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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羞耻心或许是中日民族性的最大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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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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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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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无羞耻心或许是中日民族性的最大区别
芦笛
老河讨论为何日本人更容易接受西方价值观，或许这是个伪问题，其实日本人未必真的全部接受了西方价值观。
已经说过了，西方价值观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但如所周知，日本人至今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根据西方的文献片，50年代的日本人上班前居然搞类似咱们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仪式，升公司旗，唱公司歌，发誓忠于公司，等等。这种事根本不会在西方发生，在西方人眼中应该是一种蒙昧行为。
日本社会类似中国社会，个人行为处于革命群众贼亮的眼睛全天候监视之下，个人必须自觉根据集体评价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自己被群体严重排斥，或是自觉let down群体了，就该去引咎辞职或甚至自杀。这就是日本的所谓“耻文化”，它的核心是基于对集体的责任感产生的荣誉观念。日本人和西方人的区别是只有集体责任感没有个人权利感，而中国人是两样都没有，既无责任感，亦无权利意识，只想在规则之外捞一把。中国人的智慧就是how to beat the rule skillfully and successfully.
因此，日本大概是有民主无自由的社会，和西方社会完全是两回事。被集体认同接纳（也就是中国话说的“搞好群众关系”）乃是头等大事。据说在日本公司里，无论是有事无事，你都得拖延到很晚才回家，和同事们一起聊天喝酒扯淡，不能回家去。否则太太就会觉得奇怪：怎么回来这么早？很不正常啊？是不是和同事们闹翻了？我在那种国家可能一分钟都活不下去，盖本人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最痛恨根据他人印象有意识调整自己的行为，向集体的期待看齐。
正因为这种“集体责任感”，日本人最怕连累他人，给集体造成麻烦，由此发展出了非常独特的生命价值观，西方人个个认为生命最重要，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生命都如此，这就是人道主义的起源，而日本人认为比起集体利益来，个人生命微不足道。如果给集体带来麻烦，那还不如去死。这种国家乃是crazy的疯子国家，常人无法想象。人家是真落实了集体主义价值观，而我们不过是说一套做一套而已。
例如前段日本有几个志愿到伊拉克去做义工的人被回回绑架了，日本政府花了很大力气才把那几个人（三个人？记不得了）营救出来。这事若发生在美国，那三人一定会被当成好莱坞英雄遇到盛大欢迎——连断了脊梁骨纵情认罪的吴弘达，回去都遇到黄丝带欢迎不是？那三位同志的表现也很不错，说他们虽被抓起来，但对伊拉克的人民印象仍然很好，有位同志还表示自己仍想回到在伊拉克的工作岗位上去，这在美国一定会得到狂热喝彩。
Guess what？日本革命群众竟然责怪那三人太不检点，给国家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还不死心，还想回去再给大家惹麻烦！那舆论压力之大，弄得那几位英雄精神崩溃，有的竟然想自尽！侬想想，人家在回回的屠刀下都挺过来了，反倒是回国去受不了那耻辱感与内疚心的折磨，竟然要自杀以谢天下！当真是群众舆论猛于恐怖分子，比苛政猛于虎还结棍。
民主和自由是两个概念，香港是自由地区，但不民主；日本是民主国家，但未必自由，起码没有西方人理解的那种自由。
就连民主也不是日本人自己接受的，是麦卡瑟用刺刀强加给他们的。日本人的好处是虚心，他们把麦卡瑟当成恩师，把美国占领当成学习民主的最好机会，对麦卡瑟又敬又爱，视若天神。后来麦帅在韩战中犯了一系列错误，被杜鲁门炒了鱿鱼，将其召回国去。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呆了全体日本国民——连天神都能被文人总统炒鱿鱼，这民主当真了不起！当时东京的报纸纷纷表示震撼，说要借此事好好学习西方民主。当麦帅离开日本回国时，东京万人空巷，民众纷纷自发涌上街头，对天神最后一次表示敬慕、崇拜与依依难舍之心。
所以，日本人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只怕类似日文与中文的关系，表面相似而已。
日本建立民主似乎也没有中国那么困难，盖两者的传统不一样。日本人似乎没有过中国式的帝王集权统治，其传统社会类似于西方封建社会，历史上似乎没有出过中国式的帝王独裁者。即使是在军国主义时代，决策也是靠取得共识，东条英机根本不是美国人想象的独裁者。这其实也是他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决定的传统：正因为集体高于一切，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所以决策时必须尊重集体，强调在共识基础上达成决定。日本向英美宣战的决定乃是集体决策，并不是希特勒式的独裁决定，因此，全体日本人民都是战犯，都必须承担战争责任，这是它和德国不同的地方。
因此，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可以和西方式民主制度兼容，而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则只能被独裁者利用。歪？盖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虚假的，集体利益、集体意志只能由独裁者或独裁政党来代表，而这独裁者或独裁政党既没有尊重共识的习惯，更没有用生命对集体负责的强烈责任感与荣誉感，整个是骗人的。如唐德刚指出，读书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其实是“国家兴亡舍我其谁”。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乃是膨胀了的自我，属于一种自大狂，实质乃是“国家者我的国家，我有代表国家民族搅S的天然权利”，和“责任”非但无相干，完全就是其反面，五四、文革、四五、六四统统如此，概莫能外。
日本的成功故事，无论是二战前的成功还是战后的成功，都似乎提示民主自由并不是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在比较中日现代化过程中就觉得，这“社会制度”其实有多方面的内涵，并不光是政体这一条。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只有少数国家是民主国家（英法美三国），但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强大廉洁的国家（俄国除外。它本来也不是西方国家）。人家是怎么做到这点的？两条：荣誉感驱使下的主动克制与法治监控管理下的被动纠正。
日本人不需要引入第一条，人家本来就是耻文化么；引入法治也毫无困难——真正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民族必然守纪律与尊重契约。再引入西方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按西方模式组建政府各部门），按西方模式建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软硬件结构，这就是明治维新完成的任务。真正做到这些也就具备追赶西方的可能了，富强并不需要引入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而这问题中国竟然一直拖到晚清新政才着手解决。政府一直只有传统的六部，多加了个“总理衙门”作为外交部，连个总参谋部或大本营都没有。
要在中国复制日本故事，大概与复制美国故事一般艰难，盖中国人最缺乏的乃是荣誉感，属于一种没有羞耻心的民族。这劣根性被共党持续败坏60年后更得到了空前强化。
凡过来人都该知道，无耻乃是在暗无天日的毛时代的生存前提，是后毛时代的成功前提。文革构成了对无耻的强大负筛选压力，您要是知耻就只会自杀，要活下去就得彻底泯灭羞耻心。文革中的自杀率起落就最能说明这一点。自杀多发生在早期，后期死亡多半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大部分自杀者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戴高帽游街羞辱了一通，回去觉得无脸见人就自杀了，老舍、傅雷等人就是这么死的。可到后期这一套根本就不灵了。“清理阶级队伍”那阵，大规模游街成了家常便饭，我亲眼见到戴高帽挂铁牌的人在街上遇到熟人时还点头微笑，丝毫没有什么耻辱感可言。这种强大的负筛选，使得有羞耻心的人都自杀了，活下来的统统是无耻之辈，包括区区在下在内。
后毛共则对无耻之徒以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作为正筛选的强大手段，不无耻就绝无可能升官发财。民谣说什么“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其实说错了，无论男女，发财的前提都是无耻。我曾亲耳听到过一个厅级干部坦率介绍博大精深的“拍马学”。我这迟钝之人便做梦也想不到，光是“拍马力度”、“拍马频度”、“拍马时机选择”之复杂精巧，就足可以写本几十万言的专著。我震惊之余，与我做了高官的老友说起，不料他淡淡一笑说，这算什么学问？不过是官场ABC罢了。
在这种长达半世纪的赏恶罚善的强力筛选下，这个民族已经被彻底败坏了。在我看来，无论是引入西方价值观，还是西方社会制度，都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就连建立法治也是空谈。清朝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在日记中慨叹中国和土耳其很相似，制定的法令都是一纸空文，根本没人遵守。如果在清朝时就如此，经过我党长期败坏的现代中国就更如此了。就连意大利都恐怕算不得真正的法治国家，贪污腐败照样十分厉害，何况中国？我敢断言，即使中国以后真的实行法治，那也只会流为一纸空文，盖最需要的软件——荣誉感与羞耻心在960万方公里上彻底阙如。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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