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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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
芦笛
一、雾里看花的古代国家结构
自西学东渐，至今不过160多年，然而中国社会已经根据苏联模式，作了天翻地覆的改造，以致大众今日已经不知道传统社会是怎么构建的了，只能听任史学家们盲人摸象。
就我有限见闻所及，史学界似有两派，一派是费正清派，费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的骨干是士绅集团，帝王实施统治是通过该集团进行的，国家其实是帝王与士绅集团形成的联盟，而地方则由士绅实行自治。这种趋势越到后来就越甚。
另一派则是黄仁宇派。他认为，中国社会唯一与欧洲相似的时期，乃是周朝。周朝很像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天子不过是诸侯的盟主，接受诸侯的贡礼，但并不能直接控制诸侯，得靠自己的采邑收入过活。诸侯有自己的采邑、臣民与军队。天子顶多只能有事时借用诸侯的军队，并不能如后世一般直接掌控。这社会结构在东周即开始崩溃，最后代之以秦朝的郡县制。
黄认为，这制度是一种超前发展，类似于后来的纳粹德国与共党国家的极权制度。他认为，西方封建社会是一种“国王——领主——农奴”的三明治结构，而中国社会则是“皇帝——农民”的两层结构。据他说，这就是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原因，盖中国没有一个封建领主贵族阶层去与君王争利益，争出个“大宪章”式的贵族民主来，再由此逐渐过渡到今日之全民民主。
此说为诸家在不同程度上使用，唐德刚就沿袭此说，以日本实行类似欧洲的封建主义，来解释中日在近代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不同结局。而吴思先生似乎也沿袭了这个思路，只是把官僚集团当成了皇帝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集团，使之成为“皇帝——官僚——农民”的三明治结构。在这些作者描述的模式中，都找不到费派特别强调的士绅的位置。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以上所述不过是我这票友的模糊印象，未必是人家的原意，请有兴趣的读者去参考人家的原著。
我过去接受费氏模型，盖它与我所见所闻相一致。传统社会的脊梁的确是士绅集团，若否定他们，就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若打击他们，便打击了传统文化的结晶。但黄说似乎也有道理，中国的确没有西式封建社会结构，把秦汉以来的传统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乃是史学家用马列主义机械图解中国社会的智力笑话。从外表上来看，把中国传统社会确与西方现代极权社会有类似之处，说是超前发展也似乎言之成理。类似地，吴思先生总结的那许多“定律”依据的范例，我也早就耳熟能详了，确实也就是那么回事。
但问题在于，黄派模型遗漏了“土豪劣绅”的位置，而一旦抽去这重要的一环，只有官权而无绅权，则起码所谓“国民革命”就成了无的放矢。更不必说黄派模型无法解释当乱世君权与官权彻底崩坏时，社会并不立即解体，照样有无数的“土围子”在维持残局。最典型的就是元末官军早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和红巾军作战的基本是士绅组织的民军。这现象无论是用黄派模型还是衍生的吴式模型，根本就无法解释。
芦某无学，最近才看了本“洋书”，亦即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位马士先生的英文名字叫Hosea Ballou Morse——其实应该翻译成“莫尔斯”才对，盖他的同宗莫尔斯发明了著名的“莫尔斯电码。——生于1855，卒于1934，19岁自哈佛毕业后就来华，在赫德领导的大清海关工作了30多年，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直隶、龙州、淡水（台湾）、岳州（湖南）等地任职，行迹遍于各地。他离开中国后，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和东印度公司的专著，其中最有名者就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
该书是世界公认的权威史学著作，在很长时间内是美国大学课本，对中外学者都有着深远影响。费正清就不必说了，他在30年代成了马士的私淑弟子，多次登门求教，后来去了中国还时常与之通信。当他听到马士逝世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写下悼词：
The death of Dr Hosea Ballou Morse, announced on February 20, marked the passing of an historian of the rarest caliber, the preeminent value of whose work is only beginning to be generally apprecia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has long been accepted as a standard work, remarkable for its breadth of scope and accuracy of detail, and indispensable in a field of history in which only the main outlines of historical fact are as yet known. But it may be questioned if many readers, among the thousands who have used these volumes of constant reference, have realized the intellectual triumph which they represent or the romance which lies behind their many footnotes.” (John King Fairbank, 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 Richard Joseph Smith,: H.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 pp213,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费氏曾在所著《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序言中说明，他那本书在许多方面只是在马士的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就连从蒋延黼先生那脍炙人口的《中国近代史》中，也能清晰地看到马士的影响。这就是为何那“洋书”的中译者序要骂：
“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
正因为马士乃是西方汉学界的天王，而秉承其衣钵的费正清接着成了“西霸天”，因此不入流的唐德刚才会因为推翻了马士关于上海海关成立的论述得意若狂，在《晚清七十年》中大吹大擂了一番，以为他那微不足道的发现便证明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用实际行动响应了国共两党号召，反对了“殖民主义”。这也不在话下。
如所周知，托我党洗脑的福，本人别的本事没有，早就给训练出了独立批判思考能力，绝不会因名气而趋之若鹜，自动放弃大脑使用权。所以，本人既不会因费正清辈的吹嘘把这“洋书”当成圣经，也不会出于反帝激情把它当成大毒草。我想说的还是，该书具有一般“土书”缺乏的独特价值。
须知作者在晚清生活了几十年，写下来的是目击者的证词，乃是对传统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记录。但真正难能可贵的，还是他独特的视角。他用的是文化比较的眼光，使用的乃是西式清晰思维方式，作的是西式社会学的全面系统的剖析，注意的是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异同。这些优势当年国人无一具备，而如今的学者又没有可能亲历其境，只能靠史籍的零碎记录拼装历史图景。因此，该书开头部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系统介绍，既无法从中国古籍或其它原始材料中找到，又难以从现代学者的盲人摸象中获得完整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必读教材。
下面根据我阅读该书以及国内近年对传统社会宗法统治的有关论述的一点心得，讲述我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粗浅理解。请海内外方家指正。
二、传统社会的“中央集权”
初中教科书告诉学童，秦始皇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成立，但若用现代极权社会去类比传统社会，那就谬以千里了。两者控制人民的程度有天壤之别。现代极权社会对百姓的控制无所不包：政治控制（包括思想控制、信息控制、组织控制等等）、经济控制、警特监视、武力威慑等等，与传统社会完全是两回事。
传统社会的君王对百姓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控制，如我在旧作中早就解释过的那样，它对百姓实施的主要是所谓“心治”，即以孔孟之道为士绅洗脑，再通过士绅影响全民，以用佛教因果报应说教加强了的儒教的纲常伦理，去对全民进行思想改造，彻底阉割他们的反抗基因，使得“权利”观念永远无法产生，因此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出平等、自由、民主等一系列衍生观念。这就是传统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秘诀所在，它其实与社会结构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什么关系，其效应乃是对唯物史观的否定。
在我看来，传统社会所谓“中央集权”有两个层面上的表现：一是皇帝把中央政府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另一个是地方官吏的人事决定权完全操在中央。
1）皇帝在朝廷中的集权
朝廷中的皇帝集权乃是一个恶化过程，以明朝为堕落的转折点。此前朝廷都实行宰相制度，由宰相充当行政首脑，皇帝只是国家元首。在具体施政上，文武百官对宰相负责，宰相对皇帝负责。汉朝丞相的权力最大，地位也最尊崇，不但具有决策权、司法权、官吏任免权，甚至可有兵权。虽然重大决策必须请示皇帝，但一般都不会被皇帝轻易驳回。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多半是垂拱而治，让丞相去施政。这才会有王莽、曹操等权相篡位或弄权的事。
因为相权构成了对君权的威胁，此后历朝皇帝便设立不同的行政机关，把原来由宰相掌握的权力分给其它部门。例如唐朝设立了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三个部门，由中书省决策，再由门下省审议，或驳回、或同意后交给尚书省；尚书省统辖的六部则是执行部门。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如此即可防止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到了宋朝，相权再度遭到削弱，宰相失去了兵权与财权，专管民政。即使如此，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仍然不变，这才会有“拗相公”王安石不顾百官非议，一意孤行推行改革的事。
尽管宰相制度也是专制制度，但由宰相担任行政首脑，毕竟要由皇帝兼任合理得多。这道理毫不难懂：宰相是提拔上来的，不是世袭的，必须对其政绩负责，随时可以撤换，而且可以同时设置多名宰相，集思广益。从下面提拔上来的官员总比生长于深宫的皇帝多点常识和实际才干。历史上的所谓盛世，我看有如归功于明君，不如归于贤相。唐太宗那些宰相不必说，若武则天没有狄仁杰、姚崇、宋璟那群出色的宰相（按宋是玄宗时才任宰相的，但在武周时也是大臣之一），以女主之身也未必能混下去，遑论后继的“百夷宾服”的“开元盛世”。
等到朱元璋那个痞子上去，中国社会便经历了难以逆转的大倒退。朱元璋与毛泽东最相似之处，是两人都对永久掌权毫无信心，因此脑筋全动在如何巩固千秋大业上去，挖空心思制定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千秋大计。过去大臣上殿议事都是站着，宋朝以前宰相还和皇帝一样坐着，更不兴在金殿上对大臣使用肉刑。朱元璋因为出身卑贱，自卑感强烈，便特别强调君威，让所有的大臣奏事时始终跪着，还动不动扒下他们的裤子，用板子打屁股，使得皇威独尊，大臣威风扫地。这还不算，他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取消了元朝留下来的中书省，永久废除宰相制，由他自己统率六部，兼任行政首脑。
于是所有的政务都只能报到皇帝那儿，由皇帝决策后，写成上谕发下去。所谓“上谕”就是全国必须奉行的法律，相当于民主国家议会通过的议案加总统的行政命令。小到任命官员，大到调动军队防范外患，全都得使用这种方式来操作。可想而知那工作量大到何等地步。光是阅读每天从各地各部涌来的奏折，就起码是几万字的阅读量，再加上思考、决策与起草命令，简直就是超人才能承担的负荷。做皇帝做成朱元璋那苦力模样，真不知有何乐趣。
这结果就是“内阁”的诞生。一开头，那不过是个从翰林院挑来的低级写手组成的秘书班子，根据皇帝的意思，替皇帝起草上谕。但后来的皇帝根本也就懒得管政事，于是内阁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各地各部的奏本先交内阁，再由内阁拟出批复的上谕（称为“票拟”），交给皇帝批准后，作为正式的上谕发下去。于是阁臣便在实际工作中取代了过去的宰相，首辅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为“相国”。
但内阁制与宰相制度有本质不同，阁臣不是“官”而是“差”，由皇帝钦定，不是靠官场升迁常例提上来的，在名义上乃是个临时班子，类似后世的“中央文革小组”。所谓“首辅”根本没有前朝宰相的名正言顺的权力，既不能决策，也不能统率六部办公，甚至无权直接任免官员，论名分不过是个代皇帝起草上谕的秘书罢了。他虽然可以据此影响皇帝的决策，但不像过去的宰相那样，能够自己作决定，只需在大事上征求皇帝意见。
可惜朱家基因有问题，后代多是烂仔，没兴趣打理国事，连朱批都让司礼秉笔太监代劳。当朱笔落到魏忠贤之类烂仔手上时，国事自然就只会一塌糊涂了。
清朝全面继承了明朝的官制，只是雍正后来又设置了个军机处，架空并取代了内阁，但原则还是那个：一切由皇帝决定。不过具体操作有两个区别，一是清朝的皇帝比较勤奋敬业，所以下面来的奏本并不先送内阁，而是直接送到皇帝手里，再由皇帝批阅后发给军机处，军机处根据皇帝的批示或面谕作出“票拟”，再由皇帝批准下发。二是吸取了明朝教训，严禁太监弄权。太监要胆敢碰了皇帝的朱笔，立即就要送命。
清代的皇子教育很成功，所有的皇帝直到咸丰，都非常敬业。但这种背时制度取消了选拔才俊作为行政首脑的可能，于是唐宋屡见不鲜的“贤相时代”就此结束。明清两代只出了一个贤相张居正，那还全靠万历年幼，张又勾结上了太监冯保，才能把他的私货当成皇帝的旨意推向全国。那完全是一系列机缘巧合造成的偶然，没有可能重复。
不难想象，当治国的责任全部落在咸丰那种才具平庸的小伙子身上，他纵是呕心沥血，也绝对无法应付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此类中央集权弄到末梢，便只能断送皇朝。同样不难想象，如果清朝实行的是宰相制，那后来建立英国式的虚君内阁也就不会那么艰难。
“皇汉子孙”们刻下演出的“反清复明”丑剧非常搞笑。我前天竟在国内网上看到，有人歌颂朱元璋的“五大功劳”，说他发明的内阁制（其实他在世时这玩意还没问世呢）被英国人和日本人学了去，而他发明的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也不是他发明的）则让美国CIA、FBI学了去，堪称中国人的骄傲，云云。看多了这些笑话，真让我为自己忝列汉族而感到不尽的羞耻。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12-04 周四, 上午10:27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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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