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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临时约法》：孙文扔下的“捆仙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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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临时约法》：孙文扔下的“捆仙索”（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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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临时约法》：孙文扔下的“捆仙索”（二） (1021 reads)      时间: 2008-7-16 周三, 上午5:23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临时约法》：孙文扔下的“捆仙索”（二）


芦笛


章太炎通电中所谓“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并非危言耸听。日本与俄国早就在商量瓜分中国，在辛亥前便已两次签订了日俄密约，将满洲分为南满与北满，俄人占北满，日人占南满。辛亥革命急剧削弱了中国国力，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日俄因此谋我更急，于1912年7月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将内蒙分割为东西两部，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俄国。

此外还有英帝对西藏的猖獗侵略。辛亥前，袁世凯等重臣为巩固国防，杜绝英俄野心，在西藏和蒙古搞“改土归流”，亦即把由土司治理的民族自治区改为内地式州县，由朝廷派官治理。赵尔丰先在川边搞改革，渐次深入西藏本部，引起西藏叛乱。赵遂领兵入藏，削平叛乱，于1910年攻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亡印度，其名号被清廷削去。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对赵军西进相当恐惧，曾要求帝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制止赵军进一步深入。

辛亥革命使得蒙古和西藏的“改土归流”都前功尽弃。赵尔丰被革命军杀害，被他改为州县的康藏区域悉数变回土司统治。1912年6月，英国更趁中国空前虚弱的大好时机，武装护送13世达赖回藏，驱逐驻藏大臣，杀戮亲汉人士，夺回西藏政权。藏军还入侵川边。袁世凯委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率军回击，才安定了川边，但西藏独立已成事实。英国更趁机压中、英、藏三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强迫中国接受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试图抢走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为老袁坚决拒绝。英国人无奈只能与亲英的拉萨政府片面签订了无效条约。“卖国贼”老袁殚精竭虑为中国保下来的这块领土，日后被“民族英雄”中共政府跪献给印度了。这也不在话下。

当这些严重的民族危机接踵发生之际，临时政府竟然处在内阁难产危机之中，连个外交总长都没有！参议院否决了六总长提名不说，还公开羞辱新任总理陆徵祥，使得他羞愧之下，只好推病住院，并准备辞去总理职务，而民国正要仰仗这位资深外交家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在谈判桌上保住祖国山河。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当然只能是章疯子说的“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主权高于人权”的民国版），否则将蹈“宋人议论未定，金兵业已渡河”覆辙。老章造反作乱一生，自此总算悟今是而昨非，悟出了晚清的最大危机是外患而非内忧，因此必须自强以息外患，并非共和以增民权（恰与今日相反）。所以疯子所谓“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君主立宪没错，错在老章等疯子引出来的共和大祸。

鉴于政府软弱无力，无法应对重重外患内忧，老章便建议总统“便宜行事”，视约法为废纸，充分说明“民主革命家”们的民主法治意识是何等薄弱。这在革命乱党中极有代表性，尤以孙文为然。终其一生，他都是目无法纪“便宜行事”的专家。

纵观民国历史，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越是“民主革命家”，就越没有民主法治观念，敢于并善于无法无天乱来一气，反倒是孙文抨击的“假共和”“官僚派”还讲点规矩。即使践踏宪法，也要使用伪造民意的手段，绝不会如孙大炮一样连个法律借口都懒得找。这差别或许与西式文明素养无关，而是出身不同使然，盖朝野都是西洋文明盲。官僚派本能地知道，若不讲规矩胡来一气，上行下效，全国就会乱套，而革命家基本是目无法纪的匪类，巴不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自己才能趁乱夺权。

因此，老袁没有听取章疯子的建议“便宜行事”，而是双管齐下，西式政治家手腕与流氓手段并用。7月16日，他通电全国，告知民众内阁难产，以“我实不德，民也无辜！聊布腹心，其以天良揭之”的煽情呼吁，试图唤起舆论同情。

7月21日，他宴请全体参议员，详尽说明了内政外交面临的深重危机，特别指出“桂太郎之西游，福岛之东来，其故可想。人方协以谋我，而我且鼾睡不醒，岂有此理？为今之计，非先与日、俄连络以伐其谋，实无救急办法”，“值兹外交内政如此困难之际，非政府与议会一德一心，必无足以图存”（《袁世凯宴请参议员报道》，1912年7月2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75-77页）。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他软的一手。

此外，老袁还通过实力人物游说国会。7月25日，北洋四巨头姜桂题、马金叙、陆建章、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由陆建章为主要演说人。他表面上针对军界即将干涉参议院的流传，特地以军头身份出来辟谣，担保军人绝对不干预政治：“如果有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希望各位参议先生勿听谣言，以国家为重”，但他仍然希望议员以国运为重：“我们军界人士亦有国家观念，当今外患日迫，财政愈危，我们希望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而就急，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38章，网络版，天涯在线书屋，亦见于黄远生《三日观天记》，87页）

硬的那手则是“由高级长官发起”，在7月21日召开的“北京军警特别大会”。“到会者咸愤激异常，谓组织政府事本非军警二界所得干涉，然中国长此无政府，危险非常，军警人心，尤属动摇，不得不设法维持”，大会作出三项决定：1、通电各省都督及报馆，使电大总统，再提出国务员，早日成立政府。2、由军警二界公共上书陆总理，极力挽回。3、致函参议院，请于第二次提出国务员时与以同意（《北京军警特别大会报道》，《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72-74页）。

此外还有流氓手段。据同盟会的《民立报》报道，7月25日（据当时名记黄远生报道为7月24日），参议员每人都收到署名“健公十人团”的恐吓信，说：“今日瓜分在即，而吾国务院摇摇不定，已陷于无政府之地步。此皆贵议员各争党见，不顾大局所致。明日国务院倘再不能通过，我中国亡无日矣。而我诸先烈牺牲性命所造成之共和国，不幸亡于诸君之手，又不幸而以诸君之故，使吾等为亡国奴。诸君之肉，其足食乎？吾等与其将来为亡国奴，不如今日死；又不如牺牲我个人之生命，使诸议员先死！而我四万万同胞或有生之日也。敬备炸弹十枚，以伺诸君后。”（《健公十人团恐吓信》，ibid，76页）

当时的名记黄远生对此评论道：“至于匿名揭帖中之手枪炸弹，在吾人今日视之，何啻寻常茶饭，本无可道之价值，亦决无指使之可言。不料参议员中，竟纷纷有议搬出财政学堂外者（芦注：当时参议员在京寓所），有议不出席暂避者，亦何可笑乃尔！而是晚一时，鼎鼎大名统一共和党之一二等党魁殷汝骊打电话与共和党院内干事，商量延期投票之事矣。延期投票者，议员诸君之高妙政策也，欲来俟大总统出命令取缔军警之后，乃投同意票以敷衍面子耳。”（黄远生：《三日观天记》，ibid，85-86页）

黄远生在此将那伙无耻政客的怯懦丑态披露无余，难怪他后来会被孙中山下令暗杀，还要赖在袁世凯头上。若老芦生于当世，只怕早就被孙匪暗杀了，那血债肯定也得赖给老袁。黄认为那恐吓信在当时司空见惯，“决无指使可言”，并非袁党干的。我认为，军警特别大会当然是袁党发起，这点无可怀疑；四巨头会议也是袁党策划的。至于匿名信，虽无证据证明那确为袁党所为，但也没有证据排除之。不管是不是老袁干的，可以肯定的是，议员们吓得屁滚尿流的丑态，一定让他看在眼里，助长了他日后以强力压服反对的心理。

这一招果见奇效。次日袁世凯再度向参议院提出六位总长名单。据丁中江说：“这个咨文事先很秘密，提交参议院时，各方预料可能仍有一半或过半不能通过，结果出乎意外，只有工商总长蒋作宾未获通过，改由刘揆一递补，获得参议院同意。这一天出席参议院的议员91人，会场秩序甚为静穆，投票进行时，有一位议员拈了一张条子给隔邻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透视会场情形，看见这张条子上写着四个字，是：‘议员无骨’ 。”至此，自唐绍仪6月27日辞卸国务总理后，僵持了整整一个月的无政府状态才告结束（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38章，网络版，天涯在线书屋）。

您说，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贱脾气，有谁看得起？议员们完全是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者，主张“为杯葛而杯葛”，又深得伯恩斯坦真传：“杯葛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因为陆徵祥“猥琐支离，毫无政见”，便否决他报批的六总长。既然如此，后来讨论新的阁员名单时，总理还是陆徵祥，为何又不以同样理由否决之？岂不是证明第一次否决纯属无理取闹？议员们不顾国运维艰、国步艰难，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便无理取闹，无故刁难。成立内阁，乃是维持国家运转最起码的施政措施，而这最起码的国政竟然都行不通，逼得老袁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如此下去，他还能有什么心思去治国？

可笑的是，戴季陶竟然将这闹剧视为悲剧，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上发表时评，造谣说：“果然，袁世凯竟以兵力威迫通过此次提出之阁员矣！”进而发挥到：“唐内阁之倒，既为袁世凯逼之使倒；此次之内阁，又为袁世凯逼之使成”，立即就飞跃到：“则今日之中国，虽名为共和，有立法机关之参议院，有执政机关之国务院，有全国国民公共遵行之约法，而实则运用之能力手腕，合集于袁世凯一人，岂特陆徵祥一人为袁世凯之掌上物哉？国务员也，参议员也，皆袁世凯之掌上物也！全国国民，皆袁氏室中之陈设、园中之花草也！”然后又据此预言袁世凯称帝，大骂参议院无骨：“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呜呼，共和休矣！”“呜呼，共和真休矣！”（天仇：《兵力专制之大成功》，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91-93页）

这“不共戴天仇”（说明：戴季陶号“天仇”）的愤愤逻辑，其实代表了同盟会革命乱党心目中的“真共和”，那就是反对党决不能与国家元首和／或政府达成妥协，行政首脑也决不能听国家元首的话。如果僵局发生，则反对党就该坚持到底。宁肯没政府也要“真共和”，宁亡国也要争“民权”，否则就是为袁当皇帝写劝进表。这不但是章太炎“爱日本胜过爱满清”的余绪，且颇有后世春桥同志“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看来革命不分先后，精神面貌与思维方式总是相通的。

这段话如同孙大炮的“先知先觉”一般，准确地预见到了老袁日后称帝。这干人恐怕到死也悟不出来：老袁称帝，只怕有一大半是他们逼出来的——如果不是他们用自己的捣乱破坏，使得老袁深信“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以反复诬蔑国家元首想称帝来激起他的逆反心理，而是从一开头就充当西方式的忠诚的反对派，只怕老袁最后也未必会去当那洪宪皇帝。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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