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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奇文共欣赏：毛泽东与美国宪政：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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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奇文共欣赏：毛泽东与美国宪政：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土土007






加入时间: 2008/04/19
文章: 780

经验值: 28579
文章标题: 奇文共欣赏：毛泽东与美国宪政：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929 reads)      时间: 2008-12-27 周六, 下午10:34
作者：土土007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转贴自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BlogThread.aspx?EntryId=113659

——12月23日乌有之乡“毛泽东与民主”座谈会发言

陈永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从我们农村出来的长子，是我们的大哥领路人，老父亲仙逝替老父亲按照新理想当家，没搞好，搞得一大糊涂。但是他是我们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我丝毫不要求别人对我这种感觉赞同。狂风暴雨般的反对，我也不会被撼动半分，因为这种情感与他人无关。
伟大政治的理想，错误的方法不行，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小心翼翼的搞。我这篇文章充满自由心证，或者也可以说成“以毛注我”。但我不认为我是绝对正确的，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争鸣。
一、 毛泽东与民国
我把毛泽东令我灵魂不安的伟大政治理想，放在民国奠基的背景之下来理解。毛泽东作为民国之子，在1949年之后所做的事情，在民国的时候，已经规定好了。要把民国、孙中山和青年毛泽东请回来，才能看清楚毛泽东的伟大政治意图。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所行的，不过是继承民国所未完成的，并且做得太过，方法走极端。毛泽东对于蒋介石来说，内心深处觉得更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在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代理部长，搞《政治周报》，毛泽东那么不顾一切把自己的新三民主义，架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看来，他如此比孙中山更理解孙中山真正想要什么），那么毛泽东所做的，不过是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所遗忘（掌权者必然背叛革命理想，毛泽东的深刻体验）民国奠基根本精神的哲学政治和革命手段之复兴。
民国奠基是美国宪政式的。青年时中国的社会想象，为毛泽东提供了美国作为现代化政治的乌托邦想象。晚清国门一打开，先贤需要西方宪政，到美国一看，“美国就是古三代”。这种乌托邦想象，帮助儒学思维结构的先贤接受了美国宪政，并且作为第一选择。
然而古三代，仅仅是一个意象，并不足以为一个政治方案提供模仿和心理支撑。古三代的意象，是一点火星，不过是一种亲友团拉拉拉队的喝彩。而只有美国才能活在当时立法者和人民心中。能战胜敌人，和富强自己，是政治优良与否的裁判官。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排除，在他有生之年，就实现赶超美国宪政的渴望，但是他所作的事情，或者他意图之外真正的结果，是形成美国建国之前的无阶级社会或者美国式特例的中国条件，利用政治暴力形成平等的社会经济条件，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与行政官僚的对立，利用道德政治运动来顶替共和的群众政治参与，来赶英超美。
赶英超美并不是单纯经济因素的，而更是政体的。对于毛泽东而言，要继承美国革命精神，成为主人民族或世界精神先锋队，他这一代要做的，只能是准备工作，而经济国力赶超等，也仅仅是一个条件。时间紧迫容不得慢慢来，毛泽东要政治大跃进，要用极端手段。
二、赶超美国宪政
梁启超孙中山超影响毛泽东。民国成立之后，保皇党人梁启超改变立场，拥立民国。提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之第一大共和国，因为美国为联邦国家，非真正大一统的共和国。大共和国将以中国为最先之试验。梁启超提出赶超美国宪政，与美国宪政一样，是一种实验性的伟大政治。
孙中山同样有赶超美国宪政的渴望。孙中山说要把民国建设为世界最文明政治体，用五权宪法赶超美国三权宪法。
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有一个注释，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天选民族的担负。汉密尔顿就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伟大政治试验，决定了世界的命运。法国大革命和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自由在法国的命运和试验，成败与否，决定世界的命运。一个伟大的民族先贤，一定要有这种世界精神的负担。梁启超说，我们此次新政体的建设，若克底于成，则岂唯一新国命而已，且将永为世界模范。何也，大共和国、大立宪国试验成功与否，实将于我国焉决之。毛泽东内心也焦急，如果中国没搞好试验，那整个世界就完蛋了，没戏了。
在尼克松访华时，当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美国是有希望的国家。1949年之前新华日报社论，有几篇是毛泽东所写，吹捧美国。《新民主主义论》中赞美美国宪政，并提出超越。毛泽东认为，美国虽然距离宪政最近，但还是有距离，我们可以赶超。
毛泽东一直被赶超美国宪政渴望，在中国比世界任何国家，更高更快更好的实现民主潮流，这种伟大政治渴望支配着，后来的发动文革看地更清楚。我们知道自由民主是一种世界命运，那一个民族要更高更快更好担负起来，肯定是世界领袖或者主人民族，或者最为富强。这里有一种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超验意识在里面，做得最好，肯定得到世界命运最高的赏赐。毛泽东眼里，美国做的最好，但是我们要做的比美国更好。
在美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之前，整个西方立宪国家确实陷入一个危机，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美国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奠基立宪的时候，就预设得好。但是在二战之前，这种做得好，这种事前诸葛亮的宪政主义做法，并没有把优越性显露出来。所以毛泽东过分看重了美国宪政的资本主义性质，当然借助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冲动，毛泽东想比美国更早的实现宪政。也就是赶超美国宪政的渴望，和社会主义的冲动搅浑在一起。这是一种有时代限制的卓越眼光。
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宪政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当初宪政主义诞生，为了打倒贵族，由资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结成联盟。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宪政主义的，是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美国立宪的时候，就兼顾少数人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面对寡头统治和大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凌驾于他们之上。
三、多生人口的立宪含义
严复说，中国人是黄色人种，品种单一，文化品质单一，人更多，实际上更好立宪。世界历史中的立宪政体试验，放在不同种类的民族身上进行，从以色列的单一民族，到罗马和美国的混合民族，再到近代中国的单一民族立宪。
罗马和美国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和。所以毛泽东身上，对共和主义的担负，比美国和罗马更多。一方面，毛泽东学习罗马和美国，把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进一步深化为中华民族。罗马的拉丁民族，也是这样一种政治民族的政治缔造和宗教性缔造。
毛泽东看到世界的潮流，必将从政治平等过渡到社会经济平等。那么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单位，这时候人多确实就力量大，比重大，这也是赶超美国宪政战略的一个部分。
四、不需要奴隶的共和试验
毛泽东还承受了一个试验，那就是中华民族崛起，要成为主人民族的时候，已经没有殖民地了，没有人给我们当奴隶了。美国宪政虽然蕴含着人人平等和解放奴隶的理想，但是也没有做到。毛泽东因此想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域广大的国内，实现没有内部和外部殖民的共和。也就是要试验这样一种崭新理想：不要奴隶的共和国。这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政治试验。
当然毛泽东还通过红色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输出，在非洲东南亚建立一些殖民地，这是一种红色的国际商业殖民体系。输出红色意识形态，建立工业原材料的基地，那么中国计划经济为脑袋的国际商业殖民体系。有点像美国的全球商业殖民体系。美国是输出自由民主而建立，中国是输出共产主义而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一个计划经济。
当然毛泽东还在国内搞了农民作为殖民地奴隶，以及公认作为更高一层的工资奴隶工人。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悖反，毛泽东的理想，伟大政治的理想，与其被迫所作所为的南辕北辙。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在一个国家之内，实现不要外部殖民地和国内奴隶的共和主义政治试验，这个意图或维度始终在。
当被迫有奴隶时，那就要考虑，如何做到让历史代价最小，而且事先安排好，让他们容易翻身。
阿伦特认为，如果奴隶制不是变为一种政治等级，用政治强力来维持，那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例如资本主义的工人，也是奴隶，学术上叫做工资奴隶，但是可以忍受的。不在国家政治层面有奴隶制，实现平等，但是在市民社会中有自然的不平等，有奴隶，我想这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当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理想更加伟大，想在社会经济领域，实现平等和努力解放，理想更加伟大，但是至少目前效果很负面。
我们来看雅典，正是因为雅典是一个联盟领袖，所以它的奴隶制并不严重。雅典从银矿得到的岁入大约是50塔兰特，但是从联盟中收取的岁入则是600塔兰特。雅典的政治生活，与其说依赖于它是一个拥有奴隶的城邦，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宗主国这么一个事实。
看来毛泽东的红色国际商业殖民体系，可能有一点学希腊的意思。正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和底层人民有一些好过，初期也依赖于从国际层面，涌来一些好处。但是毛泽东可能出于政治外交的原因，给出的可能比收获的多，至少人们不满意。但是让历史代价最小，而且事先安排好，让他们容易翻身，这个问题还是有安排的。例如设定了三农问题的反哺。
当然后来的统治者，做的不好，或者歪曲。所以我认为，像毛泽东那样的认为自己有伟大设想，并且做实验的人，至少要活五百年。因为其他人不理解他，也不能忠实于他的伟大设想。文革的爆发，与这一些有关。
五、政治宗教
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运动展开对几千年古典道德政治的价值重估。整个二十世纪，带有告别二千年自然法秩序道德政治，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秩序的渴望。如同尼采与阿伦特所描绘的那样。尼采的灵魂进入中国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是一个掌权的尼采，做的是陈独秀鲁迅想出来，没法做的事情。
近代以来有共和主义与道德政治的冲突。毛泽东是一个认识这种冲突，但是又不得不延续道德政治的人。例如他的改造知识分子，那就是为了共和政治，要改造道德政治的思维框架，但是他有必须依赖于道德政治方法来改造。毛泽东有自觉意识的错误分子。要做事情的时候，要展开政治行动，就有路径依赖，就必须依赖于你讨厌的错误的方法和条件。毛泽东依赖的同时，又改造。改造的同时，又依赖。
1949年的政治秩序，实际上是1937年的抗战共同体的国家制度化。一个急迫需要的政治宗教建立肯定要在民族严重危机和战争中，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的政治宗教是对基督教的模仿，日本神道对基督教的模仿，康有为很羡慕，展开儒教化努力。但是书生的这种努力属于白搭，甚至蒋介石动用国家权力，来搞儒家法西斯主义，也是白搭。
这里颇为有意思。民族严重危机需要政治宗教，而政治宗教急迫建立需要民族严重危机。民族严重危机中对政治宗教的渴望，来不及慢慢建立（像美国的政教分离与政治宗教那样），于是民族严重危机和战争自己就树立人神的政治宗教，对政治救赎的无限崇拜，相信人的能力可以上天下地无所不能。1949年的政治秩序，政教合一，毛泽东为教皇，延续了过去以吏为师的古典道德政治框架。
政治宗教实际上，是要求民众对国家利益的服从和信仰，包括财产以及生命，最重要最难的还是生命献出。但是这种服从和信仰并不能以组织和控制的方式出现，那就变为专制。而当党政一体的国民党共产党那个一出现，政治宗教就变为与国民党共产党一体。有组织的控制性的政治宗教出现。国民党30年代搞宪法，中国人首先要成为国民党党员，才是民国公民。完全是黑社会的做法。
我一直在想如果毛泽东死之前，用自己的神圣权威扶立宪法，是不是一个宪政就可以搞起来。就像日本天皇和泰国的国王一样。
六、知识分子\民众地位的颠覆
毛泽东小的时候，看历史书，只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没有农民的历史，要为农民写历史。这里是一个希腊城邦政治中获得的类似的灵魂不朽，名声不朽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政治舞台获得“永生”，进入政治，进入历史。
然而在古代农民是没有机会的，他们是植物，是黑夜中的动物。科举制度给与的上升渠道太小。当现代化启蒙，搞大规模国家公共教育，大量知识分子产生，那么大量农民接着受教育，就要进入政治，进入历史。我的《暴力革命之中的财产权》中，提到了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对财富的垄断，也引起农民的妒忌和羡慕。民众没地位积累下来几千年的怨气戾气，要爆发。这也是毛泽东学习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一个部分。我赞同这种颠覆。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颠覆，我们必须找到当下成熟和适宜的做法，例如选举。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短暂时期内是很有效的，但是也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所以我们取法于上，得法乎中。选举制度就像招标一样，就把专业性的秘密借给揭露出来，民众不需要懂，就颠覆了，没有知识分子的垄断了。如果在诉诸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首先没有了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威，其次，历史也证明并不是比较良好的政治组织形式。
七、政治运动与乡镇自治
毛泽东是杰弗逊的中国版，而杰弗逊是毛泽东的美国版。毛泽东与杰弗逊是相似的两个人。杰弗逊20年来一次新宪法，毛泽东与文革七八年来一次。杰弗逊是一个绝对的民主主义者，看到革命流血就高兴，他说用鲜血浇灌革命之花。毛泽东深刻意识到革命权是现代政治的根基，革命、颠覆和反叛，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特征。美国用司法审查与政治自由，数人头来代替砍人头的选举。
杰弗逊在晚年的私人通信中思考了如何使县级选区成为基层共和国。阿伦特发现惊讶的发现，市镇会议这一美国革命前的基层共和国，与欧洲自发产生的法国的革命社团巴黎公社，苏联的苏维埃，德国魏玛时期和1965年匈牙利起义时的“拉特”有基本的相似之处。这一些组织，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行动。从法国革命起，直到20世纪俄国、德国、匈牙利的革命中，在这一些阿伦特小时候或者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革命中，都出现与美国的市镇会议类似的委员会，最重要的相似在于，他们都把政治放在首位，社会经济诉求占据很小的分量。这样的政治首要性，与毛泽东一致。
毛泽东与政府为敌（耶稣也是如此）。历史上第一个缔造者，自己明白瓦解自己制造出来的党政机关。毛泽东与杰弗逊，想让革命精神保持久长不衰。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对革命精神对容易遗忘的，最容易背叛的，是党和政府。这是毛泽东心理最明白的。当然也是血泪的历史证明的。美国的乡镇自治保存了革命精神，毛泽东就搞政治运动。
八、全民启蒙
毛泽东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民众的政治不成熟。梁启超、张君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民众与自由民主启蒙的深刻鸿沟。
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全国当作大学校，在政治运动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比启蒙运动哲人更进一步，他去做启蒙运动哲人和五四运动诸先贤不敢做的实验。你也可以说他是勇敢，凡是禁区，别人不敢的地方，别人审慎理性的地方，他都喜欢去做个试验。
毛泽东有全民启蒙的伟大梦想，每一个人掌握一套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每一个人都要是哲人，都是直接面对世界命运或者超验使命的人。这种伟大梦想，不仅与启蒙哲人对人类的伟大爱欲有关（每一个人都要像我这样完全），而且与毛泽东想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中国的世界命运使命而奋斗的主力军。
九、毛泽东身上的世界命运
这个词是我从拿破仑那里借来的。拿破仑称雄欧洲时，欧洲各国不是害怕其他的军事天才和军队，而是害怕其身上所承载的世界命运，世界潮流的方向。
毛泽东的伟大政治理想，在民国算共识。民国从一个天下秩序和泱泱大国转化而来，很容易思考中国在世界潮流的位置，如何变为主人民族。清末的立宪者，是考虑几年之内恢复为世界老大。康有为上书说，好像十年就成。康有为的《大同书》世界大同隐者着中华民族的主人公地位，那是李世民的天可汗帝国的再现。
康有为梁启超那里，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普世结构的框架。这是民族国家的原初含义，民族国家是普世帝国的首都和原点。毛泽东再做关于中国如何急迫的达到世界精神的一系列。他的身上有着世界命运的影子。
十、我对毛泽东的态度
我承认毛泽东是五百年才能出的一个伟人。伟人从来是罪犯，例如凯撒，拿破仑。伟人是超善恶的，让你又爱又恨的。他不能单纯用道德来判断，理想和罪恶基于一身，身上承载世界的命运。
汉密尔顿说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技艺，就是替代。对毛泽东的民国理想，我们应该继承下来，找到当下可行的，可以立即制度化的办法。例如选举和多党制，三权分立。学习美国宪政，这不仅是世界精神的要求，也是毛泽东的一生使命。尽管他被迫采用错误的方法，在错误的时空中，达到一个毁誉参半，甚至毁大于誉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进行资产重组。
美国宪政就是黑格尔的政治理想，其中阿伦特指出来的，能否制度化，能否道成肉身，能否给世界精神和世界命运，找到合适的政治制度表达，是极为重要的。
美国宪政寄托了美国人的期待和梦想，也是关于世界精神和个体命运的。这种类似超验的，超历史的东西，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阿伦特认为美国宪法打开了无限可能性。
抛弃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美国宪政的共和主义，是我们当前唯一的路，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启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0页，挑选他称之为“现代国家最完美的样板”时，他所选择的是美国。在《大纲》中，把美国描述为“资产阶级社会最现代的存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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