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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万古云霄一羽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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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万古云霄一羽毛(二)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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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万古云霄一羽毛(二) (1729 reads)      时间: 2007-11-04 周日, 上午11:00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万古云霄一羽毛(二)

──先总统蒋公冥诞百二十周年祭


芦笛


三、时代背景以及蒋氏功过


评价历史人物之难,在于今人常常忘记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人的认知水平,用现代价值观去对丝毫不具备现代觉悟的历史人物作简单的道德批判。此类典型错误,我已经在《史可法的悲剧》中解剖过了,强调指出不能像那位网上写手“碧血汗青”一样,用后世从西洋舶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去对彻底缺乏此类觉悟的古人作简单的道德褒贬,这么做就是强奸历史人物。

但这是不是说,今人评论古人必须彻底放弃现代视角,什么道义批判都不能作?倘若此,则世上也就只有发掘、考证、陈述史实的史学家,没有依据这些史实作出评判的史评家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关键在于把握好评判的标准。具体来说,应该在尊重历史人物的真实精神世界和时代限制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行为对国计民生以及对社会进步(亦即趋向于西方文明模式的进化)的影响,来臧否这些人物。

如此作出的评价虽然基于客观史实,却因引入了主观价值观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观评价。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史评家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因为任何评论都只可能是主观的,人们所谓“客观”,指的只可能是评价的事实依据,而非评价使用的价值标准。因此,一份有价值的史评,引起争论的只能是作者使用的价值标准,而不该是他依据的史实。换言之,绝对忠于客观史实乃是史评的及格标准。

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我并不要求读者接受我的价值标准,但我希望我赖以作出结论的基本史实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希望读者的批驳能聚焦在本文中可能存在的史实错误和思路破绽上,不必试图说服我接受您们的价值标准,否则只能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我已经老到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了。

窃以为,在评价蒋公的平生事迹时,有几个事实必须牢记在心:

1)从晚清直到现代中国(现代台湾不计),中国从未出过民主政治家,也没有几个人对西方民主有起码的了解(含如今所谓海外民运人士)。

2)从晚清直到抗战,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外患而非内忧,内部危机其实是外来文明冲击引起落后的东土文明传统信念的土崩瓦解,说到底还是外患使然。特别是在20年代以后,中国面临着被苏日两国瓜分肢解的现实危险,而强弱对比使得中国国脉如丝,命在旦夕。中华民族立国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险恶的局面。

3)国民的共识和急迫愿望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在后期则是抗击日苏直接发动或通过其代理人发动的侵略战争,救亡图存,并不是实行西式民主,更不是王怡辈于今加以美化歌颂的“联省自治”。此所以为如今许多学者扼腕不止的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趋向必然发生。

4)基于这最大的危机,立志救国的各路神仙根据西方提供的模式,开出了不同的方子: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今日中共一样,主张“四个坚持”,在保持现体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技术。此类主张为甲午战争结局粉碎。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一般人只知道康梁特别是后者是立宪派首领,却不知从袁世凯直至继任的北洋军阀们其实都根据德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的榜样,一度认定实行宪政乃是富国强兵的正道);孙中山等人主张暴力革命,建立共和国;孙文之余脉共产党人则堕入魔道,认定“走俄国人的路”乃是富强的速成方。方子虽然各不相同,但鹄的都是“富国强兵,洗雪国耻”,与实行民主毫不相干。

5)当时无论朝野无任何人有起码的公民意识(包括权利意识与契约精神),全都是“见拳头而罗拜,视规则如婊子”的“狼羊律”信徒(如今更加如此,sigh)。很明显,要在这种崇拜权势和实力、藐视规则的流氓国家推行本质是社会契约的民主宪政,根本没有可行性。

6)因此,当时中国唯一能争取到的最好出路,便是君主立宪制,利用人民绝对服从君主的思维惯性,靠虚君的权威去推行宪政。只有在遵守社会契约成了全民本能之后,才能考虑政府甚至国家元首由民选产生,否则只会欲速不达,“走向反面”,使得社会越发失去实行宪政的可能,而这不幸就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事。

承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客观的读者不难看出,辛亥革命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孙文等革命乱党在民国成立前后犯下的滔天大错(不说是大罪吧)有三:

第一、在清廷退让到愿意“虚君共和”、实行宪政并任命了责任内阁之后,还要坚持成立民国。宋教仁不但拒绝了袁世凯的招安,还扬言要派出死士源源北上,刺杀袁世凯,吓得袁乖乖屈服,使得中国就此错过了化辛亥革命为英国式光荣革命的良机。

第二、首开卖身投靠外国人,以主权、资源甚至领土换取外国资助推翻本国政敌的滥觞。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孙反对南北议和,坚持北伐,为此曾企图以中国主权换取日本援助,解决革命政府的财政危机。幸亏日本人不感兴趣,这一卖国阴谋才未得逞。此后他越演越烈,先是和日本人签订了骇人听闻的《十一条》,后来竟发展到卖身投靠苏联人,打响了苏日瓜分控制中国的代理战争的第一枪。

第三、在民国成立后,孙文等人拒绝把自己改造为西方式忠诚的反对派,不顾国家财政极度困难,无理反对袁提出的向五国财团作善后借款的主张,竟以此以及所谓宋教仁案为借口,悍然发动武装叛乱(所谓“二次革命”),堕落为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军阀,打响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以暴力践踏游戏规则的军阀战争第一枪。在此榜样的感召下,不仅为辛亥革命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军阀以及反革命军阀从此开始拥兵自雄,武装割据,就连袁世凯都从自身经历中痛苦地领会到:“作尊重规则的君子即寸步难行,当挥舞拳头的流氓则通行无阻”,逐渐放弃对国会和宪法的尊重,动用实力甚至流氓手段去实现削减各省民军、整顿社会乱局、使国家逐渐恢复正常的正当目的,由此形成了至今遗祸无穷的“拳头强过规则”的“反规则”。

因此,推原祸始,孙文才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把“狼羊律”变成了中国国教的第一人。这传统由我党承先启后、发扬光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使得今日中国统治者陷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永恒困境中,从根本上堵死了由统治者作出实质性让步、进行和平改革的可能。

下文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对蒋公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略作评述。

(一)辛亥革命时期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亦即向西式文明社会的演变)起到的是促退而非促进作用。既然如此,则蒋介石氏作为革命乱党,率敢死队进攻杭州巡抚衙门,就并非什么光辉业绩而是耻辱。好在彼时他不过是一个革命愤青,并非什么历史人物,其对中国历史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广东割据时代

孙文在旨在颠覆宪政的“二次革命”的武装叛乱惨败后一度流亡海外,恢复了“远距离革命家” 身份(此乃辛亥前梁任公对革命乱党的讽刺,恰似为今日海外“民主革命家”们度身定做。中国之永远不会前进,于兹可见一斑)。1917年孙趁张勋复辟引起的北京政局混乱,在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拥戴下跑到广州,召开了所谓“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了所谓“护法军政府”,孙当选为所谓“大元帅”。旋因非常国会改组,设置了七总裁制架空了孙,孙于是辞职离开。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军阀混战由此大规模开场。

1920年,陈炯明靠武力驱逐盘踞广州之旧桂系及滇系,恭请孙回去主事。孙于是令非常国会选举他为“非常大总统”,同时准备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因反对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和孙闹翻,命叶举攻击总统府,孙扔下宋庆龄逃到永丰舰上。蒋介石闻讯后从上海赶来救驾,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奠定了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1923年初,滇军军阀杨希闽击败陈炯明,邀请孙中山回广州主事,孙中山已于是年1月26日和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发表了《孙越宣言》,回到广州后随即开始“联俄容共”。是年八月,孙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约四个月后回国。1924年5月3日,孙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从此开始正式发迹。黄埔学生军在他的指挥下参加了两次东征陈炯明,并平定了杨希闽和刘震寰的“叛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杨部竟然是第一次东征主力)。

在这过程中,蒋自然要凭才干与实力,在国民党那个废物大杂烩中逐渐崛起,历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而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在俄国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蒋训练出来的学生军经过密集洗脑,具有对革命领袖的忠诚、坚定的宗教信仰和为革命事业必死的决心,装备了苏俄提供的先进武器(与苏联翻脸后则改为德国装备),因而成了精神面貌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绝对可靠的党军,当然要变成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力量。一直到30年代,所谓“中央军”都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武装,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都畏之如豺虎。根据张国焘回忆录,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见一方面军形同乞丐,狼狈万状,大为诧异,问毛怎么会混得这么惨,毛答曰:“中央军飞机大炮厉害呀!”而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张国焘之所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拒绝北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陕南吃过胡宗南的苦头,从此畏胡如虎。

由此可见蒋介石颇有诸葛亮的才能,亦即“长于治军,短于谋略”,如袁公世凯一样,善于练兵以及治国,但不善于领兵打仗,更不精通阴谋诡计,和毛泽东的天赋取向完全相反。

这当然只是个人才能评价,与其历史地位无关。那么,蒋介石在此期内扮演的角色应该在历史上如何定位?

窃以为,孙文割据广东,造成南北对峙局面,首先打响了分裂中国的第一枪,完全是不顾中国当时所处国际环境之险恶,削弱甚至取消中国国防力量的开门揖盗的犯罪行为。在他的反复号召下,西南军阀云集在他的旗帜下,以“护法”为名拥兵称雄,割据地方,公开对抗中央,使得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全国只有“省防”而无“国防”。军阀之间无休无止的混战,不但虚耗了国家资源,大伤民族元气,使得中国后来在日本入侵之际毫无抵抗能力,而且使得连美国那种历来对中国没有恶意的国家,都对中国人是否有能耐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彻底失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社会虽然迫于道义对日本作了谴责,并在国联通过决议令日本撤军。但日本退出国联后,国际社会也就默认了既成事实,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制裁日本。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英美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永远处于混乱之中,不如让日本人去代管还好些。

因此,孙中山虽然在黄埔军校开办前一直没有私人武装,但他不但是军阀主义(亦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简称“军政”)的发明人,而且是推动军阀混战的永不熄火的发动机。他和小军阀的区别,只在于大部分小军阀没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而他和段祺瑞都有这种野心。当然,统一中国当时在客观上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进步意义,但即使是在这点上他和段也有本质区别:首先,北京政府在法统上是正统,而孙的“护法军政府”乃是地道的叛乱政府;其次,段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并不曾如孙中山那样开门揖盗,饮鸩止渴,以“联俄容共”那后患无穷的非常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打响了为苏俄打代理战争的第一枪。最后,段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偏执,从未像孙那样一心要作“民主民师”(=穆罕默德式的“教主+皇帝”),以他那东剽西窃、GP不通的“三民主义”来统一全民思想,作为新国教。哪怕是从个人私德而言,他也绝非任何一个北洋军阀之匹──人家不管怎样还没有黑社会背景,不是青帮大头目,更不曾实行恐怖主义,不但暗杀政敌,就连区区记者黄远生都有本事下令暗杀了。

既然大背景如此,则孙中山在广东的一切蠢动都只能视为毫无原则的军阀混战,只能加深人民的苦难,毫无道义可言。蒋介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也就不可能光彩到哪儿去。但必须指出,如果没有蒋介石,孙中山即使不死,再折腾几十年也只会“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因为此人极度缺乏才能,虽然首倡军阀主义并终身躬行实践,但国民党中唯有蒋介石才有足够干才,把这军阀主义(亦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化为成功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确实是孙中山的忠实弟子,国民党的大功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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