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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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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胡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1026 reads) 时间: 2002-1-18 周五, 上午12:15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胡平（《北京之春》9507）

一、关於反思八九的意义

最近一段时期，在海外，围绕着对八九民运的反思，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

正如《华盛顿邮报》六月四日文章所言：这场争论可能会是一种健康的倾向，如果参加争论的民运人士能够克服掉把不同意见者打成叛徒的共产党思维习惯的话。

依我之见，在充分肯定八九民运伟大意义的共识基础上，探讨民运方面的策略得失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一些激进派的朋友们宣称，八九民运的失利与民运方面的策略全无关系。不论你的策略多高明，只要你是起来反抗专制，当局必然要残酷镇压。倘接受了这种观点，一般民主只会对民运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民运便会成为少数英勇者的孤军奋战，那如何还能成功？换言之，最激进的观点往往导致失败主义的结论、悲观主义的结论，因而也就是消沉、无所作为的结论。正确的观点只能是：我们必须让民众相信，民运不仅是正义的，也是一定能够胜利的。如果说八九民运未能取得胜利而是遭到残酷的镇压，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斗争策略不大高明的缘故。要投入民运免不了要冒些风险，但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对方的暴力镇压，或者是把这种暴力镇压降低到很少的程度，避免民运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避免广大普通参与者遭受迫害。我们完全可以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扩大我们的自由空间，并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除非我们让广大群众相信这一点，才会有大量的群众能够投身於我们的运动、我们也才有胜利的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激进派的朋友们简直是在为民运帮倒忙。为了中国民运的再出发，我们必须批评这种激进思想。这就是我们当前争论的目的所在。

二、关於“激进”概念

在这场争论中，“激进”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有些人把这场争论和文化界关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联系在一起。不过对我以及不少和我观点相似的朋友而言，问题还没有那般复杂。我们所批评的激进，是指策略上的激进而不是指原则上的激进。事实上，和苏联东欧的民主运动相比，中国的八九民运还要温和得多。假如我们把激进定义为那种不肯妥协、不肯退让的强硬态度，那么在八九民运中，恰如苏晓康所言，最激进的无疑不是民运而是中共，不是学生而是邓小平。八九民运之未能导致良性结局，对中共而言，非不能也，乃不愿也(参见拙作《从自由出发》第五节)。

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在《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一文中，对八九民运中民运方面的“激进”作出细致的说明，兹抄录如下，相信对读者会有所启发：

“在此‘激进’一词用於描述一种理想主义者，当实现预期目的的机会减少时，这种人反而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这种激进份子只能生活在良知伦理中，而完全忽略了责任伦理。他们生活在理想和绝对自由的梦幻世界里。他们从行动中获得一种解放感。别的一切均无关紧要。他们更想表现对理想的献身，而非达到政治成功。然而，应该说明，他们并不主张使用暴力。”

我在《八九民运反思》中对激进的理解，大体上与上述说明一致。不过我还有另一层意思。我认为，激进派之所以甘冒更大的风险，并非总是出於不考虑成败，而且也是因为迷信“越坏越好”的辩证逻辑，以为对方的压力越大，自己一方的反抗必定越坚决，因此越能够取得更彻底的胜利。所以他们常常把妥协视为投降，视为放弃彻底胜利的机会。只要看一看在广场上，是哪些人专门将提出妥协方案者斥为“学贼”、“叛卖”，情况就很明白了。现在，有些人试图否认广场上曾有过激进与稳健两派策略之争，并指责这种区分是在分化民运队伍。然而，仅以柴玲五 ·二八录影讲话为例，其中，柴玲就先後五次批评了其他持有不同主张的学生领袖，声称“队伍并不十分纯洁”，指责那些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同学是受到政府收买，还说“绝对有证据”；她把那些“要求政府不要采取行动”的同学和上层人士一概斥之为贪图私欲而出卖运动，是运动中最可悲的事，等等。由此可见，广场上有分歧，民运队伍自身并不完全一致，乃是不容否认之事。问题只是在於：我们究竟是把这种分歧归结为“百分之百的”民运领袖与“学贼”、“叛徒”之争呢，还是归结为同属民运人士而仅仅是激进与稳健两种策略之争。

三、关於“见坏就上，见好就收”

阮铭在《末日审判前的赌博》(见《争鸣》九五年六月号)一文中，有三处涉及到我的观点，在此我不妨略作澄清。

1、阮铭指责《纽约时报》文章捏造了一个所谓激进派学生领袖的“诱杀策略 ”，而据阮铭说我早在《八九民运反思》一文中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了。

这显然是对我《反思》的误解。我在《反思》第二章专门讨论八九民运的结局问题。因为在当时，有不少人否认八九民运遭到了失败，他们坚称那是成功，而且还是伟大的成功。为了驳斥这种见解，我提醒人们注意，成功的本意是後果符合於目的。八九民运既然是以流血为结局，那么，除非你事先就抱有流血的预期，否则你就不能将之称为成功。照此说来，只有柴玲五·二八讲话中关於“期待流血” 一段话或许可以算作证据。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引用柴玲那段话，仅仅是为了更全面、更彻底地回答八九民运成功论，其中并没有认定柴玲持有这种或那种策略的意思。至於我对柴玲那段讲话的评论，《回首天安门》一文已有详述，兹不重复。

2、阮铭提到我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策略，不过他并没有正面评论过这一策略。他只是说对於“好”或”坏”的判定，对“上”或“收”的时机把握都是很难测定的。这一点我在《反思》第四章第十三节已经作出细致的分析，建议阮铭再读一读。此其一。

第二，阮铭引用了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一篇文章中的几段话，其中我讲道，在戒严令下达後，民运应该“见坏就上”。阮铭写道：“我实在看不出这策略的‘稳健节制’在哪里？”

对於阮铭的上述疑问，我需要多说两句。

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包含着如下两层意思：

A、没有“见坏就上”，就不可能有“见好就收”。面对专制的高压，我们必须敢於斗争。如果我们选取了恰当的诉求目标和抗争形式，我们就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压力，促成政府内部的某种分化即促成政府内部温和势力的上升，於是，政府作出某种让步，我们扩大了自己的自由空间。这时我们就应该“收”，也就是作出阶段性妥协，巩固自己已经赢得的阵地。其结果便是我们争得了有限的成功。

B、如果我们见好不收，那就有可能使得政府方面又再次转为强硬并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更坏的坏面前，我们很可能上不了，上不起，因此就导致了失败。

回到八九民运的问题上来。我的看法是：“在戒严令之前，民运未能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後，民运未能见坏就上。这可以说是八九民运的两大失误。但是，严格说来，我认为八九民运只有一大失误，那便是前一个失误。因为，要求广大民众在巨大的危险面前长盛不衰，屹立不动，那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承受能力，因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过份要求。”(《反思》第四章第十七节。)不难看出，我始终强调的是民运应该善於“见好就收”，因此它当然是“稳健节制”的。至於说在失去了“见好就收”的机会之後，面对着更坏的坏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承认那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进吧，胜算不大，还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牺牲；退吧，或许可以减少牺牲，但却使运动归於挫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自己搞到这般田地，所以我们务必要学会见好就收。一旦我们不幸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理论上较好的办法就是：再上一次或几次，赢回部分主动，然後再撤退。我提到“凯旋在子夜”的计划，提到八六—八七年学运，北大学生深夜进军天安门救回被捕同学一事，它们都不失为在困境中求得一种相对较好或曰相对不太坏的结局的办法。因此那和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观点并不矛盾。

阮铭还引用了我《反思》中另一段话。其中讲到牺牲的意义，讲到“倘若屠杀一直拖延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剧变。”阮铭大概是想暗示读者我其实是更大的激进派，是不惜流血换取胜利的更热烈的倡导者。然而在实际上，我这段话并不是出自五月二十一日那篇文章。它并不是我的主张，并不是我的结论，而只是我对别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作出的理论分析。记得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批评八九民运的意见，这种意见不是批评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而是批评它未能“见坏就上”，为什么赵紫阳不挺身而出站在民运一边呢？为什么支持民主的军人们不掉转枪口反击强硬派呢？为什么示威者不坚持到底流血牺牲以唤起民众更有力的斗争呢？八九民运为山九仞，到头来却功亏一篑，“离大革命还差一步” 。为了理论的周延，我必须对这种意见加以分析。我无非是承认这种绝处逢生的可能性是多少存在的，虽然它终究没有变成现实性，如此而已。

在此，我顺便回答一下白梦的一个观点。在《天安门审判》中白梦写道：“ 我以为，我们不能因为最後的屠杀去认定坚守广场在策略上就一定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真的坚持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召开，或者军队中的某一将领为了顺乎民意而反戈一击，八九民运中的一些现实目标不就达成了吗？要知道，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观点是白梦所有观点中最有份量的一个观点，也是最能表露他激进特色的一个观点。如前所言，我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但我仍然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太过冒险。除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否则，谁会认为把全部身家性命去作一次成功率不高的投资是明智的呢？搞民运当然要冒风险，因此，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永远需要，绝对需要。但是，作为民运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们应该努力在事前对风险程度作出估测，我们应该努力把风险控制在我们和一般参与者能够承受的程度。不成功而成仁的烈士榜样固然十分重要，然而我要说的是，为了民运的发展与胜利，不成仁而成功的榜样也同样重要。

3、阮铭指责我在《回首天安门》一文中“为《纽约时报》圆谎”。这一指责包含了至少三个错误。

A、阮铭宣称：“泰勒引述柴玲在录影访问中说的‘她控制的领导集团的秘密策略是激怒政府以暴力对待徒手的学生’这句话在《柴玲五月底录影讲话》全文中根本没有。”因此便是“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然而问题在於，泰勒分明采用的是间接引语，而间接引语当然不必和原话一一对应，那么，阮铭在原文中找不到这句话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众所周知，采用间接引语的意义正在於把别人冗长的原话加以简化概括。由於柴玲讲到期待流血，讲到了她如何抵制那些劝说学生撤离广场的投降派，讲到了她如何抵制那些要求政府不要采取行动的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士，讲到了她对广场上血流成河之後全国人民擦亮眼睛团结起来的乐观估计，并且表明她不会将这些想法告诉广大同学，以及如此等等；因此，记者得出“the hidden strategy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she dominated was to provoke the Government to violence against the unarmed students”这种概括。你可以说这种概括不够准确，但那毕竟不能称之为“弥天大谎”。否则，这个世界上的“弥天大谎”也就太多了。

B、我无非是根据英文对柴玲讲话所作概括的那个hidden strategy词组，指出其中译“秘密策略”可能与原文间发生意义上误解，在这里，当然英文才是原文，而中文只是译文。

C、阮铭充其量可以批评我的那番辩析不准确，但若指为“圆谎”则未免过份，且大有诛心之嫌。如此说来，阮铭的指责不是太粗疏、太武断了吗？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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