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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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浙江省）義烏市的商人有這么一個笑話，有人在胸罩出口的報關單上
，填寫的重量竟然是每個胸罩6公斤。這個笑話直接反映了義烏商人的職業素質還不足以將外貿進行到底。只要仔細觀察，就很容易發現，義烏城裏很多商人只說土話而不會說普通話，更談不上說英語了，大部分經營者的外貿常識薄弱，在洽商時又不捨得聘請翻譯，這時候在袖珍計算器則變成很重要的"外援"。與外商交易時，一般上帶有翻譯的，多是那些一點中文都不會的外商，而用袖珍計算器的則是和稍微能說點漢語的外商報價，大家的交流方式有的是比手劃腳，有的卻各有各說，由於交流障礙，經常導致交易資訊不能正確理解，生意的成交率也因此減少，商人自身的素質制約著外貿的發展 。
由於義烏商人重利輕名，成名後的義烏商城，沒有得到經營者更多的時間去優化商品組合，而只是龜縮在用低劣小商品所掙的辛苦錢圈造的"天堂"裏樂不思蜀，往往即使為品在質量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市場交易價格卻不上漲，品牌意識的薄弱和經營手段的原始使得義烏商人常常事倍功半。
市場上的經營戶少有對營銷非常的理解的，只知道廣告就是營銷。還有很多是捨不得花錢去做品牌。沒有品牌的商品只能辛苦得賺一些辛苦的加工費。有學者認為，義烏的產品之所以便宜都是因為不重視品牌造成的。如果義烏把模仿生產假冒為劣商品的勁頭，轉化為鑽研和模仿高超的經營手段，有自己的流水線，義烏也許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小商品城，生產出屬於自己的"耐克"鞋。反之，沿承過去的做法，一味地追求原始利潤，只會使得經營上只有策略而沒有戰略，不能把握自己企業的走向，對義烏整體市場的形象與自身發展造成扼殺。
義烏商品"聞名海外"並不等同擁有"世界競爭力" 。
戴隆中：虚幻的政治改革
读中国历史，少不了读到许多太监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读到过，被阉割了的太监们，其实也有性欲，甚至往往比正常人有更强烈的性欲。为什么会这样呢？大约是因为，实际中越是得不到的，心理上就越是加倍追求。但是，悲剧在于：就心理而言，强烈归强烈，追求归追求；但就现实而言，虚幻还是虚幻，没有还是没有。
现在早就没有了太监，但是，具有上述心理特征的政治故事，却仍然并不少见。中国今天的所谓政治改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似乎很少有人否认今天中国是多么需要政治改革，且不管不同的人对政治改革有多么不同的定义。事实上，中国政府多年来都在高谈政治改革，从‘第三代’到‘第四代’可说一以贯之。比如说，江泽民主席曾经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就用了整整一个部分，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十六大报告的主要论点之一。胡锦涛主席最近也开始讲政治改革。从九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到十天前在澳大利亚议会所发表的演说，他都不仅承认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同样承诺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会‘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一致，官方舆论或官方智囊更是常常抛出长篇大论，表现了对于政治改革的高度兴趣。根据中共中央党校连续几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党校学员，也就是中级以上中共干部，普遍认为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至于民间对于政治改革的热忱和向往，那更是不必怀疑的。今年以来，不知道多少人在说什么‘胡温新政’，其中一个主要着眼点，就是盼望政治改革。由此可见，整个中国，对于政治改革的欲望之强烈，较之当年太监对于异性的欲望，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是，太监的例子告诉我们，有欲望并不一定等于有能力，有能力又并不一定等于有行动。再进一步说，有了初始的行动，也不一定等于有过程；甚至于，有了过程，也还不一定等于有结果。事物之复杂，往往如此。观察事物，如果单看第一层，即欲望的一层，就断然得出结论，那等于是说，我们只消发几个白日梦，天下事可以底定矣。如果还要由欲望的强烈程度就可以推论出事情的进展速度与成功程度，那更无疑于说，太监更能让异性满足，而且一样生儿育女。
如果这个结论不符合常识，那只能说：仅仅有欲望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有讲话、决心、承诺也是远远不够的。不仅不够，而且，欲望本身、决心本身，都不是事物本身。换句话说，对于政治改革的强烈要求也好，关于政治改革的坚定决心也好，都不等于政治改革。谎言重复千遍不能成真，真话重复千遍也一样不能成真。真话再怎么真，也依然属于主观范畴；而‘成真’的真，那是‘现实’即客观存在。讲了上百年唯物论的共产党，‘与时俱进’，现在难道连这种主、客观之分也搞不清楚了？就主观而言，谁能说太监的性欲是假的？可是，纵使不假，难道公公们在这个方面又真能做出些什么不成？
我们知道，有欲望而不能达成，那常常是很痛苦的事情。在太监，则往往便发泄为性的虐待、蹂躏或其它方面的变态行为；在常人，有欲望而不能实施，则叫做‘阳痿’，需要看看医生。中国关于政治改革的意向，就算从邓小平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讲话算起，至今也有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可是，却仅仅是不断表态，却基本上没有行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其中缘由，是身体有病，还是空屋闹鬼，抑或是心理变态，实在是很值得诊断一番的。要说没有病，看看香港，就知道哪里不同了。在那个金钱压倒一切的城市，一旦市民们真的有了政治诉求，立马五十万人上街，表达他们的愿望，也诉诸伟大的行动。当然，诸多原因所限，不一定很快就有相应的成果。但是，无可否认，五十万人上街不是闹鬼，决非虚幻的东西，决非有愿望而无行动。相比之下，大陆讲政治改革，实在讲得恐怖：民间讲了这么多年，对政治改革滞后的不满程度这么大，可是，行动何在？官方也讲了这么多年，‘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了这么多年，看那个坚定的决心和强烈的力度，恐怕早就要么‘改革’成天翻地覆，要么‘推进’到爪哇国里去了。嘴巴对嘴巴，唾沫碰唾沫，脸儿憋得通红，舌头绷成弯弓，很有太监见到宫女的热情与奔放，结果却如何来？
政治改革明明是个虚幻的东西，偏偏这么多人要谈，这是当今中国一大怪现状。我看，既然没有行动的可能，与其用这个题目搞得人浑身躁躁的，无名火上升，还不如闭口不谈，干脆压下欲望，泻泻虚火，修心养性，老僧入定，当事人不至于走火入魔，国人世人也都落个清静。
对胡锦涛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周良
日前，胡锦涛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其演讲的场合、时机、内容以及做出的承诺等等颇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因为他非常出人意料地在国外舞台上主动谈到所谓民主以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各国都应该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今后，我们将继续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据笔者所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上如此高调地谈及民主及政治改革之事好像此前未曾有过。
人们注意到，如果计及刚刚在泰国曼谷举行的APEC会议上，胡氏以铿锵的语调声言将毫不动摇地继续推动政治改革，以及九月底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要「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话语，那么，胡锦涛一月之内接连三次在国内外强调要在中国推进民主和政治改革，好像要启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揭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了。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人们似乎看到了甚么苗头，甚至一些体制外的论者对中共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宪政建设也抱有某种乐观的预期，认为中共，至少胡温好像已经改弦易辙顺应潮流向政治民主化前进了。
然而，笔者在此只能大声说：且慢，切不可对中共关于推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等的言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
胡温上台以来极力树立亲民形象，胡锦涛亲政伊始造访西柏坡及内蒙贫困牧区，温家宝深入濒于破产的国有企业慰问困难职工，甚至为农民工追讨工钱；在SARS肆虐期间，两人均深入基层探访，罢免欺上瞒下的高官；胡锦涛又提出了「新三民主义」。所有这些，确实有别于中共历史上那些自命的皇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之流，令人耳目一新，也获得了百姓的好感。但他们毕竟是中共的首脑，而中共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政党，胡温不可能超越党的基本路线，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中共变成一个民主政党。因之，不论他们如何行动，其目的只能有一个，即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极力维持中共一党专政的局面。任何人考虑问题时都不应忘了这个基本底线。
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完全能够了解胡锦涛接二连三谈及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与隐衷。
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国的强权统治已经造成了太多的怨愤，给社会与民众留下了太多的累累伤痕。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上虽有所改善，但政治上的高压丝毫没有放松，对政界、学术界、理论界有关政治改革的建言不是充耳不闻，就是极力封锁与压制；对民运人士、异议人士的迫害有增无减；而近年来由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失业、下岗职工、农民等贫困阶层度日维艰以及遍及全国的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终致社会矛盾急剧扩大，社会稳定指数急剧下降，再也不能利用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手腕来解决中国的稳定问题了，或者说中国的稳定已成了「火山口上的稳定」（何清涟语）。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中国下一步应如何走？共产党内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也就是以往所说的路线之争。种种迹象表明，隐居幕后的江泽民并不是一个善茬子，他一直在窥测方向，制造麻烦，妄图制肘胡温以保持毛－邓－江的既定路线，继续顽固推行一党专政的政治路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锦涛高调炫示民主与政治改革，只能认为既是面对困境的突破手法，也是对抗江系人马的软刀子，但他不可能，也绝不会超越共产党的既定路线而另辟蹊径，去踏上真正民主宪政的道路。比如说，真正实行民主政治，那就必须铲除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废除现行的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国宪法而制定符合民主政体的国家大法，允许结社、组党自由，形成多党竞争的政治局面；而且，应该保障公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所有这些实乃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然而，胡锦涛任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允许实现这些最基本的民主要求么？退一万步说，即使胡锦涛有此心，恐怕他也无此胆。他能够战胜党内的左派们以及各级党政的官僚们么？果真那样，那定然是胡锦涛政治生命的终结，是他被斗倒斗臭，变成赵紫阳一类的政治遗孤，甚或成为刘少奇一类的政治亡魂。
有些论者提出，好像胡锦涛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是十分肤浅的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对。一方面他们本不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又为俄国的民主化做出了甚么贡献？
二
实际上，不能只看胡锦涛讲了甚么，而应看他上台之后在推行政治改革方面作了些甚么？胡锦涛登上大位已近一年，然而，这一年来虽然民间关于政治改革的呼吁与建言此伏彼起，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仍如一潭死水。一位记者列出了胡上台后所取得的政改「成就」，诸如，政治局向中央全会述职呀，撤销违反人权的《收容遣送法》呀，取消婚检呀，公安从严治警呀，以及报考研究生无需所在单位签署同意呀，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又有多少算得上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说取消《收容遣送法》吧，如果不是孙志刚的惨死被曝光，进而激起全国上下对土匪般的警察的怒讨，那罪恶的《收容遣送法》会被取消么？再说，为甚么不能就孙志刚之死让国民充分展开讨论，而急急忙忙以取消恶法而堵住全国人的嘴巴？婚检呀，考研呀等等，当然也算给了人们自由，但涉及到更基本的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为甚么不还给人民？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据说是研究政治改革大事的，但又搞得神神秘秘。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修改宪法，而修宪的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将江泽民的私货「三个代表」塞进宪法，其二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宪法中有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本就为强化中共的一党专政，再塞进「三个代表」，真是一部非驴非马的东西了。这哪里是甚么政治改革，哪里是推行民主，明明是进一部强化专制制度，巩固中共的统治嘛。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有哪一个国家会把一个特定的政党摆在宪法中，而且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主导，赋予无上权威？
其实，十六大之后，人们本以为新一届党中央、胡温会比江泽民更开明，所以议论政治改革的思潮也随之而起。如果中共领导果真想推行政治改革，且能广纳贤言，肯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所助益。然而，实际情况却令人唏嘘。王力雄推出了递进式民主的建言，结果被痛批。另一位著名人物曹思源的遭遇更令人匪夷所思。今年六月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青岛大学法学院联合举行了保护私有财产与修宪研讨会。其后，当局对于这样一个纯学术讨论会的主要策划者曹思源采取了异常的行动，曹的电话和行踪均被当局监视，前往其住所的访客被保安拒之门外；原定七月他去上海参加的一个座谈会的组织者被传唤，他的演讲被取消；本应去贵州和云南参加的两个公开活动因有他的演讲也被取消。更有甚者，由于受到跟踪与监视，使得他不敢回家看望八十多岁的老母！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哪里想要搞甚么政治改革！
另外，当局对民运及异议人士的打压却越来越肆无忌惮，不久前对欧阳懿、何德普、罗永忠等八名异议人士以「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进行审判；继续莫名其妙地关押杨建利、刘荻等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以胡温为首的现中共领导仍然罔顾宪法上所写的、人民本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
因此，可以说，胡锦涛在国外国内所谓推进民主、实行政改的言辞只能认为是口头上的虚晃一枪，在行动上并未实行的。
三
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想把话说绝，也许胡锦涛迫于内外压力，面对著动荡的国内局势，准备开始推行政制体制改革，并「完善民主制度」（胡所说的是「完善」，好像中国原本存在民主制度，只是不够完善而已），那么我们就期待著吧。但人们必须清醒，不可忘记中共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切切不可对中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辞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切为实现中国宪政民主而斗争的人们切不可放松警惕，更不可上当。
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上海首富周正毅案未及发表即被封杀的新闻稿
这是一篇由六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联合采访，未及发表即被封杀的记者独家调查新闻稿，上版前晚，禁令已下，否则对郑恩宠会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记者们一直因未能及时发表此篇采访稿深感遗憾。如今当记者们得知竟有同行向郑恩宠这种真正的人民律师大泼脏水，还有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为郑恩宠真象官方所说的那样人格人品不良，他们也无法再保持沉默了！他们向本律师庄严承诺：如果高级法院需要，他们愿意集体出庭作证。同样是记者新华社陈姓和解放日报场姓两位记者，你们摸着自已的良心自问：应不应当惭悔？
是谁引爆了上海首富周正毅
5,28事件即一场拆迁官司成了周正毅倒运的开始.被称为最初的导火线.记者独家披露导火线燃烧全过程:上海最穷困的拆迁户如何斗败了上海最富有的人.
目前其中关键人物郑恩宠被上海公安局所抓，记者紧急呼吁中央应立即对郑恩宠进行保护，这是保全证据的关键行动。救救上海的“蒋彦勇”。
周正毅案中的“蒋彦勇”
4月4日北京西路524弄居民退休工程师莫珠洁打起了一场看似普通的拆迁官司,要求撤销2002第26拆迁许可证,此地段正是后来震动海内外的“东八块”.
4月21日,由于疲不堪言,加之种种压力,莫珠洁撤诉.
按法理行政诉讼撤诉后,不能再起诉,于是官司似乎消解了.
如果此时结束,未来种种大事没了因缘.
莫珠洁的女儿沈婷是香港公民,她性格坚定,不信在大陆,在上海没有说理的地方.
她飞到上海,满上海找肯打官司的律师.
她找遍二十多家律师事务所,竟没有一个律师肯接拆迁官司.一位杨文昌律师告诉她:”拆迁官司不敢打,没有一场能打,打了我的乌纱帽没有了.
她不明白,她更感奇怪,终于有人向她交底:上海区县司法局在大会小会通知,房屋拆迁官司,上海律师最多咨询,最好不要受理,但代表政府,开发商除外.
一筹莫展的沈婷突然收到了朋友的一份报纸,香港太阳报上有一段介绍上海著名拆迁律师郑恩宠的报道,写他如何为百姓打拆迁官司.如何提出要维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当沈婷找到郑恩宠时,郑恩宠却无奈告诉她,由于自已打了500场拆迁官司,律师证被上海官方无理不予注册,甚至连做公民代理都很困难.
但当他看完沈婷从法院复印来的材料后,发现周正毅很可能是上海的赖昌星.
“好，我给你写代理词，给你想点子。”
他惊呼:“可惜撤诉了，行政案撤诉，就不能以同一理由起诉。”
但是这难不倒经验丰富的郑恩宠，他摸了摸微秃的脑袋：“十八岁以上公民有单独诉讼权，就以莫珠洁的爱人沈俊生名义再次起诉。”
5月8日，郑恩宠促成沈俊生向静安区法院起诉成功。
同时此地块其它6名公民代理大多是郑恩宠多年的支持者，由于郑恩宠的律师证未注册年检，无法出庭为拆迁户亲自辩护,郑于是决定将那些原本说话结结巴巴的拆迁户临时培训成公民代理人,在郑恩宠帮助下，他们从普通的拆迁户成为说话响当当的公民代理人。
5月21日第一次开庭时,法院以非典为由不肯提供大法庭,双方又引起争议.由于牵涉到周正毅，静安区法院刚开始时提出秘密开庭，拆迁户观众只能来五个人，不行，不公开开庭，无法将消息传播出去，沈婷与郑恩宠商量后坚决不同意。法官当场挂不住脸，竟骂沈婷“垃圾，瘪三，烂肉，鸡婆。”
同时原告明明已到庭，法官却以原告未到庭为由，不开庭。
结果沈婷告到了法院领导，要求公开开庭,要求该法官回避。
也许是说到短处，法院同意了。
庭上风云
改成5月28日开庭.
郑恩宠打了10年行政官司，富有此类诉讼的经验,知道行政官司由被告举证,如果在十天内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视为没有证据.因此开庭后对复印的证据进行过相互质证即可成为定案证据,同时经验丰富的郑恩宠知道再走上访上告在上海行不通,只有向海内外媒体公开.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
拆迁户们做了精心的准备.只等开庭时对自已从法院复印取得的证据进行确认.
5月28日上午9时,静安区法院来了250多名公民,他们均是郑恩宠多年来的支持者,这次郑恩宠再一次调动了支持力量.
由于只能进入100位听众,还有150人只有在庭外等待,复旦大学职工张恭元打出横幅“还我人权，还我住房，司法不独立，天下无公理。”
法庭上，法官三次打断原告代理人的代理词：“不要念了，不要念了，交上来”白发苍苍的沈婷母亲莫珠洁坚持念完由郑恩宠撰写的代理词。于是法庭中如此重大的案件却没有律师出庭，但代理词在法庭中回响，一个苍老母亲的声音坚定有力：
“……周正毅是否是上海的赖昌星，与静安区政府个别人勾结的一个犯罪分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静安区政府成立的东八块旧区改造基地指挥部。政府与企业应当分开，特别与外商分开，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成立动迁指挥部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
……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参与动迁没有依据，而指挥部中的公安部门中的警察，不断参与动迁。
……静安区法院行政庭的严明昌庭长就有参与动迁指挥部的不良纪录。”
同时通过法庭证据质证，周正毅的一些重要事实得到了确认。
此中关键是上海四个局联发的2001第68号文，这也是在上海引起百姓诸多矛盾的文件，文件规定，旧区改造，鼓励居民回搬，同时开发商可以享受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政策。这一政策出发点正是为了让三方获得优惠,原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政策.
法庭上的证据显示，周正毅以旧区改造的名义申报地产项目,不花一分钱，获得了黄金地段东八块之一。面积4万平方米，市场地价至少在3亿以上。但是周正毅拒绝所有拆迁户2159户中原地回搬的要求，其实质就是用旧区改造的名义无偿占地建高档商品房谋取暴利。
居民全部被安置到边远郊区。
同时法庭证据显示，开发这一地块的开发商，占股1%的静安城建公司拆迁安置到位，当庭出示的静安城建公司在银行3亿元存款证明，证明了静安区城建公司到位了自已的5百万的拆迁安置费份额。
而庭上没有任何证据出示证明周正毅付出了自已应当付出并承诺的5.8亿元拆迁安置费.
也就是说周正毅空手套白狼,既没有支付政府土地出让费,也没有支付老百姓拆迁安置费.却拿到了一块4万平米的大地产项目.
更令人费解的是上海政府规定:只有拆迁安置费到位30%,政府才可批准拆迁许可证,只到位了1%的拆迁安置费,为什么静安区政府却发放了拆迁许可证?
周正毅与静安区政府是什么关系?
周正毅打着旧区改造旗号,却在这一地块拆掉了10207.76平方米新公房,6716.91平米的新式里弄.8882.44平米私房,这些按市政府规定都是不在旧区改造范围之内,试想想,刚住上的新公房要为大地产商让路要拆掉,难怪当地老百姓火不打一处来.
12:00庭审结束.
1:30按拆迁户们按原定方案由郑恩宠帮助写就一份通稿，附上致涛与宝的公开信，列举法庭证据呼吁中央“现在已到了公开揭发大大小小周正毅的时候了，我们上海市民等待你的批复。” 2：00沈婷与郑恩宠将法庭上取得的证据传到香港,当天香港十多家报纸与电视广播媒体公开发表.
香港公民沈婷说:“我们在香港媒体中并无关系，但我们相信在一个开放社会，任何报纸都不会放弃经法庭证实的证据，谁漏了就是他的经济损失，市场损失。”
2：30。拆迁户们又将相同材料与公开信发往美国。 http://www.bignews.org/20030528.txt
晚上6：30已有居民听到法新社广播来自美国之音关于此案的消息。
5月28日当天，上海首富周正毅旗下香港两家上市公司股票突然爆跌。分别跌去40%与20.9%.
5月31日,兴力浦大厦停工.
6月1日东方伦敦广场停工.
同日下午,周正毅起家店--阿毛炖品歇业.
6月3日上海政府首次证实,周正毅正被调查,事件严重,中央的调查仍是刚刚开始.
记者获悉,致胡温公开信已批转至上海政府.静安区一些局长已被调查.
周的致命伤
为何一起拆迁案引起如此大的资金链反应?
其实这也在沈婷与郑恩宠意料之中.
他们正是要通过紧逼资金,让周正毅的尾巴露出来。其实目前爆光的仅是静安区东八块地块中的一块即58号街坊。
而实际上东八块的八块土地全部是以零土地出让金方式出让给周正毅的。总面积17平方米，开发规模63万平方米，动迁居民1000户。其合同签在2002年5月28日。这一日期正与2003年5。28事件相同，冥冥之中真有命乎？
换句话说：周在2002年五月已拥有至少十七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也正是2003年5月，周成为上海首富的关键举动发生了。这一月开始，周正毅动用了远远超过他以往财力十倍的资金完成了其“上海首富”的飞跃。因为正是2003年五月，周正毅突然发力取得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22亿授信额度。周正毅得以用15亿收购建联通（0067）成为真正的上海首富，而在这之前，周正毅被银行家称为“空心老倌。”至今香港媒体仍困惑于当时他的资金来自何处。
因为如果以周正毅当时在香港的资产抵押根本不可能取得中国银行22亿授信额度。当时据香港报纸统计，周正毅以海外设立的佳运投资公司名义收购的香港资产只有2亿4000万。
周正毅如果以上海物业估值50亿做抵押，由上海银行向香港中国银行担保，从资金规模上是可行的，但需解决是否有外汇局的批文。
目前仍无法判断周的资金来源。
从下列迹象，不难分析
太阳报报道：2002年5月周正毅高调邀请香港传媒到上海实地考察他自称投资50亿的东八块地块。（现在证明可能投资极少）。
2002年5月28日签订东八块土地使用权合同。合同签订方是周正毅香港的公司佳运投资公司，注册在维京岛。
2002年5月获得中国银行香港分行20亿元授信额度，并用15亿收购建联通59.8%的股票.
并将建联通改名上海地产,然后动用22亿现金大肆收购上海房地产项目,一开始从市场上收后来则开始收购大股东周正毅本人的资产.
有关人士分析,周是以众多低价获得的上海地产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押,获得贷款,通过中银上海分行再从中银香港分行获得20亿授信额度买壳上市获现金后再注入上海地产项目.
于是一旦当香港市场得知东八块是空心汤团时,骨牌倾倒了.
上海抓人.
一群也许是上海最底层的拆迁户打败了上海最富有的人.
但他们无法打败其周正毅背后另一支有力的手.
6月4日下午，在前往北京的参与5.28开庭的9位拆迁户在火车行至无锡站时遭上海警察人身拘禁，一位女士沈永梅情急之下欲跳火车，被警察扯光上衣。带回上海。被关押24小时。
但仍有三位拆迁户到了北京，他们接受了中外媒体的采访。
6月5日晚记者在郑恩宠家中录制了有关周正毅的证据材料百余页，但当晚香港总部接到指令：就地消毁。记者只好奉命行事。
6月6日下午.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
上海公安局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郑恩宠,而且在其家中办公室外安上便衣,一有拆迁户上门就抓,并关闭他们的手机,甚至不出示任何证件,抓走多名拆迁户.很明显这不是让郑参与调查,而是想先于中央抓人.
郑恩宠并未有违法行为。郑曾对记者称：“我接受采访有两个原则，只说公开和依法取证的资料，不说国家机密。”上海公安抓人依据何在？
与此同时,在全市中层以上干部会上,上海陈良宇书记一再表示全上海协助中央做好对周正毅案的调查工作.
这不禁让记者问:上海市政府究意是想协助中央调查,还是反其道而行,控制信息源,进行打击报复.
郑恩宠现在何处？全世界将会关注。
诞生周正毅的土壤
周正毅零地价搞商品房的做法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在东八块竞争中曾开出高地价却败北的香港其它大地产商极为不满。
但据记者了解，这种做法在静安区是普遍的。
旧区成套改造是在静安区率先试点，也是在静安区率先变形。
上海最早的旧区成套改造正是静安区福田村项目，然后是新福康里。当时是政府规定，危棚简屋拆平重盖让居民回搬后才可以用多余房出售，而旧里改造则是不拆房，在原有房中整修，加大面积，在安置原居民后可将多余面积出售。在这些改造中，土地均是零地价无偿划拨。
在这之后静安区自行制定静安区土地局（2002）第003号文越过区只有1万平米土地批准权限。违规大面积批地，并将旧里改造变成所有旧里拆掉建商品房，并不许居民回搬。
而国家应收的土地出让金仍享受零地价而逃逸。
据记者掌握的资料仅静安区就有63号地块2万6700平米地面积，55号地块静安丽都国际花园，三期占地2万1300平米，48号地块2万7554平方米，中凯地块（面积不详应在万平以上）。仅此偷逃国家土地让金达6亿到7亿多。
其中63号地块没有办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手续，没有建设用地批准证书，项目可行性报告，回搬安置方案。安排的房源是假的。48号地块也是没有四项手续。在48号地块开发的国有房地企业鼎安置业有限公司自然人的资金占了65%，其中占股最多的是区政府静安地产集团总经理王永康。
静安区批地完全没有公开招标，而是领导指定。
在周正毅之前，已有无数的房地产公司如此操作，这不仅违反了中央的土地出让金相关法规，也违反了上海自已制定的法规如68号文。但这恰恰是培养空手道高手周正毅的土壤。
静安区的做法后来在全上海推广开了。
松江大学城土地没有用地批文。
一位外商认为：“如果政府所有应当实行的手续都不实行而是按长官意识实行，这是一种政府整体性腐败渎职。”
据财经时报报道，2001年至2003年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出让的479块土地中仅57块是公告招投标。
党国国情研究的重要文献——喜读沙叶新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
辛明
《“宣传”文化》（原发于香港《开放》杂志）是沙叶新先生的“文化”系列散文的第三篇，前两篇《“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分别发于香港《明报》月刊和广州《随笔》杂志（新世纪www.ncn.org皆转发）。沙先生今后还计划写作《“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从而形成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有“文化”的一个系列。
沙先生的文章有理论、有事实，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条理分明、引人入胜，实乃名作家的大手笔。沙先生在文中纵谈古今、横述中外，但是最后的落脚点却都在于阐述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国情，从而替中国老百姓说出了他们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或者即使能说出来却又不敢说的话。
《中国的“表态文化”》由电视剧《雍正皇帝》谈起，谈及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引入钱名世“名教罪人”案，从而转入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大批判、大表态的讨论。沙先生最后入木三分地说：“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此话可谓一语道破了“表态文化”的玄机。
至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逼人检讨，沙先生在《中共的检讨文化》中有更深刻的论述：“检讨是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它剥夺你的尊严，妖魔你的心灵，让你自虐、让你自污，让你自惭形秽，让你自甘羞辱，让你精神自焚，让你灵魂自缢，让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让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让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最丑陋、最最卑下、最最错误、最最必需改造的人！……当你的精神被无数次的检讨反复折磨和彻底摧毁之后，那么检讨的最终目的也就达到了，就是要你放弃自我、放弃思考、放弃检验、放弃批判，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出格之念，有半点的存疑之想；就是要让你作驯服工具，让你永远和政治权威、和钦定教条保持一致，这样就有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有了‘一致’的政治方陈，于是天下太平，江山永固了。”
在《“宣传”文化》一文中，沙先生放言批判党国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广为宣传的“三个代表”：“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此言淋漓尽致，读来大快人心。
就已发表的三篇而言，笔者觉得篇篇都是绝妙好文，而且一篇比一篇好。《中国的“表态文化”》由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引入，从钱名世“名教罪人”案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批判、大表态，基本上是单线条写法，略显单薄。相比之下，《中共的检讨文化》则丰满和厚实得多。《“宣传”文化》一文则从概念、历史、现状诸方面对“宣传”文化进行了从古到今、从外到中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是高度、深度、广度、厚度四维空间里的一幢坚不可摧的大厦。
我们可以期盼，在沙先生完成《“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之后，他的“文化”系列散文将构成论述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的一幅丰富多彩的巨型画卷。它将栩栩如生地告诉世人：中国人民生活在一个何等虚伪、残暴、冷酷、专制的社会里，变成了一群徒有人形的奴隶，在忍受着人类无法忍受的苦难。它将给中国人民以启迪：只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才有可能避免再受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封建文化的蹂躏，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
由于在一家洋人开的小型科技公司作工，在工作上和生活中都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人。读写也以洋文为主，能读到的中文书刊比较有限。笔者矢志不渝地关心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在半年前开始涉足中文网坛以后，笔者虽然急起直追、拼命补课，却仍然孤陋寡闻得令人汗颜，以至直至10月24日才由新世纪网站的特稿《“宣传”文化》中第一次知道沙叶新先生写有这么一组“文化”系列散文。笔者当即把它们找齐，如饥似渴地一连读了好几遍，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以上感慨。笔者在《作者应当享有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自由》中初次提出“全民表态文化”的概念，随后又写了几篇文章进行深入阐述。笔者曾经暗自得意，以为自己为中国共产党党国的国情研究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从政治文化领域来进行研究。现在看到沙先生的文章，再回过头一想，不禁对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哑然失笑。
科学史表明,任何科学研究都是现有科技水平基础上的必然活动。因此，同一项研究工作往往有许多人在不约而同地独立进行。中国人说勾股定理是商高发现的，称之为商高定理；而西方人则认为它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俄国人宣称无线电是波波夫发明的，把它说成是俄国人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而西方人则认为它是马可尼发明的，把功劳归到了意大利人的名下。其实，这种争论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面世使它们终于能够为人类服务了。商高和毕达哥拉斯、波波夫和马可尼，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能是首创者。但是，只要他们的工作是独立完成的，他们就同样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此为类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海内外华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早已达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深入而细致地研究的阶段。许多不同方面、不同背景的人正在同一时间里各自独立地从事这种研究。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些彼此独立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提高，以大家的共同智慧把中国共产党党国的特殊国情搞深搞透，昭示于天下。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对人民进行愚昧和欺骗，特别是不能容许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的国情特殊为借口，坚持一党专制、拒绝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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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義烏市的商人有這么一個笑話，有人在胸罩出口的報關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