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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不对中共斩尽杀绝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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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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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蒋介石为何不对中共斩尽杀绝 (2378 reads) 时间: 2007-12-02 周日, 上午3:44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蒋介石为何不对中共斩尽杀绝

芦笛

昨天老战在拙作《如果西安事变不爆发》之后跟贴说：

“还有一个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打得不狠，恐怕还有蒋经国在苏联的原因。1936年中德断交之际，蒋介石的3个德式武装师精华已经早已训练出来了，可是就是不肯用在对付共产党上。”

愚以为，此话是受了张戎的误导。所谓“蒋介石因为斯大林扣住了蒋经国便故意放走红军”之说，不但只是个猜测，不能当成事实，而且还是个破绽百出的猜测，连逻辑证伪都无法通过，对此我早在与张朴先生切磋的旧作中详细论证过了。此后我才看到更有力的反驳，那是国内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教授作出的。

据杨教授介绍，一九三一年，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特务牛兰夫妇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一年后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通过宋庆龄向蒋介石建议释放牛兰夫妇，以放回蒋经国作为交换条件。蒋断然拒绝了这一交易，并在日记中写下：“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交换亲儿……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

连以牛兰夫妇换回蒋经国都不干，能设想老蒋为此放走红军么？更何况我早就指出，国际邦交不是男女谈恋爱，只须“目成心通”，靠眉来眼去，达成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能进行（就算是谈恋爱都不能只靠这个，最后还是得明说，多数人还需去领取官方发的性交执照才能正式挂牌营业）。请问老蒋如何才能让斯大林相信，红军逃出生天确实不是他的部队作战失败，而是他故意放走？

你说德械师已经训练出来，为何不拿去打红军，我觉得是不熟悉当时的国情。其时老蒋只是个名义上的国家领袖，根本不是独裁者。不但地方军阀保持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就是国民党内部倒蒋明潮暗流也此起彼伏。为了削减军阀部队，曾经数度激起军阀大战，诸如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

因此，历史在中华民族面临最深重的危机时，把蒋介石放到了一个很可悲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袖，必须为中国的一切灾难特别是外患负责，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实力履行国家最高领袖的职责。这在绥远抗战中显示得最明显。绥远抗战他坚决主张主动出击，趁机平息伪蒙叛乱，以此震慑日本侵略者。但处于前线的乃是绥远的傅作义，直接后方乃山西的阎锡山。傅作义只想防守，不想出击，阎锡山更是顾虑重重，既怕惹恼日本人，又怕红军趁机抄自己后路。无论蒋怎么劝说敦促甚至亲飞太原游说都不行。一直等到伪蒙军队发起攻击了，傅作义才放弃了他的消极防御计划，采纳了蒋一直在兜销的奇袭百灵庙计划，并取得大捷，这就是我们知道的“百灵庙大捷”。

百灵庙大捷后，蒋坚决主张继续发动进攻，扩大战果，但阎锡山生怕关东军介入，竟然去电要傅作义按兵不动。蒋指挥不动阎，只能在日记中大骂，非但不能公开内幕，甚至还得为他们在自己的嫡系将领面前辩护。本来可以取得大胜的绥远抗战就这样无疾而终，傅作义成了英雄，而蒋介石则成了消极避战的罪魁（请参考杨奎松教授有关文章）。

所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并不是中共中央军委，想往哪儿调部队只须一纸命令。各省军阀生怕老蒋吃了他们，害怕中央军比害怕红军更甚。蒋必须照顾这些人的恐惧心理，逼急了人家就会联合起来造反，上文所举的那些大战就是先例。

于是“保境安民”就成了各省自己的事，只有地方政府无力解决、需请中央军来帮忙时，蒋才能名正言顺地调动部队入境。这情景倒有点像后来南韩和南越请老美来打仗一般。一个国家弄成这鸟样，全是辛亥革命造的孽，这就是如今某些人歌颂的“美国式联邦宪政”。

红军东征山西就是这样。开头阎老西并不想请中央军，但后来红军节节胜利，夺取了几个县城，阎无奈只好请中央军来帮助剿匪，一边埋怨红军其实是帮蒋介石的忙，专门把中央军引进来消灭地方军阀。

阎老西这么说也不是毫无道理。老蒋确实想借剿红军之便顺带收拾地方军阀。张戎所说的蒋把红军蓄意赶到西南去，以便中央军能借此进入西南，使得那儿能变成未来的抗战基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经过远不是她说的那么简单。放走红军的不光有蒋介石，也有各怀鬼胎的军阀。近年国内对此研究已经很透彻了。我这里扼要转述一下钱文军先生的文章。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而出，首先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卖放。1934年9月，中共得知两广军队密谋反蒋，遂由朱德致函陈济棠，提出抗日反蒋五项建议（见《朱德选集》第17－19页）。陈立即密电周、朱约派代表密谈。此后双方达成五项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路通报；3）两广军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以利用陈的防区作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知陈，陈部撤退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可用陈部护照（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1934年10月18日，红一方面军从江西雩都出发，开始长征。陈济棠命令他的少将以上军官：“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让开一条通道，使红军经过他的防区信丰、大庾顺利进入湖南汝城；红军也依约沿湘粤边境西去，不进入广东。

此时桂系派到蒋介石机要系统的间谍王建平密报桂系军阀：政学系干将杨永泰提议蒋“一举除三害”，压迫红军进入广西东部和广东西南部，中央军乘机跟进，在消灭红军同时，也解决桂系与粤系，并称蒋已经采纳杨的建议（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11月13日，蒋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率薛岳、周浑元部等30万大军追剿，又电令贵州王家烈部及广西白崇禧部协助追剿，还要求广西配合湖南的何键与中央军周浑元、薛岳部在湘江以东利用有利地形夹击红军。桂系派飞机侦察，发现中央军在湖南道县、新宁间停止不前已经七日，任由红军开向广西方向。桂系接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认定防共不如防蒋。李、白接连致电蒋，称桂系完全有能力拒红军于广西境外，暗示希望中央军不要进入广西。蒋复电称，不到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参见《学术论坛》1986年第6期。黄启汉：《国民党桂系见闻录》）

为达到既防共又防蒋并避免两线作战的目的，李、白决定放弃原来拒红军于境外的策略，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并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其相应部署是：19师防守桂林；43、45师防守恭城、富川、贺县及龙虎关要隘，坚决堵死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的必经之路；44、24师防全州、灌阳，但必须对红军开放，采取占领侧面阵地，只作监视行动，对其后卫部队可以侧击和追击，决不能迎击。白称其为“打尾不打头”，促使红军快走。（参见《红军长征过广西》之“刘斐谈话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由于桂系在11月21日从兴安、全州、灌阳等地撤兵，使原定由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宽达130里的缺口。但红军并不知道桂系已经让出走廊，南攻江华县，失去3天宝贵时间。23日，何键得知湘江无兵防守，急调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下全州，企图堵住湘江防线的缺口。而中央军委也于25日获悉走廊情况，下令挺进湘江。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湘江边，占领了未设防的界首渡口，并迅速控制了界首以北同样未设防的60华里的湘江两岸。29日，步态蹒跚的中央军委纵队才赶到。同日湘军赶到，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进攻。中共领导“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刘伯承语，见《回顾长征》），以军队为“血肉长城”保护自己过江，造成惨重伤亡，使得8.6万人的红军只剩3万。即使如此，因桂军卖放，红军总算避免了全军覆灭，转向贵州（芦注：此段部分据中国广播网《湘江战役》一文补充改写）。

在这过程中，桂军44师和24师始终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稍有接触即撤退。待红军主力通过后，他们才回师文市、石塘圩等地，搜捕湘江战役被打散的红军及老弱病残、随军百姓数百人，却大肆宣传，报蒋称“俘虏七千”。相反，尾追红军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周浑元、万耀煌各一部，却都被桂系军队包围缴械，经保证不再进入广西以后才驱逐出境然后发还武器。

蒋介石接到何键、周浑元等密报，得知桂系让路使红军顺利进入贵州，电斥李、白“无异放虎归山”。白反唇相讥。蒋无可奈何，只能严令桂军急速追剿西去贵州的红军，自己亲赴贵阳督战。桂系廖磊奉命率领第七军尾追红军，却始终与红军后卫部队保持两天行程，追到贵州都匀、独山一带便干脆不追了。红军摆出进攻贵阳的姿态，蒋急电廖磊星夜来援。却不料廖磊复电：“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只好叹息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白崇禧的真实心思是希望蒋永远被剿共拖住，他在桂系明说：“蒋一天剿共未了，就一天不来搞我们。”（参见：《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此乃中国军人又一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名曰“养寇自重”。

其实中央军在贵州也并不积极与红军作战，红军在贵州打的都是王家烈的黔军。例如1935年3月5日，毛、朱制定《关于消灭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下令打中央军，结果周浑元命令部队不动，此计划告吹。15日毛指挥红军主动进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结果进攻失败。周部也不追，听凭红军“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目标”。王家烈顶不住，黔军溃败，并从此销声匿迹。中央军控制了贵州。

接着红军进入云南，龙云只得听凭中央军进入云南。再接着又进了四川，刘湘也只得听任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蒋飞贵阳、昆明、重庆，不打只追便控制了他原先插不进去的云、贵、川，只有桂系拒中央军入桂。两广军阀保持了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这才有可能在1936年6月发动“两广事变”（钱文军：《从红军长征过广西到“两广事变”》，《南方周末》）。

由此可见真实图景和张戎介绍的相差甚远。红军是蒋介石和地方军阀联合放走的。他们各怀异志，都想借红军之手消耗对方，到最后谁都没有好果子吃，逃走的逃走，斗死的斗死。不过蒋这么干可以原谅——为了抗战，中央政府不能不真正统一全国军政。此前张学良无视中央政府严令，擅自从锦州撤回关内就是前车，此后阎锡山抗命放弃绥远抗战则是后辙。

当然，要说蒋从头到尾都在卖放红军，那也不是事实。红军流窜到陕北后，他就停止了这种做法（也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如意进入西南，有了未来的抗战基地）。当国军（还不完全是中央军）开始认真围剿中共时，我党立即就岌岌乎危哉。由此可见，如果当初两广军阀不让路，或是中央军认真追剿，则中央红军早就给消灭了。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中国，红军其实是地方军阀的事实盟军，经常联手对抗中央政府。各地军阀即使没像陈济棠那样与红军签订协议，也普遍采取“防共不如防蒋”的态度。谁都没意识到中共勃兴的潜能，更没预见到中共一旦掌权将给国家民族带来何等可怕的灾难。就连蒋介石都是这样，否则他也不会在西安事变后停止剿共平叛战争了。

如我在前文所说，蒋介石始终对共祸没有足够深入的理性认识，其反共态度主要还是对其主子试图控制中国的痛恨的折射，缺乏坚实的理性基础。他虽然在青年时代思想左倾，但毕竟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熏陶，不曾受过我党那种灭绝人性的“阶级斗争”训练，缺乏“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以及“对敌人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的“高度阶级觉悟”。这“性格缺陷”使得他心慈手软，甚至幻想能将共产党纳入旗下，让那些他在黄埔军校时代就认识的奋发有为、朝气蓬勃的革命家们为国家民族效力。这致命错误使得他在和我党的生死斗争中败下阵来，最后只能亡命海岛。

对中国人民来说的一大不幸乃是，蒋暴露的这些“性格弱点”，被我党当成了反面教训，在执政后牢牢记住了他们赖以成功的“性格优势”，不但对稍有不满者以及疑为不满者痛下杀手，斩尽杀绝，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把这种灭绝人性的野兽情怀拼命灌输给全国人民。毛到晚年还忘不了反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终于把全国成功地改造成了豺狼之邦。或许就是出于这种教育的遗毒，我们今日评论蒋公，才会痛恨他不够心狠手辣，以致养虎贻患，祸害苍生吧。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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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全面。不仅老蒋，就连共党创党领袖，也没能 -- 战争与和平 - (127 Byte) 2007-12-02 周日, 上午5:48 (636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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