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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谈到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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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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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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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谈到黄仁宇的“大历史”研究
芦笛
刚才进来看看，网友的反应颇有意思，这里说一下我的体会。
唐好色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一个特例而非常理。这观点我早就在八年前写的《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中阐发过了。在该文中，我提出“社会发展的热力学定律”，指出处于封闭系统内的文明不会无限发展，而是到达最适点或饱和点便停滞不前，只是这种停滞要么表现为循环（如中国），要么是静止（如非洲、印度、美洲、阿拉伯等），只有欧洲文明是此规律的例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谬误，乃是坐井观天，把例外当成了普遍规律。在七年前写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中，我更尝试解释欧洲文明何以是例外。我的解释是，那是因为欧洲地形破碎，森林湖泊密集，内陆出海便利，便于渔猎，居民因此富于冒险精神，不像中国人必须在黄土地上刨食；加以列国林立，彼此剧烈竞争，互相攻伐，因此形成了一个“落后就要挨打”的开放系统，以正反馈方式刺激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大量涌现，等等。当然这些解释是否牵强，还有待于诸位砸砖。
唐网还以为黄仁宇强调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西欧式封建社会没有什么意义。大概他不是大陆人，所以才会这么说。大陆人从小就浸泡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发展史”教育中，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发展与马克思研究的西方社会发展毫不相同。中国是否有过西方式奴隶社会，迄今毫无证据。而类似欧洲中古时代的封建社会也只存在于西周，到春秋时代就开始崩解了，等到秦朝建立，中国便建立了类似于西方20世纪的原始极权国家，这在20世纪前的西方根本找不到等价物。因此，黄先生强调指出这一点，对大陆人拨乱反正、摆脱用西方社会发展史来生硬穿凿中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唐网认为传统社会官员干的够出色的了，学的不过是与传授治国知识、培养治国才能毫不相干的《四书五经》，居然还能把一个庞大的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愚以为这没什么稀罕的。首先，地理上的隔离使得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是野蛮国家，直到近代以前咱们从未遇到过一个更强大的文明作为参照物。其次，儒道释三教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容易治理、最逆来顺受的民族，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就绝不造反，便白痴也能管理这种顺民。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再也混不下去，乃是这天然隔离被鬼子无情打破了。鬼子的“民权观”和科学发现消解了儒道释那强有力的社会粘合剂，社会失去了稳定软件，又不能及时调整自己，当然要处在持续动乱中，这并不是现代中国人不如古人，而是国人不如鬼子。
雪人网友认为，黄仁宇先生式的“大历史”研究没什么意义，时间跨度越大越如此，给人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反正结果已经是那样了，总可以找出线索来支持自己的结论。
这话不假，这一套其实是黑格尔开始的。在他之前，从来没人想到历史可以是一个必然过程，都认为历史乃是一堆杂乱的偶然事件的集合。但19世纪欧洲因为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使得当时的人们信心满满，认定所有的现象之后都能找到必然原因，总结出类似科学的客观规律来，这就是所谓“科学主义”。在此背景下先后产生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三者的本质其实一致，都是从现在出发，根据“必然论”回溯历史，从现有线索推导出“为何如此发展”的“必然规律”来，以达尔文主义的时间跨度最大。
如所周知，这三种理论中，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唯物史观连用已知事实“验算”都无法通过，乃是尚未蒸熟便匆忙端出来的笑话。而达尔文主义则通过了一系列“验算”，据说还找到了许多missing links，算是具有过硬证据支持的合理猜测，因而可以视为科学规律。只是在生命起源问题上绝对不可能找到化石证据，因此该理论永远只能是合理猜测，但连唯一能成立的合理猜测都算不上，因为神创论照样可以解释后面发生的一系列的事。
现代人应该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释万事万物。历史发展更是如此，不可能满足科学要求的“必然性”与“普适性”两个标准，欧洲文明和其他文明发展曲线截然不同就是明证。因此，很难把历史过程视为一个科学的过程。
但我仍然认为，历史发展虽然基本上是偶然事件堆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现”，但仍然具有必然因素。例如欧洲君主制（不包括俄国，那更像亚洲国家）的集权程度从未到达过中国高度，在我看来这就是欧洲国家普遍实行为中国君主最忌讳的“强枝弱干”、“尾大不掉”的封建制度决定的。
这在欧洲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限于英国。我记得瑞典某国王有职无权到了这程度，以致野心勃勃的王后非常不满，偷盗王冠去贿赂卫兵队长，让他发动政变，推翻贵族议会，建立国王独裁制度。事发后王后被处斩（可能记忆有误，因为不是从书上看来的而是在斯德哥尔摩参观王宫时听导游讲的，敬希识者纠正）。这种事只会在中国皇朝末年出现，但本质仍然不同。瑞典王后对付的是贵族议会，而中国末代君主对付的只是一个要取代他的权奸。换言之，在西方封建时代，与君主（monarchy）抗衡的是贵族的多头主政（oligarchy），而在中国与末代皇帝争权的便只有权奸。竞争对手有单数和复数之别。
即使是在雪人提到的德国也是如此。统一前的德国就不必说了，完全是多个小王国的松散联盟。统一后的德国也绝非中国那种独裁国家，不但在经济上自发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且在政治上也相当开明。德国很早就实行君主立宪了，而且与后来日本搞的君主立宪不同，宪法是议会决定通过的，凯撒必须凛遵毋违。而日本的宪法则强调君权至上，侧重点完全不同。此所以后来大清考察列国宪政后决定采日本式而非德国式。
因此，我认为，偶然因素对历史发展确实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必然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看到了必然因素，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知历史的发展。例如若要把中华民国的政治实验失败完全归结于偶然因素，我觉得毫无说服力。相反，我认为那是必然的。正因为梁任公看到了那必然因素，他才能在事前就警告革命必然引出重大灾难，推翻满族皇帝必然导致蒙古西藏独立 。这些预言后来无不应验，证明了历史发展中确有必然因素。
因此，不容否认，黄先生式的研究其实是从黑格尔——马克思那条路上走下来的，但仍然很有意义，有助于人们找到历史中的必然因素，从而避免前人的错误。当然，究其本质而言，此类研究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猜测，甚至是无法验证的猜测（不包括逻辑验证），并不能当成科学规律看待。就拙文介绍的黄—李的发现而言，我认为，欧洲式封建制度造成的权力分散只是权利观念产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具备这条件并不能保证权利观念自发产生，并使得社会自发进入资本主义，日本就是证明。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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