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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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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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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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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七)
芦笛
五、 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
两次鸦片战争的特点,都是因小事引发局部军事冲突。冲突发生后,朝廷顽固拒绝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拒绝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纠纷,拒绝对方派代表入京,甚至拒绝接受对方发来的外交照会,促使英国(第二次还有法国)派兵来教训中国,而这教训始终不起作用,于是就反复教训,时战时和,拖延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打得朝廷受不了,终于接受了对方的要求,战争才结束。若从1839年的九龙之战算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竟然拖延了3年之久。其中事件繁多,难以详述,只能作个简介。
如前所述,禁烟虽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英国人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取平等承认,打开中国市场。外相巴麦尊原来看中的乃是舟山群岛,想效法葡萄牙人租借其中一个岛屿,供英商居住和储货。
因此,英国远征军到达香港并封锁了广州港之后,大部分兵力即按原计划北上,先到厦门,想把巴麦尊的照会交给当地官员代转,却被拒绝。英军随即进攻舟山,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定海。接着又到宁波和镇海,再度试图投递该照会,再度被拒。英军于是北上白河口,准备攻取大沽炮台,这才引起了朝廷震动,同意由直隶总督琦善接见英夷。至此,那封如此难以投递的国书才好不容易递到了道光手上,可惜又因误译引出了麻烦。
巴麦尊的照会当然要抢占道德制高点,列举对方的不是,而这当然只可能是数落林则徐,接着就是提出要求:赔偿烟价;割让一岛或数岛;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赔偿战费及使费。巴麦尊私下指示懿律和义律,如果中国不同意割地,可代之以以下要求:(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自由,生命财产得到保护;(三)公布固定的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
这些要求中,平等待遇、赔偿行商积欠、公布海关税则都是应该的。开放通商口岸,并在这些地区保障外人居留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也符合国际惯例,只会对中国有好处。战争赔款乃是一直实行到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惯例,是战败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不平等,不过没办法。唯一可争的只有赔偿烟价和治外法权两条。但治外法权已经说过了,鬼子实在无法接受中国的野蛮司法制度。
如果当时国人不是那么愚昧,就该知道落后的野蛮国家绝对打不过强大的文明国家。唯一的自救之道乃是赶快实行西化,全面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引入先进文化,迅速变成强大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任务实现之前,只能尽量避免与强国发生武装冲突。实在无法避免时,就靠谈判解决纠纷,在避免破裂的前提下尽量少作让步。这就是日本人走过的路。
以此度之,当时中国能争到的最佳结果,就是接受巴麦尊的底线,以同意开放通商口岸以及暂时同意给与英人治外法权来避免割地,并尽量压低赔款数额。可以拒绝烟价赔偿,但在战费赔偿上可以适当松口。如此即能在道义上剥夺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防止了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同意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从英国一方来说,要求赔偿烟价,此后又在通商口岸大肆进行鸦片贸易,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使中国解禁,乃是该国有史以来干的最蠢最丧天良的勾当之一,把英国钉上了历史耻辱桩,使得该国成了武装贩毒的先驱。英国女王曾就历史上发动的侵略战争向若干受害国道歉,但英国政府至今拒绝就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向中国道歉,这完全是择恶固执。
可惜当时的中国乃是不折不扣的白痴国家,哪怕在今日,也不会有多少国人能同意以上所说,当然只能按既有的思维定势来理解那照会。英国人列举的中方罪名被看成是针对林则徐个人的,再加上“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被误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于是道光和琦善便把它看成是受了亏待的野蛮人来请求大皇帝主持公道。
不偏不倚对待臣民乃是君上的道德责任,在这点上,道光和林则徐受的是同一教育。因此,道光的处置原则,恰与林则徐后来在云贵总督任上处理回汉冲突时一模一样:“只分良莠,不问汉回。”大皇帝为受了委屈的英夷伸冤作主,同意惩办林则徐,以为这就能息事宁人。
琦善本来是坚定的“剿夷派”,但他脑筋灵活,在参观英舰后,立刻发现中国绝非对手。他告诉道光:“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而中国正缺大炮,如“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即使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即使中国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引自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琦善不懂军事更不懂科技,所以他只看见英国人的大炮安装了旋转炮塔,射程远,命中率高,不知道人家用的炮弹是爆破弹(装药量达三分之一)、“链弹”(以铁链连接的两枚弹丸,专用于击毁桅杆)、“葡萄弹”(弹壳内装了大批钢珠,用于杀伤地面有生力量)等诸多名堂,而清军的炮弹乃是不会爆炸的实心铁球。他更不知道“该夷所恃者”绝不光是大炮:陆军使用的是可装上刺刀的燧发枪(击发原理类似打火机),海军陆战队(marine)使用的乃是“雷击枪”(以撞针撞击雷汞装填的“雷帽”而引起枪膛内爆炸的现代步枪前驱)。后者全天候使用,前者虽然在火药潮湿时失效,但连射速度和射程都是清军使用的少量鸟枪(火绳枪)的三四倍。
更重要的是英军的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都绝非原始的天朝可比。英军从事的是专业化的现代战争,以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指导,有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种诸如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工兵等执行专门任务;而中国军队根本不懂这一套。李鸿章在几十年后指挥甲午战争时连个参谋部都还没有,靠的还是远古的幕僚制度。直到袁世凯从日本引来点二手货,以西法组织训练军队,中国才开始有了专业化的武装力量。西化军队从此成了武人们争天下的本钱,谁的部队更西化,谁的军队就更强大。袁大头如此,蒋光头也如此,就连地方军阀都如此,其发家全靠办西式军校。尽管蒋的中央军的训练以西方军事标准来看只能算是初步水平(据《剑桥中国史》),然而在当时就足以无敌于全中国了,可见中外军事差距之大。
最糟糕的还是,英军绝对服从命令,统帅指挥部队如臂使手,屈伸如意。部队也没有虚报战功、杀良冒功,甚至“反败为胜”的中国特色。而中国军队从来是乌合之众。据英国人回忆,当他们兵临广州城下时,道光从各地调去的军队彼此之间却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战勇猛多了。直到抗战,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国防军,只有军阀联军。军队从来只听某个将领调动,最高统帅只能指挥自己的嫡系。若一部紧急,余部都只会作壁上观,好让敌人从容各个击破。虽然抗战后实行了军令统一,但这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保持到1949年。
因为这些中国特色,即使当时中英毫无军事技术差距,中国也绝无可能战胜。
说到底,中国人打仗不行,乃是烂污腐败的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什么道义、士气甚至武器的问题。这一点英国人早用社会实验证明过了。
英国人的绝招,是惯用异族特别是印度人替他们打仗,例如鸦片战争初期派到中国的远征军只有三团作战部队,其中一团是爱尔兰团,一是孟加拉团,一是喀麦隆团,只有三分之一是白人。根据同样原则,后来他们在威海卫也训练了一个由英国军官指挥的中国团队。该团战士虽然都是中国人,但和自己同胞作战时却神威凛凛,勇不可当,不但荡平了威海卫周围的拳匪,而且参与了攻克天津和北京,还独立承担过别的战斗任务,面对的是使用同样装备的优势兵力,却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是绝佳的对照实验,它证明了只要由洋人用西式制度组建、训练、指挥,中国军队同样可以成为劲旅。这也是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结论。
琦善当然看不到这些,哪怕是今天,也没多少中国人能看到或愿意承认这些事实。不过,他毕竟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看世界”指的是看到“船坚炮利”的“夷之长技”的话)。如蒋延黻先生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外交部长,最先明白弱国只能靠谈判解决问题。
作为落后野蛮国家,当时中国其实没有可以称得上“教育”的东西。数理化不用说,就连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等学科都一概阙如。官吏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与夷人们打交道中,一点点摸索出夷人的行事作风和意图来,再凭直觉行事。从琦善而耆英而奕訢(恭亲王)乃至李鸿章,无一不是这么学会办外交的。外交家们以这种原始幼稚方式自学成才,实在令人无法相信,然而比起彻底否认外交的必要的林则徐来,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如今汉族自吹怎么怎么了不起,把清朝的落后一股脑儿赖到满人头上去,却不知道晚清误国祸国的多是“清流”汉臣,能接受现实的最初几个“开眼看世界”的重臣基本是满臣,琦善和奕訢就是代表人物。琦善草签的“穿鼻条约”乃是当时中国可以争到的最小让步,而“鬼子六”恭亲王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也是当时能争到的最小让步——除了租借九龙外,没用一寸土地来换取联军从北京撤出。
满人武将也同样胜过汉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都是旗人军队,殉国文官武将多是满人,诸如两江总督裕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乍浦保卫战中,守卫在天尊庙的276名满族官兵仅有43人突围,其余全部战死。在镇江保卫战中,副都统海龄率领1500名八旗兵坚守阵地 ,在英军入城后坚持顽强巷战,直至大部分旗兵牺牲,海龄才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幸存的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剑桥中国史》)。这种壮烈场面我还从未在怯懦的汉人军队中见到过。
琦善虽然知道尊重现实,当然也只可能用既有的中国思维方式去想问题,那就是改“剿”为“抚”,实行“羁縻政策”,亦即使出中国人的小聪明来,甜言蜜语,又吹又拍,指望对方如同中国官员一般,因为私情而放弃国家利益。但这和林则徐顽固坚持用上级态度去对待外国使节比起来,仍然不能不说是极大进步。
琦善当时的紧急任务,就是哄骗英军南下,解除北京面临的威胁。为此他奏准道光查办林则徐,恢复通商,赔偿烟价,但后两条并没说死:
“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伸雪前抑。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
英国代表居然也就同意了,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舰队南下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林则徐这下当然只能罢官了,不过道光毕竟对他手下留情,虽然撤了他的职,但还让他“协办夷务”,后来才决定将他遣送新疆。
因为退敌有功,琦善便被派到广州去作钦差,负责“办理夷务”(仍然不是外交)。他发现英国人其实没有中国人想象的那么傻,用甜言蜜语即能糊弄过去。但道光的原则历来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许他为天朝丢脸,于是武装冲突再度爆发。等到英国人毫不费事地攻占了虎门要塞,广州门户洞开之后,他别无选择,只好和义律草签了《穿鼻条约》,条款是:(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埔一样。(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英国方面则在签约后即时退还定海。
蒋延黼对此的评论是:
“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的确如此。巴麦尊本来要的是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或数个小岛,而英军已经占领了定海,义律却放弃了富饶而且拥有战略价值的定海,割取本来就一直被英军占领的当时相当贫瘠荒凉的香港岛。赔款也只是赔了烟价,而且按每箱300元算,低于最低价格500元。后来光是广州的赎城费就是此数(未计入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中),更不必提延长战祸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了。怪不得巴麦尊要暴跳如雷,派璞鼎查接替了义律的职务。
蒋先生没有看到的是,琦善打交道的是英国人而非俄国人或后来的日本人,所以才会取得这种成就。如果是俄国人或日本人占领了定海,那无论你再怎么烧钱纸,人家也绝不会撤。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性还是有区别的,英法算是相对不那么贪婪而且讲究信义的邪恶性相对较小的帝国主义国家。
可惜如蒋先生指出,“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琦善被指为卖国,锁拿入京,8月9日定斩监候(关在牢里等到秋天砍头),家产查抄充公,10月24日被发往军台充苦役,虽然后来被再度启用,可遭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林文忠公。
拿办琦善后,最坚定的爱国领袖道光下定决心要和鬼子大干一场。他派侄子奕山作“靖逆将军”,老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从各省抽调军队增援广东。奕山使出古兵法来,诸如使“火筏”去烧英舰,半夜去偷营等等,但无一次得手。火筏没有烧到鬼子的一根毛,反倒延烧到岸上引起大火,烧毁了许多民房;夜袭也大败亏输。英军很快就攻到广州城下,占领了城边四方炮台等制高点。正要破城之际,义律却因接受了奕山献出的600万元赎城费,同意停火撤军,引起了英军将领极大不满,。
据义律自己辩解说,他考虑到攻入城内必然导致大量市民死伤,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不利于英国长远利益,因而作了这决定。我看这完全错了。如果英军攻入广州,虽然要给广州人民带来苦难,但必然打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培育出来的“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神话,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广州人民拒绝英国人入城、火烧十三行等闹剧演出,也就不至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使得广州人民再度蒙受战争苦难,并在巡抚柏贵当傀儡的伪政权统治下乖乖当了三年半亡国奴。
停战后英军撤回香港,在那儿忙着害回归热、疟疾、痢疾等各种亚热带疾病,因此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出战死人数。义律和陆军将领伯麦都奉召回国,由璞鼎查接任。他下车伊始就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头年提出的各项条款,否则将再度北上讨伐。没有得到回应后他就率舰队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慈溪、奉化、余姚、乍浦、上海、镇江等地,到达南京城下。爱国领袖道光还决心抗战到底,幸亏耆英说服了他英夷只想做生意,并无征服中国野心,他才终于同意讲和,这结果就是大众熟知的《南京条约》的签订。
这场断断续续打了三年之久的战争,是一方几乎为零伤亡的单向屠杀。我在网上查到的英军伤亡人数为:
1、舟山定海之战(1840年7月5日:英军攻克定海,战死19人,清军民死亡2000人左右。
2、澳门之战(1840年8月):英军仅伤4人将清军击溃,清军伤亡未表。
3、大角炮台之战(1841年1月):英军攻占炮台, 30人轻伤,清军600人战死,100余人投降。
4、三门海湾之战(时间同上):继大角之战后英军进逼穿鼻以东三门海湾,攻击清军水师,清军战船1艘沉没,14艘逃跑。英军无伤亡。
5、虎门之战:英军死亡人员为0,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伤亡被俘数百人,其中被俘人员遭到残酷杀戮。
6、广州之战(1841年5月末):英军舰船70余艘,士兵2000余人进攻广州,双方于月底停战,英军伤1人,清军伤亡未表。
7、三元里民众抗英(1841年5月30日):广州乡民7000余人趁大雨围困并攻击英军700余人,英军仅承认死亡1人,乡民死伤未表(芦按,据茅海建先生论文,中方暴民约数千至数万人,英军死亡5-7人)。
8、厦门之战(1841年8月21日):英军32艘舰船2.7万士兵攻击厦门,清军以万余人、270余门大炮抗击进攻,结果主帅兵败自杀,战船26艘被毁,炮台及大炮全部损失。双方人员伤亡未表(芦按:据《剑桥中国史》,英军死2名,伤15名)。
9、定海之战(1841年9月25日):英军受伤1人,清军总兵葛云飞等自尽,伤亡人数未表。
10、镇海之战(1841年10月10日):英军1500人在舰队掩护下进攻清军4000余人,清军在顽强据守后战败,钦差裕谦自杀,数百士兵战死。英军战死3人,伤16人。
11、宁波之战(1842年3月):清朝亲王奕经率5000人反击进占宁波英军150人,英军以榴弹炮和排枪抵抗,清军死伤500人后失败。英军伤亡未表。
12、乍浦之战(1842年5月) 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文中称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多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13、吴淞上海之战(1841年6月):英军战死3人,清军伤亡未表。
14、镇江之战(1842年7月):清军顽强抵抗后失败,与乍浦之战类似,清军伤亡惨重,官员、士兵及妻儿城陷后纷纷自杀,双方具体伤亡未表。
来源是网文而非正式论文,我没能查到可靠资料,录此仅供参考。这些战役基本是登陆作战而非海战。其所以如此,乃是道光被忠臣们误导了。
如前所述,林则徐认定英兵“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扑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裕谦也说:“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类似奏章比比皆是,道光当然不能不相信,说:“众口一辞,信然。” 于是他多次谕令沿海督抚,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乃为上策。”(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日上谕)。
一个大国制定基本战略,居然建立在“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一扑不能复起”的解剖学发现上,这世上大概也只有中国人会闹出这种笑话。
更可叹的是,中国的炮台上的大炮都指向正面,专等人家从那个特定的角度来送死。可惜鬼子没有那么笨,用舰上大炮压制住清军炮火,陆军则从侧翼登陆迂回包抄。厦门之战最典型:
“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剑桥中国史》)
因此,鸦片战争确实是国耻,它永远纪念着中国人那难以置信的愚蠢、死硬、虚骄与腐败。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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