拔那些敢于犯罪善于犯罪的烂仔；而胁迫手段则是大规模实行土匪的“投名状”战略，将“拒绝犯罪”当成“犯罪”加以严惩，逼着全民去犯罪，以此来检验百姓的“忠诚度”。
奖惩齐下，便造出了一种集体犯罪的必然环境，将所有的人一网打尽：正义感强烈的青少年变成邪教志士，在脸不变色心不跳犯罪之时，心头还充满了圣徒式的崇高感与正义感；蝇营狗苟的小人毫不犹豫地踏上那出人头地的捷径，用他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历史；天良犹存者则为了自身安全，被迫违心参加群体犯罪活动。就算不参加，也必须默许罪行在眼前发生。因此，所有的人都是共犯，谁也没资格出来说他真是清白的。
老跛说：“不管其概率是凤毛麟角的多少次方，这世上就不可能有压根没中魔的人吗？”
当然有，而且不是什么凤毛麟角的几次方，我身边就有的是：芦萧、芦娘子不必说，老扁就是我最敬佩的一位。他是我的老同学，几十年一贯制的落后分子，天生对洗脑免疫。早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之际，他就曾私下对我说：这些文章第一篇看了还觉得义正词严，写得非常之好，但看上两篇也就觉得乏味了，老是在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了无新意。我们那时不过是高一学生，这家伙就有这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此后我狂热起来，便和他那思想反动者生分了，闹到不讲话的地步。这倒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自觉对不起他。高一时他曾对我说：所谓“青训班”（青年训练班，乃是训练即将入团的积极分子的组织），其实是“亲信班”（这小子家里是老广，说话带有很重的口音，因此“青”“亲”、“训”“信”不分）。高二时学校组织“写自传”活动，搞成了大规模的宗教忏悔仪式。大家都争相暴露自己和他人的错误思想，我便在会上揭发他这反动语录。他当场反驳道：芦笛，你记错了，我的原话不是这样，我是说有可能会听成“亲信班”，并不是说“青训班就是亲信班”。我毕竟心里有愧，就不再辩驳，默认了他的更正。
红色恐怖到来后，他因为是工人出身，便被封为红卫兵，但他非但不欺负“狗崽子”们，就连红卫兵袖套都从来不戴，完全是被动接受那“荣誉”。最令我震动的是，老巫造反后，写了一系列传单，贴在市中心和各大学校。有两个也是工人出身的红卫兵专门和他过不去，将他父亲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写成传单，专门贴在老巫的传单旁边。老扁大怒，拿着那杰作质问那俩积极分子，说，你们有本事就批驳人家的观点，拉扯上人家的父亲算什么G8名堂？这和老巫那传单说的事有何相干？
他质问那俩时，我正坐在教室里，听到这话无比震动，深为他的正直折服，更第一次想到“观点和出身毫不相干，不能以揭发人家的出身来代替反驳观点”（可叹的是，直到如今，民运垃圾仍然不懂这最起码的常识，动辄就以抓共特胜利结束辩论）。那时我和老扁仍不讲话，但既往的恶感刹那间烟消云散，从此对他充满敬意。
下乡后我就和他成了好友。刚恢复讲话时，我还很不好意思，第一句话就是向他道歉，说我过去揭发你的反动言论，真TMD不是玩意。他挠挠头问道：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揭发过我？我说，我揭发你说青训班是亲信班的事啊，你忘了？他这才想起来，说，你记性怎么这么好？你要不说，我都彻底忘了。我说，是啊，被害的人比害人的人幸福。这些年来我从未忘记干过的这桩卑鄙事，就是没有勇气跟你道歉。
以后咱俩先后从农村逃回城市，日日在一起切磋，交流读书心得，晚上还一起出去逃难。当时市革委时常在夜间发动全城大搜捕，抓捕倒流回城的知青。咱俩一听到谣传就躲到郊外公园里去过夜，一边在寒风中索索发抖，一边听这家伙眉飞色舞地讲他看《苏鲁支如是说》的心得。他的理解力远胜于我，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比他好，而且从来无人将他当成才子。
许多问题都是他触发我第一次想到的。例如人权观念的萌生，完全就是他的启迪。那阵子城里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把公园里谈情说爱的青年以及其他“流氓”抓进去毒打，工纠总部成了不折不扣的阎王殿，夜夜传出凄厉的惨叫声。一位受害人告诉我，他们是用钢芯电缆打人，钢芯能确保打击时的冲量，使得内脏受伤，而橡胶包皮则能确保体表不会留下殴打痕迹。
我俩都很反感这种土匪行径。但我只是出自朴素的感情，他却说，中国人毫无司法观念。工纠算什么名堂？这不是第二套司法机构么？他们到底有何权利抓人？可老百姓从来就不会去想这事。我立刻想到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回答道：着啊！不光是工纠无权胡乱抓人，就是正宗的公检法也无权胡乱抓人，否则就是侵犯人权。可愚民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看见公安局抓人就觉得那是天经地义的，抓人本来就是公安局的职业，而被抓者一定是罪有应得。他也很受启迪，俩人你一句我一句互相补充，初步获得了法治与人权的萌芽观念。
还有一次更绝。我习惯性地跟他说，咱俩不同，你的出身好，父亲是领导阶级，比我有前途。他勃然大怒，说，什么G8出身好？你也信这个？无论什么人当家，工人都是社会最底层，领导过谁？要说有什么优点，那就是位能最低，再不会往下掉了。我豁然开朗，第一次发现这不过是个无耻骗局。那时我还没有进厂。等自己作了工人后，这感受才越来越深。我至今仍然无法想出他为何不会被那甜蜜的谎言迷醉，又是怎么还没当工人便看穿这骗局的。
因此，论良心，他远比我清白。我党的奖惩两手对他都不灵。论洗脑，他天然有免疫力，从未痴迷狂热过；论利诱，他淡泊名利，绝不会上钩；论威胁，他是“红五类”，没有我那么vulnerable，不必把自保当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人生第一要务。
我想，老跛再伟大，也不过如此吧？老扁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良心最清白的。但我并不认为他的良心真正清白，因为他参加过批斗会，看过形形色色的游街，并未挺身出来制止，作了沉默的观众，也就是沉默的共犯。就这么简单。
老跛这话，我认为近乎天方夜谭：
“要是你不想参加（批斗会），又刚好脚跛了或手断了动弹不得，而且又侥幸无人逼你呢？”
我听上去好像是外星人的发言，至少文革期间他不在中国。
文革历时10年，至少有5年充满血腥和暴力，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批斗会，能够几年如一日地逃避批斗会的人，必定是神仙。难道老跛这辈子就从未目睹过一次群体犯罪？假定那是真的，那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有什么普遍警示世人的意义？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并不是真能做行事无愧于天地，操守对得起祖宗的志士。恕我直言，以此为荣，我觉得不过是因为缺乏内省能力。
我已经在那帖子里说了，随着桑榆晚景的逼近，当年干的烂事反复涌上心来折磨自己，我不能回避这个严峻问题：即使时光倒流，我有了现在的觉悟，还会不会干那种卑鄙的事？这拷问几乎折磨得我发了疯。但我早就失去了自欺欺人充英雄的能力，因此，我每次都不能不痛苦地回答：我还是只会那么干，我别无选择，因为我不想沦落到被整的悲惨境地之中。
这倒不是因为怕死，我从来就缺乏生存欲望，在绝望的青年时代就更不怕死，反而觉得那将是大解脱。因此，在我当班时因突然停水断电出了重大事故时，面临着被炸死的危险，也并不惊惶失措逃走，而是立即想到如果我逃走了，爆炸必然发生，那我必然要落到本市因出了重大生产事故而被枪毙的黑崽子们的下场，而这将给我的父母带来无法承受的打击，更要坑害兄姊们。因此，我在瞬间内便作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衡，决定坚持下去，宁肯被炸死也决不愿被政府枪毙，父母还得为我交子弹费，在痛断肝肠之外还得承受那无从想象的羞辱。
最可怕的还是毛共的软刀子，使得活着比死了更可怕。我身边的“阶级敌人”们就是活教材。此外更有连累亲人的担忧。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自己。我如果跌倒，跟着倒下去的将是全家人。因此，我面临的选择中没有“拒绝犯罪”或甚至“制止犯罪”，这两个选项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只有“两罪相权取其轻”——明知都是犯罪，只好挑其中比较轻微的一项去犯。这就是我为何在觉醒之后还要作刀笔吏，因为那是比较轻微的犯罪。
已经说了，那是在我进厂之后的事。进厂头两年最恐怖，几乎每周都有批斗会，每会必以毒打批斗对象告终。那根本就无从逃避，谁敢不去本身就构成了被批斗的罪名。
我参加过的最恶心的批斗会是批斗一位残废女工，那阵子她大约40岁。此前在两派武斗中，她被对立面抓住关了起来。为越狱，她从楼上的囚室跳到窗外，摔成了驼背，据说必须穿钢背心才能支住上身，但走路仍然举步维艰。那次被批斗乃是因为她在老娘们中说军代表（也是革委会主任）生活作风有问题，和好几个女学工关系不正常（这是全厂皆知的公开秘密，只是无人敢说），被人举报，军代表恼羞成怒，亲自主持了那场批斗会。
大会一开始，那女工就给两位女工开着“喷气式”入场，让她跪在产品包装箱的边缘上（木箱盖板被拿掉，被斗者就跪在那边缘上，有时则是跪煤渣，或是跪尖锐的金属切削废料，有时小腿上还压上重物，以千方百计增加被斗者的痛苦）。她本来就是个残废，跪在那薄薄的木箱边缘上摇摇欲坠，如果不是头发被“开喷气式”的那俩女工死死抓住了，立刻就会栽下来。
我虽然早在此前就见过大规模毒打批斗对象，把人踢昏的恐怖场面，但还没见过折磨残废，当下只觉得无比难受，低着头看都不敢看。可善良的中华民族里有的是毫无心肝的种。那女工脾气很倔（女人中勇敢者比男人多多了，我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的学工小凤也是这样，她因怀孕被批斗，直到被打昏前都骂不绝口*），谁发言批她，她就跟谁对吵。于是全场沸腾，女工们义愤填膺，一拥而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从木箱上揪下来，按在地上又踢又打。我只觉得天昏地暗：恶心、愤怒、绝望等感觉一齐涌上心来，强烈到几乎让我昏过去，我都不知道那会议是怎么结束的。
见识了一次，我就决定一定要千方百计逃避这种罪恶场面——我的良心simply地受不了那折磨。但我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并不愿意让良心把自己拉入火坑，在那无比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再没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就在那次批斗会之后，我立即就目击了一次戏剧性转折。
当时的时尚，是文艺宣传队与文字宣传。军代表野心勃勃，决心“鸡毛能上天，小厂演大戏”，靠办文艺宣传队轰动全市，办了个文艺宣传队演革命样板戏。但抽出百多人脱产办宣传队，其他人就得顶上他们的活，因此自然有发牢骚者。军代表及时抓住了反面典型，指令批斗那说怪话的落后分子，宣传队的骨干们奉命讨论该怎么批斗他。
他们商量时，我也在场旁听，不过并非参加讨论的积极分子，而是奉命在会议室里写批斗会上要用的横幅和大标语。其中最积极的是一对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夫妇。他俩的整人经验之老到，思虑之周密，令我这旁听者毛骨悚然。会上基本就是他俩在作“沙盘推演”。夫说：如果他怎么怎么说，我们该怎么怎么说。妻说：不对，他可以这么这么狡辩。夫答：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则我们该如此如此回击。两人互相提示，互相补充，穷尽了一切可能性，驳倒了那倒霉蛋可能有的一切遁词，封死了他的所有逃路。
待到他们商定了所有的细节，那男的突然叫我，我只好过去静听吩咐。不料他竟然对我说：我看你和XXX去开“喷气式”倒很合适，怎么样？我顿时掉进了冰窟里，什么话都说不上来。他看出了我的不情愿，立刻沉下脸来说：这可是对你的考验，忠不忠，看行动，当阶级斗争真的到来时，敢不敢和阶级敌人刺刀见红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我讷讷说道：不是，我这人上不得场面，在公众场合会怯场。我丢脸事小，影响了会议的严肃气氛事大，所以还是请别的路线觉悟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干这事比较合适。这是从革命的整体利益来看，绝不是我的立场不够坚定。
他很不快，动员了我半天，但我百般推诿。最后他悻悻地说，那我跟X代表说去。我心里一凉，索性横下心来：是福是祸听天由命算了，所以也没有改口同意。于是他们就散会走了，我还在写那些烂标语。
当天下午，我正在会场悬挂横幅，张贴大标语，心里七上八下，琢磨那家伙会跟军代表进什么谗言。军代表果然就沉着脸进来了。正惶恐间，却听得他宣布道，这个会不开了。宣传队的同志准备一下，晚上在小会议室集合，揭发XXX、XXX两口子！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俩夫妇早上还在周密计算如何斗垮斗倒斗臭那反对小厂演大戏的落后分子，怎么转眼间却成了批斗对象？当下也不敢问，吃过晚饭后便奉命前往小会议室，到后才知道他们之所以倒霉，乃是军代表疑心生暗鬼，以为他俩在刺探他和那些女学工之间的烂事，于是他俩便步那残废女工的后尘，成了又一批“反军乱军”的罪犯。
另一次更有戏剧性。那次是批斗两个学工，记不得是什么事了。他俩跪在木箱上，其中一人没跪好，从箱子上跌了下来。有个青工觉得滑稽，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主持批斗会的指导员（即车间书记）大怒，大喝一声：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谁敢嘻嘻哈哈，揪出来！那小子立即就给揪了上去，跪在木箱上，成了批斗对象。
见多了这种场景，谁还敢如老跛说的装病不参加？所谓“主观上洁身自好，客观上也得以洁身自好”根本就不可能。何况上面已经说了，即使客观上真有那种世外桃源，那也不是什么值得学习的道德榜样，正如打中六合彩的人的理财能力不值得佩服一般。
我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以从事“更重要的政治任务”来规避那些恶事。当时的时尚是各车间都要搞文字宣传，办所谓“大批判专栏”，它由二十来页大字报组成，加上刊头画、题花、插图，贴在上有遮檐的木板架上，每周出一期，其实也就是大字报周刊，只不过刊载的是批判大人物的文章。此乃当时的所谓“大事”，成了车间领导政绩的显性指标，因此成了一种领导们的竞赛。这就给了我冠冕堂皇的借口，大家去集体犯罪时，我总是在干更重要的事：痛骂刘少奇、林彪、孔老二，再怎么骂也不会有良心负担。
但这么做的弊病就是代人捉刀写批判稿。正是这构成了我最大的烦恼。我可以原谅自己因痴迷狂热而犯下的罪孽，因为疯子杀人并不犯法，但我实在难以原谅自己在觉醒后还要去充当刀笔吏。最大的苦恼还在于：这种事再忏悔也没用。所谓忏悔，无非是痛改前非，以后再不干类似的事。但我上面已经说过了，即使时光倒流，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仍然只能干出同样的事来。
就说那讨论量刑的罪孽吧。如果时光倒流，我有了从西方获得的人道情怀，又会怎么办？在大众呼喊“枪毙”时，我顶多只能力持异议，说不能是人都毙，必须根据罪行决定惩罚。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又怎么的？我敢告诉大家组织这种讨论，以所谓“民愤”来作为量刑依据，本身就是犯罪么？我敢告诉大家不能只听官方一面之词，必须确保被告有充分的辩护机会，根据确凿的证据来决定嫌疑人是否有罪么？我敢告诉大家所谓“反革命”根本不能构成刑事犯罪，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刑法，而所谓《公安六条》乃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不能作为有效的法律么？
我当然不敢，即使我敢，群众也绝对不会明白我说些什么。即使他们明白了，也绝不会改变那些人的下场。那么，我又何必白白把自己贴进去？但若不这么干，我难道不是沉默的共犯？
我对马列毛主义的批判深度广度无人可及（起码与老跛不相上下吧），对毛共的邪恶怀有出于理性的深刻憎恨，对目睹过的群体犯罪深恶痛绝。而且，我并不是那种缺乏机变的迟钝者，当年能回城就全靠捣鬼，后来为逃避犯罪已经是殚精竭虑，所有能想到的花招都想过了，饶是如此，我仍然无法逃避那以全社会的合力强加到我身上来的罪恶与卑污。这种悲剧，实在是让人越想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但愿后世子孙再不要活在这种黑暗到无从逃避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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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学工小凤的遭遇，请看：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38963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3-18 周三, 上午10:0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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