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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口述自传》读后（四）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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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蒋纬国口述自传》读后（四） (989 reads) 时间: 2008-3-17 周一, 上午8:14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蒋纬国口述自传》读后（四）

芦笛

四、纬国笔下的国军

纬国以其坦率诚实的风格，在其自传中披露了许多国军弊端，间接揭示了国府败于共产党的内部原因，部分指出了国民党将大陆断送于共党之手的历史责任。只是他胸无城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的确，纬国笔下的国军，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基层士兵的风貌，哪怕再仇共亲国的人士看了也恐怕想不出恭维话来。

1）高级将领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中古

据纬国说，他爹很注意及时引入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国军的战车队（国军称“坦克”为“战车”）早在1928年就已经成军，纳入陆军行列。此时德国才刚刚开始研究坦克战术。中国的起步不仅比日本早，甚至还早于美国。然而中国的传统，是只有本事引进西方“硬件”，绝无能力引入人家的“软件”，只会“务实”，摆“器物”的花架子，不会“务虚”，看到并领会藏在“器物”之后的精神实质。因此这先进武器基本是个装潢，如大清北洋水师一般，只能在阅兵或操练时大显神威。在纬国担任装甲兵司令以前，就没哪个司令知道该怎么使用这魔术武器。

装甲兵司令先是石祖黄，此人对装甲兵一窍不通，蒋介石很关心这新建兵种，时时将他召去垂问，他却一问三不知，什么都答不出来。蒋介石很着急，只好去问纬国。

继任司令徐庭瑶更是笑话一则。此公根本不知道坦克的优点在哪里，应该怎么使用。据纬国说，国军刚到台湾时，此公竟建议，陆军将所有的坦克与装甲车沿着台湾海岸，每五十里放置一辆，把战车当成碉堡使用！

这说明蒋介石这些高级将领对本行以及世界大势隔膜到了何等地步，其“专业知识”竟然还赶不上业余爱好者们。

随便哪个喜欢阅读世界历史读物（还不必是军史）的人都知道，坦克与火炮以及要塞的区别，是它集强大火力、装甲防护、高速运动于一身。要最大限度发挥这优势，就必须把它们集中起来作为进攻武器使用。最忌讳的就是把它当成静止的碉堡或火炮用，或是与步兵混编，使得它丧失了高度机动能力，变成对方炮兵的标靶。二战初期英法联军之所以大败，就是犯了这大忌讳，而德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寡胜众，全靠他们采用了英国军事学者的理论，组建了坦克集团军，配以俯冲轰炸机，形成势不可挡的打击矛头，继以摩托化步兵，这才能轻易突破联军防线，直插纵深，在三周后就打到英吉利海峡岸边。

如果说国军将领在装甲兵初建时不知道这些也倒罢了，但在40年代初德国闪电战震惊全球后对此还一无所知，那就只有中国军人才有此能耐了。可叹的是，这种彻底缺乏常识的优秀军人在国军中似乎滔滔者遍天下，蒋老先生就是一位。

纬国自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后来国军把装甲部队与步兵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很扼要地向父亲报告：‘我们的十个所谓的快速纵队都是“十不能”，所以不能发挥任何力量，应该还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每一个纵队配一个战车营的做法是不伦不类的。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集中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法国战车营总数比德国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结果法国不能进行快速作战，因为战车要迁就步兵的速度。现在我们虽然有十个快速纵队，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战车营配属到步兵师里，而我们的战车营都是轻战车。轻战车讲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不就正好给敌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经打败仗了。像这样编组的快速部队，既不快速，又不能发挥战车的作战力量，再加上后勤支援也不能配合快速的要求，与其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没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倒不如编成三个，使国家的力量足够支援，从工兵、兵工、通信各方面加以配合。’”

如所周知，国军从来是紧紧捏在最高统帅手中的。成立所谓“快速纵队”的重大军制改革，即使不是蒋老先生的创议，也必然经过他的批准。然而纬国这番上书好像无疾而终，国军的所谓“快速纵队”就这么一个个被共军快速歼灭了。您说这究竟是谁的责任？老先生怎么连儿子的话都不听？

如果纬国的内行建议连他爹都听不进去，下面的高级将领就更不用说了。据纬国回忆，他担任装甲兵副团长时，见薛岳把将快速纵队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从徐州一直摆到碾庄，而且还把主力放到了碾庄，便怂恿团长多次向薛岳建议，说快速纵队是打击部队，应把它收回，放在徐州附近，用作战略预备队，这样便能发挥其快速机动的优势，随时随地都能出击。薛岳听完，竟然一拳捶在桌上，骂道：“我大小战役打了多少次，我还要你来教训吗！”接着掉头就走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十个快速纵队一个接一个地被全歼后，国军高级将领还要重复以往错误，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学会，上面提到的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提议沿海岸线每50里放个坦克的惊天笑话就是证明。这建议竟然能提出来，而且还需要纬国在自传中，郑重其事地向今日台湾国军传授： “其实他可以把装甲部队集中起来放在后方，敌人从任何方向来袭时，装甲部队都可以应战，而且还可以突袭，发挥的效果更大”，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连装甲兵司令都缺乏对坦克性能的最起码了解，其他兵种的指挥员们就更不用提了。“湖口兵变”后，第一军团司令罗友伦听到装甲兵一师某政战官谎报军情，以为该师已经叛变，正准备进攻台北，惊惶失措，马上命令出动卡车，阻断从湖口通往台北的公路。这人连坦克并非汽车，其行进不需要公路都不知道，以致纬国必须在自传里告诉他：“如果装一师真的叛变，战车可以离开马路，从旁边过去，在路上横摆卡车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说装甲兵是新技术，国军那些文盲将领对此一无所知不足奇，那骑兵总该是最古老的兵种之一了吧？连赵武灵王都能“胡服骑射”，知道骑兵机动作战相对于步兵的巨大优势，何以民国年间的武人还不知道？

纬国入伍后不久就发现这致命的缺点：

“当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部队实在是不行，一般将领没有机动作战的观念，完全是纯步兵的思想，营长的马也不过是代步而已。两条腿走的部队，需要四条腿的马去搜索，因为马队可以越野，搜索后可以即时告诉步兵前面的状况。后来变成两条腿打仗的部队由两条腿的搜索队去搜索，又没有完整通信工具，怎么来得及回来报告呢？所以在军制上是错误的。”

这本是连老百姓都该知道的常识，获得这种常识并不需要什么专业军事训练，何以国军军官除纬国一人外，就没人注意到这些极度反常的现象？

最令人骇怪的是，国民政府以及后来的总统府的档案管理竟然使用“管家婆式”的“人治管理”办法。据纬国说，管理总统府档案的人也就是原来管理国民政府档案那个人，所有的档案根本不兴按地区、事由、时间等标准分类编号存放，全靠那万能的管家婆死死记住哪份档案放在何处。若那人不在，就谁都没本事找到需要的档案。纬国看不下去，曾经让负责管理蒋公照片的人按拍摄时间地点事项分类保管，但那人就是不听。如此原始的政府工作制度，只怕连中古朝廷都不如。

2）军官们的作派也停留在中古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是，国军的军官的作派似乎跟满清团练也差不多。据纬国说，国军军官都有马代步，“每一匹马都有一位马夫牵着，这是相当不好的习惯，长官骑马，前面还要有一位马夫牵着，实在没有道理。”

他大概不知道这是满清留下来的传统。不过满清那么做可以理解：高级指挥官常是文官出身，过去没有习过骑射，坐骑当然就只好让马夫拉住，否则岂不要摔下来？影片《林则徐》上林大帅骑的马就有马夫拉住。当然，这和《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根本不能骑马，得坐小推车指挥部队比起来，已经算是巨大进步了。

更狗屁倒灶的是，据纬国反映，国军的战马“根本不配作为军马，而且那些骑马的人对马也毫无调教，连棒槌都怕，到了战场上听到炮弹声音怎么办？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感慨，国军的第一师算是最好的了，对于马术的训练竟如此糟糕，真是‘军官无骑术，军马无调教’。”

国军军官之普遍缺乏敬业精神，令人简直难以置信。纬国刚到西北时，胡宗南令手下带他去参观军械库，想炫耀一下西北部队所藏的军械，显示军力之充足。接待他们的库长是个炮兵上校。纬国在库里看到一挺丹麦制造的两用机枪，没有标示重量，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那人想了半天，答道：“大概八斤。”纬国知道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便怀疑地问：“不止吧？”库长竟然答道：“老秤，老秤。”

这段逸事简直是绝佳的相声题材，最妙的是那上校库长之机灵，竟能想到用“老秤”来弥补“八斤”之误（附注，所谓“老秤”乃是清代用的秤，在民国年间废除，每斤16两，“半斤八两”就是从此来的。在边远地区一直使用到“解放”后。但我不知道它与公制的换算关系）。讽刺相声竟然发生在真实生活里，难怪纬国要慨叹：

“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胡长官本来想向我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我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后来我也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这些都是国军给予我的初步印象。”

最混账的还是军官的佩枪居然会生锈。纬国的佩枪很精美，几次引起长官垂涎，要跟他交换。前文已经介绍过，他在旅途中遇到某个少将曾试图这么干，那家伙的佩枪就是枝锈枪。无独有偶，国府驻德国武官酆悌也干过这种事，据纬国说：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芦注：民国所谓“阶级”是指“官阶”，并非“新”中国的“阶级”），还能做什么事。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3）军官率领全军临阵脱逃

光是纬国堵下来的就有两起。一次是他在西北驻扎在十二支河时，有一个团擅自退却下来，预备坐火车往后方撤退，被他智擒团长后恩威并施，迫使该团退回原地。另一次则是徐蚌会战时，空降部队司令率军逃跑，甚至用明码通话，被他窃听到后率军在前头截住，那司令还要强辩他不过是将两只部队互换位置而已，当真是丑态百出。

最混账的还是上文提到过的酆悌。武汉失守后，日军进逼长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酆悌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明知不对，却照样执行命令，而且不是由里往外烧，却是不待百姓撤离就从四个城门烧起，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酆悌为此被公审后枪决。但那么多百姓屈死岂是他一条命能偿还的？

4）兵匪不分

纬国贵为皇子与国军军官，竟然几次被国民党烂兵抢劫，而且竟然还是国军退守台湾之后的事，好像丢掉大陆的惨痛教训还不足以使蒋介石痛定思痛，铁腕整肃军纪一般。

一次是民国四十四年（西历1955年）的一天，纬国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时，遇到一辆拉了军人和眷属（！）的弹药车。纬国坐了他老丈人的豪华轿车，车上的军人以为是肥羊，便跳下来拦劫，一共跳下六个人来。纬国见势不妙，便让司机开了轿车的大灯照着那伙匪徒，然后持枪和司机跳下车迎了上去。他让司机用卡宾枪震慑住匪徒们，自己则端着手枪过去，把弹药车司机的识别符号揪了下来，喝令他们乖乖回去向师长周中峰报告，这才化险为夷。奇妙的是，据纬国说，周中峰带兵带成这个烂样子，竟然还官运亨通，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和国安局局长！

另一次是民国四十五年（西历1956年）的一天，纬国穿着便服，开着一部民用吉普车上街，开到衡阳街（大概是在台北市吧）时，一部国防部的交通车开到他这边来，把他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车内一个中校官对司机下令道：“揍他！揍他！”驾驶员就跳下来，跑到纬国的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纬国。纬国使出武功来，把那驾驶员扭得跪在地上，把他的识别符号了摘下来，然后对他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后来怎么处理他就没说了。

这两桩烂事都发生在国府播迁台湾之后，其中一桩竟是堂堂国军中校在台北闹市之中、光天化日之下喝令下属殴打平民（civilian），而且是开得起吉普的平民，可见其横行霸道。这还是国府退守台湾之后，一则军队少了，再则老蒋大概也整顿过。不难想见当年庞大的国军在大陆会是什么样子。

熟悉大陆情形的读者不难看出，国共相争，光是比军纪就得败下阵去。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虽然善于“镇暴平叛”，以现代武器痛杀赤手空拳的百姓，但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殴打抢劫平民的。人家讲究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天下无敌倒未必，不过起码国军是不能匹敌的。

其实共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古军队，军官的普遍文化水平比国军还低。吴法宪就曾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们首次开到平原时，最大的问题竟然是不辨东西南北，因为此前他们都是在山区作战，而山区一般就只有一条路，不会发生无法辨认方向的问题。这说明那群文盲土包子连个指南针都不曾配备，大概连个公园游览图都没本事看。而国军竟然败在这种中古文盲农民军队手上，岂非人间奇耻大辱？

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因为共军乃是太平天国一般的邪教军队，官兵具有凡人无法抗衡的宗教激情，其次则是因为共军初期虽靠抢劫为生，但主要是抢劫富户（所谓“打土豪”），对穷人还是严格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据吴法宪说，全军违反军纪只是在长征通过藏族地区时发生，当时真是走到哪儿就掘地三尺，把藏民所有食物都洗劫一空，牛羊不必说，连人家庙里供的糌粑做的佛像都吃光了。但那毕竟是非常时期，并非我军行事常规。

此外，共军更实行“官兵平等”，而这也是国军望尘莫及的一条。那所谓“平等”当然是骗人的，红一方面军的高官们坐轿（所谓“坐担架”）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但纬国记述的那种屡遭上官欺负凌辱甚至被殴的烂事，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中似乎还未听到过。那位酆悌明知纬国身份居然还要强迫人家用好枪换他的锈枪，换个普通军官还不得让他活活欺负死？

５）军官训练与选拔以个人忠诚为原则

国军军官之所以如此无用，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的还是近代中国根本也就没有军事科学，一直停留在中古水平。直到晚清改革，才从日本匆忙引进了点西式军制和战法。当时哪支军队西化程度越高，战斗力也就越强。但所谓西化也就是人家的初等水平。民初将领最高文凭也不过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其量也就只配作低级军官，哪配指挥千军万马？蒋介石则连士官学校都还没来得及上，上的乃是振武学校那种预备班。后来开办的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学制短到惊人，那种速成训练班能够“急用先学”到的，无非也就是稍息立正齐步走，外加密集的意识形态洗脑而已。即令如此，也就足以使得蒋中正训练出来的嫡系部队无敌于天下了，可见当时的普遍水准之低。

后来国军办的军事院校似乎也不曾培养出什么将才来。这其中我看最大的问题是以建立个人忠诚为最高的教育原则。这在中国那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烂污国家似乎是必然的。军队都是私人军队，谁捏住了枪杆子，谁就是不倒翁。因此，关键不在于枪杆子的战斗力，而在于枪杆子的忠诚度。比起才干来，忠诚才是硬道理，孙立人将军的下场就足以昭示这点。纬国其实已经把这天机泄露了：

“我（调到装甲兵后）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拟一份干部教育计划。当时我就问石祖黄（时任装甲兵司令），这份教育计划的对象是吸收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干部还是旧干部回笼，他说要训练旧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尉级官，再加上少数的少校。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这些人都是军校毕业的，而且也有作战经验，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怎会需要干部教育呢？’石祖黄说：‘不然，抗战期间很多军校毕业的干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所以虽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没有受过军官教育与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石祖黄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没有训练过干部，这些干部就始终不是属于自己的。后来我也发现哥哥办的干部教育也是为了要把那些人变成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注重军事教育，而且他们也让被训练的人知道，要跟着他才会有前途。所以我的教育计划做好之后，派不上用场，后来石祖黄叫别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括号内为芦注）

这儿他直接点了经国先生的名，其实蒋老先生又何尝不如此？他使用的黄埔将官基本是废物，以胡宗南为代表。纬国早就把那饭桶的底细看穿了。难道他不会私下跟老蒋说？而老蒋为何又不撤换之？又如装甲兵司令徐庭瑶连对坦克性能的基本常识都没有，难道纬国不会告诉他爹？可老徐非但没给撤职，反倒是纬国被他明升暗降，从参谋长升为毫无实权的副司令。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想无非是老蒋不是靠这些饭桶们打仗，而是靠他们构成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在中国才是无比重要的。否则他也不会三起三落，两次“引退”都还能复出了。

国军作为私人武装的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它保留下来的“授印”的远古传统上。提升为某个团队的指挥官在就职时，都要从长官那儿接过“帅印”，此乃典型的私人军队作派——当年韩信登坛拜将就是为刘邦个人打天下。这种私人军队的官兵还能有什么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接受过西方军事教育的纬国很不习惯这一套，在他的建议下，国军将授印仪式改为西式的授旗。但武人根深蒂固的私人忠诚感可不是那么容易破除的。

相比之下，共军虽然同样有此毛病，但远没有国军严重。它最主要的优势还是宗教确保了将领对党的无限忠诚，因此基本上是党军，并非国军那种形形色色的私人队伍集合。

五、国军相对于共军的最大劣势

由上可知，国军相对于共军的最大劣势，还是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的。国军更像传统的作战集团，而共军则是个典型的邪教军队，全军上下为强烈的宗教使命感驱使，官兵的精神面貌，士气以及军民关系都远非国军可比，因此自然要在生死较量中显示出优势来。

蒋公和经国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仿效俄国建立了所谓“政战系统”。但国军的政工系统与共军貌似而神非，它其实和明朝使用的监军太监制度似乎也差不多，主要功能是监视官兵的忠诚。最好的前途也就是变成苏联红军内战期间的政治委员制度，绝无可能与共军政工系统抗衡。

政治委员制度乃是托洛茨基发明的，当时俄共急于建军平叛，只好使用前沙皇军官去打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忠诚，托洛茨基便把他们的家属抓起来做人质，并派出共产党员作监军太监。指挥官的所有作战命令都必须政委副署后才能有效。这一套在大革命时代被苏联顾问传给了国民党党军，那时共军尚未诞生。所以说起来，国军政战制度的历史比共军的还悠久。

但这套东西在共军手上得到了超过师傅的长足发展。政工干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煽起和维持士兵的宗教狂热，使得他们具有明确的“为谁而战”的使命感。吴法宪回忆录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每到新的历史时期或是重大战役开始之前，政工干部都要深入到部队中去，宣讲当前的革命需要和他们肩负的光荣职责，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林彪更在东北发明了“两忆三查”的“新式整军”，把官兵改造成了充满深仇大恨的狂热教徒。这就是他后来吹嘘的“精神原子弹”。

不仅如此，共军的政工干部同样有指挥作战能力，常常与指挥官共同指挥，或是在指挥官阵亡时代理指挥。反过来，共军军事干部也关心过问政治工作甚至兼任政工干部。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若干军头在历史上既担任过政工干部，也担任过军事干部。因此，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之间的关系一般还比较融洽。

国军的政战官可就不是这么回事。纬国自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人基本是监军太监，以告密为专业，其在所谓“湖口兵变”中的表演最能说明这一点。这种人必定引起官兵痛恨，非但不能如共军政工干部那样倍增部队的战斗力，反而只会引起内部不和，士气涣散。纬国本人似乎就相当讨厌政战官，曾建议将连队指导员改为副连长，实行“军事冲击政治”。为加强军事教育问题还引起他哥的不快。

总而言之，从纬国的回忆录中，后人不难洞见国民党相对于共产党、国军相对于共军的一系列严重劣势，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确有必然的主客观因素在内。这其间蒋老先生应负多大责任当然可以讨论，却不是纬国可以洗脱得一干二净的，更赖不到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妖魔头上去。

2008年3月14日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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