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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读《晁错论》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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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经验值: 518954

标题: 也读《晁错论》 (748 reads) 时间: 2009-1-25 周日, 下午8:39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也读《晁错论》

芦笛

《晁错论》是经典名篇之一，苏东坡借晁错说事，为政治家特别是改革家们提供忠告。晁错的事迹马悲鸣已经在《读〈晁错论〉》中介绍过了（见附录）。我这儿替大苏重新组织一下《晁错论》的有关段落，并加以解释。

该文一开头就说：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意思是，国家最难治理的弊病，是表面太平无事，其实有深不可测的隐患。此时如果坐视不管，那就可能恶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如果出来改革，而大家又会因习惯于表面上的太平气象而以为自己是危言耸听。所以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舍身为天下人冒大险犯大难，以求成大功。这种事不是指望靠速成来出名的人可以干的。

然后他以晁错作为反面例子，引出教训：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意思是，要想成就大事业，不仅需要超群绝伦的才干，而且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事前就预见到了后果，并作了准备，在灾难果然到来时沉着镇静，从容应对，这才能最终成功。既然我敢在表面上天下太平之时，貌似无缘无故地引出大难来，那我就有善后之策，这才能对天下人有个交代。如果祸发后想缩手不干，让别人来承担善后责任，则自己必然要变成众矢之的。

在文章结尾，大苏再一次重申了那劝告：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意思是，想成就非凡功业的人，不能只想保全自己。晁错的自保其实是坑害自己啊！

这就是文章中心思想，谁都能看出来，大苏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强调改革的艰难以及潜在恶果，强调事前必须深谋远虑，对可能引出的灾难作好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应对措施。当灾难果然到来时，改革家们必须锐身自任，不能临难而惧，把善后的重任推给别人，只有这样，改革也才会有成功希望。他这儿其实是提出了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观必要条件，那就是主事者具有远见卓识和优秀的心理素质。

可惜马悲鸣却误会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去。他只看见了大苏那段话：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就得出结论：

“这是给天下后世的改革家上了一课：如果不能‘吾发之，吾能收之’，则无异自启祸端。”

接着他又引用了历史上的四次改革：商鞅变法、晁错削藩、王安石变法、赵紫阳改革，据说都是“能发不能收，自启祸端”的例子，最后在文章结尾时提出号召：

“今后再有言改革者当可问彼：‘汝发之，汝能否收之？’若不能收，必是肇祸之首。”

这不成了反对改革么？对改革那种变数极多、祸福难知的事，谁有本事保证必定成功？但若因噎废食，岂不是如大苏说的那样：“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看来中共自六四后停止了政治改革，还真是听了马的劝告，“若不能收，必是肇祸之首，干脆不改以图自保，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马悲鸣的错，大苏自己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若大家听了我的劝告产生畏难心理，从此因循自保，以致大局糜烂终不可救，那又怎么办？”他只强调了改革的艰难，着重抨击了晁错的智力心理素质缺陷，就更容易让读者误认为他反对改革，而马似乎正是这么理解的。

另一个问题是古文本身就不利于明白晓畅的说理论证，古人又从来不知明确界定所用概念。

大苏的意思之所以变得如此明白，乃是因为我在翻译时根据文章基本精神，用现代中文补足了原文中含混之处。例如文中的“天下”，有时是指“国家”，有时又指“天下人”，我都分别选用了相应的涵义，使得文意更加明白无误；“事至不惧”的“事”也是这样，准上下文义，译为“灾难”似乎更准确。

又如“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不看上下文就很容易产生误会，以为大苏是指责“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根据原意，补足为“敢在表面上天下太平之时，貌似无缘无故地引出大难来”，就消除了可能产生的误会。

最成问题的还是“能发之，能收之”，而马悲鸣在作出一系列豪断之前，竟然也就没想到先澄清一下其涵义。“发”倒好说：“发动”么，“收”又怎么解释呢？到底是“改革成功”的意思，是“挺身出来承担后果”的意思，还是“及时中止改革以全身远祸”的意思？

有趣的是，不但大苏语焉不详，而且从马举的那几个实例中，读者也无法琢磨出 “收”的涵义。要说成功结束吧，王安石的经济改革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都没有成功，但商鞅变法和晁错削藩都是成功了的，人虽死而业已就，秦国由此富强，而汉朝中央政权也从此稳定。这点恐怕连马悲鸣也不敢否认吧？所以，如果我们把“收”界定为“改革成功”，则马的立论无法成立。

如果“收”的意思是“挺身出来承担后果”，那王安石和赵紫阳都没有逃避责任，岂不是“能发能收”？马还抨击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收”界定为“及时中止改革以避免祸延自身”，则王安石既未中止改革，也未祸延自身，那又怎么说？为什么他“能发不能收”也没有“自启祸端”呢？而且，若势成骑虎、进退两难时又该怎么办？难道大苏提倡的竟然是“可以发动改革，但见势不妙便赶快收梢”？

这其实是大苏原论的缺陷，他始终没有面对“既然改革风险如此之大，到底是该改还是不改”的问题，也没有澄清那“收”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只能用“有善后之策”的模糊话语去翻译，否则就会强奸原作者。

但这其实也不妥当：那么，是不是没有善后之策就不发动改革，坐以待毙？而且，如果事前无法“知其当然”，准确预见到可能引出的所有连锁反应，那是不是就不能发动改革，连“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放弃，坐待积弊成熟，终不可救？作者忽略了这些本不该回避的问题，只是强调了改革家必备的主观素质，却忽略了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前知其当然”。

由此可见，古人没有清晰思维和清晰表述的习惯，哪怕是聪明如大苏者也难免在关键之处含混不清。现代人必须用西式清晰思维去理出个脉络来，既看到作者的智慧，也看到其缺陷，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能如马悲鸣那样，时至今日还在“打语录战”，孤零零地拎出古人的一句话来作 “警世通言”。

更出奇的是，马悲鸣不但误解古文，甚至连近事都整不明白。谁都知道，老赵并不是改革的发动者，他不过是执行邓小平的战略部署罢了。老邓才是“发大难之端”的罪魁祸首，可惜马悲鸣竟会认为此前的毛时代是“天下治平”，而老邓又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

更能体现马悲鸣思维混乱的是，他居然连赵不是学运（也就是真正的“大难之端”）的发动者都不知道。赵根本不是祸延自身，而是受到学运的连累。如果他要明哲保身，那再容易不过，紧跟老邓“收学运”就行了。可惜他党性不强，又误以为学运可以使用和平手段，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结果上了学痞们的当，论本质不过是个牺牲者而已，不料却变成了马的讥笑对象！

这说明混乱思维是怎么让人谬以千里的：本来发动学运的学痞以及后面可能有的黑手才是“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的罪人，而且他们确实是“能发不能收”，既不能使之获得成功，又不能及时中止以免启祸，更不能锐身自任承担恶果，等到真的“自启祸端”了，他们却纷纷鼠窜鹰扬，让没长飞毛腿的无辜者去为他们顶那泼天大祸。

马悲鸣本来也该知道这些，可他却专门“声东击西”：该谴责的是学运，可他却去谴责改革；该谴责的是学痞，可他却去谴责试图和平化解学运、以此借力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家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悲鸣现象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突出而生动地显示了国人中相当普遍的毛病，就是在学会正确的思维方式前，便去胡乱涉猎不利于清晰思维的国学，那结果便是鲁迅早就说过了的，让自己的脑袋变成古往今来各种马队纵横驰驱的跑马场，被生生踩成了天下奇观。

2004年9月17日写
2006年11月19日修改

附录：

读《晁错论》

•马悲鸣•

据说古文要读韩愈的，因为他是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但我还是更愿意读三苏的文章。三苏就是苏东坡和他爸爸苏老泉，还有他弟弟苏辙。

现在的人们一说起宋朝的大改革家就是王安石，一说起大保守派就是司马光。其实双方都是各走极端，反不如三苏更秉正持中。苏东坡在王安石当政时，反对变法。等司马光当政时，他又反对复旧，堪称中流砥柱。三苏写了好多篇文章论历史和人物。其中苏老泉不点名骂王安石的《辨奸论》和《管仲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和《晁错论》，还有苏辙的《六国论》都收进《古文观止》里了。这其中《晁错论》对改革家常犯的错误有极精到的分析。

晁错是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他倡议加强中央集权，协助景帝大事削藩。一天忽然有个乡下老头从门外一直撞入御史大夫的府邸。原来是他爸爸跑来大骂他找死。可是晁错不听，还是一意孤行，后来果然激变了七国之乱，请清君侧。景帝没法，向晁错问计。不料晁错竟出主意让皇帝“御驾亲征”，亲冒矢石，而自己则留守京城，坐享安全。这时大臣袁盎出来说话，请诛晁错以谢天下。景帝就把晁错杀了。可是这时七王之势已成，不再听命于朝廷。景帝只好用“军细柳”的周亚夫将兵，才算扑灭了七王之乱。后人都叹晁错忠于汉室而被戮，却鲜有言此乱实由晁错激变而成者。

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有一段论述：“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这是给天下后世的改革家上了一课：如果不能“吾发之，吾能收之”，则无异自启祸端。

商鞅变法，就仗恃一个秦孝公。他曾一日之内杀人七百，渭河水为之变红。后来连太子也反对如此残酷的变法，商鞅竟让两个太子师傅代罚，一个削鼻子，另一个在面孔上刺字。结果孝公一死，商鞅就作法自毙，车裂以死。谭嗣同变法就仗恃一个光绪，他连皇帝的妈都想杀，结果自己反被太后诛戮。“四人邦”也得算是改革家，力图把中国改得更加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她们也就仗恃一个主席毛泽东。毛一死，她们立刻就擒。

王安石变法同样是不管不顾。他提出“青苗法”的当时，就遭欧阳修的反对。“青苗法”要求地方官在青黄不接时，把官仓里的粮食借贷给农民，待秋收以后再给还。这当然是便民之计。但是王安石用借出的粮食数字作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标准。谁借出去得多，谁升官快。结果各地方官不管农民是否真缺粮，一律强行借给。本来是意在便民的好措施反被用来扰民。王安石新党就这么做事情。

胡耀邦倒台，赵紫阳接替时，有个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匿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谈话，声称：“胡耀邦毛，赵紫阳稳”。这或许是实情。但当此海外留学生首次发动签名运动，替胡耀邦抱不平之时，说这种风凉话无异于幸灾乐祸。赵紫阳的天下只坐了短短两年，倒台比胡耀邦还彻底。记得当时老百姓还抱怨赵紫阳弄了一帮子研究生在那里胡闹，馊主意太多，朝令夕改，没个准头。后果然激变出个八九学潮来。赵紫阳的智囊团堪称“吾发之，吾不能收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最后还是邓小平以镇压解决问题。智囊们“然后有辞于天下”，然已不是当初“吾发之”的改革之辞，而是谴责镇压之辞了。只是赵紫阳本人临阵不肯镇压，算是落点不错的名声。

今后再有言改革者当可问彼：“汝发之，汝能否收之？”若不能收，必是肇祸之首。

――――――――――――――――――

晁错论

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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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 慎思明辨, 又是一个如何清晰思维的案例. -- 王泓 - (0 Byte) 2009-1-26 周一, 上午11:20 (12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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