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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帖陈建国：鼓吹似是而非的“理性革命”，是长期误导民运的一大祸根。   
第一共和






加入时间: 2005/05/01
文章: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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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转帖陈建国：鼓吹似是而非的“理性革命”，是长期误导民运的一大祸根。 (337 reads)      时间: 2008-3-19 周三, 上午5:31
作者：第一共和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建国：鼓吹似是而非的“理性革命”，是长期误导民运的一大祸根。

民运有特务，这是事实；但有多少，无人可知。只有徐水良一人知道，他斩钉截铁地多次强调，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特务”。也就是说，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是特务；即除他一人之外，连他的老婆几乎也成了特务。最后他也觉得这样之说，实在太荒唐可笑，于是在05年，他重新改口强调，有“百分之九十七是特务”。而他二次这样强调的数字，首先他是从哪里来的？再者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谨慎的人说“不知道”，理性的人说“他可能不正常”，聪明的人会一眼看穿地说“他在故意抹黑民运”。和范似栋的丑化民运，有着异曲同工之恶劣。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要一贯公开强烈地反对王炳章、彭明、张宏宝等人所宣传的“暴力革命”？
于是人们突然想起，为什么他要一贯公开强烈地反对王策、张林、杨建利等人所宣传的“非暴力革命”？

于是大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奇谈怪论，为什么他要主张无法做到的“理性革命”？难道宣传“暴力革命”的人，就是恐怖主义？难道宣传“非暴力革命” 的人，就是自由主义？他这样的反对之说，仅仅属于个人见地不同的反对，还是故意对民运进行误导？如果见地不同，属于正常的反对；即是反对再猛烈，也无可非议。但为何要在反对之中，在没有说明道理的情况下，就开口先抱怨和指责，然后就闭口诬打和谩骂，而且还无根无据地给人三言二语的定性——进行上纲上线地 “抓特务”；这属于勇猛的理性反对？还是属于勇猛的故意恶搞？徐水良的关键问题，就在这些问号中，被他自我走光而暴露。

凡政治家都明白，只要“革命” 了，不管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露革命”，到时谁都无法控制热血沸腾的“革命”场面。从文革的暴力革命，到六四的非暴力革命，无人能让革命的场面变为理性。喜欢暴力革命的毛泽东，当他发动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时，谁能阻挡红色暴力革命的打砸抢，使之变为温文尔雅的理性革命？一个都办不到！而热爱非暴力革命的六四大学生，在声势浩大的非暴力革命下，谁能让整个全国的和平起义进入理性？只有坐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才能在他自我想入非非中，有他闭门造车的 “理性革命”。

既然“理性革命”不存在，那么再三强调“理性革命”，是不是在误导民运？但误导民运，不等于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的误导，就是在勇猛强调和持续高喊“理性革命”的同时，却在故意给对方扣屎，指责宣传“暴力革命”的反共义士，是“筑巢引鸟”的中共特务、流氓骗子和恐怖分子；反过来，又指责那些宣传 “非暴力革命”的反共义士，是“做窝养鱼”的中共线人、伪民运人士和中共御用文人；让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成为罪恶之名。这种借‘理性革命’的名义，进行上纲上线的恶搞反对，其究竟为了要达到什么目的？人们经过十多年，对徐水良所作所为的耐心观察，现在终于明白，他要让只有二种手段的革命声音，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从根本上把它消音，使民运走一条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生、只有文人学者一厢情愿的“理性革命”之路。正因为有徐水良长期上纲上线的恶搞和误导，让广大民运人士在不明政治斗争的真相中，对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主动退避三舍，从而避重就轻地只谈轻嘴薄舌地“民主自由” “科学人权”等这类——只有先进口号而无实质内容的政治反对，使民运越走越空洞而消沉，达到了海外邪恶势力进行战略破坏的政治效果。

那么有人会问，难道这世上没有真正的理性革命吗？有！谁说没有？但真正的理性革命是什么？是那些敢于对革命目标的大方向，提出大手笔的理性思考，并对之不断地鼓吹和影响，这就是“真正的理性革命”。譬如王炳章敢于提出“重建中华民国”这一政治革命大目标的理性思考，并对之鼓吹和影响，这就是真正的理性革命。譬如在79 年的魏京生，就敢于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这一政治革命大目标的理性思考，并对之鼓吹和影响，就是真正的理性革命。譬如目前的王雍罡，提出“华夏复国”这一政治革命大目标的理性思考，并对之鼓吹和影响，就是真正的理性革命。然而当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无法进入理性；只有当革命夺去政权之后，才能进入和平建设的理性革命。所以理性革命，通常所指的对象是对和平建设的要求，即“恢复”、“开放”和“变革”等这些明白下的革命，就是理性革命。一句话，理性革命的对象，只适应民主社会；而跟专制社会、尤其是专政国家，基本无缘。因为在它那里不可能发生建设性的“理性革命”，只能产生破坏性的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即是中共的改革开放，依旧是非理性建设的革命；而是带有严重破坏道德良心、破坏环境资源、造成严重二极分化的非理性革命。

因此当初的共产党，提出“共产主义”这一政治革命大目标的宣传和鼓吹时，其表面也属于“理性革命”；但其在夺权政权之后，所实践“共产主义奋斗” 的理性革命时，明显暴露出它是乌托邦精神的非理性革命；并始终强调高于专制的“专政建设”，成为“非理性革命”的真正反革命。于是大家明白，真正的反革命，就是鼓吹那些“非理性政治大目标”的革命，从而让人为之奋斗而流血牺牲，这就是“真正的反革命”。以上这些简单朴素的政治道理，作为一个号称“民运四十年”的徐水良，难道是真的不懂，还是装疯卖傻地假装不懂？而只有假装不懂的人，才会借似是而非的“理性革命”之口号，进行穷凶极恶的故意恶搞，从而达到他所需要的个人目的。再说，徐水良有什么个人目的？他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能有什么个人目的要达到？说白了，他无非是在完成上头给他的个人任务而已。那么他的个人任是什么务？难道是在完成海外邪恶势力破坏民运的战略任务？

由此可见，徐水良不是一般的政治误导，而是海外邪恶势力破坏民运的政治误导。他有很深的民运资历，也有很强劲的写作能力，并有很好的演戏功能，时常用“大骂帮大忙”障眼法，来迷惑不少人对他的信任；也只有那些深懂政治谋略的人，才能一眼看出他平时装疯卖傻的大骂中共，在关键的时刻，却在暗中为邪恶战略的政治需要，就不顾一切地“大打出手”而对之维护的“大帮忙”。

点到这里，大家突然明白，徐水良为什么要长期对那些宣传“暴力革命”和宣传“非暴力革命”的反共义士，如同个人恩怨似地那么仇恨，要在网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长期攻击、谩骂和诋毁他们？这就开始引起大家对他的警觉。从他当时对初来驾到海外的魏京生，他与范似栋合作，首先发起总动员的攻击；直到之后，他对辛灏年、王雍罡这些宣传华夏复国的民运人士，视为最可恶的人而进行马不停蹄的毁誉恶搞；使人们越来越看清他是什么。因为人人心里明白，如果仅仅出于思想上的反对，其根本没有必要如此穷凶极恶的对人恶搞，除非他有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尤其跟没有必要，长期恶搞这些曾经善待他、友好他、尊重他的民运老朋友。这不论从常理上来分析，还是从情理上来推理，这都是属于违背常人良心和常人理性的不正常做法。而他一再强调“理性革命”，却为什么对待自己的同仁和朋友，却没有丝毫的理性？而且还要把这么多重量级的民运人士，前前后后地一个个骂为“中共特务”，难道这就是追求“理性革命”的行为吗？更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即徐水良至今还在对那些正在坐中共大牢的反共义士，如王炳章、彭明、张林、朱虞夫、陈树庆等人，以及被谋杀的张宏宝等人，被他继续地公开诋毁、诽谤和谩骂；这仅仅属于“神经病”、“老年痴呆”这类不良生理问题的反应吗？而且他又在目前，指骂刘晓波和唐柏桥；请问他有什么权力和权利，要这么超出常规的乱搞和恶搞呢？只有为海外邪恶势力的破坏需要，才能让他有恃无恐而不得不这样丧心病狂地去这么做罢了！

现在大家开始明白，凡是对革命的目标，提出那些‘理性大思考’的奋斗，就是真正的理性革命；而在革命中将出现的“推翻、抗战、抗争、集会、游行” 等风暴时，除了个人之外，或一小部分人之外，在整体革命的运动中，是不可能有全面的理性。只有当那些能控制局势的组织和个人，才会让革命进入“理性”，使革命的浪潮转向平静；或让革命的力量转型方向。文革中的毛泽东，他在最后，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革命青年，统统“一片红”的上山下乡；然后再让邓小平复出，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经济工作。而在六四中的不少人，他们只能做到个人清楚的理性革命，面对无法控制的局面，不得不一走了之。由此可见，王雍罡对徐水良盲目鼓吹“理性革命”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而且至今在民运中，还没有人敢这么深刻地揭露过徐水良，使之号称常胜将军的恶搞大王，首次遇到王雍罡这样的人，让他曝光而成了他的政治克星。

有人说，徐水良也有理性思考的人文主义。这属于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徐的人文主义，在表面上属于理性政治的大思考，但实质上他的理性政治的大思考，不属于理性革命的思考；而是属于反理性革命的继续反革命。此话怎讲？因为他的人文主义之说，不是别具一格的，也不是避开生面的，也不是振聋发聩的，更不是独一无二的；而只是他对传统无神论的人文主义，以及对马列无神论的人文主义，在进行否定之中的新肯定，提出“新无神论”的新人文思想；可以说是明显的 “老曲新弹”之伪革命。而他的东西恰恰符合奄奄一息的共产党——成为它信仰危机的新药剂；因此他的人文主义，没有丝毫“理性革命”的意义，只有对无神论的人文思想，就跟他平时只要造谣别人、吹嘘自己的那样，进行添油加醋地加工思考而已，没有任何“理性革命”的创意；反而给无神论的人文主义，增加了新的顽固性和新的反动性。只是许多不谙熟政治的人士，被他的文笔文法所迷惑。但只要仔细察看，就会明白徐水良所提出的人本主义，根本没有任何的创新和发挥，无非如同加上新乐器的搭配似地“老调新唱”、让人有点动听罢了。他的诱惑性和欺骗性就在这里。只要把它揭穿了，他那套假“理性革命”的说法，不但被暴露，而且一钱不值。

再看今天，提倡“新人文主义”的胡温集团，其所鼓吹毛泽东之后的“新三民主义”，提倡什么“和谐社会”——人与人为本的新人文思想；但事实上的结果又是如何哪？大家早已有目共睹，即那些追求“新无神论”的新党人，虽然表面放弃了马列革命的人文主义，但他们却进一步利用『新无神论』的“人与人为本的”这一政治谎言，将比以往更加非法地作恶多端，在疯狂的圈地和暴力的拆迁，造成更大的访民浪潮和抗暴风云。而今天追求新人文主义的“新暴民”，到处搞经济掠夺的新 “打砸抢”，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尽管徐水良也对此作了很多的狡辩，企图维护“新人文主义”对社会的新破坏力；但他的狡辩在铁证如山面前，已经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大家面对胡温所推行“新人文主义”的战略政治统治，所带来这些有目共睹的不良事实，已经让民运人士彻底觉醒，所谓“新人文主义”的反共，完全是替中共战略统治服务的伪反共，属于“非理性革命”的伪民运政治。这一点，再被王雍罡深刻揭露之后，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什么是中共战略统治政治对海外的破坏和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当今非法执政的共产党，其最害怕的对象，并不是未来取代它——而和一样非法政权性质的新私家国，而是害怕合法、正统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因为当今的共产党，并不怕被他曾经非法赶走而又之后被合法下台、可能明天会合法再上台的国民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来自于西方“一党专政”的马列文明，其唯一而最大的政治克星，不是传统的『人神宗教』和“政教合一”的儒教文明，也不是传统的『人神宗教』和“政教合一”的佛教文明，也不是传统『天神宗教』和“教政合一”的伊斯兰文明或东正教文明或天主教文明；因为这些传统的老文明，早已经过时了，所以它们会被马列文明所击败！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它们今天反抗马列文明，是为了“复辟”自己的传统文明需要而反共；因此这种反共，属于“非理性革命”。而只有西方现代俗世政治的基督文明，不但从来没有被马列主义所征服过；相反，它始终是破除马列文明的照妖镜和金箍棒。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平等自由博爱、民主共和人权”的基督文明，不仅是“革命解放暴动、打到推翻批判”的党文化之克星；也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望子成龙、论资排辈”的汉文化之克星。但西方的基督文明，恰恰又是“六经百家多元、活泼向上健康、道德自在独守”的先秦华文化之良友；因为基督文明的‘博爱平等自由’，与华夏文明的‘道德自在独守’，不但二者可以互补，而且还可以中西合一；在将来能成为世界领头羊的新文明。

‘君王专制等级 ’的儒教汉文化，和‘一党专政等级’的马列党文化，他俩之间的区别，一个是低级版无神论的传统专制，一个是高级版无神论的现代专制；一个是汉子好汉——令不清的酱缸文化；另一个是红色接班人——打砸抢的染缸文化。而专制腐败的汉文化，导致我们昨天的华人，不幸成为东亚病夫；而专政堕落的党文化，导致我们今天的华人，不幸变成了奸诈的暴民和流氓。唯独“六经百家”的华文化，它能让我们原本的华夏民族，重新恢复元气；也只有学习西方正宗政治的基督文明，才能彻底打败和铲除马列主义的‘专政党文化’和儒教思想的‘专制汉文化’。

而王雍罡为此提出真“理性革命”的华夏复国，呼吁大家“恢复中华民国”；呼吁大“恢复华夏民族”，呼吁大家“恢复华夏民族的道德华文化”，呼吁大家“学习西方基督文明”，这不仅严重刺伤了中共战略统治的总神经，而且给中华祖国的重生——指出了一条避开生面、振聋发聩、却来自于“从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救中国之路。于是海外邪恶势力大大惊慌，命令与王雍罡交往几十年的老朋友徐水良，让其莫名其妙地突然对之翻脸，进行打头阵的恶搞王雍罡，使他平时反中华民国、反基督文明和反华夏民族的华文化，被冲向更加赤裸裸的极端。

然而他的攻击，实在不得人心。在他搞不过之下，海外邪恶势力因此着急而出下策；为了搞跨华夏复国的宣传，就不顾自己行业的操作违规，竟然公开调动其他海外邪恶工作人员，将原本互相不认识对方是什么底线的同党——范似栋和陆阳生等人，进行奇妙组合，以此来进一步帮助徐水良狂轰滥炸地丑化王雍罡；企图让华夏复国思想，把它消灭在海外宣传的萌芽当中。

从陆阳生在自由海外的长期匿名控告，以及其语无伦次、添油加醋、满口谎言的伪指控，到范似栋故意丑化民运，搞恶作剧的写黑书，进行道听途说和无中生有地丑化魏京生和王雍罡，再到徐水良一贯在无根无据下，就三言二语地为人定性的诬打，他们仨被组合聚在一起，对王雍罡进行长达二年之久的车轮大战之恶搞，或一哄而上之攻击；而且经久不息，没完没了。甚至王雍罡走到那里，他们仨就跟到那里恶搞。这在三十年的民运史上，属于史无前例的发生。而他们仨这样穷凶极恶的围打恶搞，其目的究竟为了什么？人人心知肚明，就是为了不让王雍罡再正常地继续宣传华夏复国。因为邪恶势力清清楚楚地明白，唯独华夏复国的宣传，才是反共宣传的最大危害；因为它提出了实质性的“理性革命”之理论，这样会严重切害中共战略统治的继续生存。所以在海外的邪恶势力，不顾一切地让徐范陆三人，即是会被自我暴露的可能，也要把宣传华夏复国的王雍罡搞臭；让他再也无法在海外继续宣传华夏复国，使之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于是就出现了当今民运历史中，最大热闹的政治恶搞。但也因此彻底暴露了徐范陆三人，是混入海外民运——用“大骂帮大忙”做掩护的战略工作人员；是一个赤裸裸丑化民运、捣乱民运的恶搞集团。而徐水良故意误导民运的“理性革命”，也因此在曝光中，将不能再成为民运的祸根而从此无人问津。

声明：徐水良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无权定论；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具有法律效果的那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见证，必须一一拿出来，重新放在众人的面前，让大家自我判断他究竟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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