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猞猁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清教主义、虔信主义与科学：检验一个假说
(摘自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人们经常谈论皇家学会的故事，但直到最近才对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和早期会员的社会起源进行了研究。尽管皇家学会是由先前人们对于科学的兴趣所促成，但其后来的成就则对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皇家学会是英格兰第一个科学组织，在这一方面，它便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独特适用的素材。有些证据已经促使我们猜想到，清教主义与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个先驱科学组织的组成就应该反映出这种关联。
皇家学会中的清教成分
这一团体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645年及以后不久由科学爱好者召集的不定期会议。其领导人有约翰·威尔金斯、约翰·沃利斯、乔纳森·戈达德，后来则是罗伯特·波义耳和威廉·配第爵土，宗教势力对所有这些人似乎都产生了独特的强大影响。威尔金斯在外祖父约翰·多德家中长大，多德是一位卓越的非国教神学家，“他对威尔金斯的早期教育，使得威尔金斯对清教主义的原则怀有强烈的嗜好”，【Edwin Lankester(ed．)，Memorials of John Ray，pp．18—19．P．A．W，Hend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Wilkins ((London：Blackwood ＆．Sons．1910)．p．36．而早，在威尔金斯取得牧师职位之后、就成为一位彻底而活跃的清教徒Say and Seals子爵阁下的私人秘书。威尔金斯与克伦威尔的妹妹罗比娜结婚，但这并末妨碍他在晚年登上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宝座。)威尔金斯作为瓦德海姆学院院长，其影响是深远的；在他影响下涌现出了沃德、鲁克、雷恩、斯普拉特和沃尔特·波普(他的异父兄弟)等人，这些人都成为皇家学会的首批会员。【Thomas G．Jackson，Wadham College，Wxford(Oxford：Clarendon Press，1893)，pp．115-16】
牛顿许多最重要的数学概念显然得益于约翰·沃利斯的著作《无限算术》(Arithmetica Infinitorum)，【在1676年10月24日写给亨利·奥尔登伯格(皇家学会秘书)的信中指出，这部著作导致了无穷级数法、曲线求积和二项式定理推广的思想，他对此表示感激。】而沃利斯则是一位具有极强烈的清教倾向的牧师。我们已经提到过，波义耳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据他说，他之所以没有成为牧师只是因为“缺少内心的神召”。【《国民传记辞典》(D．N．B)，第二卷，p．1028．巴克斯特指出，清教伦理认为，只有那些受到“内心神召”的人才应成为牧师，而牧师只有从事其他得到认可的世俗动，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波义耳的这种理由，就是上述伦理观直接起作用的一例证；也是出于这种实际有效的理由，沙缪尔·莫兰德爵士才转向了数学而没有成为牧师。这些例子有力地说明了宗教对于科学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而在极大部分是推论出来的有关莫兰德的情况，见“The Autobiography of Sir Samuel Morland”，载J．O．Halliwell—Phillips的Letters Illustrative of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in England (London，1841)，p．116。】
有一位德国的艺术鉴赏家西奥多·哈克曾在皇家学会创建的过程中起过十分突出的作用，他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派教徒。丹尼斯·帕平是一位法国的加尔文派教徒，他被迫逃离祖国以躲避迫害，在滞留英格兰期间，他曾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显著的贡献。托马斯·西登汉有时被人称为“英格兰的希波克拉底”，他是一位热情的清教徒，曾追随克伦威尔参加作战。【 参见Joseph F．Payne，Thomas Sydenham．pp．7—8各处。】威廉·配第爵士则是一位温和的清教徒，也是克伦威尔的追随者，【护国公认为应在牛津大学为配第安排一个解剖学讲席。】
他的著述清楚地显示出清教的影响。至于被惠更斯描绘成皇家学会的“灵魂”的罗伯特·莫雷爵士，则可以说“宗教是他生活的主要源泉，他在宫廷与营盘中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祈祷。” 【 D．N．B．V01．XIII，p．1299．】
皇家学会的这一核心小组的主要人物是神职人员或笃信宗教的人士，很难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情况，虽然，像理查森博士那样坚持认为学会是由清教神职人员占压倒多数的一小群学者发起的，这种看法并不准确。【 C．F．Richardson，English Preachers and Preaching (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28)，p．177．】不过，真实情况显然是，学会的主要创始人受到清教观念的影响。
多罗西·斯廷森院长在她新近发表的论文中，也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Dorothy Stimson，“Puritanism and the New Philosophy in l7th Century Eng—Land”，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III(1935)，321—34，斯廷森院长这项简短但却细致而令人折服的研究提出了一项理论：“清教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培根所预言的新哲学发展的条件，促进了有助于激发科学兴趣、有助于那个世纪所产生的天才们的工作得到迅速接受的思维方式，虽然迄今为止它几乎遭到人们的忽视。”亦请参阅Stimson院长的“Commenius and the Invisible Col—Lege”，Isis，XXIII(1935)，373——388。】
她指出，在1645年组成“无形学院”的十个人中，只有斯卡布罗一人肯定是保皇党人。其他人中约有两位倾向不明，尽管梅莱特曾受过清教训练。其他成员都是明确的清教徒。而且，在皇家学会1663年的那份首批会员名单上，在其宗教倾向可考的68名会员中，有42位肯定是清教徒，清教徒在全英格兰的总人口中占相对少数，而在皇家学会的首批会员总数中则占62％，这一事实因此也就更加引人注目。斯廷森院长由此作出结论：“实验科学十七世纪在英格兰得到如此迅速的传播，在我看来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受到温和派清教徒的促进。” 【同上书，p．334．】
在一本更为晚近的著作中，【Ancients and Moderns，前引书。】理查德·福斯特·琼斯教授为同一结论增添了更多的证据。他对十七世纪论述当时自然哲学的著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清楚地揭示了请教主义、培根主义与新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正如琼斯教授所指出的，这种关系在当时就得到广泛的承认。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土抓住机会对宗教改革家与科学改革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评头品足。【同上书，pp．220—23，239，253，264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清教徒对科学的赞助，其中包括马钱蒙·尼达姆、约翰，特怀斯登、托马斯“斯布拉特、梅里克·卡索邦，叫得最起劲的是亨利·斯塔布。】实际上，斯塔布贬损皇家学会的方法之一就是指出该学会强烈的清教倾向!正如琼斯教授所指出的：“清教徒在增进科学价值中所起的作用已经逐步地从视野中消失，使人们很难认识到王政复辟是怎样的一项自觉的行动。” 【同上书，p．270。】
英格兰科学家参与合作事业的明显倾向与清教徒对此类事业的兴趣不无关系。按照培根为这种合作设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杜雷、哈特里布和配第不断地敦促指明需要这类有效的互动模式”。【同上书，pp．97，157—58，及各处。】这种活动创始于共和政体时期，皇家学会的核心在这一时期形成，不只是偶然的事件。
对宗教和科学二者的深刻兴趣的关联，是盛行的新教伦理的一个一贯的状况——后来这两种兴趣大概是相互抵触的了。因为这种定向格式公然强调实用性以及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控制；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喜爱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具体驾驭的事物，而不喜欢那些纯逻辑性的、咬文嚼字的东西。然而，清教对实验科学的提倡并不是经过理性过程的结果。在一条由各种非逻辑性的特定活动所组成的链条上，连结着一个思想感情和信念的环节；正是这个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环节的必然不可避免的结果使那些思想感情得到满足。对那些受到这种态度感染的人来说，科学事业具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价值特征。无需由此作出推论说，只有在获得宗教认可之后皇家学会才可能兴起；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肯定的态度对这种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看来也是清楚的。
新型教育，重物不重言
这种关系并非只在皇家学会范围内得到了证实。洛克，这位再清楚不过地创立了当时功利主义和经验论学说的哲学家，就是由他的父亲在加尔文主义的气氛中教育起来的，后来，他又受教于牛津大学的清教徒约翰·欧文【见Troeltsch，Social Teachings，vl．II，pp．636—37，正如Parker博士所指出的，有趣的是虽然洛克的作品在学术界广泛流传、而1703年在牛津却遭到非难，他的《人类理解论》也遭禁。】。他们培育的、在部分程度上又由他们引入社会的那种教育，也同样显示出这种侧重。他们像批评宗教形式主义那样批评了学校中“形式主义的知识灌输”。“向教育改革迈进的运动在本质上是清教主义的，” 【Jones，前引书，p。124．即便是墨守陈规的大学也哲时迎合了清教徒在科学上的兴趣。在清教徒统治剑桥的时期、以前进行的许多研究几乎完全被中止、正如当时一位师从加尔文主义者希尔的三一学院的大学生海伍德所指出：“我的时间和思想更多地被用来从事实用神学；而对于我的心灵来说、实验真理更加生动、更富于活力。”见J．B．Mullinger，Cambridg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venteen Century，p．181。】改革当时教育方式的计划的先决条件是反对古代权威、信任实验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信仰。 ……总是能够在教会的“改革”派中找到学校中“改革”派的成员，因为在迫害之下来到荷兰和瑞士的清教徒，已同那里的创造进步的最强大的力量发生了接触……请教徒渴求正迅速展开的新知识，他们也热心地决定采用培根所提倡的伟大原则；培根认为，通向学术的真正途径是观察而不是经院哲学，因此在正确方法指导下，可以教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Irene Parker，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4)，pp．24——25．】
在这些清教徒中，哈特里布始终如一地寻求把现实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经验性的新型教育引入英格兰。哈特里布沟通了英格兰和欧洲寻求传播学院式科学研究的各位新教教育家之间的联系。米尔顿论述教育的小册子就是写给哈特里布的，威廉·配第爵士也将自己的“关于某些特殊学术部门(即科学、技术与工艺)发展的忠告”献给哈特里布。哈特里布还在传播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方面发挥了作用，并最终促使他来到英格兰。
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家夸美纽斯是十七世纪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所传播的教育体制的基础就是功利主义和经验论的规范：这些价值只会导致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强调，对现实的强调。【wiLheLm Dilthey，“Paedagogik：Geschichte und Grundlinien des Systems,”Gesam—nelte Schriften (Leipzig and Berlin：B．G.Teubner，1934)，Band lx，p．163．】他在一本最有影响的著作—《大教学法》(Didactica Magna)中，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如下∶【John Amos Comenius，The Great Great Didactic，M．W．Keatinge；译(Iondon：A．＆ C．Black，1896)，pp．292，337 又见pp。195．302．329．341及各处。】
如果教师在向学生传授某种知识的同时向他表明该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学生学起来就容易得多。在向学生传授语文、辩论术、算术、几何和物理等门学科时，必须小心地遵循这一原则。 ……科学的真理性及必然性更多地要依靠感觉而不是任何其它东西的证实。因为事物直接地在感觉中留下自己的印迹，而它们留在理解力上的痕迹则只是间接的，由感觉介导的……因而，科学中必然性的提高，是与它对感觉知觉的依赖程度成正比的。
夸美纽斯在与他持同样观点的英格兰新教派教育家，如哈特里布、约翰·杜雷、约翰·威尔金斯和西奥多·哈克(显然就是他提议召开那种最终导致皇家学会成立的会议的)等人中寻觅到了知音。(参见Robert. F. Young, Comenius in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Pp. 5-9)应哈特里布之邀，夸美纽斯来到英格兰，表达了将培根的“所罗门宫”转变为现实的决心。正如夸美纽斯自己指出的：“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伟大的伏若拉姆’的计划更加确实的了，根据这一计划，要在世界的某个部分开设一所综合性的学院，学院的目的之 一就在于促进科学的发展”(Opera Didactica Omnia (Amsterdam, 1657), Book Ⅱ,序)。但是，这项宏伟的目标却因爱尔兰叛乱而遭受失败。然而，清教徒推进科学的计划并非徒劳无功。克伦威尔“为各门科学的目的”，创建了在中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成立的第一所新型的英格兰大学——达勒姆大学。(有关克伦威以及清教徒在教育方面的兴趣，见F. H. Hayward的叙述 ; The Unknown Cromwell (London, Allen & Unwin, 1934), pp. 206-30, 315, 以及其他各处) 在清教影响的全盛时期，牛津及剑桥两校的科学研究有了可观的增加。(James B. Mullinger, Cambridg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ventheenth Century, pp. 180-81及各处)与此相似，哈特里布的朋友、清教徒海采基亚·伍德沃德也主要强调现实主义(重物不重言)和科学教育。(Parker, Dissenting Academies in England, p. 39) 为了在比当时已经达到的普遍得多的水平上传授新型的科学研究，清教徒创建了好几所反国教学院(Dissenting Academies)。这些就是在王国的不同部分持续发展着的大学里的一些学院。其中最早的学院之一就是由查理斯·莫顿创建的，当皇家学会的核心小组经常在瓦德海姆学院聚会时，他是该校学生。在莫顿的纽温顿·格林学院里，公开宣称以科学研究为重点。后来莫顿奔赴新英格兰，并在那里被选作哈佛学院副院长，他在哈佛还开设了“物理概论”(compendium physicae)课程。
在另一个有影响的清教教育中心诺思安普顿学院，力学、流体静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天文学在课程设置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学习主要是在实地的实验与观察的辅助之下完成的(见上书pp. 78-87)。实际上，所有的反国教学院都有着同样的重点：古人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被格拉维山德、罗豪尔特、伽桑迪、牛顿和洛克等现代人的论文所取代(见H. Mclanchlan, English Education under the Test Act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1)特别是附录1， 那里列出了早期学院中的阅读书目)。但是，也许只有通过对清教学院与大学进行比较，才能正确评价清教徒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程度。各大学即使在它们引入了科学课程之后，依然进行必不可少的经典教育；真正的“文化”学习如果不是无用的、至少也应明确是非功利性的。与此相反，学院则认为真正文理科教育应是“接触生活”的，因而应当尽可能地多包括一些功利性和经验性的科目在内。正如帕克博土所指出的：
……两种教育制度之间的差距并不表现为学院引入了‘现代的’科目及方法，而在于新教徒所采用的与大学完全不同的体制。激励着新教徒的精神在法国曾经感动过拉莫，在德国打动了夸美纽斯；而在英国则推动了培根，后来又促进了哈特里布及其学派。(见G. N. Clark的类似评论，载 The Later Stuarts, pp. 22-23, Jones对清教徒的观点作了极有价值的概括。“学术的进步变成了虔信与学术的进步。神学将被扫地出门。实验将取代经典科学的地位。总的来说，人文研究将让位给数学、地理、化学等有实际意义的有用学科，可能历史学是一个例外。由于职业课程对于个人和全人类的价值，它们将被引入学校。”杜雷、配第、约翰·霍尔、诺亚·比格斯、约翰·韦伯特等人都强调这些目标。 )③
欧洲大陆上的新教徒
对英格兰的清教学院和大陆上新教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法国的新教学院比天主教学院更重视科学与实用学科。【P．Daniel Bourchemin，Etude sur les academies protestantes en France au XVII siecle(Paris：Grassart，1882)，p．445 ff．】在天主教徒接管了许多新教学院之后，对科学的学习就明显减少了。【M．Nicholas，“Les academies protestantes de Montauban et de Nimes，”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l'histore du protestantisme francais，IV(1858)，35—48．】此外，正如我们以后将会看到的，即使在法国这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新教徒也作出了相当多的科学贡献。与此相似，在从法国流亡到其它国家去的新教徒中，也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和发明家。【David C．A．Agnew，Protestant Exiles from France，2folio volumes(Edinburgh：1866)，p．210 ff，以及其他各处。其中包括医生兼化学家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Denis Papin，Chamberlens(四世行医)，Abraham de la Pryme，数学家Abraham de Moivre，Jean Theophius，Desaguliers，Lewis Paul(精纺机发明者)，John Dollond(消色差望远镜发明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
【David C．A．Agnew，Protestant Exiles from France，2folio volumes(Edinburgh：1866)，p．210 ff，以及其他各处。其中包括医生兼化学家Theodore Turquet de Mayerne，Denis Papin，Chamberlens(四世行医)，Abraham de la Pryme，数学家Abraham de Moivre，Jean Theophius，Desaguliers，Lewis Paul(精纺机发明者)，John Dollond(消色差望远镜发明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
昂利·加斯太尔也许再好不过地体现了胡格诺派教徒在法国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Harcourt Brown，“Un cosmopolite du grand siecle：Henri Justel，”Bulletin de la societe l'histore du protestantisme francais,1933，pp．187—201；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1620—1680)(Baltimore：Williams ＆ Wilkins Co·，1934)，Chap．Ⅷ．】加斯太尔一直与当时一批卓越的新教科学家保持着联系，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是克里斯琴·惠更斯，他还与奥尔登伯格有通信往来，此人是皇家学会秘书，还是改良派教育家约翰·杜雷的女婿。他作为科学的通信员和中间人，对促进科学兴趣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某人在名义上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与他对科学的态度并无关系。只有当他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其各自价值观念的激励和左右时，宗教信仰才显示出重要性。因此，只有当帕斯卡完全皈依了詹森纽斯的教诲(体现在他的《关于人性改革的对话》[《Dis—cours sur la reformation de l'homme interieur》]一书中)之后，他才体会到“科学的空虚”。因为詹森纽斯曾经特别告诫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徒劳地热爱科学(尽管科学似乎是清白的)，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离开对永恒真理的沉思而满足于有限的智力”的圈套。【Emile Boutroux，Pascal (E．M．Creak译)(Manchester：Sherratt ＆ Hughes，1902)，p．16.】一旦帕斯卡皈依于这种信念，他就下定决心“终止自己一度曾为之献身的一切科学研究”。【同上书，p．17 参看Jacqes Chevalier，Pascal(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s Green ＆ Co，1930)，p．143，参见帕斯卡的Pensees (trans．by O．W．Wight)(Boston，1884)，p．224，No．XXVII“科学的空虚性。关于外部世界的科学不能安慰我在苦恼时对伦理的无知：但道德科学却总是能安慰我对外部科学的无知。”】这样就需要对宗教信仰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解释作出重要的限制。在名义上坚持上述教义中的某—种，对人们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并有可能干扰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联系。
新英格兰的新科学
在新大陆，清教主义也与科学紧密相联。皇家学会住在新英格兰的通信会员及正式会员“都接受了加尔文派思想的训练”。【 Dorothy Stimson，“Puritanism and the New Philosophy in the l7th Century Eng land，”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Ⅲ(1935)，332．】“哈佛大学的创建者起源于这种[加尔文主义的]文化，既非源于文艺复兴的文学时代，亦非来自十七世纪的科学运动，但他们的思想更容易被纳入后一种思路而不是前一种”。【 Porter G．Perrin，“Possible Sources of Technoloiga at Early Harvard，”New Eng—land Quarterly，Ⅶ(1934)，724，然而，在考察了数百次清教布道的基础上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教授指出，在乔纳森·爱德华兹以前，“宿命论”这一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教义并未为新英格兰清教徒所强调。但莫里森确实认为他们的神学是“加尔文派的。”参见他的Puritan Pronaos：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New England in the seven teenth centur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36)，pp．10，155—56。】莫里森教授也注意到了这同一种倾向。他指出了新英格兰的清教牧师总的来说在赞助和促进新的天文学及科学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SamuelE．Morison，“Astronomy at CoLonial Harvard，”New England Quarterly，Ⅶ(1934)，3—24；又参见他的PuritanPronaos，Chap．x。】
尽管在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的科学成果很少，但仍然多于其它殖民地。而且，对皇家学会名单进行的考察揭示出，在殖民地的当选会员中，清教徒占据优势：卡罗莱纳，1名；弗吉尼亚，3名；宾夕法尼亚，3名(其中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而新英格兰则有11名。【 Morson，Puritan Pronaos，pp．234—35；266，Frederick E．Brasch，“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nd Its lnfluence upon Scientific Thought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TheScientific Monthly，XXXIII(1931)，338．】
直接接触与通信一样，也促使新兴科学向新大陆转移。在移居到新英格兰的重视科学的清教徒中，有沙缪尔·李【 见Theodore Homberger，“Samuel Lee(1625—1691)，a clerical channel for theflow of new ideas to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1and，”Osiris，I(1936)，341——55．】和查理斯·莫顿。莫顿的《物理概要》在哈佛被选作物理学教科书，此书对新科学作了综合性的(如果说是不完备的)概括。“莫顿……是在新英格兰传播这个‘天才的世纪’的科学发现的主要人物”。【 S．E．Morison，Harvard Colle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36)，Vo1．I．pp．238 ff．249．】而更年轻的约翰·温思罗普，这位在首次定期选举中被选人皇家学会的会员，显然曾在伦敦拜访过哈特里布、杜雷和夸美纽斯。他似乎曾向夸美纽斯发出到殖民地去建立一所科学学院的邀请，但显然没有取得成果。【R．F．Young，Comenius in England ，pp．7—8．】数年以后(1683年)，清教徒英克里斯·马瑟(1684一1701年间任哈佛学院院长)确实在波士顿建立起一个“哲学学会” 【同上书，p．95。】，这一组织延续了大约10年。科顿·马瑟保持着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他用与雷、波义耳、德勒姆以及格鲁等人相似的一切理由，把这种兴趣置于宗教背景之中。【见Kenneth B．Murdock，Selections from Cotton Mather(new York，1926)，导言；Theodore Hornberger，“The Date，the Source，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tton Mather’s ln—terest in Science，”American Literature，VI(1935)，413—20；又见Hornberger教授的近著Science and the Nw World(1526一1800)(San Marino：H．E．Huntington Librayr，1937)。】
哈佛教育计划中的科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新教徒彼得·拉莫斯。【 Perrin，前引书，pp．723—24，他也注意到，“培根的影响增进了拉莫斯的科学兴趣，这种影响看来是殖民地中一支真正的力量，为他们接受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思想作了准备。”】拉莫斯在十六世纪时就拟定了一套教学计划，与天主教大学的教学计划相反，这套计划极为重视科学研究。【 Zieg1er，Geschichte der Padagogik，Vo1．I，p．108。Ziegler指出，虽然同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学院只将六分之一的课时用于科学，但拉莫却在自己的教育计划中把足足一半的课时用于科学科目。】
他的思想受到欧洲大陆的新教大学的欢迎，包括剑桥大学(其清教及科学成分比其姊妹学校牛津大学要多得多)。【David Masson，Life of Milton，此书确切地将剑桥称为清教徒的母校，梅森列举了20位卓越的新英格兰清教牧师，发现其中17位是剑桥校友、而只有3位出身于牛津，V01．H，p，563，亦见Stimson，前引书，p，332；Charles E．Mallet，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London：Mathuen ＆ Co，，1924)，Vo1 Ⅱ，P，147，然而，在共和政体时期，清教的影响使沃德、威利斯、配第、戈达德和威尔金斯在牛津谋得了职位。见Jones，前引书，p，114。】后来在哈佛他的思想同样受到欢迎，但这种思想却在各天主教学院都受到坚决的谴责。【Heinrieh Schreiber，Geschichte der Albert—Ludwigs—Universitat zu Freiburg，3vo1umes(Freiburg，1857—68)Vo1．Ⅱ．p，135．例如，在弗莱堡的耶酥大学，只有在批驳拉莫时才会提到他，“在学生手里也别想看到他的著作。”】人们之所以乐于接受拉莫斯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新教徒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经验论)”精神。哈佛与拉特梅尔学院(Rathmell Academy)在课程设置上的相似性进一步说明了新教徒智力兴趣的一致性。【S．E．Morison，Harvard Colle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Vo1．I，p．166，n．3．】
虔信派现实主义
帕克博士注意到，也许可以把英国的清教学院“与德国的虔信派学校作一个比较；德国的虔信派信徒在弗兰克及其追随者的领导下，为实科中学(Realeschulen)开辟了道路；毫无疑义地，正如虔信派信徒在德国贯彻了夸美纽斯的工作一样，新教教徒们也将夸美纽斯在英格兰的追随者如哈特里布、米尔顿和配第等人的理论付诸实践。” 【Parker，前引书，p．135。】进行这种比较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正如我们所多次指出的，清教主义与虔信主义的伦理原则几乎是相同的。科顿·马瑟已经发现了这两个新教运动之间的密切相似性，他指出：“美国清教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弗里特里希派虔信主义(Frederician pietism)相一致的，”因此应该将这两者看成是几乎等同的，【Kuno Francke，“Cotton Mather and August Hermann Francke，Harvard Studiesand Notes，V(1896)，63亦请参看Max Weber有充分说服力的观察，Protestant Ethic，pp．132——35。”】几乎可以把虔信主义称作清教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的对应物，所不同的只是它具有更高的热情。因此，如果我们关于清教主义与科学技术兴趣之间关系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虔信主义与科学同样也具有这种关系。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参看马克斯·韦伯，Religionssoziologie，Vo1．I，p．533．“产生自全部经验自然科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有用的实在知识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平易明晰性和职业知识，以这些作为教育的目的，首先是由清教、在德国特别是由虔信派所强调的。一方面作为认识上帝的威力和体现在其创造物中的计划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也作为一种手段去相信世界是受理性支配的，去克尽自己赞颂上帝的职责。”】 德国及其它地方的虔信派信徒与“新型教育”(即对科学技术科目的研究和对现实的研究)结成了牢固的联盟。【Friedrich Paulsen，German Education；Past and Present(trans．by T．Lorenz)(London：T．F．Unwin l908)，p．104 ff．】这两个运动具有共同的现实主义及实用观点，而且都对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思辨深恶痛绝。虔信主义教育观的基础也就是激励清教徒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及经验论态度。【参看Troeltsch，Social Teachings，Vo1．II，p．958．“……虔信主义有关教育的思想与清教主义完全相同。”Alfred Heubaum，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ildungswesensseit der Mitte des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2V01umes(Berlin：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905)，Vol，I，p．90．“【虔信派】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公共福利事业中能有实际用途。”“功利主义要素的强大影响……抑制了宗教要素的扩张性影响，而且把它的意义牢固地渗透到不久的将来。”】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虔信主义领袖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和波希米亚人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及其追随者对学习科学技术作出了强调。
弗兰克反复提到希望得到具有实用科学知识的学生。【当在田野中漫步时，弗兰克说：“除了揭示出一些有用的，令人鼓舞的事物：物理学还暗示出上帝的威力和杰作。”“……学生经过校监的允许，利用空余时间可以在自然陈列馆里，熟悉自然科学现象、矿物、采矿，并不时做一些实验。”Heubaum所引，前引书，Vo1．I，pp．88，89。】弗兰克及其同事克里斯琴·托马休斯都反对由克里斯琴·魏斯所发动的强大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涉及雄辩术和经典科目的基本训练，而弗兰克及其同事所寻求的却是“引进被忽视了的、更适合于其目标的现代学科，如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学习”。【Heubaum，前引书，V01．I，p．136。】
虔信主义在哪里对教育制度施加了影响，随后那里就会发生大规模引进科学技术学科的活动。【同上书，V01．I，pp，176—77ff。】弗兰克和托马休斯为哈莱大学奠定了基础，这是相当大规模地引进科学研究的第一所德国大学。【Koppel S．Pinson．Pietism as a Factor in the Rise of German Nationalism(C01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4)．p．18，Heubaum，前引书，Vo1．I，p．118：“哈莱是德国的第一所大学，它具有独特的学术的和民族的特征……。”】此校的著名教授，如弗里德里希·霍夫曼(医学教授)、恩斯特·斯塔尔(化学教授，因其影响广泛的燃素说而知名)、沙缪尔·斯特利克(历史教授)，当然也包括弗兰克，都与虔信主义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寻求把科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托马休斯的一段话也许再好不过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教学的功利主义特征，他指出：“检验人的智慧的不是无用的拉丁知识，而是生活中的实用知识。”【Christian Thomsius，“Vom Nachahmung der Franzosen，”Deutsche Literaturdenkmale des 18．und 19．Jahrhunderts (Stuttgart，1894)，No．51，p．25．】
表现出这种侧重的不只是哈莱大学，其它虔信派大学莫不如此。弗兰克的门徒格尔(Gehr)很早就采纳了十七世纪现代意义下的自然科学及物理科学，通过他的活动，柯尼斯堡大学“已经处于哈莱大学的虔信主义影响之下”。(Heubaun，前引书，V01．I，p．153。)哈莱的另一分支格丁根大学，也主要因为取得了影响科学教育的重大进步而知名。(同上书，V01．I，p．247；Paulsen，German Education，pp．120—21。)海德堡加尔文派大学同样因创立大规模的科学研究而显赫一时。【0rstein，The Role of Scientific Societies，p．228；Heubaum，前引书，V01.I，p．60。】最后来看受新教影响的虔信主义大学——阿尔特多夫大学，这所学校在进行科学教育方面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实例。【S．Gunther，“Die mathematischen Studien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an der nurnbergischen Universitat Altdorf，”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ur Geschichte der StadtNurnberg，Heft 3，p．9．】霍伊包姆在总结这种情况时说，科学技术教育方面的基本进展发生在新教大学中，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发生在虔信派大学中。【Heubaum，前引书，VoI，I，p．241，又见Paulsen，前引书，p．122；J．D．Michaelis，Raisonnement uber die protestantischen Universitate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und Leipzig，1768)，V01．I，section 36 ff。】
虔信主义与科学的这种联系(我们根据我们的假说已预见到这种联系)并不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虔信派信徒对科学技术的这种偏爱同样表现在中学教育中。哈莱大学的师范学院内引入了“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及地理等课程；在各科中，都以直观教学和实际应用为重点”。【Paulsen， German Education， p．127．】约翰·乔治·莱布、约翰·伯恩哈特·冯·罗尔以及约翰·彼得·路德维希(哈莱大学校长)都受到弗兰克和虔信主义者的直接影响，他们倡导开设制造业、物理学、数学及经济学方面的学校，以研究“如何才能不断地改进制造业，使之处于优势。” 【Heubaum，前引书，Vo1．I，p．184。】他们希望这种建议有可能导致建立所谓的物理一力学学院和经济、机械及科学方面的职业学校。
经济一数学实科学校完全是一种虔信主义的产物，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它为我们的假说增添了分量。这种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为中心，具有公开的功利主义及现实主义性质、它的蓝图是弗兰克制订的。【Alfred Heubaum， “Christoph Semlers Realschule und seine Beziehung zu A．H．Francke，”Neue Jahr bucher fur Philologie und Padagogik ,Ⅱ(1893)，65一77。又见Theobald Ziegler，Geschichte der Padagogik，2 voLumes，(Munchen：C．H．Beck，1895)，Vo1．I，p．197，他观察到：“……在以实践为指导的实科学校跟以实践为指导的虔信主义信仰之间并不缺乏一种内在的联系，只不过它是完全片面的虔信主义的宗教和神学的理解：在实际有用性和公益性的精神之中弥漫着理性主义，正是以这种精神，实科学校在弗兰克在哈莱的时期被建立起来了。”】而且，实际组织起第一所实科学校的也是一位虔信主义者和弗兰克从前的学生约翰·朱利尤斯·海克尔【Paulsen， German Education，p．133．】。这所科学技术学校的校长及共同创办人，如塞姆勒、希尔伯施拉格及海恩等人，也都是虔信主义者、弗兰克的门生。【在这个及其它事实的基础上，齐格勒着手探索虔信主义和在学校中学习科学之间的密切的“因果关系”。参见前引书，Vo1，I，p．196 ff。】
教育兴趣与宗教联盟
根据我们正试图建立的这项假说，我们预期新教徒具有推祟科学技术研究的倾向；在考察可资利用的有关宗教对教育兴趣的影响的资料时，这种倾向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在十七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倾向，但是研究一下这种倾向在以后的时期内是否依然存在还是恰当的。定向格式和行为形式在其原动力消失后肯定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这样就需要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主要传授科学的学校和主要传授其它科目的学校(占大多数)中所占的比例进行比较，才能进一步地验证我们的假说。
所能获得的一切证据都说明相同的情况。新教徒学生在以科学训练为重点的学校中所占的比重无一例外地逐渐增加，【中学的特点是在课程上以经典学科为重点。有别于中学的是实科学校，它重视科学并以现代语言替换了古典语言。实科中学则是上述两类学校折衷的产物，经典性的教育较少而更重视科学和数学，高级实科学校和高级平民学校均属实科学校：前者学制为九年，后者为六年。参见Frederick L．Bolton，The School System ofGermany (New York∶Appleton ＆ Co.，1900)，p．3ff。】而天主教徒则将兴趣集中于经典及神学的训练。例如，在普鲁土发现了如下的分布：【Alwin Petersilie，“Zur Statik der hoheren Lehranstalten in Preussen，”Zeitschriftdes ko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XVII(1877)，109．这些统计数字以及类似的统计提示，哪些因素促使犹太人接受更高级的教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我们将不涉及这个问题。】
表9 因学生的宗教关系而造成的中学入学差别
——普鲁士，1875—76年
宗教信仰 |
初级中学 |
中学 |
实科学校 |
高级实
科学校 |
高级平
民学校 |
总计 |
总人口 |
新教徒 |
49.1 |
69.7 |
79.8 |
75.8 |
80.7 |
73.1 |
64.9 |
天主教徒 |
39.1 |
20.2 |
11.4 |
6.7 |
14.2 |
17.3 |
33.6 |
犹太教徒 |
11.2 |
10.1 |
8.8 |
17.5 |
5.1 |
9.6 |
1.3 |
新教徒选择科学及技术研究的显著倾向与我们关于新教伦理促成特定兴趣的假说的结论是一致的。其他研究者在其他实例中也注意到类似的倾向，由此可见这种兴趣分布具有典型意义。【参看Edouard Borel，Religion und Beruf (Basel：Wittmer ＆ Cie，1930)，pp．93ff，他指出了新教徒在巴塞尔技术职位中并占据非同寻常的高额比重：Julius Wolf，“Die deutschen Katholiken in Staat und wirtschaft”，Zeitschrift Sozialwissenschaft，IV， n．f．】(1913)，199．此书注意到“新教主义的‘适应自然’对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知识活动(除宗教信仰外)是极有价值的。”1860年，Ad．Frantz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参见他的“Bedeutung der Religionunterscheide fur das physische Leben der Bevolkerungen，”Jahrbucher fur Nationalokonomie und Statistik ，XI(1868)，51．参看另外一项有关柏林的类似结果，载Statistisches Jahrbuch der Stadt Berlin，XXII(1897)，468一72．Buckle，前引书，p．482，注意到“加尔文主义有利于科学”。亦可参看Weber，Protestant Ethic，pp．38，189；及Troeltsch，Social Teachings…，V01，II，p．894。】
根据瑞士巴塞尔州的有关数据，上述分布不像是由两种教徒城乡分布的差别所导致的误差。因为在1910年及以后时期(就是爱德华·波莱尔所研究的时期，其结果类似于彼得希利的那些结果)，新教徒构成该州总人口的63．4％，但只占巴塞尔市区人口的57．1％，却占乡村人口的84．7％，彼得希利的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果。【参见“Die Bevolkerung des Kantons Basel—Stadt，”Mitteilungen des Statistiscchen AMtes des Kantons Basel—Stadt，1932，48—49，以及1910和1921年的同一出版物。】
马丁·奥芬巴赫尔在《信仰与社会阶层》(Konfession undsoziale Schichtung)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他分析了巴登、巴伐利亚、符腾堡、普鲁士、阿尔萨斯一洛林和匈牙利等地人民的宗教信仰与教育兴趣分布的关系。这些不同实例的统计结果在实质上都是相同的；相对于新教徒在总人口中一般所占的比重,在各类中学中新教徒就占有高得多的比重，但是在那些主要传授科学和技术的学校里，这种差别变得特别显著。例如在巴登1885—95年间的平均数字如下：【Martin Offenbacher，Konfession und soziale Schichtung (Tubingen und Leipzig：J．C. B．Mohr，1900)，p．16．】
新教徒（％） 天主教徒（％） 犹太教徒（％）
中学 ４３ ４６ ９.５
实科中学科 ５９ ３１ ９
高级实科学校 ５２ ４１ ７
实科学校 ４９ ４０ １１
高级平民学校 ５１ ３７ １２
五种学校平均 ４８ ４２ １０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895） ３７ ６１.３ １.５
实科学校课程设置的基本特征是以科学和数学为重点；与此相反，中学相对来说比较轻视这类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学还是为科学和学术职业作了准备。但总的说来，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学中的人数反映出他们相反的志趣。可资利用的证据提示，天主教徒上中学的人数相对较多，是因为这些学校同时讲授神学；而新教徒通常将中学训练作为从事其它学术职业的预科。因而，在1891—94这三个学年里，巴登中学的533名天主教徒毕业生中有226名(占42％以上)后来学习了神学，而在375名新教徒毕业生中，只有53名(14％)转向神学，其余的86％都转向其他学术职业。【H．Gemss。 Statistik der Gymnasialabiturienten im Deutschen Reich (Berlin：weidmann，1895)，pp．14——20.】
与此相似，尽管天主教教义的辩护士汉斯·罗斯特希望人们承认下面的命题，即“天主教会在任何时候都是热心科学之友，”但在他自己的数据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天主教徒不愿意上实科学校，他们表现出“对这些实科学校漠不关心和厌恶之感。”他接着解释其中的缘故：“这些高级实科学校和实科高中不给人学习神学的权利：而神学的天主教徒看来是进行更高一级学习的动力。” 【Hans Ros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lage der deutschen Katholiken(Koln：Bachem，1911)，pp．167ff．】
而统计数字显示，与天主教徒相反，新教徒有从事科学及技术研究的显著倾向。总的说来，在巴伐利亚189l一95年间的统计数字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Offenbacher，前引书，p．17。】 同样地，符腾堡1872-79和1883-93年间的平均数字向我们揭示出如下的结果：【同上书，P．18．这些资料得到Ludwig Cron对1869—93年间的德国所作的研究的确证，Glaubenbekenntnis und hoheres Stadium (Heildelberg：A Wolff， 1900)。 Ernst Engel也发现在普鲁士、波森、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萨克森尼、西菲利亚以及在莱茵州，福音派新教徒学生较多地进入讲授自然科学及技术课程最多的那些学校。参见他的“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Statistik des Unterrichts”，Zeitschrift des koniglich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IX(1869)，99—116;153—212。】
新教徒％ 天主教徒％ 犹太教徒％
总人口 ２８.５ ７０.７ ０.９
中学 ２７.３ ６８.１ ４.２
初级中学 ４４.４ ４９.４ ６.０
实科中学 ５４.４ ３４.８ １０.５
实科学校 ４１.８ ４９.５ ８.１
同样地，符腾堡１８７２——７０和１８８３—９８年间的平均数字向我们提示出如下的结果：
新教徒％ 天主教徒％ 犹太教徒％
总人口 ６９.１ ３０.０ ０.７
中学 ６８.２ ２８.２ ３.４
文科中学 ７３.２ ２２.３ ３.９
实科学校 ７９.７ １４.８ ４.２
新教徒科学家的优势地位
可以获得的统计数字一致表明，与新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相比，他们偏重倾向于科学技术研究；如果我们的假说正确，假说所预期的结果就是与此一致的。但是还应该进行更加深入、更能说明问题的验证。新教徒科学家和天主教徒科学家的相对比数怎样呢?有关的资料十分匮乏，而且主要涉及卓越科学家：但与此有关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相对来说，新教徒在优秀科学家中占压倒多数。
在对英格兰的天才人物进行研究时，哈弗洛克·埃利斯并未直接触及这个问题，但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在三个王国中，当然是英格兰的著名科学家数目最多，这不只是因为英格兰几乎是清一色的新教国家。【A Study of British Genius (London：Hurst ＆ Blachett，1904)，9．66．】在这个例子中宗教因素很可能只是次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新教的苏格兰与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差别。在埃利斯所开列的名单上，前者产生出2l位卓越科学家，而爱尔兰只产生了l位。正如埃利斯所指出的：
在科学方面，苏格兰的水平很高，而爱尔兰的水平极低……为了弄清苏格兰人较爱尔兰人在科学家数目上占有压倒优势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记住，直到最近的这个世纪为止，爱尔兰的人口都远远多于苏格兰的人口，而且人们可能注意到，唯一纯粹的爱尔兰科学家丁铎尔(Tyndall)原先也具有英格兰血统。【同上书，pp．66—67。】
特别有趣的是，在名演员的例子中，情况恰好相反。〔名演员中〕“……几乎没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的相对优势十分明显。” 【同上书，p．75。】这个事实无意之中再次证实了我们有关新教伦理影响的假说。人们回忆起，这种伦理造成了反对戏剧的心理，虽然这种作用容易被夸大，但它确实是强有力的。实际运用这种观点，就能够预测出名演员在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中的分布情况与科学家在这两种国家中的分布恰好相反，这与实际上的发现是吻合的。这两个人群中兴趣分布的差别是相当显著的。奥丁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艾尔弗莱德·奥丁在对法国文人进行的详细研究中，间接地提供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某些资料。他比较了瑞士的三个以新教徒为主的州(日内瓦、沃德和纳沙泰尔)和三个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的州(伯尔尼、弗里堡和瓦莱)中的著名文人。前者产生出了147位用法语写作的文学家，其中35位是极具天才的人物，按奥丁的格式，其指数是52l／2和12l／2。与此相反，在奥丁的名单上，天主教的州只产生了8位文人，其中仅有一位是具有高度才能的，其指数为5和0．06。【Genese des grands hommes (Paris：Librairie universitaire，1895)，2 vols，Vo1．I，pp．477——78。】
而且，从1539年到1825年，新教徒在法国文人总数中占10％，但在同一时期，新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2—3％之间。【同上书，Vo1．I，pp．480—81；V01．II，表xx，图xiv。】而且这些数字已经不能再减低了，因为奥丁武断地把所有可存疑的人都归为天主教徒。乍看上去，新教徒对“文学相关学科”的明显偏爱似乎与我们的假说相抵触，因为新教的伦理是与这种追求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只有在更精确地对资料进行考察之后才能发现，新教伦理与这种追求反而是明显一致的。因为，在上述新教徒“文人”中，52％以上都是被奥丁称为“博学者”、“思辨家”等的人物，也就是历史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法理学家等等，而只有“极少数的诗人(4．7％)、戏剧家(1．6％)和演员(0％)”。【同上书，Vo1．I，p．484。】因此，即便在学术领域内，新教徒的主要重点也是在于科学及技术科目、而不在于所谓的经典和文学科目。人们记得，这与埃利斯有关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差别的发现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已知其父亲职业的新教徒作家中，大约有l／3(72人中有23人)是牧师之子。【同上书，Vo1。I，p．485。】与新教人口的总数相比，新教伦理的强大力量更容易被感觉到，而且又存在着接受“文理科”教育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事实的代表性就特别突出了。但显然不可能把这些数字与天主教教士的儿子去作比较(因为独身的誓约排除了儿子存在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在奥丁的名单上，新教牧师在新教徒中所占的百分比远大于天主教教士在天主教徒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同上书，Vol，I，p．487；Vd．II，表xxi，图xv。】
由于实际上天主教教士在天主教人口中所占比重大于新教牧师在新教人口中的比重，这一点就特别引人注目。 高尔顿的《英格兰科学人物》(English Men of Science)一书与我们的研究有着间接而不太重要的关系，此书以皇家学会的著名成员对一份设计得很天真的问卷所作的答复为基础。每lo位科学家中有7位肯定是英格兰或苏格兰圣公会教徒，另外3位要么没有宗教信仰、要么信奉其它新教派别。很难找到罗马天主教徒，考虑到罗马天主教徒在英格兰人口中只占很小比重，【Francia Galton，English Men of Science (London，1874)，p．126．】
这一点并不奇怪。高尔顿提出的问题很坦率，例如：“在你年轻时灌输给你的宗教教义是否妨碍了你的研究自由?”在对此作出的81个答复中，90％答“否”，但其强调程度各不相同；不到10％的答案暗示或明确表示宗教教义具有妨碍作用。【39人答“否”，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12人答“没有”并加以强调；14人回答“没有”，并给出不同的理由加以说明；8人声称这种作用是好的而不是坏的；而只有8人指出或明确地谈到各自的宗教教义对其研究产生了不良影响。同上书，pp．135—36。】但上述结果的价值却因两方面的原因而被削弱了，首先是因为回答的数目很少，其次是因为它基于这样的假设：每个科学家都有能力弄清自己成长起来的宗教背景中那些高度细微而在很大程度上末被觉察的影响。这就等于对许多答复进行平均(也许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以求得出一种中庸的图像。然而，在高尔顿的研究的有效范围内，仍然应该注意到这种研究加强了我们正在讨论的那项假说。
另外一项研究极为仔细、详尽地考察了某些宗教信仰与科学兴趣及科学造诣的关系。如果以前的研究表明，我们所寻求的那种联系实际上确有微小的可能存在，那么坎多勒的名著《科学及学术的历史》(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就把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坎多勒发现，在1666一1883年间的欧洲(法国除外)，尽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人数分别为10700万和6800万，但在被命名为巴黎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的科学家名单上，却只有十八位天主教徒，而新教徒则占八十名! 【Alphonse de Candolle，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Geneva—Basel：H．Georg，1885)(2nd ed，)，p·329．】但是，正如坎多勒本人所指出的，这项比较还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它忽略了法国科学家，而法国科学家主要是天主教徒。为了纠正这一误差，他考察了两个时期(1829年和1869年)内的伦敦皇家学会国外会员名单，因为这两年中的法籍科学家人数多于其它时期。在前一时期，新教徒科学家与天主教徒科学家在总数上大体相等；而在1869年，新教徒的数目实际上超过了天主教徒。但是，除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以外，欧洲有13950万天主教徒，而新教徒只有4400万【同上书，p．330，参看，l．Facaoaru，Soziale Auslese (Klausenberg： Huber,1933)，pp．138—39．“信仰对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新教徒在卓越人物中到处都占很大比例。”】。换句话说，尽管天主教徒的总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多，但在著名的科学家中，新教徒实际上多于天主教徒。
然而，还有一些资料比这些以不同人群为基础的资料更为重要，人们可能觉得，在这里政治制度和其它非宗教因素的影响超过了宗教的实际影响。比较那些密切相关的人群，十分有助于排除这些无关因素，但获得的结果是相同的。在巴黎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名单上，没有任何一位来自爱尔兰或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尽管天主教徒在三个王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与此相同，天主教的奥地利也没有通讯院士；而且总的说来，与新教德国相比，天主教的德国同样造就不出著名的科学家。最后，在瑞士，上述两种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分住在不同的州中，只在某些州中混居；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比为三比二。而在瑞士拥有的十四名通讯院士中，竟没有一名天主教徒!在伦敦皇家学会和柏林皇家科学院的名单上，瑞士、英格兰、爱尔兰人中这两种宗教的这种差别同样存在。【同上书，pp．330—31。】
在对上述材料进行了考察之后，就完成了对我们的假说所进行的经验性验证，总的来说，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体系而出现的，这个体系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如果按照词的本意来使用“教育”一词，我们可以说清教主义是这一时期科学教育的主要成分。显然，这并不是要否定许多其它因素的重要性，如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以及科学本身的繁衍运动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都为科学潮流的日益兴起发挥了作用。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这些相关因素的重要意义超过了宗教因素，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十六世纪科学在意大利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先于或独立于宗教改革而发生的科学兴起，并不能否定禁欲主义清教运动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它却证明了，其它一些条件同样能促使人们拥护科学，而且这些因素足以克服现存宗教体制中的反科学成分。 而且，如果出于研究的目的而把清教主义与科学的关系从更广泛的社会史境中分离出来，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了这一史境的具体意义。人们很可能会争辩说，禁欲主义清教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变迁的产物【这基本上就是P．A .Sorokin教授的观点。见他的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New York：American Book Co.，1937)，特别是Vo1．II。】。然而，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并不关注这种意义重大的问题。无论如何，已经证明了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之中增进了现代科学。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上述两大运动的美满姻缘建立在内在相容性的基础之上；即使到了十九世纪，这两者的离异仍然尚未完成。 本节的讨论可以用更一般的术语概括为关于知识发展的非逻辑根源的一个文化案例研究。
作者：猞猁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Robert King Merton :清教主义、虔信主义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