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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捆绑式思维”（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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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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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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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六、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
以上举出的例子，无论是奇肱国飞车，还是梨子，都是物体在空间上的分析，很直观也很浅显。但学过中学数理化的人都该知道，自然科学研究中除了空间上的分析外，还有时间上的分析，两者常常结合在一起。物体运动就是范例：质点从A点运动到B点。要想知道它在两点之间任意一点的快慢，你就得时间分割成无限小的单元，再以质点在该时段内通过的位移除之。这基本原理每个高中生都知道，可知道它是分析法在物理学上的研究的人恐怕还真没几个，正如一般人不知道微积分为什么又名“数学分析”一样。
其实，离开了分析法，我们就连把时空观念兑现到日常生活中都不可能。哪怕糊涂如中国古人，也没用“整体思维”去比较时间或空间。他们毕竟还知道，若不把时间或空间分解为等长的单元，再以对象具有的单元数目来作定量比较，则连人的寿命长短都无法比较，更别说确定邯郸到咸阳与大梁到咸阳的距离孰远了。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但它研究的是“事”而不是“物”，亦即“事件”或“现象”，因此无法使用实验手段去直接分解之，只能在头脑里作抽象分析。不仅如此。“事件”一般涉及多方面的人事，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内的想法与行为都未必相同，这就使得空间和时间的变化错综在一起，变得非常之复杂。可惜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去研究它，却代之以漫画式的“整体思维”。
老河已经指出，这就是外来的“辩证法”和中国的“整体思维”一拍即合的原因。他还指出，中国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孤立片面静止”的思维方式。我和他的分歧，只在于他认为这套思维方式于今已经显得过时或狭隘，而我认为人类官能内在的固有的限制决定了人类只可能采用这种方式。
这道理其实很浅显：人类没有能力研究处在运动中的物体，只能把它固定静止下来，人为地把那连续过程分成不同阶段，一个个地去研究。例如跳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要明白它，你就得用高速摄影机把全过程拍下来，再去研究一个个静止画面，把那连续过程人为分解成“助跑”、“起跳”、“空中肢体运动”等阶段，再逐一琢磨各阶段该怎么发力才符合运动生理学，最大效率地发挥人体的潜能。
研究细胞分裂的连续过程也是这样。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上讲的所谓“细胞分裂周期”的各阶段，其实也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其精神实质与上述跳高过程完全一致。同理，所谓“经济危机周期”那些“高涨——萧条——复苏”等阶段也是人为划分的。总之，要明白物体运动机制，你就只能将其过程人为分解为不同阶段，使得它如芝诺的飞箭一样，“冻结”在每个时段上，逐一研究明白了每个时段内的变化后，才可能获得全过程的连续图像。
类似地，人类只能“孤立片面”地去认识事物，这也是人脑的固有限制决定的。“辩证法”强调，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可惜“辩证法”家们偏偏忘记了“一心不能二用”的生活常识，以为可以用“整体思维”去将大千世界尽收眼底，却不知道人脑只能有一个兴奋中心，一段时间内只能研究一个事物，绝无可能靠“全息感知”认识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要了解全过程，就只能分别研究一个个事件，这样才能拼装出全景来。
人在观看球赛时其实就本能地运用了分析法。球赛乃是典型的team work，同时发生多人竞争或互助。除了疯人院逃出来的观众外，没谁能以注视全景的方式来看它。所有人的眼睛都跟着球走，只看得见球周围的几个人。至于离球较远的运动员在干什么，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片面”认识方式，人只能用这种方式认识互动的多个事件。咱们之所以能看懂球赛，乃是因为咱们在无意识中把时间分割成了无限多的片段，在每一个片段只看最关键的球员，与此同时将它与已在大脑中储存下来的片段组装起来，这才能明白大致过程。
正因为此，个人认识必然是孤立片面的，事件规模越大越如此，足球赛需要的裁判比篮球赛多，原因谁都知道——一个人看不过来。但即使全场观众的眼睛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查明某个球员在某个瞬间干了什么事。要查明双方的每个失误，就得在录像上全程检查每个球员。
其实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以阅读为例就够了。要明白一篇文章，您就得作类似的空间与时间的分解，逐一扫描每个字每句话，弄明白它们的意思，再在脑子里综合起来。在这点上，天才与庸人毫无区别，阅读速度只反映了理解速度与大脑综合处理被分解的信息的效率，真正“一目十行”的全息式摄入，不是人脑可以胜任的。
比起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来，足球赛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然而咱们就是敢用所谓“整体思维”来“研究”它。这谁也说不出所以然的高明的“整体思维”，在我看来与疯子呆看足球赛也差不多。
当然，要说这“整体思维”丝毫不用分析法，那也不尽然。国人擅长的分析法，就是为伟大领袖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两分法”。如同儿童一般，古人把人划分为两种：“好人”与“坏人”，在政治生活中也就是“忠臣”和“奸臣”。两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史”，也就是中国的全部文明史。
这儿童思维到了现代便发展为“阶级分析”。虽然伟大领袖使用从苏俄进口的思想方式，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经典名著，将社会解剖为几个阶级，并分析它们对社会剧变的不同态度，但那只不过是在“黑－白”、“忠－奸”、“好－坏”、“敌－我”的两极世界中，增加了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中间分子”而已，如伟大领袖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虽然“中”貌似“非黑非白”，但它其实是“非黑即白”，是双方的争取对象和必须警惕的动摇分子。于是，过去的“忠奸斗争”给改成了“阶级斗争”，“忠”改成了“被剥削阶级”，“奸”改成了“剥削阶级”。内涵虽然变了，所指仍然分别对应于“好”与“坏”。据此，伟大领袖的经典语录其实可以诠释为：“阶级（善恶）斗争，一些阶级（坏人）消灭了，一些阶级（好人）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是两千年下来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进步”。
不仅如此，这儿戏两分法还是静态的，只限于空间的分解，与时间无关。因此，一旦做了好人，就时时处处都是好人，反之亦然，世上绝不会有先好后坏、先坏后好、时好时坏、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人。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人，其性格的某个侧面仍然可以具有亮点，依然可以在某个瞬间流露善意，或是真诚地做出件把好事来，这图景对中国人的头脑来说是过于复杂了。
以此孩童头脑去透视历史，历史便变得一目了然，无比清晰明快。《三国演义》就是最佳示范。
《三国演义》大概是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钜的一部书，其对中国历史影响之深远无从估量，似乎再没哪本书超过了它。它不仅制造出了俨然与孔子分庭抗礼的“武圣”关羽，为民间社会提供了比孔门七十二贤人还更家喻户晓万倍的道德楷模，成了游民文化经典，为没文化的暴乱土匪和入侵蛮族提供了军事教材，哺育出了中国人的“唯谋略论”或“谋略至上主义”，而且熔铸了元代以后的无数中国人的历史观，形成了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历久弥坚的传统思维定式。
本来，《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之间的极度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涉及的人物之多，事件之纷繁，影响因素之多，似乎并不亚于拿破仑入侵俄国，然而若从小说来了解这两个历史现象，读者所获判若天渊。
我初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感到极不习惯，甚至很不快，盖托氏的巨著没有一个鲜明的脉络，能让你 “抓住牛鼻子”，“纲举目张”地去轻易把握历史事件。书中描写的人物之多，事件之纷繁，场面之浩大，视角之多元，令人目不暇接，根本就不是国产经典历史小说里那些简洁明快的场景。罗贯中、施耐庵等人使用的是“整体摄影”，以上帝俯瞰尘世的方式，用放置在天上的固定镜头观察历史事件，从来不兴像托翁那样不断更换镜头，从不同层次的人的眼中观察那场战事。
最令我觉得震撼的是，托翁居然在该书中提出，战争其实是不可控的，因为无从预知的偶然因素太多，微不足道的变数可以影响整个战局的成败。他甚至提出，当法军溃退后，俄军追击与否，其实对结局毫无影响，因为法军的崩溃如同雪崩一样，一经启动就无法停止。即使俄军不追击，大多数法军也只会埋骨在俄罗斯的茫茫雪原之中。追击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和伤亡。
看了这些说道后，我觉得无比震惊，碍难接受——早在小学时代我就熟悉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争方式，楚汉相争如此，曹袁斗智如此，诸葛亮与司马懿相持更是如此，就连岳飞与金兀术也是如此，如今老托却跳出来说，这定式完全是神话，战争不是某个熟读了《太公兵法》的摇鹅毛扇的智多星可以在事前点水不漏地策划的！
这就是我的“中国史观”第一次受到冲击。此后随着阅历增加，我才悟出，托翁虽然说得过头了些，但“虽不中，不远矣”。
例如韩信著名的“十面埋伏”，在说书人嘴里实施倒很容易，真要搬到战场上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光那埋伏的十支部队的协同联络，即使在通信手段极度发达的现代也不是容易的事。六四时，老邓调动各地军队入京“分进合击”，结果是一团糟。据西方记者研究，后期风传的“兵变”并非毫无根据，据说共军各部的确发生过火拼，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调动混乱、各部之间缺乏协同联络引起了摩擦与冲突。
滑铁卢战役的结局就最能彰显不能预知、后果无从控制的偶然因素的作用。战斗爆发前，拿破仑采取他惯用的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战略，不待反法联军完成集结即挥师挺进比利时，企图先消灭布留歇尔（又译布吕歇尔）率领的普鲁士军，然后再掉头歼灭“铁公爵”威灵顿率领的英军。在法普两军交战时，普军被法军从中间楔入，溃不成军。只是因为戴尔隆将军误解了拿破仑的命令，普军才侥幸逃过被全歼的厄运。
拿破仑猜想布留歇尔想逃回普鲁士去，便派格路西元帅率军追击，自己则亲率主力掉头捕捉歼灭威灵顿率领的英军。威灵顿正指挥英军与内伊元帅率领的法军偏师作战，听说普军大败，立刻命令部队撤退，却被法军赶上。法军骑兵正要发动猛烈进攻之际，突然大雨骤降，法军只好停止进攻，英军得以侥幸逃掉。
威灵顿过去从未和拿破仑交过手，他与拿破仑不同，特别擅长防守。他摆脱法军追击后，立刻在滑铁卢占据了有利地形，专等拿破仑到他选定的战场来和他交战。于是拿破仑便失去了在运动中全歼英军的时机，被迫仰攻严阵以待的英军。
更糟的是拿破仑一直在害病，那天晚上通宵未能合眼，他需要的是住院而不是上战场。于是在次日的战斗中，他急躁易怒，几次犯了他在正常状态下未必会犯的错误。
次日他吃早餐时便犯了第一个错误，当索尔特建议将追击普军的格路西军召回，以加强对威灵顿的战力时，他怒气冲冲地拒绝了。
此后他强扶病体，故作轻松愉快状出现在三军面前，接受将士们的欢呼时，又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他查看了地形，发现大雨使得地面松软，不利于搬运大炮以及骑兵冲锋，便决定推迟进攻，等到地面干燥些再说。
大约十点钟，他给负责追赶布留歇尔军的格路西元帅发出命令，令其向位于滑铁卢东北方的Wavre方向前进，目的是把布留歇尔兜赶到滑铁卢来，好让他在歼灭英军后与格路西前后夹击，包围歼灭普军。这是他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
法军终于在11点左右发起冲锋。拿破仑的计划是，佯攻处于英军右翼的豪格蒙特，将英军主力引去该地增援，然后集中大炮猛轰战线中央，大军再向英军左翼冲锋，突破防线，自西向东席卷英军，把英军赶下海去。
可这计划未能如意进行，威灵顿没有上当，只派了少量部队增援右翼，负责佯攻的内衣元帅把佯攻打成了真的，出动全部兵力，激战终日也没有攻下豪格蒙特。
中午时分，法国炮兵按原计划开火，轰击英军防线，可惜大炮放置得太靠后，无法准确瞄准，雨后松软的地面使得弹丸无法弹起而造成广泛杀伤（当时的炮弹是实心铁球）。炮火既未给英军造成严重伤亡，亦未如拿破仑预期的那样给他们造成恐慌。
下午一点许，拿破仑在望远镜里看到前来增援的普军前锋，立即命令追赶布留歇尔的格路西元帅赶来增援，但直到下午五点多格路西才接到这命令，而那时已经太晚了。
命运在此跟拿破仑开了个致命的玩笑。布留歇尔恨透了拿破仑，被打败之后并没有如拿破仑猜想的那样，一道烟逃回普鲁士去，而是一直在固执地寻找威灵顿军，准备与后者汇合，联手对付拿破仑。但他并不知道威灵顿在哪里，只能跟着猜想走，正在瞎摸乱走之际，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大炮声，于是他立即命令三军朝着炮声火速前进，赶去支援英国阶级弟兄，痛打法国阶级敌人。
负责追击布留歇尔的格路西元帅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也听到了炮声，部下也曾建议他向炮声火速前进，去增援友军。但他却决定严格按照拿破仑的命令行事，继续向滑铁卢东北方迂回，以便把布留歇尔赶到滑铁卢去。等到下午5点他接到拿破仑的紧急增援命令时，离开滑铁卢已经太远，不可能及时赶到了。
戴尔龙指挥第一军团开始攻击英军左翼，英军（其实是荷兰军，汉诺威军等杂烩，为行文简练简称英军）抵挡不住，已现败象，幸得英军及时以重骑兵增援，打退了第一军团的进攻，拿破仑投入预备队发起反击，双方反复来回拉锯，伤亡惨重，拿破仑把所有的预备队都投进去了，只留下禁卫军作为最后一张王牌。
下午四点左右，进攻英军右翼的内伊元帅看到英军中央有许多人向后方移动，他不知道那是运送伤员，却以为英军顶不住撤退了，于是便率领骑兵发起冲锋，但未组织炮火协同射击，亦未组织步兵协同作战。英军步兵迅速排成专门对付骑兵的方阵，顽强抵抗法军。内伊反复发起冲锋都未能突破英军防线，双方都遭受了惨重伤亡，缠斗得筋疲力尽。到最后英军行将用尽弹药，到了溃败边缘，但铁公爵拒绝撤退，要部下坚持到普军来增援。
就在此时普军到达了，立即投入了战斗，威胁着法军的侧翼和后方。处此危局中，拿破仑仍未失去斗志，他将最后的王牌禁卫军扔了出来，企图突破英军防线中央。百战百胜的禁卫军勇士们不顾伤亡，攻上了山顶，却迎面撞上了威灵顿布下了纵深防御。此前老威令布防在山顶上的士兵伏在地上，躲在仰攻的法军的视线外。待到禁卫军终于攻上山顶，原来伏在地上的士兵们突然站起，在近距离内开枪，轰击毫不提防的禁卫军。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视死如归的禁卫军勇士们失去了勇气，干出了他们从未干过的事——掉头逃跑，于是法军全线开始溃败，败局于此注定。
检讨这次战役，法军的确犯了谋略错误，最主要的失误是拿破仑没有使用他惯用的侧翼迂回，而是正面强攻，企图从中央突破，恰好又碰上了最会打防御战的铁公爵，正是搔在对方的痒处。其次是内伊单独使用骑兵反复冲锋，直到把骑兵折腾完为止，而拿破仑竟不纠正这一错误。尽管如此，英军仍然险象环生，甚至濒临溃败。最后反败为胜，全靠普军在关键时刻投入增援。
但这关键事件之所以发生，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首先，如果拿破仑在击败布留歇尔后，追上撤退的英军后卫时，若不是突然天降大雨，使得法军骑兵无法冲锋，则威灵顿来不及布防，英军很可能就会被全歼，那么历史上也就没有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了；其次，如果拿破仑不是在病中，也就不会因为身体不适、心情烦躁而拒绝戴尔龙提出的把格路西军召来助战的建议。第三，如果不是因为下雨使得地面泥泞，不便于骑兵和炮兵行动，拿破仑就不会推迟进攻达几小时。若他一早就发起进攻，等到布留歇尔赶来时，英军也早就溃败了。第四，如果格路西和布鲁歇尔一样，听到炮声就赶来助战，或是如果拿破仑急召格路西来援的军令准时送达，则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这些因素都是致命因素，但都不可预知，无从控制。拿破仑乃是全世界公认的军事政治天才，连他都无法预知并控制胜败攸关的若干因素，而况庸人哉？
然而诸葛军师却从无类似问题。如所周知，中国人打仗，主要是靠主帅或军师神出鬼没的谋略。该同志“学究天人”，如上帝一般无所不知，洞察一切，事前就算定了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所谓“算无遗策”），接下来要做的事，也就是安排下天罗地网，静等鱼儿上钩。这完全是单向打击，甚至比张网捕雀、挖坑下象还简单。狩猎还有个猎物是否会来、来了是否会自投罗网的问题，但布阵打仗则毫无此类麻烦，对方一定会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如德国人的火车一般准时，绝不会让你失望，非但不会识破机关，遑论反击，只会严格服从你的指挥，而且绝不会碰到意外事件，因此你连中途修改原定计划，以因应战况变化的必要都没有。通讯联络就更不是问题了，绝不会有不知道敌军和友军在哪里的怪事。
“华容道战役”就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例。却说曹操数十万大军被周郎在赤壁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狼狈北窜。卧龙先生不但在那通讯和交通都极不方便的中古时代及时得知了曹军的败讯，而且竟能算出曹军从哪条道逃走，在每条道上都埋下伏兵，只等曹操朝天哈哈一笑，便冲将出来截杀一通。最后笑出来的是关云长率领的五百名校刀手，至此曹军已经毫无斗志，只有束手就擒，但关云长念及老上司的情谊，放他走了。就连这也不是诸葛军师的失算，盖他小人家（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比周郎小）早就算定曹操命不该绝，不如让关云长去作这顺水人情，还了他欠下曹丞相的人情债算了。
那位说了，这是小说，你不能当真。当然，可惜这同时也是中国人理解战争与记录战争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小说即信史，信史即小说，两者之间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差别。不信请去《史记•淮阴侯列传》上看看韩信是不是这么打仗，或是去革命回忆录中看看毛主席是不是如此用兵。因此，我在上面说《三国演义》熔铸了元代以来中国人的历史观其实也不对。从西汉直到今天，国人历来就是这么看待历史和战争的。
明白了这个文化背景，则不难立即看出“丁凯文学派”那干人形形色色的阴谋论是从哪儿发源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算无遗策的卧龙先生，而林副当然只能尊重中国传统，完整准确地按伟大领袖的既定方针办。
这些人连康生老婆曹轶欧都不如。据师东兵采访，人曹老太还有这点见识：
“所以，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搞法，有人说是这个策划，那个密谋的。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来看，那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斗争逐步推进成那个样子的。就是连毛泽东也不知道斗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式。当然，他对斗争的必胜和周密的安排那是不成问题的。”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6-20 周五, 下午12:42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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