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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适者生存(1):进化论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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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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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经验值: 6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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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适者生存(1)
金唢呐
看到老芦写的关于近代史的系列雄文，越发勾起我原来的一个想法，中国晚清以来发生的变化，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很有点儿关系。老芦关于进化论的文章写了不少，很希望您老能写一下进化论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影响。依我看，进化论进入中国后正面意义和负面影响都有，负面的影响就是“野性的呼唤”。
按照James Pusey（汉名浦嘉珉，Bucknell，美国汉学家）的说法，进化论是最先对中国人造成的冲击的西方学说，一时竟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直到后来被马列主义所逐渐取代。正是由于进化论的启蒙，为以后中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从生物进化论到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从生存斗争到“阶级斗争”，从自然选择到“暴力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过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进化论通过马克思主义间接影响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化论的误读和滥用，确实为后来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基础。甚至德日法西斯主义也和进化论有些关系。
这恐怕还的说说进化论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一百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弹丸小岛日本打败。在这种背景下，十六年前被公派到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留学生严复，翻译了郝胥黎的《进化和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即为《天演论》。中国人从严复那儿知晓了达尔文的名字，《天演论》出版之后，没过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当时中学生的读物了。一时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流行语。《天演论》获得了巨大成功，是因为严复以物种生灭的自然进化规律，警告我们亡国亡种的危险，激发起国人的发奋自强。通过读《天演论》，能了解进化论在科学上的意义的人恐怕不多，人们能了解的只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和甲午海战划了个等号，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几年之中，“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关键词，成了不同政治观点救国志士的“口头禅”，只要谈强国，就必须提“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且就和文革中人们取名“卫东”、“向东”一样，这些术语也成了人们名字或字号。胡适曾讲过个笑话，他中学里有两个同学，一个叫杨天择，一个叫孙竞存，再加上他自己胡适之，竟都是从《天演论》中来的。还有那个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政治纲领不合的陈炯明，也赶时髦，取字“竞存”，虽然最后还是没能在和老孙争斗中生存下去。
鲁迅在《锁记》一文中曾说，他在南京上学时，“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的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伯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于是鲁迅“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胡适、鲁迅的上述回忆，颇具代表性，同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历程。一句话，《天演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中国青年的理论教科书。
有趣的是，无论是中国的维新派、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革命派，无论是保皇党头子和是共产党国民党领袖，都是开口达尔文，提笔进化论。不过我看到民国学人笔下的进化论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并完全不一样，即使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胡适等众民国大腕笔下的进化论，彼此之间也不完全相同。
中国人眼里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而且经常是跟社会达尔文主义搅合在一起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简单地说应该包括：
1、生物有变异性和遗传性；
2、人工选择；
3、自然选择；
4、自然选择项下还有“生存竞争”，而且还特别强调种内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者斯宾塞曾建议用“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来代替自然选择。
而在中国，经过“言语不多道理深”的简化，进化论被简单地理解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曾流行过的自由主义，像胡适、李慎之、李敖、钱理群、余杰、刘军宁等都号称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一个比一个名气大，可诸君笔下的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这还不说毛泽东那深入民心的自由主义：“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摘自毛主席语录《反对自由主义》）；文革余孽向往的自由主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自由）。前几天还看到何新的一篇文章，何新说自己在八十年代也曾经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并愤愤不平地说，很多自由主义的原创观点还是我提出来的呢！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净是新鲜事儿，没想到中国在世界自由主义研究领域还有N席之地。有时间和兴趣的网友可以去刨刨，到底何大思想家提出了什么“原创观点”？再见识一次“我夫原创水平如何”。我怀疑何老能拿出什么原创来，恐怕只不过是“20世纪不说，21世纪乱说”。
进化论的误读是否还与严复的翻译有关。严复虽然是“信、达、雅”翻译原则的提出者，但他本人的译作是否已做到信、达、雅兼备，就凭“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原文首句“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这种句子，我看有点悬，严复翻译过程基本上是再创作。举个例子，《天演论》里面有一句，原文仅简要地写了“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几字，而严复的译文则是“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像鲁迅“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究竟看到的是一部怎样的《天演论》，很是值得怀疑。傅斯年就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指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指而后已。”张君劢对严译批评道：“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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