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原创]适者生存(10):清末关于种族优劣的争论(中) |
 |
金唢呐
[个人文集]
.gif)
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经验值: 61256
|
|
|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适者生存(10):清末关于种族优劣的争论(中)
金唢呐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经常有人拿中国国情和日本国情做比较，认为中国与日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即所谓“同文、同种、同教”，强调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其实中国的国情与日本并不一样，而且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起码人家一看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领的那4艘战舰（黑船事件），就明白了西方文明是怎么回事，再到欧洲实地数一数工厂的烟囱，就立刻确定了“脱亚入欧”的战略。而且，那时候的日本还出了几个拿的出手的人物，无论是“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是“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和20世纪“少佐闹革命”的那群“马鹿野郎（日语发音是‘八格牙鲁’）”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们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日本天皇与当时的中国皇帝也不一样，日本天皇也是大和民族，是“千年传承、万世一系”，民众对同宗同族的天皇没有恶感，不存在什么“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的问题。历史学家王亚南曾说过这样的话：“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 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 那末, 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和倾轧, 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而中国由于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影响，再加上晚清王朝的所作所为，中国人民对满清政府甚至整个满族已深恶痛绝，汉人从心底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这层窗户纸没有人捅破便罢，一旦挑明了皇帝非我族类，人们心里堵得慌，“君主立宪制”这一套就很难行得通。
若当朝的皇帝是汉人而不是“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绪皇帝名载湉”（章太炎语）的满人，阻力肯定要比小得多。对于汉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来说，实现“君主立宪”的软着陆的可能性会更大些，中国近代史可能就是另一番模样了。但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假设，决定“君主立宪”成败的因素很多，远不是一个皇帝的民族所能决定的。即使是汉人皇帝中国也未必能够实现君主立宪，也有可能是先搞一段君主立宪，然后蓄积能量再爆发革命。
不管是清朝政府里的开明势力，还是维新派、共和派（顺便请教一下老芦，是否“维新派”、“改良派”和“保皇派”可以一以贯之地称为“立宪派”？是不是戊戌变法前称“维新派”或“改良派”，戊戌变法后称“保皇派”？“共和派”是不是和清末时期的“革命派”是一个概念？这些称谓在近代史中混用一气，忽而褒义，忽而贬义，很是烦人），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是思想源泉、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都差不多，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西方民主政治。这里说的“进化论”，实际上是严复传播的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混合物；而这西方民主政治，大部分是留日学生倒腾来的二手货。所以那个时期的学习西方，不全是学西施，还有些实际上是学东施，是以日为师。
他们也都是“以夷为师”，只不过就是老师不同：清政府看重德日模式，主要是为了维护君权。尤其是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既使国家顺利地走上近代化道路，又成功地保住了天皇的地位与尊荣，鱼与熊掌兼得，好不教人羡慕；立宪派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他们认为：“今世言宪政者，莫不首推英国，非特君主国之宪政宜以英为称最也，即共和国亦无有能及之者”。因而，他们很自然地主张模仿英国的政治体制，希望以国会与责任内阁的形式分享国家政权。清末在国内参与立宪运动的不少是商人、实业家和一些开明士绅，他们希望通过立宪运动改变政治格局，使自己有机会参政议政；而革命派是一帮没有任何职业的浪漫革命家，在已有的框架里分不到什么油水，所以崇尚法国式的民主革命，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以后又杀出个共产党，追求的是“大权独揽，小权不分散”，所以提出“以俄为师”，建立二杆子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不管花样如何翻新，还是毛主席那句话“走X国的道路，这就是结论”（此处X分别等于德日、英、法、俄）。
当时无论是立宪派人士梁启超，还是后来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都对满人充满了鄙夷，区别是程度不同、处理方法不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说立宪派的观点和做法。
对于满族人，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总结为三个特点：“既寡且愚且弱”，满洲人不适宜带领国家与白人展开竞争的原因是该民族像家养宠物那样发生了“退化”：“况如今之满人者，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数百年来不耕而食, 不织而衣, 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
所以维新派认为，中国的事情，不仅坏在制度上，还倒霉在了满人当政。只有落后的八旗领导，没有落后的汉族群众。“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则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祛除之，则二十世纪之舞台，将为吾国民所专有。”
尽管是对满人充满了鄙夷，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却很温和，那就是“民族调和论”的主张。1897年梁启超针对西方列强东侵，在《变法通议》中提出“泛黄种主义”概念。以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问题,认为“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为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为何? 合本部属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因而他主张中国现在应该“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 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在手段上维新派“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目标也不够远大，至今还被人耻笑。他们追求的不是像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一举粉碎四人帮，令全国上下人心大快，反而认为“革命者最险之着, 而亦最下之策也”。在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提出的主张，除去那些废话，最主要就是“平满汉之界”、“君民合治”。只要满人能够让位放权给汉人官员，国家就能够迅速走上富强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洋鬼子打进来以前,中国社会的满汉矛盾并不突出。通过上层统治阶级的满汉联盟，满汉民族矛盾尽管还存在，但远没有入关时那么强烈。满清统治者真正做到了“两手都要硬”：高压政策镇压反满思想,推行汉化政策,联合蒙回藏族上层人物,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使满汉民族对立情绪缓解,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由反清转而归顺、拥护满清王朝,从汉族地主士绅到普通民众从事实到心理都基本接受了满族的统治，由对满清的不合作转而主动、自觉地去效忠，发自内心地做万寿无疆赋。
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甲午这一仗，小鬼子算是把中国给惹恼了。以前虽然是挨揍，但那是“先生打学生”，尽管先生的板子重了点，有点“妈妈的”，但那毕竟是先生，咱们还能认账。况且还能找出些“船坚炮利”之类的借口，倒也虽败犹荣。这小鬼子可就不同了，是属于“学生打先生”，北洋舰队号称世界第四亚洲第一，不可谓“船不坚炮不利”，一支这样大的舰队，愣是叫“蕞尔小国”给生生打没了，绞尽脑汁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你说可恼不可恼，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这靠这“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的满人统治是不行了，所以维新派提出“请君民合治, 满汉不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融满汉之见”来挽救民族危局。
和后来的革命派靠刺激肾上腺的做法不同，维新派的文章充满理性，人家就“君民合治, 满汉不分”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就其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而言，“中国之积弱日益甚, 而外国之逼迫日益急, 非合群力不能自保”、“今日之时, 今日之势, 诚宜合君臣上下, 华夷内外, 踔厉奋发,优勤兢惕, 以冀同心协力, 联合大力以抗外敌”、“以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 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 此联合所以为要也”、“方今海外各国, 莫不联盟合群以攻我, 而我于满汉之间转不能融洽一气, 化尽町畦, 抑何不善自为谋也!”、“今日列强并立, 无不以民族帝国主义为方针, 故其国民团合, 视国家为一体, 兢兢焉万国争强, 今满汉也, 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 同一民族则宜团为一体, 不宜歧视”。大敌当前，非搞满汉统一战线，也就是梁启超说的“大民族主义”不可。
就可行性而言，首先是满汉同属于黄种人，皮肤颜色都一样，彼此不应该互相歧视。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先例：“在昔春秋之间, 秦楚吴越皆谓之夷狄, 而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汉间犹谓之羌, 谓之西南夷, 夫夷狄之称何自起乎? 蔑视异种人之名耳。夫秦今之陕西,楚今之湖南, 吴今之江南, 越今之浙江也, 巴蜀今之四川, 滇今之云南, 桂今之广西, 南越今之广东也, 当时皆与中原之人异种, 互相猜而不相通, 无异于今之满汉也。自汉以后, 支那之所以渐进文明, 成为优种人者, 则以诸种之相合也,惟其相合, 故能并存”。
同时,维新派还从满清自身政策来说明“满汉不分”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自咸同之际,粤捻各匪蹂躏海内,其时我皇太后垂帘听政,知人善用,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治,当时论功行赏,实为汉人之多,圣人在上,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固无有满汉之见矣。则皇上于此秉承慈训,合满汉而一之,抑又何难?”实际情况确实也是这样。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 使清朝倚为柱石的八旗和绿营彻底崩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满洲贵族迫于严重的内外形势认识到要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调整固有的政策而重用汉臣。满洲贵族中的有识之士如文庆、肃顺等先后主张重用汉人。辛酉政变后,慈禧和奕訢都主张重用汉人而且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得到体现。
以太平天国爆发时道光三十年与标志其失败的同治三年为例。道光三十年十缺总督旗人占其四,汉人占其六,十五缺巡抚旗人占一缺,汉人占十四缺；同治三年十缺总督旗人占其二,汉人占其八,十五缺巡抚全为汉员,无旗员。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者迫于笼络汉臣, 尽快镇压起义维护自身统治特权的需要,不得不下放权力,使地方督抚拥有了用人权、军事权、财政权等以前不曾企及的巨大权力,打破了名为满汉兼用,实权握于满人的机制。同时,通过镇压这次起义,大多数汉族地主士绅和知识分子认识到农民起义会危及自身利益,只有保住了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住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和元朝蒙古人把汉人列为劣等民族不同，满人入关后为保持其统治地位,其实也采取了一系列“融满汉之见”措施。比如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实施“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举行“博学鸿儒”特科等等，都是继承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统治传统。雍正皇帝曾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这充分说明了清朝的统治者是继承了中国的道统。清代还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将封建伦理道德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权力分配上，采取了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担任各种职务等措施,模糊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以达到以汉治汉、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终结果将满汉间的民族关系变为封建君臣政治关系,淡化乃至消除汉族的民族对立情绪,使汉人自觉地接受满洲贵族的统治,服服帖帖地称臣,真心实意地效忠,而忘记满汉间的民族界线。
清朝的民族歧视也不能说没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官缺分满汉，满族官员可以任汉缺，而汉族官员却不能任满缺；同一职如尚书侍郎，满族的权力大于汉族。另外，满族主要出任高级别的官职，保证满族在政府机构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
2，满族不准许通婚，八旗女子不可以嫁于汉人，而汉族女子则可以嫁于八旗。
3，满族人只能为职业的军人，不准许从事生产活动，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
4，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
维新派这种“平满汉之界”的主张，不仅汉人，一些满族知识分子和官员也表示接受。当时维新派说服满洲贵族的那句话是，“平满汉之界”的主张“为汉人计者,不过十之四,其所以为满人计者乃十之六也”已经被部分满人所理解。从满族自身利益考虑，也应该向推行“平满汉之界”。有些满人还付诸行动，像满族举人德懋、德善、文元、同书、文成等参加了“公车上书”的行动，满人志钧参加了强学会的活动，满人寿富和康有为在北京组织耻学会，满人乃庚、文焕等参加了保国会的活动。应该说，这种“民族调和论”体现（或曰引导形成）了社会舆论与主流意识，在晚清媒体占据了主导地位。排除政治派别鲜明的报章不计，以《申报》、《大公报》等中性报刊为代表的“公共空间”都在宣传这种主张。《大公报》主人英华（敛之）虽为满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视同仁之心，且崇信变法改良，思想开明，因此也以融合满汉畛域为救国良策。如1906年3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的《论建设学堂宜除满汉之名目》，论者秉着“调和满汉之方针”，批评满人“办理学堂者仍狃于满汉之成见”、“以同为一国之人，而先自分支别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满革命种种狂悖之谣传莫杀其势而息其波”。这些满族人融合满汉以防止革命的手段虽未必现实，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谓良苦。
不过，弄不清“为满人计者乃十之六也”的满族贵族也大有人在，维新派的主张还是遭到了当朝满清贵族的强烈反对。“刚毅言曰：开学堂不过增长汉人之智识, 以危我满洲之朝廷, 凡读书能文者, 皆当摧抑之, 拔其根株, 勿令留遗”。留学日本的满洲贵族少壮派由于直接感受到革命派无所顾忌的排拒，而生发出更为强烈的敌意。辛亥革命后组建“宗社党”的良弼，1904年留学日本时，即“以满汉界限，故与汉人留学者大相水火，即汉学生亦莫不反对之”，于是上书执政者，“请将汉人中有志之士尽中以法，为一网打尽之计”，并请求“限制汉人入仕，阶级毋得过三品以上”。由于满清贵族把自己既得利益看得高于国家民族利益, 干扰和阻挠变法, 丧失了变法的有利时机。
戊戌变法前后立宪派的组成大不相同。戊戌变法前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也就是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但戊戌变法后立宪派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变化，除了戊戌时期形成的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海外活动以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绅商群体，包括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式商人、实业家和一些开明士绅，他们也在国内参与立宪运动，希望通过立宪运动改变封建专制政治的现状，使自己有机会参政议政，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分一杯羹。
清末最后十年 (1901～1911) 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在满汉关系上曾朝维新派努力的方向做过尝试。这里面朝廷一方所作出的最大让步，当属清政府谕令取消满汉通婚禁令, 准许满汉民族成员自由通婚，打破为保持血统纯粹固守已二百余年的厉禁。“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着准其彼此结婚”。不过，这一“宽宏大量”的谕旨实不足以安抚人心。尚未与清廷离心离德的汉族官员仍在不断抱怨“满汉界限仍分晰太清”，具体而言：“民部奏补之内外厅丞，内城满籍，外城汉籍；所有以下之员，内城亦满人占居多数，外城亦汉人占多数。而礼部奏补之丞参，亦系两满两汉。其余外部、农工商部、民政部等侍郎之缺，亦皆一满一汉。”也即是说，凡属重要位置，仍多用满员，由此表现出对汉人根深柢固的不信任。各部侍郎的任命虽似乎满汉均等，但最高的官阶尚书却只以满人充当。1906 年,清政府对《大清律例》做出修订,按照化除满汉畛域的原则,实行旗人犯罪与汉人同等对待。此后,又下令取消旗人旗籍,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接受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建议，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再次，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促使立宪派立宪运动的高涨。清廷预备立宪上谕的颁布，使海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他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虽然只有一纸上谕的承诺，但是却使立宪派萌生了无限的激情与希望。他们纷纷组建立宪团体，积极投身于宪政改革运动之中。以后清政府承诺并实行立宪，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了代议会。清廷宣布立宪后，马相伯（年轻时当过李鸿章的秘书，以后创办震旦学院，后又创办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又与英钦之创设辅仁大学前身辅仁学社）在上海的各界人士庆祝会上说：“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明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案。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当时《华字汇报》还有人作《欢迎立宪歌》：
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
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英雄数巨子之东之西，
劳瘁不辞，终将病国医。
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乃今朝。
古维扬，新学界，倾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
可叹的是这些改革，还是不能令汉族官绅满意。原因是孙中山的“排满革命”已经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汉族官僚、地主士绅到普通民众对满清的离心力越来越大，满汉矛盾的纠葛和皇族亲贵的倒行逆施，上层统治阶级的满汉联盟濒临崩溃。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以后由于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改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议院。按照修订后的预备立宪规划，宣统三年（1911年）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组建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在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载沣任用满族亲贵的祸端也在这次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在敏感的“满汉”问题上栽了跟头。当时的内阁名单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由于“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犯下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本来革命派就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是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举。由此看来，在当时的环境里，清末推行新政和立宪很难行得通，而直接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引起汉人严重不满的“责任内阁”名单。尽管立宪派在愤怒之余，仍然理智地试图再以请愿的方式予以挽回。他们上书严正申明：“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认为现在以皇族组织内阁，“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违反”，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这次上书遭到清廷谕旨的严词申斥。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立宪派也加入“滚滚革命洪流”，清朝的统治彻底结束。“平满汉之界”的事儿再也不用立宪派操心了，满族亲贵们也彻底歇菜了。
2005年看到一则关于不丹的报道，深有感触。说是不丹国王宣布，他准备于2008年举行全国大选，在不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此次不丹的议会民主选举，并非该国人民或政党的压力下被迫举行的，而是深受人民敬戴的国王旺楚克亲自下令进行，他决定放弃统治权力，将不丹转变为君主立宪的国家，国王将成为最高元首，而国会只要有三分之二议席，就能对最高元首行使罢免权。我当时高度怀疑这是什么“欲擒故纵”、“引蛇出洞”之类的谋略。
因为当时的国王威信正高，执政期间给国家带来的幸福，臣民有目共睹，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世界幸福地图”研究中，“穷国”不丹排名第八。他所创造的“不丹模式”和他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理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成为很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十分感兴趣的经济学课题。而且许多不丹老百姓对民主选举也不“感冒”的，他们恐怕如邻近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因选举打乱了他们平静和安宁的生活，带来动乱，带来贪污等。不过，因为该国民众非常尊敬和信任国王，既然国王要搞民主，那就“为了国王而民主”不妨试试。
后来就一直关注这件事儿，以后不丹又在上院和下院举行大选，才相信这是真的。不丹的民主选举，既没有大乱，也没有阴谋，是在平静和顺利的气氛下进行，令某些西方国家感到意外的是不丹连起码的“启发民智”都没有。以后看到具有浓厚保王派的团结党的压倒性大胜，说明了该国选民，绝大多数敬戴国王，支持国王的统治。
当然不丹和当年的中国没有什么可比性，不丹未来的道路同样充满着风险和挑战，能不能“千年传承、万世一系”还不得而知。但起码说明这么个道理，像晚清政府那样，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还不肯让步，到那份上还不肯放下身段，不肯妥协，哪还有什么君主立宪的可能。尽管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不颁布《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明确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并任命由资政院公举的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由袁氏组织完全责任内阁。然而，一切都晚了，心灰意冷的立宪派也不愿意再玩下去了，民心尽失的清王朝已是大势已去，终归走上无可挽回的覆亡之路。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只配再被踹上一脚，然后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金唢呐于2009-2-03 周二, 下午5:0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
|
| 返回顶端 |
|
 |
- 谢老芦赐教！ -- 金唢呐 - (0 Byte) 2009-2-03 周二, 下午5:01 (213 reads)
- 我看满汉功过 -- 芦笛 - (4313 Byte) 2009-2-02 周一, 上午1:38 (998 reads)
- 请教各国王室姓氏问题 -- 消极 - (68 Byte) 2009-2-02 周一, 上午11:36 (296 reads)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