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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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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贾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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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886 reads)
时间:
2006-12-27 周三, 下午2:40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政治改革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社会付出的转型成本是否最低;政治毕竟是服务于社会,而非超越于社会而存在的。读遍东西方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健康的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实质上就是保守与激进之间竞争、辩论、对话、妥协到容忍的动态平衡过程,这当然也是源于人类本身从青春飞扬到白发苍苍的天生特征;撕裂了这个平衡,无论激进的理想多么伟大或保守的现实多么合理,都可能带来社会的失控、灾难或停滞。
一百年前,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就是秉持“保守与激进之间平衡”的认识,坚持清廷政改应走“虚君共和、君主立宪”的道路,而与流亡海外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笔战数年。而当革命不幸发生、清帝逊位,社会转型风险加大之时,梁启超亦能回国,参与共和,以图阻止社会转型失控可能带来的灾难。
1915年,在袁世凯意图取消共和、恢复专制、复辟帝制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袁试图用20万银元阻止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说明自己既非守旧而不知社会变革的“首阳山上不食周粟”的文人,亦非醉心于“共和”的狂热革命党人;并强调自己的“立宪”观点,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在文章中,他指责袁之称帝意图,根本不是“君主立宪”,而是再回专制;而他当年所提出的“君主立宪”是基于200多年满清皇族统治,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有效方案,远非辛亥之后袁氏重新称帝的社会基础。文中原话:“革命者,事实之不得已也。天下惟已成之事实为不可抗。吾子畴昔抗之不已以自取戮辱,今何必复尔尔者?”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辛亥之后近代历史的苦难,倒是验证了梁启超的那句诗:“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近代以来,当党外的知识分子感受着一党专制窒息的时候,党内的文人何尝不在体味着领袖独裁的痛苦;人数超过英法德等国家总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政治现实的缩影。起源于孙中山的中国列宁式党内独裁,是形成中国专制的最根本原因之一,49年前如此,台海对峙时代亦如此。
从1861年清廷开展“洋务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维系了半个世纪的寿命;而自1979年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27年的时光,“六四”之后流亡在外的现代梁启超们,一遍遍卓无成效的隔着太平洋向大陆喊话,期待中共走向开明。而政府却置若罔闻,直到孙中山式的革命党诞生。
毫无疑问,中共依然是未来中国稳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基于其超过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现实,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与其抗衡的忠诚的政治反对派;面对资本崛起有可能带来“擦枪走火”式的政府崩溃、权力真空,关心中国未来的党内党外的思想者,有必要思考一下如何避免辛亥革命之后那种最残酷的社会转型问题。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革命会始终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压力和马鞭;当我们批评革命的时候,革命也在鞭打着执政党改革的马车。
历史惊人的相似,而历史中的思想者也有相似的宿命和责任;当年的清廷和今日的中共,面临着近似的困境;而今日的思想者却也和百年前的梁启超们,承担着相同的社会责任。
辛亥之后,数年短暂共和,以“共和”为名义的中国走过了90年的独裁和专制;今天,让我们回头重新捡起错过百年先贤梁启超的“虚君共和、君主立宪”政改方案,抛砖引玉,为政治领袖、为思想者、为关心和平转型的国人提出一个相似的政改设想以供参考:分党共和,党主立宪。
分党共和,即首先实现党内言论自由,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开放党内政治辩论平台,允许多元政治流派出现,建设党内忠诚的反对派;从党内基层选举开始,逐步实现全党各层级直至党中央的民主选举,达成党内共和,完善党章党纪的制度建设,把黑社会式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尽快改造成为现代执政党;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制定和落实,使中共军队和其他纪律部队,尽快转变党内“寡头”统驭,由党内民主选举的军事委员会负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军,并随着政治改革和进步,逐步过渡到国家军队体制。当然,也不排除共产党一分为二,形成两党竞争的可能。
党主立宪,是指在现有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不作大的变动基础上,依靠党内民主和辩论,由现执政党主导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从清理当前法律之间相互矛盾开始,逐步完善法律制定和执行,实现党内“三权分立”,进而完成国家政体的“三权分立”。在必要的时候,废除现有虚假和虚伪的“人大选举”政府官员制度,由执政党内不同政治派别辩论并民主选举各级政府首脑,取消各级书记负责制度,还权于社会。在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可以以法律保障中共作为现代政党的执政领导地位,而非现在的政治局“寡头独裁”统治。
政治作为一个妥协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现实的过程,之所以能够进步和变革,也都是在尊重旧有势力、宽容新的思想基础上实现的;过分保守、停滞不前,或者过分激进、超越现状,都会引起社会的反弹或反动,最终陷国家和民众于不义、甚至灾难。
党内独裁和言论钳制,必然制造思想黑幕,从而割裂党员全体与政治领袖的共有认识,由此而导致忽左忽右的极端化政府治理。因而,党内改革和政党开明、进步,是当代中国走向进步的最重要一环。
除了近几年资本家入党的“新进耳食”和始终盘踞党政金字塔顶的权贵,将近7000万的党员,超过50%以上跟中国的异议知识分子一样,对政府和中共愤懑不平,尽管言论钳制、党内管理黑社会式的无耻,普通党员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却也有许许多多的李锐等人站出来直斥党与政府的弊端。
推动中国政治进步,恐怕不仅仅是“推翻共产党”那么简单,历史上有无数的政党改良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先例,譬如国民党。毕竟,“党”是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而非一个单独的个人;党内制度变革了,群众进步了,这个党就能够进步、改良。反之,立党之初正气冲天、正义在肩,如民进党,照样也可能沦落下去。
10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跟上个世纪的梁启超们一样,谈论着“立宪”问题,探讨着政治变革对社会转型成本的影响问题,不同的是:我们耻辱着,梁启超们却荣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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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8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作者:
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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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好色
- (107 Byte) 2007-1-02 周二, 上午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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