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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活在1989》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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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活在1989》第十章   
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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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5/02/13
文章: 2510

经验值: 12437
文章标题: 《活在1989》第十章 (1070 reads)      时间: 2007-10-16 周二, 下午6:46
作者：草根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十章

1、

《上海滩》里许文强说：“总有一天我会像他们一样浮尸街头，谁要是嫁给我谁就会做寡妇”。

许文强说：“我第一次想到国家民族，坐了三年监狱；第二次想到国家民族，失去了这个手指头。”

六四以后的某一天，我躲在一个乡村的铸造厂，那是一个个体户开的小作坊，雇佣了十几个工人。

那段日子，想象着总有一天我会重新走上街头，直到浮尸街头。愤怒和仇恨让我咬牙切齿。我默默地卖力干活，帮那个瘸腿的打杂老头砸云石，砸焦炭，砸废铁。我握着20磅的榔头挥汗如雨。我一锤一锤地砸着，想象着自己的每一锤都砸在某个解放军战士的脑袋上，连钢盔和头盖骨一起砸扁，这种快意无以伦比。我设想如果有一个解放军一个人留在工厂的车间里，可能会被我半夜谋杀，杀掉后扔到冲天炉烧掉。没有什么理由可讲，我看到解放军就想杀他们，就这么简单。

工厂的工人都知道我是北京的大学生。他们私下悄悄问我：你是不是被李鹏通缉？

我说不是，只是学校要求找个工厂暑假去实习。

他们笑嘻嘻地说：别担心，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这里没有大学生。

瘸腿老头喜欢跟我聊天，闲下来就拿出一包旱烟，坐在焦炭棒上边抽烟边侃。他说我这人相貌堂堂，一看就是个能干大事的，他有个老战友长得跟我有点像，也是眉毛浓密，满脸英气，黄埔军校出来的连长，后来到别的地方升官了，后来跟共产党打仗的时候死了。

我说：“老伯，你给国民党当兵啊？”

老头说起当年的往事来滔滔不绝。

“当年抓去打仗，才十八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给谁打，团长让打谁就打谁。红军长征的时候，我们部队不愿意帮蒋介石，放红军一条生路，大家说团长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后来日本人打来了，队伍拉去打日本人，几年也没见过日本兵，有几次黑灯瞎火地对日本人开了几枪就撤退了。日本人投降了打内战，打徐州的时候打共产党，打南京的时候打国民党。当兵就是这样，上面让打谁就打谁，上面投降我们跟着投降。”

他打战半辈子，算不上反革命，也享受不到老革命待遇。七十几岁了还是穷光蛋，靠着身体壮实出来给人打工。

我说：“老伯您要是一开始就参加红军，早已经是个局长市长了，现在就是离休老干部。”

他说：“嗨，当兵的谁知道将来谁会得天下？上面让打谁就打谁呗。”

我想到那些六四杀人的解放军，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怎么想的？想必也是首长让开枪就开枪，首长让杀谁就杀谁。

不是武器属于他们，而是他们本人只是武器的一个附件，就像这鼓风机不过是冲天炉的一个附件。

那些日子常常在电视看到几个被烧焦的共和国卫士。我看着烧焦的尸体觉得解气，或者说觉得还不够解气。我想把整个38军、27 军的军官全抓起来，用铁链穿过琵琶骨，一串串拉去游街，再把他们赶到坑里活埋。这话不能跟人家说，我只能在心里恶狠狠地想。你说白日梦也好，你说是意淫也好，你说我没有人性也好，反正老子当时就是这么残暴的心理。电视里宣传说那个年轻孩子气的共和国卫士是多么的无辜，也有些老百姓说那军人真是死得可怜，我还是恶狠狠地认为：只要你是这个军队的，只要你们军队开枪，杀你们任何一个军人都是应该的，别跟我讲什么人性道德，你到了那个时候也会满肚子血腥。

工人们请我抽烟，都是牡丹，似乎只抽牡丹。他们教我如何区分上海的牡丹和北京的牡丹，据说上海的牡丹香烟比北京的口味好。在大学里很少抽这么好的烟，北京最流行的是姿丽，价格是两毛一一包。还有更便宜的大公，一桶100根卖七毛五。在铸造厂抽烟别有风味，有时候他们在冒火苗的浇冒口点烟，有时候用钳子夹一块炉渣点烟。这儿随便都能找到滚烫的东西。有时候到附近的田里挖几个地瓜，包上泥巴，扔到炉渣上烤熟，泥巴干硬了，敲开，连番薯皮一起剥下，就露出了喷香金黄的瓤。

我不和他们喝酒。我一喝酒就控制不住，担心喝多说错话。这时候咱不能找死。父母担心我在家出事才让我到外地亲戚家避避风头，又让我到这乡镇企业装模作样地“实习”，万一公安找上门来也有个借口，免得被他们当作心虚的潜逃分子抓去审讯。那时候挡军车的市民抓了很多，都算暴徒，我好歹也算挡过军车的 ，在电视里看到那么多的现场录像，我怀疑我们挡军车宣传队的每一次演讲都有人录像记录。母亲对我说：如果真要抓大学生，你就别上学了，找个地方做工也比坐牢好。知子莫若母，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干了些什么，但是她总能猜到我干了些什么。

回家的路途不容易。大概是六月八日，我们决定回家。几人从学校出来，一位朋友帮我撬了个车锁。那时候北京大学生偷车很普遍，哪个学校每年都丢几千辆，有时候车子丢了，会有朋友自告奋勇帮你去弄一辆，也就是到别的地方撬锁偷一辆。还有委托撬锁的，先给人20块钱定金，等拿到车后根据成色再砍价。我当时就靠了这哥们的手艺从海淀骑车到北京火车站，在北京站谁也没买票就上了火车。车到天津后非常拥挤，无数的人从车窗往里爬，站台上的警察和车站工作人员帮他们往里推，车里面的人把他们往外推。从火车座位到厕所要五分钟才能挤过去，挤回来也得这么长的时间。酸汗的臭味弥漫车厢。

车到南京浦口，据说铁路中断过不去了。某人在南京有校友，暂时到南京航空学院借住。到校已经是晚上，南航学生正在愤怒声讨政府的六四屠杀。南京的街头到处是标语：

南大博士，你死得好惨！
为天安门10000为国捐躯的学生报仇！
今天血染天安门，明天血洗中南海！
……

我感到有点奇怪，死难人数北京传言只有2000多人，到了南京就翻了几倍。死人基本上在公主坟、木樨地、六部口一带，天安门哪里死那么多人？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所有学生都加起来也只有3千。

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只有我64屠杀时在广场。听到这个消息后，南航一位学生领袖模样的人马上吩咐大家严守秘密，保护北京来的学生。我被安置在某个学生宿舍，只有很少数几个人知道。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愿意传达北京屠杀的真相。我告诉他们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事，跟他们说哪个学校死了几个人，马上有人用纸笔纪录。再送到广播站。一会儿我听到广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

“同学们，同学们！现在有一位从天安门广场死里逃生的同学就在我们的学校！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天安门清场大屠杀的真实可靠的消息，我们要把真相告诉大家，下面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惨案真相……”

那位帮我撬锁偷车的哥们对我吐吐舌头：你这下子闯祸了，这事儿可不能让人家知道。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一位朋友的表哥家里，正是端午节，南京的绿豆糕给我很深的印象，回味那种沙沙的味道，总让我想起蔡琴的歌喉。买票坐长江轮，轮船上并不拥挤。

回到家已经是半夜。父母看到我安然回来，非常欣喜，让我躲到阁楼上不要出声，前天邻居老王就报信说，片里的警察到邻居那里调查我回家了没有。第二天我听到楼下有几个人的声音。是同在北京上学的几个同学的亲人。小林的姐姐已经哭哑了嗓子，有人说那天亲眼看到她哥哥去了天安门，这么多天消息全无，多半已经死了。我听到母亲说：“草根也还没有回来，他昨天打电话过来说，6月5号见到小林了，挺好的。”。

过了2天，有几个母亲教会里的朋友过来打听，母亲也没有告诉他们真相，只是说我六四以后给家里打个电话，买不到车票，还没有回家。

我听见他们祷告：

主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身体……主啊，愿你赐福给那些还没有回家的北京学生，让他们早日回到父母身边，全家团聚，让父母不再牵挂。那些不幸失去生命的青年，他们回到你的身边。那些至今流落逃难的青年，他们对祖国人民的爱，使他们蒙受苦难。救主呵，愿他们得着你的恩典，被你庇护……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还不认识你，主呵，愿你的圣灵早日充满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早日认识你……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我躲在阁楼，想到死去的人，泪流满面。

我不能再呆下去，邻居说警察又来打听我是否回家的消息。于是我躲到外地亲戚家，躲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铸造厂。

2、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死在天安门广场，同学里谁会最伤心。

萧萧肯定伤心。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几天他在老家不断打电话给学校，从学生处、系办公室、校团委书记，直到团委书记木老师肯定地说：“草根活着，我亲眼看到的。”

木老师不会认错人。在他眼里，我好歹也算一个有点名气的人。学校的社团归团委管，我是武术协会的副会长，还是三天两头给政工干部添头疼的学生，这样的人他不可能不熟悉。萧萧说，那天我们去贴反对绝食的大字报，木老师也在下面远远看着。

王琴琴说木老师还专门跟她打听草根的事情，明明看着草根贴大字报反对绝食的，怎么自己又去了呢，想知道到底是谁说服我去的。我对琴琴说：反对绝食的是萧萧，他这人特别爱国。至于我要去绝食，是我自己想去，跟谁都没关系。我怀疑琴琴是木老师派来打听消息的，她是个没有脑袋的乖孩子，从来不知道提防老师。那些政工干部，在学校里也是被称为老师的。

王琴琴会伤心吗？她总是那么乖巧讨人喜欢，而且不得罪人，总是我口无遮拦得罪她，有时让让她当众难堪，但是她又从不记恨我，让我常常心怀愧疚。我想，我对她之所以有这么多不满大概是因为她是个党员，我对党员、学生会主席之类的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反感。除此之外，她没有什么缺点，她的嘴唇是娇嫩的，她的皮肤是白皙的，她的面容是谦虚端正的，她说话是轻声而彬彬有礼的。

“如果她不是一个党员，不是这样一个乖学生，你会爱上她。”萧萧一针见血地说。

“那就好，咱们一个人单相思一个，不用都去想苏珊。”我这么回答。

苏珊会伤心吗？如果我死了的话，她一定会伤心。她是从不轻易表露感情的人。但是她很聪明，看得出来谁曾经喜欢她。

那个傻乎乎的赵玉，那个纯情的小梅，她们都多情善感，连书中的主角死了都会伤心，何况她们的同学死了。我想到这里不禁有点好笑，平时她们什么时候会想到我呢？通常她们食堂碗柜的钥匙丢了，宿舍的保险丝断了，需要到地摊上找小贩砍价，这时候她们会想到草根的用处，当我用一把勺子撬开锁，用细铜丝代替保险丝，跟小贩漫天砍价，砍得小贩苦笑不得，这时候的草根真是很有女人缘。有时候我也帮她们修收录机，有老茅给我当后台，从来不用操心。

王鞑子会伤心的，我死了他找谁摔跤，找谁吹牛。别人不喜欢听他吹牛，不喜欢配合他吹牛，只有我有兴趣听他吹。他给我的两把蒙古刀还没有到我手里呢，他说回内蒙办点事，打理了那庄钢材生意马上回来，顺便给我带个更漂亮的好刀鞘。没想到王鞑子竟然被抓进去了，还在监狱里呆了3个月，享受到政治犯的待遇，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

还有很多同学，即使平时最讨厌我的老八和方杰，恐怕也得伤心，即使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伤心，在悲伤气氛的感染下，也会发作伤心的癔病。

但是我好好地活着，萧萧那篇已经打好腹稿的悼文和计划中的那本关于草根的回忆录，就这么胎死腹中。


3、

我始终惦记着柴玲的短裙。虽然事后很多人跟我说，柴玲那天不穿短裙，没有任何资料和证据表明她穿过短裙。我记得那是一件牛仔裤布料做的短裙，颜色有点发白，那时候流行把蓝色的布磨成褪色的蓝白色。

有人帮我找了很多照片，没有发现柴玲穿过我说的那个短裙。

我记得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有点哭腔，她似乎不能掩饰惊恐。那个喊话器在她的手中，显得有点大，或许是她的个子不够高。她站在我的面前，距离只有2米多一点，她在说蚂蚁的故事。她说山上起火了，蚂蚁抱成一团滚下来，外面的死了，里面的活了。我记得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是蚂蚁遇到大水了，抱成球滚过去，外面的死了，里面的活了。我对这两个版本的故事都不相信。只要有人相信，这故事也就有用了。

我不是个容易被故事影响的人。柴玲要讲这个故事，也许她认为这个故事有用。咱跟蚂蚁没有可比性，如果军人要杀，别说蚂蚁球，蚂蚁山也可以杀光。如果他们要杀我们，直接扫射好了，何必这么费事清场。

我看到有几个家伙红了眼，用小刀削尖撑帐篷的竹竿，要用这个东西和军人决战。我说哥们你还是歇手吧，你那竹竿还能刺穿坦克？你还能对付子弹？他说：死就死，那又怎样。我说：别人不愿意陪你死。他后来放下了竹竿，抹抹眼泪。

那时候到处是国际歌的声音。到处是愤怒的骂声，有人骂强盗，有人骂土匪，有人骂操你妈。我只觉得脑袋里空落落的，除了一个空荡荡的脑壳，一无所有。指挥部的喇叭哇啦拉响着，但是我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很多年后别人告诉我，那是封从德让大家表决，撤还是留。我只能说我什么也没听明白，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表决，大概也就靠近喇叭的哪几个人听到了。

喜欢撤退的人大多数早已经回去了吧，留下来的大多数或许像我一样要亲身见证一个时刻的。

我听到了誓死保卫广场的声音。我想，人家才不会让你誓死保卫广场呢，拳头棍子落下来，就跟四二零那天一样，全打出去。他们既然要动手了，也该把我们弄成流氓暴徒的样子，怎么会让我们象英雄那样死在广场呢。军人四面八方围拢的时候，我想他们要动手了，大概三五人对付一个把我们五花大绑抓起来，几万个人对付几千个人，何其轻松。我已经做好了放弃一切反抗的准备，他们要绑，伸手给他们绑。

我记得熄灯的时候，一片黑暗，黑暗中唱国际歌。我看到天上有一架直升飞机，从上面挂下一根绳索，滑下来几个身穿迷彩服的军人。多年后我说起这段记忆，他们说根本没这事儿，绝对是我的幻觉。有人说我爱忽悠的癖好又发作了。

我不知道那是幻觉还是记忆的混乱，也许我把某部电影的镜头混进我的记忆了。也许根本就是某天做了梦，把梦里的事儿当成了记忆。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六四的晚上，一次都没有，梦见自己中学数学考试倒有几次。但是我还是清清楚楚记得有一架直升飞机，从上面下来几个士兵。

也许有一天，柴玲已经忘记了她那天穿什么衣服，我会跟她说：浅蓝色牛仔布水磨短裙。也许她告诉我：这辈子她从来没有穿过那样的短裙。


4、

薛飞不见了，杜宪不见了，他们穿上黑色的衣服，用念讣告的声音播放新闻，然后就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以前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记得那个女人看着很顺眼，如果讨老婆找到这模样的，想必很幸福。后来知道这个幸福的人叫陈道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那个播音员不见了，据说被当场枪毙了。

很多人去慰问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前，少女，少女，鲜花，鲜花。

我害怕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苏珊，看到王琴琴，甚至那个女孩，我不愿看到她们站在天安门前给戒严部队献上鲜花。

我终于在1989年的9月，看到王琴琴和其他几个少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带着中法科技大学全体师生的深情厚谊，给戒严部队的官兵送上最热情的慰问。此刻我想到那些对准我胸口逼我后退的枪口，距离我的胸口30多厘米，六五式冲锋枪，木柄，口径7.62毫米，这是我入学军训时候熟悉的枪，那个越南前线下来的杨排长骂骂咧咧地发牢骚：操他妈的，枪托都裂了，还他妈的不换。看到电视上王琴琴清秀的脸，我在心中计算：如果初速度700米，子弹从枪口到我的胸口需要零点四二毫秒的时间。

清华大学的慰问团也过去慰问了，也是美丽少女，也是鲜花。我想看看有没有妮姐，才想起妮姐大概毕业了。阿映应该还没有毕业，但是去慰问的人里没有阿映。阿映的脸太苍白，总是凝聚一丝抑郁，他们不会找阿映这样的女孩去慰问。

能够结束担心受怕的日子还是不错的。萧萧跟我说，放心来吧，北京不会清洗咱们普通学生的，你在小地方可能更麻烦。警察似乎再也没有跟邻居打听我的消息，于是我收到学校的通知书就回北京了。

那时候校园里的柿子树刚结了小柿子，枣树也有几个青绿的果子，花园里的少男少女照样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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