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象如此难以把握,以至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Carsten A. Holz在“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刊上问:“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他检讨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人士,包括他自己,“习惯性的讨好中共,有时自己明确意识到了,有时没有意识到”。显然,中国经济进步与政治落后这种“二分法”式的观察给观察者带来了一种道德压力和认知上的不适。
这便是美国Bangor Daily News 编辑George Will在2007年4月26日刊上分析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失败时带有讽刺性意味地提出的问题:Who is changing whom? 他指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相信拒绝民主的中国领导人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美国人的任务就是把中国重新带上历史发展的正道,手段便是通过贸易促进转变(德语的表达更朗朗上口: Wandel durch Handel)。学术界也有相同的命题:经济的开放迟早会促进政治制度的开放,市场的自由培育出制度的自由和要求更多参与权利与自主权利的中产阶层和公民社会。用西方人易懂的语言来说,就是咖啡选择的多元化带来政治多元化,麦当劳和星巴克最终会战胜政治独裁。
George Will在文章中当然还指出了西方学界的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喝着星巴克、买车购房的新富阶层恰恰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受惠者,他们不欢迎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由于没有相应的代表性民意统计,人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赞同进行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网上有文章估计说,如果进行这样的调查,估计多数中国人会反对可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政治改革,或者至少对中国能引进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心存疑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对现在的一党制表示满意和认可,而是对大的政治变革感到不信任和缺乏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