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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关于“领导阶级”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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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关于“领导阶级”的神话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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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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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关于“领导阶级”的神话 (1194 reads)      时间: 2007-6-29 周五, 下午1:19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领导阶级”的神话


芦笛


本来今天要接着写那《小马过河》的,但老金发话让我去打高沙袋,或是去接着疗愚。说得倒容易,打沙袋,上哪儿去打阿?现在的问题是,只有他来打我的,没我打上门去的,你说让人丧气不丧气?疗愚,怎么疗?樊弓跑掉了,只剩下个越南人在那儿缠夹不清,又不可能真请动教育部下令,严格禁止理工皮匠们谈专业以外话题。可他要真有可疗性,那太阳也从西边出来了。

这网上我最烦的就是理工皮匠们。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咱们的理工科教育会一劳永逸地摧毁了是人都有的与专业无关的天然智慧(这就是common sense的原意)?不管是什么问题,理工皮匠们见到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能否代进一个简单数学公式去,闹出来的笑话当真是匪夷所思。上次我说起因果关系,这越南人跟我说,芦老,慎言因果关系,现在数理逻辑都不谈这个了。我说,照你这么说,法院也只好关门了,连致死原因都要慎言,那世上还能有什么杀人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癞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学,因为从古巴引入的牛蛙没地方放养。

闲言少叙,却说我看到铁木同志屡屡出来为工人同志打抱不平,本人好歹作了7年工人,我太太工龄比我还长,至今我俩都还保留着和铁哥/姐儿们的关系。我太太是个电话篓子,每日花半天时间和她宝贝儿子打电话,1/4天和她当年的铁姐们儿打电话,1/4天和她家的人打电话,所以,我该算本坛里最有资格代表老工人发言的老同志吧?

老金说(对不起阿,你可别理睬我,一鼓作气地写完那系列吧,要不你请教育部明令我终身不得谈专业以外话题算了)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下降,经济收入相对降低。铁木同志深表同意,为此愤愤不平,还举出修水管或是暖气的小工不敢喝水歇气的个例,雄辩证明工人阶级地位下降了。

老金认为毛时代工人阶级具有最高社会地位的理由,是工人阶级从来没作为一个阶级被整过。这能算理由么?那当农民比当工人更安全,更不会挨整,为何大夥儿要千方百计往城里跑呢?请同志们去看看我为回城进行的一系列挖空心思的医学研究。为何我要放弃那崇高的农民地位,改作毫无地位的社会青年尼?有谁敢说农民的社会地位比城里人的高?根据宪法,根据国旗,农民可是咱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第二阶级,算是亚领导阶级,是不是阿?可有谁敢相信这个,那可是就绝对没有可疗性了。

如果社会地位是政治安全系数的同义语,那毛时代的贵贱排行应该是农兵工商学,真正的领导阶级是农民老大爷而非工人老大哥,兵工商的地位相近,或甚至处在同一安全等级,所谓“学”则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诸如文化、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等,属于政治安全系数最低的等级。请诸位老帮菜说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这是从群体而言的排行,如果从个体来看,则毛时代没有一个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管干哪行哪业,每个人都有瞬间内变成阶级敌人的可能。

我进厂那阵,车间都叫“连队”,最大的连队名曰“牛鬼连”,人数占全厂职工1/4弱,没有固定车间,而是游动劳改,专干没人愿干的强度体力活特别是装货卸货以及除厕一类脏臭活。牛鬼中当然有资本家和职员,但主力还是根正苗红的工人。他们之所以光荣入伍,要么是因为是“盗窃集团成员”(那完全是子虚乌有,是派斗的丰硕成果),要么是把《毛主席语录》装在裤包而不是胸包里,要么是露天开大会时用《人民日报》垫在屁股下头坐,要么是实在闲极无聊,半夜三更去公园赌博给工纠抓住了送回来,要么是“犯了男女关系错误”。那牛鬼连直到1974年才解散,此前所有成员都多次受过酷刑,留下了终身伤痛,成了游走的天气预报台,每到变天前便能准确发布天气预报,比广播电台发布的准确多了。

文革大规模迫害群众高潮过后又如何?1974年后,我厂有三名青工被送去劳教,一名被送去劳改。送去劳教者有两人是脾气太烂,借了人家的饭菜票从来不还,一名是“叛逃小集团”成员。所谓“叛逃”,乃是去农场劳动,下工后一伙人聚在一起喝劣等白酒,某人喝昏了头,便说外国人怎么怎么享福,要是能在外国过日子就好了。回来后便被积极分子举报,说那话的人就成了“叛逃小集团”的首领,其他人统统成了内控对象。送去劳改的那位则是因为和想返城的女知青睡觉,为了把人家骗上手,和草庵一样吹牛皮不上税,自称是现役军人,办回城没问题,于是就成了诈骗犯,锒铛入狱,判得还很重,只是我记不住年头了。

文革前又如何?只有更黑暗的。80年代中后期,我太太从工人升为小职员,负责处理文革前积压下来冤案,连她都记不住出了多少次差,跑了多少次外调。很多人既没出身问题,又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只是和领导或普通党员吵架,或是迟到早退吊二郎当,车间书记或主任批个“二指宽的条子”(此乃工人的话),便把人家送去劳教。文革前的劳教似乎比文革后的还蝎虎,其实就是无期徒刑,最后送到哪儿去都不知道了。压在阴山后几十年。80年代人家才敢来呼冤,竟然连当初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厂里都无一人知道了。

普通工人遭受的迫害的方式各种各样,小青工最倒霉。70年代初期,厂里实行“用毛泽东思想占领8小时以外的阵地”(这是针对《海港》上韩小强 “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的谬论的革命化措施),大办“红色宿舍”。青工下班后都不许回家,只许住在宿舍里,晚上集体学习毛著,周六下班后才放风回家一次,周日晚上就得赶回来。谁要是违反这规矩,立刻就要遭到批斗,坐喷气式、跪煤渣绝对是免不了的,TMD跟犯人毫无区别。

爱美乃是青年的特点,管的再严也压制不住。于是厂门口便时时站了哼哈二将:谁谁穿了反革命的细裤脚,给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抓住,便当众用剪子剪开裤脚,撕成四片,一直撕到内裤都露出来,头顶淋上油漆,再责令那二三倒霉蛋在上班前站在厂区大门口,供进厂上班的大众瞻仰。

最多的还是风化案。青年男子谁个不善于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于怀春?这本是人性的至圣至纯,阿,为什么于此间会有惨痛飞迸?歌德写这诗时,便做梦也想不到那惨痛飞迸的原因竟然可以完全不同。

大家都住在红色宿舍里,偷情也没地方去,于是要么野合,要么一人值夜班时将对方约来,要么跑到不上夜班的空车间里去。革委会副主任乃是只老乌龟,老婆被人偷过,心态反常,最恨的就是这种事,而手下的人保组长(当时的科室都称为“组”)又是个饱受性饥饿之苦的老童男,从未登过太虚幻境,于是两人志同道合,组成了负责照管少男少女童贞的百眼巨龙。

那俩偷情的狗男女自以为得计,不料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偷偷摸摸的一举一动全落在“闭路人视”的监控下。但副主任和人保组长并不及时制止那犯罪行为,而是实行伟大领袖的“诱敌深入”,要等到灯灭了,双方脱衣解带,估计已经入港,这才一脚把门踹开,七八枝长手电的光柱照住那对张皇失措的裸体,再把电灯打开,勒令不许穿衣服,好让女方的裸体尽情暴露在革命群众警惕的眼睛之下,据说这是“保留现场”。沾满精液的内裤也要让领导同志细细审查,据说这是“确定物证”。等到欣赏够了,这才允许双方穿起衣服来,押到人保组去通宵审讯,详细询问他们一共作过多少次案,when,where,how,采用什么姿势,等等,等等。以后便是批斗会,当然是坐喷气式、跪煤渣那一套。

我厂有四五对狗男女出过这种风化案,其中以小凤的血泪遭遇最惨,我曾在旧作《杂感二则》中忠实记录了此事,请同志们去看看。

http://216.128.72.50:4040/ShowTopic.asp?ID=38963

这风化案的范围之广,并不限于真的发生性关系。有一次某车间去农场劳动,下工后俩学工坐在山头上聊天,聊到天黑了还不回宿舍,于是他们车间的连长便紧急动员了基干民兵,跑步上山,分进合击,瓮中捉鳖,顺利擒住那对狗男女,将两人五花大绑地押回宿舍来,说他们流氓犯罪,令随工人上山的厂医去检查那女的是否已经破身。那厂医好歹有点文化,连说我不敢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那连长(车间主任,是个老转。老转最扯淡,又粗暴又色还大字不识,典型的大老粗)还不罢休,把那女的押上“解放牌”,连夜拉回城里的特约医院,看妇产科急诊,请大夫验明人家的处子身,连长这才作罢,没有再继续追查那罪行,就此不了了之。

那阵子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人权观念。那女的后来成了内子的铁姐们,还去北京上了大学。她和内子一道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时感叹道,那阵子真傻,竟不知道谁也没资格来检查我是不是处女。当时只觉得很委屈,很气愤:我无非是和他东南西北地瞎扯,连恋爱关系都不是,就规规矩矩地坐那儿,什么坏事都没干,要验就验,真金不怕火炼,我怕什么?于是就去了。过后也竟然想不到他这是诽谤了我的名声,应该逼他当众道歉。让人家平白无故地侮辱这么一场也就算了。真是傻到没治了!

除了风化案,别的小事照样可以触霉头。下面摘引《黑崽子》中的一段回忆(第16章《“领导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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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击的另一幕更恶心。一天晚饭时间,两个学工在宿舍外头用吃剩下的馒头互相打闹,嘻嘻哈哈扭作一团。不幸的是,革委会副主任恰好在此时路过。

“住手!”他厉声喝道,冲过去用左手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衣领,“你怎么敢这样浪费粮食!”接着右手左右开弓,给那男孩脸上就是几耳光。

那俩男孩给吓呆了,呆呆地望着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去把那馒头捡起来”,他对着没挨打的那男孩冷冷地命令道,指着那落进了阳沟的半截馒头。

那男孩乖乖跑到阳沟那儿去,弯腰把那沾了臭水的半截馒头捡起来,又乖乖跑回来,默默等候副主任的进一步发落。

“把它吃下去。”副主任冷冷地命令道。

那男孩看看那沾满了臭水的馒头,又看看副主任那铁青的脸,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来。

“嗯,把它吃了。”副主任口气突然变温和了,几乎有点像哄孩子。

那男孩把馒头拿到嘴边,旋即又立刻拿开了。他脸上毫无表情,如同中了魔法似的,呆呆地看着副主任,拿着馒头的手冻结在空中,脏水从馒头上滴下来,一滴,又是一滴。

“我叫你把它吃下去!”副主任爆炸了。

那咆哮打破了魔咒,男孩给吓坏了,看着副主任,眼里流露出无声的哀求,楚楚可怜到让人不忍看下去。副主任毫不动心,不错眼地冷冷地回瞪着他,那眼光让人脊梁骨发冷。男孩转开视线,看了脏馒头一眼,闭上眼睛,慢慢地吃了起来,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紧闭的眼皮下渗了出来。

“对,就这样,好!好!”副主任给他亲切打气,“味道怎么样,真香,是不是?”

那男孩突然睁开眼睛,热泪横溢地跑到阳沟那儿去,大口大口地吐出来,手里仍然还死死地捏着那馒头。

“真恶心!”副主任鄙夷地评论道,转过身去,轻飘飘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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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厂被批斗过的工人多如牛毛,我根本记不住一共有多少,那原因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看“黄色小说”(亦即文革前出版的爱情小说,甚至连文革前的语文教科书都一度进入“黄色小说”的范围),讲黄色电影、反动电影(文革前出的电影如《五朵金花》,《柯山红日》等),讲吃讲穿,奇装异服……即使不是挨批斗,起码也要进“学习班”,没完没了地作检查。内子就因为喜欢古典文学多次进过学习班,全靠她出身过硬才没被批斗。

总而言之,活在那恐怖时代,到处都是陷阱,便睡觉也得睁只眼睛。要幸免被迫害,就必须严格遵守自己订下的一系列戒律:不要去参加青工的聊天,决不要讲吃讲穿,决不能把文艺作品带到厂里去,更不要卖弄学问,凡事装傻卖癫,佯狂避祸……等等,等等。

到最后我终于“从必然走向自由”,以脆弱的黑崽子之身,竟然奇迹般地从未挨整,比内子那根正苗红的还强。全厂同志都以为我是傻子神经病一类,根本不拿我当回事。领导特别烦我,因为我几乎天天迟到早退,碰上当官的就嘻皮笑脸,搂着肩头叫:“地下党员赵大叔,别生气,我骑车撞了个老太婆,所以来晚了。”对方哭笑不得,又没法跟个傻子认真。等到后来我和内子好的事曝光后,全厂大吃一惊:怎么会看上那大傻?等结婚时我推出全套自制时兴家俱,全厂再度大吃一惊:怎么这大傻还有这两下子,竟然能无师自通地掌握这尖端高科技?

所以,若以政治安全系数来看,咱领导阶级还不如农民。我可是工农都当过。因为农村经济的特点,党对农民的控制的远远比不上对工人的那样严密。

如果说社会地位是“领导他人”,那我看作为整体,工人的社会地位还不如售货员。毛时代的所谓“领导”,不就是作威作福,任意辱骂他人甚至打人,对方不敢还嘴,遑论还手,只有乖乖听任蹂躏么?这当然是工宣队的主要使命,除此之外,他们还领导了什么?配领导什么?但能进工宣队的不过是工人中的一小撮,所谓“工贼”一类。难道那少数败类竟能代表我伲工人阶级?这不是侮辱丑化工人阶级又是什么?

上面介绍的那些真实情景,足以说明绝大多数工人虽然也有在批斗会上任意作践倒霉蛋的“崇高权利”,但绝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任人作践的孙子。反倒是售货员谁都能领导,凡是去商店买东西的都是她孙子。只有小芦实在受不了那肮脏气时能愤起抗暴,收拾那些晚娘脸。这已经交代过了,还变成了哑巴反复攻击我的利器:受辱后就劈头盖脸地用匪夷所思的脏话把她砸晕,趁她还没反应过来便逃之夭夭,以后再不上那家商店去,让她这辈子也没法出那口气,只好永远憋在心里。

客观地说,工人强过农民的,也就只有免于饥饿的自由(大饥荒年间除外),固定工资和粮油布定量供应,以及居住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优越性:文化生活,教育,医疗,等等。但这些优势城市其他行业同样能享受,集体所有制的工人的福利还不如全民所有制的服务行业的,比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那收入根本就不是我们可以指望的。

除了这些优势外,工人不但政治安全系数没有农民的高,人身安全系数也远比后者低。毛时代的工厂的工作条件恶劣到令人发指,党根本不关心工人死活,连最起码的劳动防护设备都不提供,工伤事故多极。我发表的回忆录中有对机械厂的无比恶劣的工作条件的描写,那和矿山、化工厂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在冲压车间工作的老工人几乎没有一个十指齐全,用过刨木机的老木匠也如此(刨木机是吃指头不吐骨的老虎,我从来不敢碰那玩意。刹那间几个指头便连根没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而全国的化工厂的老工人大概都在不同程度上中了毒。我工作过的电镀车间的夥伴们有好几个不是害癌症,就是肝脏肾脏出问题,不是早逝就是成了丧失劳动力的老病号。可怜他们没文化,不知道那是剧毒环境,给活活毒死了也是糊涂鬼。别的车间有的人居然还羡慕咱们“吃保健”(每天有半磅牛奶),还想调到我们车间来!

正因为我受够了罪,到后来从“领导阶级”的宝座逃下来的心思竟然超过了当初从“同盟军”的次宝座上逃下来的愿望。那阵子的中国实行伟大领袖本着小农思维发明的“企业办社会”,有厂办小学和厂办中学。我没事就缠着车间主任“地下党员赵大叔”(他姓赵,而《白毛女》上有个地下党员赵大叔。我就这么跟他嘻皮笑脸地胡闹,让他哭笑不得。一开头他还被那“地下党员”吓得灵魂出窍,直到我跟他解释他是样板戏里的英雄才定下心来),说:

“赵大叔,你行行好,让我去教小学去吧。”(我还不敢指望教中学)

赵大叔扬起惊奇的眉毛:

“你?!大傻也能去教书?”

接着就拉着我那撕开了一半的“再生布”工作服的袖子说:

“你看看你,跟济公爷爷也差不多了,大袖飘飘的,全厂哪还有第二个你这种人?拿去补补嘛!就你这邋遢样还要去教书?”

所以,拜托诸位“自由知识分子”收拾起那悲天悯人样来,勿要讲你们不懂的事好伐?别跟林思云一样,从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经历,却要代表他们出来斩钉截铁地发言。我党的鬼话骗信了工农大众不足奇——他们本来就是让统治者愚弄的对象,知识分子也要跟着上当可就有点不像话了。


作者:芦笛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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