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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高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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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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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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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简介明朝的“辉煌”和清朝的“高压”
芦笛
我在《有趣，清朝没有儒家》一文中说：
“是人都该明白，要“歪曲和变异”某种东西，你得用另外一种东西去偷换它。“
网友键盘问道：
“芦老，晚生这里有点疑惑：有没有可能不是先有偷换物而有目的地去偷换，而是在压力下被变异物自动发生变异？”
当然有可能，但那就不能说是“歪曲”了，歪曲指的是一种主动行为。你指的应该是被动变异，而那位“左派大佬”的意思可是满清主动歪曲和变异了汉文明，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还不仅此，首先这“高压”就是无知辈虚构出来的。专制社会当然都是高压社会，但相对明朝来说，清朝根本算不上高压社会。就总体而言，统治者对人民施加的压力是大大减轻了。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看都如此。
明太祖自己是造反痞子坐上大位，因此终生怕别人学他的样起来造反夺位。为此他把皇权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历史上首次规定大臣上殿必须始终跪着（宋朝以前都是皇帝坐着大臣站着，朱元璋把这传统改了），首次使用肉刑毒打大臣（廷杖），还动不动就兴大狱，大规模滥杀官吏，动辄灭族，剥皮剜心抽肠（以致各地都有所谓“皮肠庙”），野蛮残暴到了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变态地步，什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每兴一次大狱一杀就是几万人。若按孔子的原始教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才是真正“以高压歪曲变异儒家”，可惜那左派大佬不知道。
此后的皇帝虽然没那么变态，但一个比一个烂。什么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等特务统治全是在明朝发明的。更出奇的是，因为怕军队造反，所以用文官带兵，以太监作政委监军，导致国家毫无国防力量。后来和辫子兵打仗时，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让人读历史时目瞪口呆。
明初的文字狱也是赫赫有名的，朱元璋那文盲土匪生怕读书人看不起他，绕着圈子骂他，于是便疑神疑鬼，屡兴大狱，据赵翼《廿二史札记》：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
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
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
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
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
为什么说这些善颂善祷、歌功颂德的话语还会犯下杀头大罪？老赵解释道：那是因为朱元璋认为“则”是骂他“贼”（古时称土匪为贼），“生”是骂他“僧”，“帝扉”是“帝非”，“法坤”是“发髡”，“有道”是“有盗”，“秋”是“囚”，“式君父”是“弑君父”（芦按，这两条解释是我补充的），而“藻饰太平”则是诅咒他“早失太平”！
这还不算，儒教本质上是奴才哲学，按理说统治者只会提倡，绝不该反过来压制。可朱元璋还嫌孟子不够奴才，在听大臣给他念《孟子》时听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语时勃然大怒，大骂：如果这老儿现在还活着，我非砍了他的脑袋不可！立刻就命令禁了《孟子》，并下令把孟子从文庙中搬了出去。许久后才有不怕死的忠臣苦谏，说孟子的主旨还是维护君王统治的，应该恢复他的待遇，朱元璋才同意把孟子搬回文庙，但下令把《孟子》中那些为百姓说话的文字一律删除。
经济上又如何？朱元璋上台后如毛泽东一样，首先限制游民流动，规定百姓不得随便迁移，实行毛泽东式小农主义，重农抑商，反对走资，彻底摧毁了南宋留下来的相当发达的工商业。他甚至在太平时期实行宵禁制度，城内的人不得出城，城外的人也不得进城，甚至还规定集市日期，在规定日期之外举行集市就是犯罪。他非常小气，给官吏的薪俸低到无法活命，于是就制造出了整整一个为活命不得不贪污的职业贪污犯阶层。此外，他制定的《明律》还规定，官员得依据其等级，享受不同程度的徭役赋税减免。到明朝中后叶，赋税越来越重，自耕农因此破产，被迫把土地“投献”给减免了徭役赋税的豪门巨族，使得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贫富悬殊日盛一日。
这其间也有人试图改革。首辅（相当于首相）张居正看到苛捐杂税使得人民不堪负荷，于是便搞了所谓“一条鞭法”的改革，把所有税收和徭役归并为一项税收，并规定以后不再增收别的税。这改革开头倒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但“不再增税”的诺言很快就被打破了。朝廷开始大量增收名目繁多的税，以明神宗的“矿税”最混账。
明神宗（亦即万历皇帝）是个极度贪财的怪物，喜欢搜刮钱财到了病态的地步。他派出大量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税”。太监们到了一地，看到哪家有钱，马上就说人家家宅下面有矿，要拆房毁屋“开矿”，以此勒索巨贿，直到把那家人抢得倾家荡产才罢手。“矿税”的祸水流到哪儿，哪儿就鸡飞狗跳，家破人亡。后来这“矿税”竟然覆盖到几乎一切经济活动中去。太监们喊出了“税不必商”（不做生意也得上税）的响亮抢劫口号，把几乎所有的人与物都当成收税对象，不仅官吏、农工要纳税，就连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都无一不纳税。每年税收竟高达几千万两白银。刮得民穷财尽，才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时神宗虽然死了，但平叛要钱，对付边患也要钱。矿税倒是停办了，可又多出了“练饷”、“剿饷”、“辽饷”等诸多重税，刮得人民再也无法活下去。
所以，明朝垮得这么快不是没原因的——谁吃饱了撑的，去为这种只知道疯狂抢夺百姓的烂政权卖命？在“异族”手下过日子可是比在“同族”（其实朱元璋是回回，也不是什么汉族）强得多，这点连立志恢复明朝的遗老黄宗羲都没否认。他不得不承认满清政治清明，与民休息，和明朝形成鲜明对比，说康熙如果不是鞑子皇帝的话，也就可以称为圣主了。
满清无论在哪方面都绝对没有明朝的千分之一烂。在政治上，清廷废除了明朝的特务统治，撤销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关，并大量裁减太监人数，规定太监不得干政。有清一代，不但从未出过明朝那样的屠夫疯子皇帝、心理变态皇帝、练房中术几乎被宫女勒死的皇帝、练长生术服丹药把自己毒死的皇帝、贪财奴皇帝、罢工皇帝、大烟鬼皇帝、木匠皇帝以及疑神疑鬼乱杀功臣能臣的皇帝，而且从未出过一个暴君昏君，只出过一个庸主咸丰，但仍非昏君，更没有出过什么“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满清的吏治也比明朝干净多了，初期更是如此。
在经济上，康熙五十一年，皇帝下旨：“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徵收钱粮。”这意思是说，现在因为太平时间长了，人口与日俱增，但土地并不会多出来，所以以后收钱粮就按现在的统计人口数计算。即使日后人口再增加，多出来的人口也不再征收钱粮了。
当然，要真做到“永不加赋”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清廷永不加赋只是对人头税和土地税而言，商业税收（厘金）还是增加了的。也有人认为这其实并非善政，因为它使得朝廷缺乏必要财力去兴办大规模工程，洋务运动之所以始终只由地方官员兴办，缺乏全国性的规划努力，朝廷缺钱就是一个重大原因。但在我看来，与明朝相比，清朝皇帝当真堪称爱民如子了。
在军事上，剽悍的辫子兵东征西讨，把疆域扩大到了中国立国以来的最大值，几为明朝幅员的三倍。全盛时期的清帝国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西伯利亚，东至琉球（今日本冲绳）南至曾母暗沙。新疆、西藏、内外蒙古、东北的建州卫（亦即如今辽南）以北直至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第一次进入中国版图。此外还有缅甸、安南、朝鲜等附庸国，其幅员之辽阔绝非汉唐可以梦见。
文化上又如何？本人无知，还从未听说满清压迫过儒教。和元朝统治者相反，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极度有利于统治者的奴才宗教，于是不遗余力地提倡鼓吹之，并主持了若干大规模文化工程，以此标榜自己是弘扬文化的旷代圣主。康熙召集了全国有名学者，编篡了著名的《康熙字典》、《韵文佩府》等工具书。乾隆召集全国有名学者，并发动民间献书，编出了中国最大的官修丛书《四库全书》。这些由朝廷主持的旷代文化工程，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至今后无来者，难道这就是“歪曲变异破坏汉文化”？
当然，不容否认，因为是少数民族（亦即左派大佬所谓“异族”。其实我早说过了，所谓“汉族”本是个文盲神话，没有哪个“汉人”特别是北方“汉人”身上不流着几种甚至几十种胡人的血液。前段中科院张院士主持的线粒体DNA普查表明，北方“汉人”的线粒体DNA相当均一，南方“汉人”的则比较多样，提示北方汉人经过反复大规模的民族间混血［当然人家没这么说，只是报道了实验结果］，与我从语音学上考察所得结论一致）入主中原，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在当国初期也搞过文字狱，甚至借编辑丛书或修史之际篡改古籍，但那都是针对对女真族的种族歧视以及煽动种族仇恨的文字（例如“胡虏”、“虏”等辱称），从未听说过改窜过儒家典籍。孔子“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 、孟子“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之类话语不但从未被删除或改窜过，后来在晚清时还成了守旧大臣包括满臣反对学习西方的“理论”武器。
当然，从明到清，儒家确实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作为宋明儒家主旋律的程朱理学沉寂了，所谓 “朴学”代之兴起。但这和满清“歪曲变异”扯不上关系。相反，明朝遗老顾炎武恰是“朴学”的开山祖。清初儒生之所以弃绝理学，开创朴学，据《四库提要》的解释，乃是“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这其实是清初汉族读书人沉痛反省明朝亡国之祸的结果。这从戴名世的沉痛感叹中就能看出来：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因此，当时的读书人抛弃“喜骋虚辨”，“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的清流祸国风气，改治踏踏实实的学问，乃是他们沉痛反思，吸取理学祸国教训的结果，并没有哪个满鞑子去以“高压”强迫他们转向。相反，清廷当时提倡的恰是宋明理学。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朴学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贡献，都远远超过了理学那种只知唱道德高调的政治课。有清一代，理学从未像在明朝那样盛行，这在我看来就是清朝比明朝更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原因。的确，理学只是在晚清才获得复兴，而它的复兴恰是清朝覆灭的前奏。这绝不是偶然的。过分强调“气节”的宋明理学乃是一种亡国之学，专在遇到民族危机时勃兴，以其勃兴而加速亡国，宋朝如此，明朝如此，清朝也几乎如此。
综上所述，“满清入主中原造成了汉文化的堕落”完全是无知和狭隘造成的偏见，是某些汉族不敢正视自己的耻辱发明出来的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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