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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阶段八九学潮与武力平叛的法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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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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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两阶段八九学潮与武力平叛的法理依据
马悲鸣
本人有许多民运方面的朋友，比如贺文先生。但我并不因此而意气用事。即使我不曾遭到郑义的造谣诽谤，我也早就知道六四咎在学潮。郑义对我的攻击只是促使我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而已。我不再有义务为了替民运一方保守道义而继续保持沉默。因为八九学潮从来就没有道义。
八九年的事简单说起来可以划为界限分明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四月二十日冲击中南海政府机关，其中一人死于交通事故。学生立刻把责任扣给政府，而实际政府并无任何责任。
这个冲击和后来的大规模非法集会游行到四月二十五日前基本平息。政府以《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结束。政府的说法不但是对的，而且有根有据。因为示威和冲击政府驻地的学潮始终都不曾提出过任何申请，全属非法。大规模冲击政府机关的行为当然是动乱。政府发表社论明确表示反对。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职守所在。
学生和知识分子象黑社会流氓一样。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任何人说他们一个“不”字都不行。于是第二天暴发更大规模的报复性「四二七」非法大游行。事后政府没再做任何表示，听凭学潮自灭。因为面对黑社会流氓式的学潮，政府说什么都没用。他们都不干。
由四月二十七日直到五月十三日，整整十六天，事态基本平息。政府不但没抓一个人，而且连一句话都没再说。如果这十六天的平静能保持下去，丁子霖的儿子和刘国庚烈士绝对不会死。
然而就在学潮结束的十六天后，又突然暴发了以绝食为名的对天安门广场的非法割据，进入与第一阶段完全隔绝的第二阶段。
四月二十日冲击政府机关的大规模非法行为政府没有依法拿人。这本来已经是不法学潮胜利的标志，却完全不是学潮所希望的。学潮不是怕政府依法拿人，而是怕政府法外施仁不拿人。这将使学潮制造者失去人造悲情的诉求根据。所以他们才又以强行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形式逼政府出手。
因为市中心广场被强行非法占领，故政府有权宣布戒严。在戒严令下达两周而非法割据仍无休止之后，政府有权武力收复失地。这便是法理所在。
如果没有非法割据，则绝不会有武装驱逐。非法割据是原因，武装驱逐是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不容倒置。因此非法割据是导致政府被迫武装驱逐根本原因。死人事件的起因是五月十三日对天安门广场的非法占领，故在挑起非法占领和维持非法占领中起关键作用的关键人物是这场刑事犯罪的主要责任者。
前清华附中校团委文体干事郑义自供是他出的以绝食为名非法割据的主意。北大附中校团委委员兼区团代会代表王丹是非法割据的领队。这两个人领头割据的刑事责任无从推卸。
在非法割据中，所谓的“保卫天安门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柴玲、李禄是硬顶着不撤的主要策划者。这两个人坚持割据的刑事责任无从推卸。
当政府再度采用疲兵之计，不再努力进入广场制止割据，而是听其疲劳自撤达两周之久，而使割据之势已衰之际，是刘晓波组织的再度绝食而重掀割据的新高潮。刘晓波事后自供，他的目的就是要抢出风头，以享受号召群众的领袖欲快感。
由于刘晓波的重掀波澜，外地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正源源不断地自行开赴北京。香港支联会募集到的资金和帐篷等物资也正在源源不断地运抵广场。割据已向永久性发展，此时除了武装驱逐，强行收复失地，政府别无选择。
刘晓波最后逼成非开枪不可的，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刑事责任无可推卸。这有郑义的《这算什么忏悔？》一文的分析为证。
以上五人是老三届以降的前五名主要刑事责任者。老三届以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责任者是在广场通过国际传媒号召人大委员长万里叛国，组织流亡政府的严家其和通过老婆李淑贤电话指挥王丹领队割据的方励之。
时至如今，学潮所反对的“官倒”是否非法的法理证明和哪怕一例“官倒”案例也没能拿得出来。而割据的非法性却是昭然若揭。政府被迫执法的宪法根据每一步都公布于前。
我不能接受中国政府的“如果没有当年的果断决定，就没有后来经济的稳定发展”这种说法。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实在太多了，并非一个因素所能决定。
但如果没有当年的果断决定，则肯定没有今天汶川大地震解放军果断的抢险救灾。因为调动解放军武装收复失地和调动解放军抗震救灾是同样的政府权力和国家常备军的效率。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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