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 作者 |
 袁世凯告密之谜再探 |
 |
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gif)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797
经验值: 518954
|
|
 标题: 袁世凯告密之谜再探 (2277 reads) 时间: 2007-11-14 周三, 下午11:06 |
|
|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袁世凯告密之谜再探
芦笛
感谢凌华网友贴出了戴逸先生的学术论文，此文我在写作《袁世凯》系列之前曾在网上找过，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凌先生贴出后，我将文中成句输入古钩，调出了原文，附在本文之后（凌先生转贴的乃是被人简化了的通俗版）。
戴文的主要结论是三点：
第一， 袁参加了康有为策划的兵变密谋，但反对康提议的奔袭颐和园“围园杀后”，建议改为阅兵时请皇帝驰入袁营（至于此后再干什么，是只杀荣禄，还是杀荣禄后挥师奔袭颐和园，戴先生没有说明）。
第二，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
第三， 袁告密乃是被动行为，是在得知慈禧发动政变之后担忧密谋暴露，才赶快反戈一击，主动汇报了守旧派并不知道的围园杀后的密谋，因荣禄的力保而免罪。
第二点现在似乎已经是国内史学界共识，不必再讨论。但其余两点我觉得都不能成立。
关于第一点，作者的论据是：
１） 袁本人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康有为关系很好，还曾通过关系试图替康有为打通关节，使康的上书能为皇帝看到。
这一点倒无可怀疑，但袁参加发起强学会时已经做官，而康当时不过是个布衣，不存在袁去巴结康的问题。作者也承认，“此后，康有为南下，袁世凯去天津练兵，没有什么交往。康有为再到北京，进行百日维新，袁世凯已是掌握兵权的高官，且袁在小站，不便与朝士们往来，故而也没有多联系”。
２） 袁被越级提拔为候补侍郎乃是康竭力举荐的结果。袁为此感激涕零，曾写信给康有为表示感谢。据徐永年的证词，康有为曾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毕永年：《诡谋直纪》）。据作者解释，这就是袁“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
这虽是毕永年的证词，但原始证据乃是康向他出示的袁的去信。窃以为，康有为是伪造文书的老手，他出示的信函是否靠得住，只有天知道。据毕永年说，康试图拉他下水参与暴乱，但他认为不可行。不能排除康为了诱骗他入伙而编造袁的信函，以增强他的必胜信念。
袁对被越级提拔是否真的感激涕零还是个疑问。当时新旧两派势成水火，在此敏感时期突然被皇帝越级提拔，肯定要招来失势的守旧派的忌恨。袁精明过人，和新旧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不至于看不出这点来。他在日记中说“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连“汗流浃背”都用上了，可见他完全看出了隐藏的风险。他还特地列举了“郭友琴等友”、“刚相国、王、裕两尚书”等人作为他试图力辞的证人。言之凿凿，涉及多人，不大可能是事后串通编造。实际上，他去找刚毅（守旧派首领之一）等人，很可能是去洗刷表白自己虽然蒙受维新党人举荐，但那并非他的本意，他并不想做那个官。
作者还引陈夔龙的话来证明袁急于向上爬：“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但作者自己也承认陈与袁素来不睦，这完全可能是官场中司空见惯的背后中伤诋毁，缺乏取证的可靠性。
即使是袁真的给康写了那封感谢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也只是司空见惯的客套，一般都是在私事的意义上使用。将其断为“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甚至飞跃到认定精明过人的袁世凯看不出维新派面临的险恶局势来，主动承诺介入密谋，未免过于轻率。
３） 作者虽然不得不承认：“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但仍认为袁和维新派保持着私下来往，“联系人即是徐世昌”。
这完全是作者的武断猜测，并无实证。除了徐世昌也是强学会发起人，参与过袁在天津接见康的学生徐致录之外，作者对此重大猜测并未出示任何证据。
４）作者说：“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此孤证出自康有为的证词：
“（八月）初三日晨，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语，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于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梁启超、徐仁铸、徐仁录、康广仁），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按：括号内为作者原注）
作者据此认定：“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不容怀疑。”
其实近年研究已经证明不但所谓“衣带诏”是康有为根据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西历９月１５日）下给杨锐的密诏篡改捏造出来的，而且就连众人聚集痛哭之事也是子虚乌有。
国内学者姜鸣指出：
１）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初三早上谭嗣同应当入宫处理公务，岂能参与聚读密诏？
２）康捏造的假诏在初三还未伪造出来，林旭传达的只能是真诏。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去写奏折提建议。
３）康有为说徐世昌也在场，那他势必得知密诏内容，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必然会立即转告袁世凯，使袁世凯对整个谋反计划一目了然，后来大可在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时指出那完全是矫旨政变，也就可不背“欺君告密”的恶名了。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徐世昌参与聚读密诏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
这些驳斥都非常有力。还可以补充的是，如果徐世昌也卷入密谋，那事泄后就必然会遭到惩办。据作者说，老袁是靠及时坦白得以立功赎罪的，那老徐又是靠什么脱罪？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老徐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官一度做得比老袁还大吧？难道慈禧就这么面慈心软，放过一个又一个参与策划谋杀她本人的密谋者？
因此，不能不承认所谓徐世昌与闻密谋，完全是康有为的又一弥天大谎，然而作者竟然凭此孤证飞跃到如此断然而严重的结论：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经画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并进一步飞跃得出以下推论：
“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
如此活跃的想象力，用于写历史小说倒是得其所哉，但用来写学术论文就是搞笑了。奇怪的是，作者怎么就不会问问自己：既然有徐作联络人，谭嗣同还何必找上门去？而且，既然袁与康关系那么好，又作出了“全力支持维新派的承诺”，康为何不自己去找袁商量如此重大的密谋，而要让既与袁素昧平生，又据说是不赞成围园杀后密谋的谭嗣同前去？
既然徐世昌参与跪诵密诏纯属捏造，那么康有为为何要捏造这神话？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他的愚蠢冒险作事后洗刷，以表白他决定拉袁世凯下水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他的愚蠢到不可思议的密谋害死了六君子，而是袁世凯背叛了他们的信任。
据此可知，作者的第一条结论，亦即袁参加了康有为策划的兵变密谋，但反对康提议的奔袭颐和园“围园杀后”，建议改为阅兵时请皇帝驰入袁营云云，碍难成立。
关于第三个结论，亦即袁告密乃是被动行为，是在得知慈禧发动政变之后担忧密谋暴露，才赶快反戈一击，坦白了守旧派并不知道的围园杀后的密谋，因荣禄的力保而免罪，作者的论证如下：
１）袁初三即从谭那儿得知围园杀后的密谋，明知慈禧处于危险中，却不在初四找弈劻、刚毅等慈禧心腹报告，而是在初五返回天津。
这条我已经在《袁》系列中论述过了。谭矫诏给他的密令是诛荣禄后再奔袭北京，他不能不向顶头上司兼他的暗杀对象荣禄汇报。此外，他虽然怀疑谭是矫诏，但初五请训时他曾刺探过皇帝的态度，发现皇帝倾向于康谭的激进改革，所以毕竟吃不准谭说的到底有几分是真话，因为夹在帝后之间而“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岂能贸然去找后党首领和盘托出？
至于所谓“慈禧处于危险中”云云，则是作者看多了武侠小说幻想出来的。连谭大侠本人都知道，没有袁派兵围住颐和园就杀不了慈禧：“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只要袁不派兵围住颐和园，杀了守园的禁军，再放谭率领的好汉入内，就算谭找来的全是轻功非凡、高来高去的大侠，居于深宫被重重保护的慈禧也就绝对没有危险可言，此乃人类常识，老袁岂有不知之理？
２）返回天津后他当晚见到荣禄想汇报，却又被来客阻断，要延宕到次日才跟荣禄汇报。
这一条我也觉得可疑，已经在那系列里讲过了。我的猜测（只能是猜测，这就是我和作者的区别，他但凡作猜测时从不讲明，如同叙述已知事实一般斩钉截铁，前述“密谋的联系人是徐世昌”就是如此，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徐怎么穿梭来往于康袁之间）是，因为事关重大，袁摸不清皇帝的真实意图，夹在帝后之间左右为难，因此迟迟未能下定决心，直到初五晚间仍然如此。这虽然是缺乏直接证据的猜测，但可以确凿地说，袁《戊戌日记》的这一疑点，可以解释为他迟迟未下决心，但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得知慈禧政变后才被动告密的，稍知逻辑思维的读者都该明白这一点。
３）作者认为，《戊戌日记》的另一疑点是，“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看来作者真是无法摆脱武侠小说的影响了——哪有什么必要“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难为作者居然看不出来，这事的棘手处，是皇帝据说也卷入了密谋。作者据说是研究历史的，却竟然不知道在传统社会中，儿子谋杀母亲，哪怕是在平民之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伦常惨变”，何况那儿子还是他们必须赤诚效忠的皇帝？两人都知道这事如果密报给慈禧，光绪很可能被杀。那时他们就要被谴责为弑君凶手，正如孔子在《春秋》中不谴责真正的弑君凶手赵穿而谴责无辜的赵盾一般。舆论不敢公开谴责太后，但决不会放过这两头替罪羊。这就是两人何以“筹商良久，迄无良策”，他们当然是为光绪担忧，但那说到底还是为自己担忧，因此进退两难，商量不出个办法来。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只是康谭谋反，那就绝对不会如此难办了。老袁说得那么明白：“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作者就是不懂，看来要现代学者明白传统社会心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４）作者引用两段笔记小说，来证明袁世凯是在荣禄得知慈禧训政的消息后严阵以待，才吓得赶快乖乖坦白的。
第一段笔记小说是：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之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⑤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这种荒诞不经的道听途说，作者也竟然当成确凿史料引用。对文中诸多触目错误视而不见，单单把对自己有用的 “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那句话拎出来，当真是“量体裁衣”！史学考证竟然可以如此进行，令人大开眼界。
如果这段“史料”可靠，那么，袁世凯初五请训时，光绪确实下令让他去发兵围园杀后，而袁拒绝奉诏，“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而光绪似乎也未曾龙颜大怒，就这么算了。退朝后，有某个西太后派来监视光绪的侍卫大臣觉得他应对得体，拍他的背赞道：“好小子！”
这算是什么弱智神话？从光绪给杨锐的真正密诏可以看出，光绪根本就没有发动兵变暗杀太后的计划。就算真有，他何不让谭带着朱谕去秘密找袁，却要光明正大地在袁请训的正式场合中宣讲，故意让太后派来监视他的侍卫大臣听见？
就连作者视为钢鞭材料的“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那句话也难以成立。作者也承认，慈禧宣布训政时并不知道弑后密谋，上谕要抓的只有康氏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连光绪新近提拔的四章京都没事。袁世凯并未卷入新党（起码是没有公开卷入），不过是被皇帝越级提拔为候补侍郎而已。荣禄凭什么猜疑他造反作乱，以致如临大敌，“令卫兵夹道罗列”？而且，如《戊戌日记》表明的，慈禧宣布训政的上谕是用电报向封疆大吏们通报的。杨崇伊走得再快，想来也快不过电报吧？由此可见其语之无稽。
另一段笔记小说更可笑：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这一看就是陈夔龙吹捧他的老上司荣禄，诋毁其竞争对手袁世凯捏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旧小说的滥套：光绪给袁下旨，让他杀了荣禄，夺了他的直隶总督职位，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奉旨后回到天津，见到荣禄，不敢下手，只好把圣旨拿出来给荣禄看，指望荣禄乖乖自动授首，不料荣禄处变不惊，拒绝从命。袁知道无法杀他，只好大哭失声，长跪求饶。
这神话甚至比第一段还要荒诞离奇：光绪下密旨杀荣禄本来就无可能，对此我已经充分论证过了，就算是可能，也决不会在圣旨上写让袁兵围颐和园，而袁既然存了杀荣禄的心，也就绝对不会把写了这种话的圣旨给荣禄看。这种神话本来连孩子都瞒不过去，然而我们的史学家却当成史料郑而重之地引用了！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明明这两段传奇的主旨完全不同，根本捏合不到一起去，而且连时间或地点都弄错了，然而作者就是有那本事苦心孤诣地“量体裁衣”，无比牵强地把“吻合点”挑出来，用来证明他预设的结论！
因此，窃以为，作者的这两段“论证”完全是搞笑，碍难成立。
其实，已知事实已足以证明袁世凯告密是主动的，乃在他和荣禄得知慈禧实行训政之前。这事实作者其实也引用了：太后训政后，“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如果袁不是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主动告密，而是在事发之后才吓得说出来，那就绝对不会被提拔到负责拱卫京师的护理直隶总督的高位上去。须知谋杀太后乃是谋反大罪，在过去是要灭族的。慈禧只杀密谋者本人，已经是法外施恩了。但她绝不会宽大无边到不惩罚一度参与密谋的罪人，荣禄再受宠信也不敢求这个情。就算是慈禧宽恕了袁，甚至不降他的官，也绝对要解除他的兵权，岂有反而提拔这个首鼠两端、望风使舵的不可靠分子去接管直隶的兵权之理？直隶总督从来是关键职位，慈禧当初防范光绪的重要一着就是调心腹荣禄去任此职，说明她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袁世凯若非深得她的信任，她又岂会在刚刚发动政变后政局不稳之际，派他暂摄荣禄留下的职位？
总而言之，看了戴先生的论文，我原来的结论不变，那就是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的基本是真话。该文发表于荣禄死后可以用其他原因解释，并不能作为它是伪作的证据。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
|
| 返回顶端 |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