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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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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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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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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四）
芦笛
四、 从禁烟到“剿夷”
先补正前文的一个缺陷：向中国输出鸦片虽非英国政府决策，却在1773年得到英属印度政府批准。1797年英属印度政府又给东印度公司专卖权，那目的很简单：扭转贸易逆差。如前文所述，英国全民喝茶上瘾，又喜欢中国丝绸，工业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只有用白银（中国当时的货币）购买。其时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这就意味着购买中国商品必须先用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白银，变成了两次贸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给东印度公司连年造成赤字。找到鸦片这个法宝后，该公司于短期内便扭亏增盈。到了1830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岁入竟然有约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税收。
英国人扭亏增盈，中国便扭盈增亏，大量白银外流，而这引起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古今冠军道光皇帝的严重关切。该同志是历史上罕见的俭省皇帝，不是后世毛周那种伪君子，而是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式的抠门小农。他不但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规定御膳只能有四个菜，更时常向大臣征询当天京城物价，与宫中采办价对比，以查明采购太监是否被奸商蒙骗，因而被民国排满文人在野史中讥笑为“叫化子班头”。不难想象，当这种时时处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发现大量白银外流时，当是何等的心如刀割。
因此，尽管鸦片贸易早在雍正年间就被禁止了，嘉庆年间又重申禁令，但都成了一纸空文，到了道光手上才开始来真格的。他几乎每年都要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这反而刺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为此，朝廷分为弛禁与严禁两派。弛禁派许乃济主张：
1）干脆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按药材名目进口，只许以物易物，不许换成白银。同时课以明税，堵死关吏索贿空间。如此即能使得关税低于贿赂，外商必然乐从，而且以物易物贸易也防止了白银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间贩卖和吸食。
3）“买船不如造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种出大烟来和洋货竞争。鬼子无利可图，自然不禁自绝。
严禁派的主张则由林则徐的好友黄爵滋提出，得到林则徐的赞同，前文已经提到。他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议皇帝给烟鬼们下个最后通牒，在一年内戒断。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主张以邻居互保制度实施这一政策，举报者给奖，包庇者治罪。
看过本文第一节的读者应能立即看出，此乃典型的“清浊流之争”，许浊黄清。许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其主张尊重现实，具有可行性；而黄则奉行道德至上，拒绝承认现实。为了“大义”，竟然把受害人视为祸首痛加镇压，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讲，遑论西式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权观念。正因为此，黄的奏章得到“清议”的欢呼，“一时以为清流眉目” （《清史稿•黄爵滋传》）。
这当然是现代价值判断，不能拿去裁判古人，超越时代的乃是功利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黄林的主张根本不可行，荒谬之极尚不足以言其非。
谁都知道，烟贩只是少数奸商，烟鬼则是广大人民。放过少数人，却去向广大烟民宣战，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如此重罚若真要实施，必将引出社会动乱。何况当时朝廷监控人民的程度远非后世可比，总会存在大量死角。放过烟贩不究，等于确保来源畅通，烟土贸易就一定会在地下进行。皇帝下的又是最后通牒，做不到就要损失威信，勉强实施的客观效果，便是为贪官恶吏提供敲诈索贿的生财机会，流弊无穷。
反过来，许的第一条主张完全可以采纳，他提出了最关键而又为朝廷历来忽略的一条：明定税则税率，堵死关吏勒索外商的空间。这从来是野蛮人对我天朝上国最不满的一条，多次为鬼头们提出，也是后来“不平等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实在看不出我天朝上国为何要坚持这神圣原则，拒绝在这问题上放弃“平等”。如果采纳了这条主张，则后来也就不会丧失关税自主权，让鬼子廉洁的“不平等”取代了中国腐败的“平等”。
光有这条当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的第三条主张或可防止白银外流，但却毒害了本国人民，因此也不可取。依愚见，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非法的鸦片贸易得以猖獗，全靠腐败官员、关吏、水师、兵丁等勾结洋商，上下其手。这一事实中外咸知。英国外相巴麦尊致清朝政府的信就明确指出了“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魏源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设巡船缉私后，巡船每月纳贿三万六千两，每年放私入口二万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鸦片就增到了四五万箱。由此可见，不整顿吏治，痛惩贪官污吏，肃清关防，就决不可能杜绝鸦片走私。
这就是严禁派应该干的第一件事。采取这措施不会激化中外冲突。相反，它纠正的弊病正是巴麦尊后来问罪时抓住的借口。英国政府从来不敢为鸦片贸易辩护，遑论鸦片走私。采取这个措施纯属内政，英国毫无理由干涉，而且堵死了其问罪借口。
2）采纳许乃济第一策，改革海关制度，明定公布税则税率，严禁官员税外索贿，违者严惩，鼓励受害人举报。将鸦片列为药物，以物物贸易方式进口。严格控制国内市场（这本来就是清朝的外贸政策，所有进出口都为官方控制），防止扩散。
3）采纳许之第二策，严禁官员兵卒士人吸食鸦片，若“吃皇粮者”不能在一年内戒断，一律开除公职。凡吸毒者一律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在民间提倡戒烟。与此同时成立戒毒所，帮助瘾君子们戒毒。
想出这三策，并不需要任何世界知识，遑论其他现代常识，也不涉及外交，并不需要抛弃天朝心态和孔孟之道，不仅为传统价值观允许，无悖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甚至不违反死硬腐朽的宋明理学，完全应该在清流们的视野之内。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就算不能彻底禁绝鸦片贸易，起码能相当有效地遏止它。就算是毫无成效，也决不会引出实行黄策一定会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而那些严重后果本是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立即看出来的。
然而道光却否定了许乃济不失合理的主张，以后更将其撤职查办。黄爵滋那“清流眉目”的哗众祸国策反倒深得帝心。道光把坚决支持黄策的清流领袖林则徐召进京去，连续磋商凡八日。不过他似乎比林还要高明些，决定双管齐下，不光是拿捏烟鬼们，还要堵住来源，为此特地简放林为钦差，到广州那第一线去堵住毒源。
为什么林则徐那天朝第一能臣会看不出黄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该想到的上述芦策来？后来的事态发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黄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芦某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实行“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避实击虚乖巧方针。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要杜绝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实整肃海关和水师，力主此策只会得罪朝中利益集团，而且，此策在那种烂污社会中缺乏可行性，坚持它反倒会把自己白白搭进去。相比之下，拿捏毫无能量的烟鬼们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无大患。这或许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现出“一过性糊涂”的原因。这虽是毫无过硬证据的诛心之论，但舍此我还真无法解释林何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既然要去广州正本清源，禁烟就不再是内政而延伸成了外交。可惜天朝的井蛙们无一人有起码的世界常识。自宋代以后，“外交”和“谈判”这些概念就不再存在于国人字典中。它们完全是鬼子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头脑中的“不平等”舶来品的一部分。国人要花六十年光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原来天朝类似于春秋战国中的一个小国，与欧洲列强相比犹如东周王朝与秦国相比一般。
其时清朝对待欧洲列强的态度，完全是当初我大明对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翻版，中外关系乃是“君临”与“被君临”的上下级关系。国内学者易中天先生曾把“德治”精辟地总结为“将权力道德化”。的确，按孔孟之道，由权力决定的上下级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服从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对就是罪恶，反对者就是罪人，就该无情剿灭。
根据这种“天理”，朝廷对“蛮夷” （“虏”）的态度和对策，和对待如今被美称为“农民起义”的暴乱土匪们（“逆”）一样，只有革命两手。软的那一手叫“抚”，也就是“怀柔”的“菩萨心肠”，让土匪或蛮夷们咂咂天朝慷慨伸出去的甜指头，以此引起他们的感恩心理；如果土匪或蛮夷们不知感恩图报，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来，亦即“剿”的“霹雳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土匪或蛮夷们自然也就会“畏威怀德”了。既然只有“剿”与“抚”两种极端选择，当然也就不存在谈判的可能——难道还能丧失国格，跟土匪讨价还价不成？
至于国与国之间乃是平等关系，外国并非只能招抚或剿灭的土匪；国家之间若有利害冲突，必须先靠谈判解决，实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再兵戎相见；而弱国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为根本打不过人家，越打吃的亏就越大，只有实在被逼得不战就要亡国时才能作为最后的狗急跳墙手段使出来，这一系列人类起码常识，不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于朝野任何一个人的心目中，而且至今还有许多国人根本不知道，蔚为世上奇观。
正因为此，清朝官员不仅严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时间和行动自由，而且将这些限制也强加给外国官员。地方官员从不接见他们，更不会与之平等谈判。有事就下“谕”（“命令”之意），通过“行总”转给外国官员或商会负责人；后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时，便只有上“禀”（“报告”之意），同样经过“行总”中转。两者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上下级关系。
就连英国商务总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义律都被迫写过这种屈辱至极的“禀”。哪怕是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头，他都无法和林则徐谈判。在穿鼻海战爆发前，英国人交给中国水师提督一份封好的信函，要求中方提供给养并立即恢复贸易，那信连拆都没拆就给原样退回去了。这派头倒颇像如今文明政府断然拒绝与劫持了人质的恐怖分子谈判。
向今天的读者介绍这些时代背景常识，不是想讥笑林文忠公，而是想告诉那些苛责古人、指责林则徐擅启战祸、以卵击石的“逆向愤青”们：在当时举国昏昏的情况下，用对待土匪的态度去对待一个现代强国的公民甚至官员，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会恶化两国关系，引发对抗。而在对抗发生后，这种无知导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的可能，当然最后只会导致战争。无论是谁来主事，结局恐怕都只会一样。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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