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六） |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gif)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经验值: 518954
|
|
|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六）
芦笛
既然九龙之战和穿鼻洋之战都以中方大败亏输告终，那么林则徐向道光奏报“七战七捷”就犯了欺君之罪，此乃典型的奸臣行为，何以他还能是忠臣的代表人物呢？
不幸的是，在实践中，此乃典型的忠臣行为。要作忠臣， “能做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做官”。这门“做官学”（在民间则是“做人学”）博大精深，乃是传统中国人主要的或甚至是唯一的学问。不懂这学问，你就连臣都做不了，岂还有指望做忠臣？
做官学的第一条，就是会向皇帝推销自己。林大帅虽是全国众望所归的清流领袖，却也深通这做官学，经常在奏折中向皇帝吹嘘自己的功劳或苦劳。例如前文说到他在担任河道总督时克尽职守，为防下属舞弊，每个料垛都亲自检查过来，可疑的料垛马上拆散检查，这些话都是他自己写在奏折中的，当然可能是事实，但说明他并非谦谦君子。这也可以理解：你要“伟大谦虚”，不向皇帝表功，朝野又岂能知道你是勤劳王事的忠臣？
做官学的第二条，便是瞒上不瞒下，隐恶扬善，隐失扬得，隐罪扬功。这不是为了你个人，而是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要坚持你的政策主张，你就必须做出政绩来，就不能向皇帝披露你的政策招致的失败。而且，要作出政绩，你就需要下属戮力同心，为你效命，这就得让大家都跟着你分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为他们隐瞒过错，夸大甚至捏造他们的功劳，乃至于“反败为胜”，都成了你为坚持自己的道德主张（＝政策主张，在德治社会中，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必须做出的高尚牺牲。
凡是成功的忠臣，都得做出这种高尚牺牲，并不独林文忠公为然。湘军收复南京时，守城发匪顶多一万人，而且饿得眼睛发蓝，没有多少抵抗力，曾文正公却在给皇帝的报捷奏折里，把守军人数扩大到几万人，还唯妙唯肖地描绘了对方抵抗如何顽强。南京是发匪伪都，发匪十多年来从民间抢去的金银珍宝全藏在那里，他却有那本事愣说破城后一无所获，连他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云云。那些财宝倒不是让他本人贪污了，而是他家老九带领湘军多年出生入死，全体官兵指望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那个盛大节日。他又怎么能让众弟兄失望？这么做对得起谁？
做官学的第三条便是做面面俱到的八面观音，维持与上下左右的良好关系。须知传统社会和今日极权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没有“权威逐代递减律”。皇帝拥有绝对权威，而臣子们的地位极不稳定，随时都会被撤职、下狱、抄家甚至被砍脑袋，其祸福荣辱全取决于皇帝的一念之间，根本不像今日我党干部地位固若金汤，中央只能赎买，不能查办。
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也绝非今日我党的监察制度可比。朝廷专门养了一批“言官”，其专业就是找茬。尽管他们官卑职小，却有权弹劾一品大臣乃至亲王贝勒。哪怕是毫无根据的谣言也可举报，没有“诽谤罪”一说，因为“有闻必奏”是他们的责任。奇妙的是，这种监察制度非但没有达到整肃贪污的原设计目的，反而为想办实事的人布下了重重障碍，更为毫无原则的派斗提供了武器。明朝之所以灭亡，我看有一大部分就是因为这种背时制度。
林文忠公最突出的本事，我看还是公关能力，前文第二节就提到了这一点。他不但深获皇帝宠信，而且是士大夫当仁不让的精神领袖，似乎就没怎么被御史们弹劾过，权贵中也没有谁和他过不去，顶多只有个穆彰阿不太喜欢他，但也不是势不两立。这种面面俱到的本事当真少有。
这或许就是他何以能瞒过香港早就失陷的噩耗，不但瞒过了当时的人，而且瞒过后世人直至今天。若您去网上搜索香港的历史，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全都告诉你英国人是在1841年占领香港的，而那是琦善出卖的结果。
其实早在1839年8月23日，亦即虎门销烟结束（同年6月26日）后两个月，英国人就在义律率领下抢占了香港岛，而这完全是林则徐逼出来的。
前文已经介绍过，林则徐把禁烟的希望寄托在鬼子写保证书上，而义律顽固拒绝。为防止英商动摇，他命令所有的英商都从广州撤到澳门去。因为义律拒绝交出林维喜案正凶，林则徐于8月15下令停止对澳门的农产品供应，并向附近城市香山增派两千名士兵。葡萄牙人本来就不喜欢英国人，于是便宣布中立，命令英国人离开澳门。义律只好于8月23日（据《剑桥中国史》为8月24日）率众占领了香港岛，滞留在该地的英国商船达50多艘。后来英国舰队对珠江口实行封锁，全靠香港作为军事基地。
因此，香港沦陷始于1839年8月23/24日，从那以后一直处于英国人占领之下。在穿鼻洋战败后，林大帅从未试过收复该岛。这就是英国人为何在后来的和约中几次提出要割让香港岛。
奇妙的是，这明明属于封疆大吏丧失领土的严重败绩，然而不仅当时朝野无一人得知此事，遑论交章弹劾，而且此事明明就写在《剑桥中国史》中，中国史学家却至今对此讳莫如深，苦心孤诣地维持林大帅的“民族英雄”形象。一个人做人能做到隐瞒败绩达168年之久的境界，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
林公隐瞒此事，或许是出于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以坚壁清野即足以把鬼子渴死饿跑。他虽然未向道光报告香港沦陷的事，却也告诉皇帝英船滞留在伶仃洋面，而这不是什么问题，用断绝供应的办法就足以制其死命。他制定的乃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战略：断绝对英夷的供应，禁止他们上岸，通告百姓若英夷上岸滋事即可开枪阻止。虽然打海战打不过英夷，但英船若驶入内河，则必因运转不便“直成釜底游鱼”，若胆敢上岸陆战，则英夷腿不能弯曲，跌倒了就爬不起来，“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有着这许许多多优势，大帅当然是指挥若定，手操胜卷。
这坚定的必胜信念，感染了原来相当谨慎、多次告诫林不要擅启边衅的道光。12月13日（十一月八日），穿鼻海战“捷报”到京，道光帝谕令林则徐永远停止英国贸易，驱逐其所有船只。1840年1月5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一日），刚接替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奉旨宣布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
正当君臣陶醉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之中时，英国政府正在酝酿战争。以维廉•查顿为首的返回英国的奸商们一直在从事宣传战，游说英国国会，将林派兵包围13行描绘为又一个“加尔各答军牢案”，是对女王陛下旗帜的不可容忍的侮辱。
1840年4月7日（道光二十年三月六日），英国议会下院开始对华战争问题辩论。反对党托利党人（即如今的保守党）指出，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并提出了反战议案。
阁员托马斯•巴宾顿•马可黎为执政的辉格党（即今日自由民主党）作了答辩。他针对议员们的民族自豪感下功夫，用慷慨激昂的排比句作了非常煽情的演说，声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一个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令人震惊的赔款的国家；他们属于能使阿尔及利亚的贝依在其受辱的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的国家；他们属于为普拉塞原野军牢的受害者报了仇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护国公（芦注：指克伦威尔）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他们知道，他们虽然被敌人包围，被汪洋大海和大陆隔绝而孤立无援，但谁也不能损害他们的一根毫毛而逍遥法外。”
对此爱国主义煽情，托利党人格兰斯顿作了字字掷地有声的回击：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这是真正的正义和良知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先进价值观的有力表述，也是人类进步的希望所在。它雄辩地表明：即使是在为民族主义狂潮席卷的帝国主义顶峰时代，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政客们中，人道主义情怀仍然可以压倒爱国主义冲动。遗憾的是中国教科书从不介绍这一争论。
外相巴麦尊狡猾地规避了这义正词严的谴责 。他矢口否认政府支持这种不法的鸦片贸易，坚持说政府要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证将来贸易的安全和英国公民的安全。大家应该记住的重要的事情是英国已经受到了侮辱。这样，辩论的中心问题便被他巧妙地转移了。
经过3天激烈辩论，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5票之差被否决（此据《剑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鉴》提供的表决结果是271票对262票，亦即9票之差）。这大概是英国议会史上主战派与反战派人数最接近的一次。仅此一端就足可看出，即使是在疯狂扩张的维多利亚时代，这场战争都是何等不得人心。
战争风云马上就要降临中国了，天朝君臣尚自醉梦昏昏。最荒谬的是林则徐竟然将美国人送来的情报当成了挑衅。
美国人并未怎么涉入鸦片走私，禁烟对他们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因此他们很痛快地就同意林则徐的具结要求，趁机占领英商留下来的市场而大发横财。当义律绝望地呼吁美国堂兄弟们和他采取同一立场，反对具结，和英商一道撤出广州时，美商领袖福布斯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率答复道：
“我来中国不是为了疗养或寻欢作乐，只要能卖出一码货或者购进一磅茶叶，我就要坚守岗位……咱们美国佬可没有女王来担保赔偿我们的损失。”
原文有着译文无法传达的讥讽意味，照抄如下，俾懂鬼话的读者一笑：
“I had not come to China for health or pleasure, and that I should remain at my post as long as I could sell a yard of goods, or buy a pound of tea… We Yankees have no Queen to guarantee our losses. ”
正因为老美从英商的撤退获益，所以对中国持友善态度。1840年4月26日，美国副领事多刺那向林则徐发文，报告英国准备在五月前后封锁广州港，不许各国前来贸易。人家提供了如此重大的军事情报，林则徐倒非常生气，斥曰： “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悖谬已极” ，“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最后竟将美国的禀贴退了回去。
雷霆就这样打到了麻木虚骄的井蛙头上。1840年6月21日，由全权代表懿律和副全权代表义律（注：两人是堂兄弟，都姓Elliott，中文为了区分便使用同音字）率领的16艘军舰、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装载了4千陆军的远征军抵达香港，以小部分兵力轻而易举地封锁了广州港，大部分兵力则按原定计划北上。
这决定对中英双方都是不幸。英国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乃至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所有这些战争的目的，其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觉得中国不知好歹，不知道自己虚弱到不堪一击，还要来太岁头上动土，所以要“教训教训”中国，让他们知道厉害。这和中国后来“教训”印度和越南的战争意图也差不多，其实也是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要动机。
封锁广州港、北上攻克舟山的战略计划乃是义律早在1839年4月3日就向巴麦尊提出来的建议。同年10月18日，巴麦尊回信指示：
“陛下政府意欲使远征军在3月到达中国海，其具体行动，尚待充分考虑，不过将给印度总督、海军司令和你自己留下高度的决定权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求如何；并说明，这样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他们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并携有训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
英国远征军于次年6月间到达香港时，执行的就是这个早就商定的计划。林大帅打的主意本来就是诱敌深入，在内河煎“釜底游鱼”、在岸上肆意砍杀腿不会打弯的英夷，自然不会出战，而英国人也就按原计划北上进攻舟山（定海）。可这却成全了爱国清流们的神话，亦即鬼子不敢进攻广州乃是因为怕了林大帅，在福建不敢进攻厦门乃是怕了闽浙总督邓廷桢（或甚至声称被邓在厦门打败），却忘记了定海也是他的辖区。为了塑造民族英雄，历史学家真是什么脸皮都不要了。
这神话流传至今，而且越演越烈。据说英军后来之所以能攻下广州，乃是林大帅被黜，奸臣卖国的结果。如果林大帅还在镇守广州，那就决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所以，不是咱们不行，而是奸臣卖国。就这样，英国人第一次“教训”中国的战略意图彻底落空了。
如果他们二话不说就直攻广州，打得林大帅投降，清流们彻底失去吹嘘本钱，这爱国神话就再无可能产生了。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有利于中国。首先，它缩短了战祸，不至于将战争拖到3年之久，减少了生命财产损失。其次，因为缩短了战祸，它必然减少战争赔款。最重要的还是，它剥夺了清流自欺欺人的本钱，促进国人早日从井蛙梦中惊醒，看见东海的浩瀚，也就不至于要一直等到八国联军入侵，大多数国人才终于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全面改革也就不至于给耽误了足足60年的时间。
即使对英国来说，这也是有利的决策：一次教训便能使得中国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在日本之前变法维新，实行全盘西化，与国际接轨，那么后来也就不会有这么多外交摩擦，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训中国了。
若鬼子上手就进攻广州，唯一不利的只是林大帅个人。战争结果不问可知，必然是丧师失地，兵败如山，与后来奕山守广州时绝不会有两样，只怕还要更糟糕——光是林能动用的兵力，就远远不如道光给他侄子奕山从各省调来的兵力多。他必然因此身败名裂，再也无法在后世扮演“民族英雄”（＝全民的麻醉药）。这对他来说当然是天大的不幸，但恰好符合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平生抱负，可谓得其所哉。
可惜林文忠公运气太好，义律似乎有意成全他，放过广州不攻，却北上攻陷定海。他有个想法非常可笑：他深知中国是人民任官府压榨屠宰的烂污国家，以为只要他率领的“解放军”给人民做个文明生活方式的榜样，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一个英国人可以打交道的文明政府。可当他攻下定海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又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但又给琦善的三寸不烂之舌骗回了广州。整个北上计划都成了蠢动，只达到巴麦尊要他们给北京政府送信的目的。最后还是不得不进攻广州，却又在即将破城之际，因笑纳了奕山乖乖交出的600万元“赎城费”而忍手不攻，让奕山就此“反败为胜”，向朝廷报捷，说是击败了英军。
于是英军便始终达不到“教训”的目的。战争就这样拖延下去。每次英军都以攻克名城为“教训”手段，但即使在签订了南京条约停战后，这战略目的仍然未达到。于是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干脆进攻北京，以焚烧圆明园为极端的教训手段，却仍然不见效。直至八国联手痛加教训，在北京城内举行联军盛大阅兵，这才使得清朝政府最终醒悟过来了。可惜满清朝廷已因一再丧权辱国大失威信，导致革命乱党蜂起，演出辛亥丑剧，使得中国堕入更深的深渊，失去了如日本一般顺利西化的机会，至今尚不能自拔。
这些后事当然赖不到林文忠公身上。不过他个人的运气似乎和国运相反。每逢他走运之日，便是国家倒霉之时，鸦片战争是这样，剿灭发匪也是这样。全靠非凡的运气，他先逃过了失广州的厄运，后又及时地死在赶往广西平叛的路上，于是他的光荣历史便在所有的朝代里都是无懈可击的。在清代他是忠臣和清流，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他是“民族英雄”。运气如此之好的同志，在中国历史上还真难得见到。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