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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信--真是字字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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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信--真是字字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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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信--真是字字是血!
(459 reads)
时间:
2007-8-29 周三, 上午2:34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信
正弟:
我以至悲痛,至恳切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
你还记得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吗,有一回,在去上海的火车里,我给你看“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同时对你发了一通议论,后来,你疑心地问我:“你这种看法会不会犯错误?”当时,我很不以为意,然而,不料,时间不到一年,你的话竟应验了。
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了解怎么一回事了。我成了一个右派了。
这个消息,对你想必是一个极严重的打击,但是你也一定会相信,这件事情给我自己的打击要更严重一百倍,一千倍。
确实,如果说,你不会想到,那么,我更是绝对不可能想到事情会这样的发展。但是回头检讨,则所谓“不会想到”正说明了自己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沉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里,因而不辨是非,把毒草当鲜花放,做了错事还自以为是好心好意做好事而已。
你一定要想知道,事情的情节是怎样的。你久已脱离了机关生活与学校生活,有许多情况可能不大了解。但是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说的,无非是五月初在墙报 上写了两篇文章,以及在与几个下级人员的私人谈话中发表了一些“狂论”而已。在我来说,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身为领导者,我在整风一起头 就强调防止偏锋,加紧领导,并且自己曾成为右派分子攻击的目标。反右开始以后,我也积极参加指挥。我以为自己写的文章与说的话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而 已。然而不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中间,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同我原有的资产阶级思想结合起来恶性发展的结果,我的怀疑与否定已推广到社会主义 制度的上层建筑的许多根本方面去。因此在党仔细研究了我的文章与言论以后,终于确定了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而且由于我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理论涉及的面较 广,较深,“情节”不能不算是比较严重的。
你感到惊奇吧!我也曾是惊奇的,但是现在不了。我的犯错误是有深刻社会根源(家庭出身、学校教育、职业环境)和思想根源的。而且,你可能也已理会到, 在这一次出现的右派分子中,历史好、表现好、工作好,“政治好”如我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大批(当然大多数并没有登在报上),我曾以为自己是一种 例外,现在知道得多了,才知道并非例外,并不奇怪。许多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表现得很不错的战士,因为没有巩固地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又因为接受 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成了右派。我平素所倾心敬慕,而且一向为众人所交口称誉的人就有好几个。
我比较早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的教员”,充分利用这株“毒草”来做肥料,对我的斗争曾进行了近两个月(九月中到十一月 初)。我已经坚决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本来在这封信里不应该再说许多似乎为自己辩护的话,所以还多说这么几句,不过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哥哥是一个什 么类型的右派,是一什么样的人。
虽然你没有像我这样的政治经历,但是也许也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这算是属于叛变性质的错误的,然而犯错误 的人在犯错误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罪人了。忽然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痛苦是远非“痛不欲生”这样的话所能形容的。有几个月,我天 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尽管有这种错误的出人意表的严重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从批判的角度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是不会逃避错误的。只要需要的 话,我甘愿让革命踏着我的尸体前进。我向群众承认了一切错误,并且作了检讨。这些是被认为是好的,但是,尽管如此,党是大公无私的,它的纪律是铁的,处理 还得严肃处理,我要痛苦地告诉你,我不但已被撤销领导职务,而且已被开除党籍。虽然如此,我也要告诉你,尽管我“触了这样大的霉头”,却并不是由于私怨, 有什么仇人要整我,相反,领导上倒一直是关心我的,包括总理在内。然而党纪无私,我自己在白纸上写了黑字,砍也是砍不掉的。纵然有人想“救”我一把,也是 没有办法的,“救”我的办法,现在只
能是斗争我,处分我。但是,我知道,党会继续关怀我,只要我在今后的考验中表明确能改正错误,我就一定能够恢复过去的荣誉和地位,并且继续前进。
但是,不容讳言,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考验的道路是相当长的,而我的信心还有时不足,两脚还有时发软,我必得咬紧牙,鼓足气来接受这一考验。
我原来准备在最后处理以后,再把这信寄给你,最后处理本定下月十日结束,但是,现在忽然又推迟了,看来还得半个把月,为了怕处理以后,可能立刻走,我 还是先把这信寄给你,无论如何处理的结果是定了的,开除党籍,降级撤职是一样都免不了的,我现在已经有五个月没有工作了,不过薪水还是照拿。
正弟:我初步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件事情,我瞒了家里快半年,现在至少必须对你说清楚。我的最后处理,不日即将作出,开除党籍,降个三四级,都是必然 的。应我唯一的要求,是去农村参加劳动。这一点愿望,社长最近同我谈话表示,大致可以实现,我的事情,我不能再不告诉你们了。
想来想去,这件事件必须要告诉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父母亲知道,也不能让芍姊、小姊知道,至于应当不应当让侬姊知道,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我想总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要请你决定,但是就是你决定要告诉她,也必须先写信征得我的同意。
我现在就这件事情的家庭方面讲几句话。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物质生活与家庭生活无疑是有影响的,例如薪水收入就要减少几十元,但是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张 贻已经证明是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好同志,也是我在困难中的好妻子,几个月来,她表现了惊人的刚强与忍耐,处理了这样一个于她来说也是极其难堪极其矛盾的问 题,她总是支持我而不包庇我,批评我而不疏远我,她负担着自己的、全家的以至我的感情重担,而表现得完全若无其事,我真是感激她到极点。对老家说,我认为 对父亲母亲无论如何不必告诉他们,他们听了也许会急杀,而事情(从其世俗的方面说)却并没有什么严重。你们回家,说起我,可以只当无介事,他们也不会生疑 心的。至于每月费用,我同张贻两人每月还有二百五十元以上的收入,按(月)寄回四十元是没有问题的。经此大波,过去大手大脚,马马虎虎的地方抓紧一点,估 计每月多积的钱倒反而可能比过去多一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白李。从你和侬姊的来信可以看出你们是主张她回北京的,而且在无锡长(期)下去也有缺点。可以 说,张贻和我在去年六七月间本来已经决定要她来了,但是不料,发生了我的问题。现在按照张贻的性格,她倒好像不在乎,而且很愿意白李来的。但是,我的考 虑,在目前情况下,白李还是不来的好。第一,我下乡以后,张贻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已嫌吃力,再加上一个实际上是不行的。第二,在我目前的处境下,白李来 京,对她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有不良的影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跟着我们只有好处。胖胖五零到底是小,不了解许多事情,但是白李是能领会的了。我相信,这 个意见,你也会同意的。侬姊那里如果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她也会同意,如不告诉她,就要你另编些理由了。下面一个关于家庭的问题是以后三四年,我可能不会回 家了。父母年纪大了,我这几年心里有打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是应当尽到儿子的职分的,然而现在,背负着这样重大的包袱,在得到机会把它卸下来以前,我是 不会想回家的。正弟,我不是一个孝子,但是父亲从小教育我的封建感情,到现在还是强烈的,想到这个问题,我每每会泪下,但是,我现在宁愿负寡情不孝之名, 而不愿在我摘掉帽子之前回家(现在回家,恐怕是要戴着帽子回的),带回我的恶名来增加他们的羞辱。正弟,多少年来,都是你代替我担负着对家庭的责任,解放 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看到天下太平,我原来想,除了工作关系不能承欢膝下而外,其他方面是可以期望尽到儿子的职分了,然而不料,不自检点,居然出了这样 简直不可思议的大毛病。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像绞一样的难过,然而,我又不能不再一次把责任推委到你和三位姊姊的身上。正弟,我不敢要求你原谅我,饶恕我, 但是,我要请求你可怜我的不得已。
正弟:在你收到了我的信以后,请你立刻给我写一封信。要写得十分简单,但是要告诉我几件事,(1)收到我的信,(2)是否同意我对 白李的处置办法,(3)是否告诉侬姊,我想,恐怕侬姊还是得告诉,但是我一定要请示你的意见,你一定在得到了我的回信以后再告诉她吧。
正弟:你一定关心我的前途。我曾是情况知道得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都按照政策办事,我是彻底地被孤立了。每天我都一个人坐在我那 空落落的大办公室里,看报,读书,写反省笔记,写思想汇报,除了参加一些极少的、人人都参加的会议而外,是绝对地不与人来往,只除了张贻,不过她是一个大 忙人,一天要开好几个会,累得精疲力竭,同时她也应当同我“划清界限”,因此,就是我们也谈得不多,实在闷得发慌得时候,我就到城外去散步。你还记得那粪 场旁的天宁寺宝塔吗?你以为很远吧,我现在随便一走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呢!
至于前途,处理是定了,就向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就世俗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很宽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照样吃饭穿衣,没有什么(也正因此,可以 完全不必告诉父母),但是,就精神的意义上说,帽子要长期地戴在头上,要继续保持目前众人对我,我对众人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不提到一个现实情况,这几年 我实在是一个受宠过甚、踌躇满志的人,突然从云霄掉到深渊,从狂热之际归于冱寒,从自认满怀忠心而被认为叛逆,这个痛苦,我不能向你诉说。实在的,我并不 知道有任何艺术作品曾表现过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 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 我却不能……也许我不该跟你说这么多痛苦,但是我可以说,正是因此,下乡劳动,现在是我可能得到的唯一最大的幸福,在紧张的、单纯的体力劳动中,在一个新 的环境、新的人中间可以忘掉过去的一切而得到新的感情。有不少(人)上山下乡去了,但心里有顾虑,有疙瘩,但是我,我却把这当作现在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 正弟,你能了解我吗?
正弟,我真不知道如何诉说自己的惨痛,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还是可以恢复我的荣誉的。我定下了一个三年计划,如果还不行就来个五年计划,再 不行就是十年计划,但是可能第一个计划就是现实的。在这个期间,我一定要争取摘掉帽子,然后,我还有信心,回到党的队伍里。固然,我现在是在极度的孤寂与 耻辱中生活,但是,如我上面所说的,有不少负责同志是关心我的(就个人的角度说,我是好交结朋友的,说起来这些人,对我都还有较深的私交),他们都在期待 我,在鼓励我,我的愿望是可以达到的。我希望父母亲能长寿,我还能以一个有荣誉的家庭成员同你们团聚。正弟,在这样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我万幸有张贻 这样的妻子,给我以力量和支持,现在,我请求你,也助我一臂之力。
正弟:我现在想谈一谈,我的问题对你的意义。
我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你的震动,让你震动吧,震动得越强烈就越好。
你应当从我的问题得出深刻的教训,毕生的教训。你应当明确地看到,你的思想是几乎是完全没有经过改造的,你出问题、出危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不妨把 你的哥哥看成是代你受惩罚的一人,如果你不希望他再翻第二次跟斗(一个人短短的一生,这样的跟斗是经不起几次好翻的),你也就要立志不再陷他的覆辙。
由于你目前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实在为你惋惜失去这样一个机会,老实说不经过这个运动,你要知道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会主 义时代“做人”,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但愿我的教训能够深深地刺痛你,让你能发愤补上这一课。正弟,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反右的小 册子、大册子,我劝你务必不要爱惜钱,统统去买来,好好地精读,一字一句地读他两遍三遍,拿来同自己平素的想法对照一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 后一言一动好心里长存警惕。另外,我劝你,把你的“江南园林”放一放吧!到图书馆去把去年四月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好好地读一遍。花它个把月 时间,如果你这辈子能免于遭受我已经受了半年,还要继续受几年的痛苦,这是十分值得的。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吧!这是第一件我希望于你的事 情。
第二件事情,你不能再做“梁上君子”了。无论如何,要立刻参加工作。否则太危险了。许多像你这样生活着的人都出了毛病。我寄给你一张剪报“王科一的道 路”,我希望你拿他作为镜子来进行自我检查,你上次来信谈到就业问题,我在复信中劝你立刻找到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你也就没有说穿,现 在,我代你拿主意,立刻进民用设计院去罢!不要再犹豫了。老老实实受一个组织的管束,什么个人志趣,个人事业,先抛开一旁,等到组织上同意你做的时候再做 吧!脱离了组织,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革命的气氛,受不到教育,暂时也许会“免于一难”,但是终究要摔大跟斗。我虽然在组织中,但是这几年实在也是走顺风, 太得意,太浮了,自以为一切都看穿,看通、看透了,然而结果竟摔了如此惨绝的大跟斗。你看看我的榜样,下定决心吧!愿你从现在起,即注意学习政治,学习理 论,当然,我倒是一直学习理论注意政治的,但是我是以前的孽根未除,苏共二十大以后看了无其数
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才出了问题。你现在学政治学理论,是不会碰到像我碰到的那类东西的。
以上,我以为都是你应当从我取得的大教训,也要取得小教训。用我自勉的话说,慎择交,慎择言,慎择书。我名慎之,然而却大不慎,出大漏子。希望你务必 以我为戒,为人处世,说话做事,事事谨慎,谨慎又谨慎。像你那种烧利利的性子一定要改掉,庶几可以免于陨越。你现在见不到我,如果见到我,也许可以发现, 我是换了一个样子了。真个是低头伏小,恻静无声了,然而我还害怕,我改得不够,对儿女,我的脾气还很暴烈,这说明内心还没有变透,你千万不要等到受了我这 样的痛苦再改吧。
正弟: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感到痛,那就痛吧!我只怕你不痛,我希望我的信会狠狠地刺痛你。如果你看了我的信,会感到吃不下饭去,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会像我一样不知其所以地在马路上狂走,那么,我只会感到,我的痛苦多少有一部分移植到了你的身上,是给你打了防疫针生了免疫力。正弟,我不会愿意你痛苦, 然而,这一次我却不希望你轻心地寻常地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呢!
正弟,我这封信原来在九月间就准备写的,张贻怕登报急坏了二老,早就写好一信给你打招呼,但是我估计不至于,一直到现在才写。写了一个头以后,又因为 宣布二月十日就最后处理结束,我想等最后结果出来再告诉你,但是现在又拖下来。大致可以确定最后处理(开除党籍,撤职降级)至迟二月底一定完成,而结果大 致是在宣布以后即同意我的要求下乡了(下乡的地方在冀中,是很富的地方,并不苦,我的下去,也决不会到强迫劳动那一类,不过帽子是要戴着的)。虽然这几个 月是拖着,但是行动起来也可能很迅速。想来想去,把我的问题告诉你现在正是时候,我希望在一周以后得到你的回信,再给你写一封信,在下去以前再得到你一封 回信。以后,同你,同父母亲,同伊白的书信往还就同一般下放一样,谈谈家常不必介意那过去的一段了。希望你接信后立即给我回信。信请写得简单些含蓄些,就 可以了。
话可以说的也就是这些了,再谈一点俗务。我下去以后北京家里的物质生活是基本上不会有变化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只请你在旧衣服方面支援我一下,我现 在几乎已没有布衣裳了,为了准备下放,买了一套新棉袄新棉裤,已把一家五口的布票用去了四分之三,单衣衬衣之类还缺得不少。我希望你为我收罗一下你自己和 父亲的旧衬衣之类给我寄一些来(你的单衣,我大概穿不得不必寄,但有相似者给我当衬衣,倒是欢迎的)。我请你做这件事,实在是因为跟母亲说了她总是不寄, 或者一寄就寄新的,很是浪费,这回我请你帮我办一办,我也恳求你,千万不要买什么新的,我收到了,心里会不知怎么难过的。另外,张贻现在已是忙到极点,我 走了之后,为三个孩子张罗更是忙不过来了。白李的旧衣服,过去给孩子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母亲也总是无心想理出来,我也请你给我理一些出来,寄给我, 不要以为女孩子的衣裳,其实五零五四都是可以穿的(包括旧鞋子,旧袜子,旧大衣等都可以)。这就算是对张贻的一个重大支持了。但是我也求你,千万别买一件 新的,过去就因为你们寄新的,使我不敢再开口,请你们相信我这话是诚心诚意说的。
这封痛苦的信,就写到这里吧!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结束这样的一封信。不论我现在陷身于如何的痛苦之中,请你相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可以经得这个严酷的考验,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只希望你,充分地从我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训,在你的人生之旅途上顺利地前进。
也许要几年以后才能再见了,我希望那时我能以不辱没我们家庭的荣誉的一员的身份与大家相见。白李这几年的教育是要拜托你了,希望你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地要求她吧!
慎 之
(1958年)二月十二日
载《往事》第六十一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往事》编者的话:
1957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余音尤在,前苏联就开始镇压波匈的民主运动和国内新的“反党集团”;毛泽东号召“ 大鸣大放”的话音还未落地,反右狂潮就汹涌而至。都是出尔反尔,迫不及待,两者行径如出一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
答案就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正是这一制度性质的集中反映。它表明,政权一旦建立在暴力和“阶级斗争”之上,就无法容忍质疑和变化。所以,迫不及待的出尔反尔,不过是这一制度本能的反弹。
虽然同是镇压,但与苏共的消灭肉体、钳制言论与限制人身自由相比,反右的整肃却更具“中国特色”,更注重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包括自我改造)。这是一种更精致、更酷烈的方式,可以达到剿灭灵魂,剿灭人性,最终实现对个人的精神奴役的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反右主持者成功地将思想改造的机制内化,而这种内化也成为阶级斗争的机制之一。残酷的批斗会不但在现实中进行,也在人的内心中进行。此时的人同时是裁判者和异端、告密者和嫌疑人。一旦陷入这种分裂状态,人就会无休止地自我怀疑,不停地拷问和折磨自己。
李慎之先生的这封家信就是这一“改造”过程的生动写照。从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群体之中被斗争,被孤立,被剥夺了正义感、道德感和美感,如何 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乃至个人的情感,变得自卑自疑自虐自戕,最终失去了自我,成为驯服工具。李慎之这个自视甚高、纵横恣肆的才子也不得不低首下心,唾面自 污。
与党外知识分子相比,党内知识分子又有自己的特点。前者不过是“同路人”,他们却是党的机体的一部分,是“自己人”。因此,当那场晴天霹 雳降下,他们的精神痛苦比那些党外知识分子更甚。他们不但要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扰,还要在良知与“忠诚”之间做出选择。正如李慎之先生在信中所说:“对于一 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
这封信可算作当年“思想改造”的成功案例。但是,编者怀疑,像李慎之这样智力超群的知识分子,真的是被那些空泛的大道理和漏洞百出的逻辑说服的吗?
我们无法忽略,在批判和改造的后面,在这些大道理和逻辑的后面,是以“历史规律”和“大多数人”的名义行使的强大的暴力,它可以轻易地勾销一个人的肉体。当谎言破灭,“洗脑”失效,它就会图穷匕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李慎之先生信中对这一背景只字未提,但我们从通篇文字渗出的恐惧中感到它的巨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造好了”就是“吓趴了”。
李慎之先生的一生表明,“思想改造”有效,但也有限。当他宣布“不在刺刀下做官”的时候,也宣告了这一以暴力为支撑的思想奴役制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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