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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熟学”探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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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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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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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杀熟学”探源
芦笛
若思在其杰作中介绍国内刻下盛行“杀熟”，亦即专拣熟人宰，顿时触痛了海外赤佬们的创口，纷纷哭诉自己被国内亲戚宰杀的苦楚。害人虫网友讲的故事才吓人，可惜如小衲所说，文中缩写太多，只能看个大概其。据我的解读，他的朋友交给其妹夫30万美金，准备在国内开公司，自己辞去了在美国的经理职务。不料回国一看，30万大部分化作了豪华办公室的租金与他妹夫Porsche SUV豪华座驾。他一怒之下回来了，可原来的位置没有了，只能找个编程的活。女儿要上常青藤大学，学费昂贵，股票又统统套牢，只好卖房子凑学费。害人虫劝他不如辞职算了，如此即可免去女儿的学费，但他家领导（LD，即贤内助）又不干，于是只好咬牙苦撑苦熬。
这种“杀熟”神技，“旧”社会大概也有吧，不过杀法不同。听大人讲，过去谁若发了财，家乡父老乡亲便实行陈涉同志提倡的“苟富贵，毋相忘”，纷纷前来投奔，招待他们便是您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无论人家在您家住多久，您都得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娱乐。要找工作您得给人家当铺保（此乃“旧”社会受雇的必要条件，有点像mortgage，亦即有一家或数家殷实人家为雇员做担保。这样若雇员将公司或商店席卷一空逃跑了，失主仍有个索赔对象），要求学就得赠送川资，制备行装，成绩优异者还得赞助到底，承包所有学杂费直至毕业。
我家在“解放”前似乎就专干这种事，据父亲说，在“旧”社会，一个人若混出点名堂来，第一件事便是回乡打碑修墓，翻修祠堂；第二件事就是回馈乡里，兴办学校，资助扶持乡里的才俊子弟；第三件事就是为处于困境中的乡邻亲戚谋出路，找生计，排难解忧，扶危济困。若是人家找上门来，那就更是看得起你，你就得尽最大努力帮人家的忙。
即使是在“解放”后，我家败落了还余风未息。哪怕在困难时期，老家都还有人前来寄食。那阵子谁不是饿得眼睛发蓝？可父母竟然毫无怨言硬顶住，变卖家当（主要是母亲残存的首饰），带领来客去馆子里吃高价的“带菜饭”（当时形势已有好转，馆子里卖不要粮票的“高级饭菜”。“带菜饭”就是其中一种，类似今日的盒饭，亦即饭菜合在一起，虽是天价且份量极少，但毕竟没有杂粮，而且菜里据说还有肉，虽然一般需要孙大圣的火眼金睛才能找到）。我牢牢记得，某年冬天老家来了个亲戚，穿得十分单薄，母亲立即带他上街，为他买了一件棉大衣，让我看了十分眼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
父母这么干，似乎是一种本能，一种天经地义支配下的当然行为，超脱于现实功利考虑，绝对不是“新”社会结党营私的“利益博弈”，非但根本不考虑回报，而且被即使被人恩将仇报也不会悔改。
“解放”初，老家来了位族姐，要去北京上大学，适逢我大姐也要去北京上学，于是母亲便为两人操办了一模一样的行头，给了同样数额的川资（据说这非常重要，绝对不能厚此薄彼，我觉得这其实违反了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了墨家的“兼爱”了），欢欢喜喜地送两个女儿上车。不料那位族姐到得北京，第一件事便是写信来臭骂我父母，说若不是我家当年赠以重金，她父亲因而有钱买田，则她家也不至于成了地主，断送了她的政治生命！
父母当然很生气，但气过也就完了，毫未影响他们为人处世，以致我常常觉得父亲对亲戚比对我们好得多。有趣的是，据我太太反映，我也这德行，对侄辈要比对自家的孩子好得多。这或许不错——不是自己的孩子，总不好劈头盖脸地痛骂吧？
这种“杀熟”，与“新”社会貌似而实质不同，前者是富人心甘情愿的乐善好施，后者则是利用亲情或乡情无耻地巧取豪夺。过去讲究的是“造福乡梓”，最忌讳的是“为富不仁”、“嫌贫爱富”、“作威作福，欺压乡里”。陈世美、王魁等因富贵而弃贫贱之交的艺术典型，乃是千年的谴责对象。劣等文人写作的通俗文艺作品，把儒家伦理道德深深地烙在每个文盲灵魂深处，铸就了全民的行为规范，构成了支配我父母行为的天经地义。
这还不限于亲戚，连陌生同乡都如此。龚楚回忆录中曾记述了一件趣事。他在参加南昌暴动后担任营指导员，随军南下，在瑞金附近与两名部下一道被国军俘虏，解到营长那儿，营长下令就地枪毙。龚楚在被带下去时，情不自禁地用广东话仰天长叹，说真没想到会死于此地。那营长闻声立刻喝令执法士兵把那高佬带回去，问他是哪儿的人。龚乃谎称是韶关人，在教导师做特务长（大概是司务长一类），听说部队要回广东便跟着走了，自己连什么是共产党都不知道。那营长立即命令手下给他松绑，亲切地跟龚说，他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他太太也是韶关人，龚既然想回家，那就跟着他们走行了。接着战斗爆发，那营长便从口袋里掏出三个大洋来，给了龚楚，说自己要上前线指挥战斗，让龚楚先撤回后方。龚楚便在路上趁人不注意逃掉了，那两位部下却给枪毙了（《龚楚将军回忆录》80-83页）。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广东人乃是中国最坏最蠢最丑最黑最矮的人，龚楚那“高佬”充其量大概也就1米7，比我只高10 cm，比jeramah高8 cm，连广东南蛮子都讲这套仁义道德，何况受孔教熏陶更甚的内地？（说明，这不过是插科打诨，希望普天下心眼最小、绝对惹不起的广东佬们不要再群起而攻，死缠烂打，不依不饶，降低本坛品位，拜托！）
这种“惟义是图”的传统心态，完全处于信奉阶级斗争邪说的我党的视野之外。我已在旧作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乃是“惟利是图”，这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乃是西方政治学的共同思路，亦即以逐利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动机（用如今的时髦话语来说便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曰“利益博弈”），但马教的“阶级斗争学说”则是其他学派没有的特殊邪教，我党据此推行的“阶级教育”因而是一种败坏心术的邪恶教育。它告诉大众，世上没有善人，所有的旧道德都是剥削阶级欺骗他人的把戏。我党更以自己的伪善表现反复强化大众对这 “真理”的认识，一如过去的通俗文艺作品将孔孟之道注入每个人的心田一般，使得每个人都牢牢记住“一切道德说教都是旨在巧取豪夺的烟幕弹与麻醉剂”，绝对不相信世上会有完全与利害考虑无关的行为。
西方却从未进行过这种邪恶教育，相反，人家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公民觉悟普遍较高，因此奉行的一般是“在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和共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毫无道德与法律约束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完全是两回事。
铁木同志提问：为何现在社会向“旧”社会回归，老共造成的反文明化过程却未相应出现逆转？此问只说明该同志永远无望摆脱马教“唯物史观”，因此以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永远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其实反文明过程之所以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共党以邪教为全民洗脑，完成了邪恶的“转基因工程”，彻底破除了传统社会提倡的“惟义是图”，代之以苏俄式不择手段的惟利是图，这就是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模塑作用，其恶果可不是恢复私有制可以消除的。
总而言之，马教的邪恶理论，使得信徒们将人世看成是险恶的丛林，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都不怀好心，只要能实现自己代表的“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无论使出什么手段来都是应该的。熟人也好、同乡也好、朋友也好、亲戚也好，都绝对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所谓“乡谊”、“亲情”、“友情”等等全都是剥削阶级骗人的鬼话，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丧失阶级警惕性，革命战士只能用它们去麻痹对方，决不能让“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捆住自己的手脚。
“杀熟学”于焉发生，我党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杀熟”史，杀熟远胜于杀敌，谁和我党做朋友谁倒霉，必是最先屠宰对象。这道理非常简单：“熟”与“敌”并无本质差别，都是阶级敌人，但“熟”被剥削阶级道德束缚，丧失了反革命警惕，因此杀起来特别方便，这种冤大头，不杀对不起马列在天之灵。
昨天我举了范石生的例子，其实比起张发奎来，那还真算不了什么。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与共产党人关系非常密切，其部队为共党云集之地，例如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张军中的。除叶挺外，廖乾吾、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郭沫若、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贺龙、叶剑英等著名共产党人都先后在他部队任职。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据说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其中，叶挺的第24师、贺龙的第20 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则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左双文：《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 》，《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下同） 。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曾劝告张要提防共产党：“我说你们第4军里，共产党最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宁汉分裂后，张发奎拥护武汉汪精卫政府，汪精卫决定“和平分共”后，他仍然继续收容保护共党，致使武汉的共产党人全都跑到他属下的第4军、第11军和第20 军去了。张还让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作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高语罕作秘书长。
正因为此，共党一度想拉张下水，煽动他率军打回广东，将全国最坏的广东省建成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展第二次北伐，但张犹豫不决。于是共党便决定对他下手。南昌暴动前夕，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开会，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ibid）。
这结果便是以张的部队为主力，搞了南昌“起义”。这烂事干得连暴动的参加者龚楚（暴动后出任营指导员，而林彪当时不过是个排长）都觉得过分。他曾去问彭湃、贺昌、恽代英等人：“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要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短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共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龚楚将军回忆录》，75页）
共产党负了张发奎，张发奎仍然不负共产党。南昌暴动发生后，张发奎把郭沫若召到他的指挥部去，与共军约法四章：希望对方迅速撤出南昌，以免他回师该地时发生冲突；希望共军回粤走东江而不走张军将走的赣南，以免发生冲突；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互不相犯，不要盗用张的名义造反；张将以礼遣散军中的中共政工人员，也希望中共不要伤害张的人（《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 》，下同） 。
此后张按兵不动，直到叛军全部撤出南昌后才返回该城。他还听从叶剑英的建议，在率部返回广东途中走了赣州、大余一线，免除了共军后顾之忧。李济深命他“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叛军”时，他 “坚不从命” ，甚至还听从叶剑英建议，将含有大量共产党员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由叶剑英任团长，再度养虎遗患。
比起“南昌起义”来，“广州起义”更不是人干的。哪怕是共党，大约也只有万恶的广东人叶剑英、叶挺之辈干得出来。
1927年9月，张发奎率部回到广州，随即发动政变，赶走了桂系李济深、黄绍竑，控制了广州。黄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铭枢也由汕头向广州推进。张发奎将主力开往肇庆、梧州一带与黄绍宏作战，另一部则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兵力因此十分空虚。张发奎心里很不踏实，于是多次派代表与共党秘商共同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与黄绍竑。1927年12月初，陈璧君亲赴广东，向他传达汪精卫命令，说教导团多数军官都拥护共党，要他立即解散该团，但他仍然听信了叶剑英和黄琪翔的力保，没有解散该团。
老张万万没想到，他遇到的危难，恰好成了我党毅然“杀熟”、在他背后捅刀子的天赐良机。敬爱的党中央早在9月9日便向广东省委重申其指示：“中央8月31日致你们的信中，即已指明张发奎到我们军队中来的危险性以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的与他绝缘，张发奎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ibid）当张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讨论汪精卫解散教导团的指示时，中共中央已决定举行广州“起义”，而教导团正是“起义”的骨干力 量。
12月11日凌晨二时，广州“起义”爆发。叛军处决了教导团代理团长朱勉芳和15名“反动”军官，逮捕了营连级军官数十人。“广州苏维埃”发布宣言，悬赏取张发奎、黄琪翔等的人头，号召“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 ，“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
事发时，张发奎与黄琪翔、陈公博等住在广州东山，仓惶逃到河南，派人到沙面以无线电下令各部队回师广州勘乱。因为叛军兵力微薄，三天后暴动就给荡平了。
这活脱脱就是《农夫和蛇》的中国版：老张反对屠杀共产党，尽力保护收容他们，即使被人在南昌暗算了一次仍不改初衷，还与郭沫若约法四章，保证自己不杀共党政工干部，希望共党也不要杀他的人。结果我党不但杀了他委任的代理团长和多名“反动军官”，而且连他本人以及与叶剑英一道担保教导团的黄琪翔的头壳都被我党悬赏收购。最绝的是，三十多年后老张竟然还说：
“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我给每人发了路费。”“我多次说过，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231-238页）
老张这种“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能负天下人”的心理，多数大陆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盖他们从小就听熟了我党反复吟诵的《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以为人世历来就是我党描写的那个险恶丛林，却不知道我党之所以要把那两段寓言当成圣经念，乃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条蛇与那头狼，自然就只会向子民传授黑暗心术。
可笑的是，安神童小安子过去还大义凛然地谴责蒋介石翻脸屠杀盟友不是人。他不知道，蒋介石乃是斯大林钦定要在利用完后“挤碎”“扔掉”的“柠檬”（彼得•兰德：《走进中国》，134-13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总算是老蒋乖觉，及时醒水，由“熟”变“生”，先发制人，才逃脱了被挤碎的命运——不过也只是暂时的，他后来在西安事变后怜悯毒蛇，不也同样遭了恶报么？比起来还是吴佩孚英明，从来也就不曾去吞俄国人的钓饵。若老吴也拿了毛子的钱，必然要让斯大林依计行事，榨干汁水后挤碎扔掉。
当然，比起张学良、杨虎城来，老蒋还差堪自慰，那俩才是有史以来第一冤大头。
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中共原来煽动张杨和其他军阀造反，实现“西北大联合”，由苏联提供饷械，肢解分裂中国。莫斯科原也同意这计划，但后来又改了主意，要求中共联蒋抗日。可中共竟不通知张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已取消，致使两人始终处于原来的错觉中，这才敢发动兵变，满拟苏援必会如中共担保的那样滚滚而来。不料事变后莫斯科严词谴责张杨，中共自然也无法兑现那已被莫斯科吊销的支票，于是当然只有放蒋讲和一条路。因此，不是苏联出尔反尔，而是我党欺骗了张杨。可到最后杨虎城竟然认为，他只是被莫斯科为自身利益出卖了，而中共“确实够朋友”（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4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学良那useful super-idiot就更是到死那天都还认定共党是他的好友！
因此，上面说的“我党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杀熟’史”，一点都不夸张，绝对实事求是。人无横财不富，党不杀熟不发。如此“君师”哺育出来的狼崽子，岂有不精于杀熟绝技之理？这并不是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的结果，老邓的改革只不过是将“政治杀熟”改为“经济杀熟”，因而为国人提供了更辽阔的杀熟战场与更充分的杀熟机会罢了。老实说，比起“政治杀熟”来，“经济杀熟”似乎还更人道些：）
作为对照组，某些老帮菜的表现证实了上述发生机制。如所周知，胡安宁那天下第一贼公开抢劫我这前朋友的心血结晶，还宣称他有权不经我允许便任意使用我的作品，以此侮辱我的尊严。我反复抗议无效，只好改为写信乞求，请他尊重我的自由意愿，停止盗窃。他几次同意，但每次都食言而肥。秀才遇上这种不要脸的流氓，实在是无奈之极，最后我只好多次哀告之：你偷就偷吧，拜托别提我的名字，只要默默地偷，我就让你占这便宜也无妨，他也几次同意了。然而这种共党狼奶喂大的纯种狼崽子就是毫无感恩之心，连我这最起码的要求都做不到，出于毒蛇的本能，就是要不断地咬喂养他的那只手，前些天竟然发挥妄想型人格失常的国技，污蔑我批孙中山不但是为了反革命，而且是为绿营搞台独张本！
您能相信世上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主么？能相信世上有这么阴暗龌龊的心地么？在这种下作黄子看来，孙中山只能是政治工具，绝不能是单纯的历史人物。因此，他到底是什么人，只能由无耻政客们根据其需要捏造，如王匪希哲宣称应该根据政治需要捏造赵紫阳的形象一般。谁若不满于国共两党的欺骗宣传，寻找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孙中山，谁就一定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而将这种罪恶动机揭发出来，则是革命者们的大智大慧。正因为此，“反水浒，为防革命；反孙蒋，为防复国；反民运，为防演变”的烂帖子才会堂而皇之地上了智力难民营的导读，向大众恬然展示“民主”革命家们的卑污，以及他们将来统治的“民主中国”内将会有什么样的文字狱。
如所周知，胡安宁以及其他民运垃圾早就从大陆跑出来了，从未投入国内商品经济大潮，然而这些人比起国内杀熟高手来却只有更坏。这还不能雄辩地证明中国人的堕落与老邓走资无关，完全是毛共作的大孽？正因为民运垃圾基本是毛时代的弄潮儿，个个是政治杀熟高手，精通一切丧尽天良的党技，其烂污度才会远远超过一般堕落同胞。
因为国人的堕落是执政党用邪教为全民洗脑造成的，与经济基础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它不会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自动消除，哪怕痴迷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也该看出这点来。因此，要逆转这反文明过程，实现社会文明化，唯一的办法是共党洗心革面，以强力为全社会消毒，清除过去散布的一切党文化，并彻底改造实行逆向筛选的腐恶社会环境，然而这是毫无希望的。So, as always, we are doomed, guys.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2-18 周三, 下午9:12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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