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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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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6/08
文章: 98
经验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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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2) (738 reads) 时间: 2006-9-18 周一, 上午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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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毛泽东的语言天才之于他的语言神话固然是首要的形成条件，但不可忽略的是他这种天才所基于的土壤也是滋生神话的重要前提。因为中国人所习惯的话语方式就是意象的心领神会的方式，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或求证的方式。“五四”白话文的语言革命只是一种建立逻辑话语和理性思维的努力，这种努力并没有在后来白话文的发展中得以完成，相反，其努力的方向被不知不觉地引到了毛泽东的话语上，也即是说，引到了用白话形式表达的传统话语方式上。白话文的这种演变又绝对不是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天才所能达成的，而是经过了许多为“五四”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虽然历史的轨迹经常在一些领袖人物英雄人物身上标记出来，但历史的演变却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因素。毛泽东曾生动地比方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倘若说，毛泽东的天才所创造的毛式话语是一颗语言神话的种子，那么整个中国民众的话语习惯或曰话语传统就是语言神话的土地。尽管陈独秀们的“五四”话语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划时代的反响，但这在中国民众却是不知所云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何为科学何为民主，相反，对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倒是相当心领神会的。比如说，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知识分子中也许会争论不休，但在民众看来却很简单，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在民众心目中，所谓革命斗争和江湖械斗是一回事。既然是打架，那么当然得首先分清谁是这一帮的，谁是那一帮的。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在民众心目中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不懂什么主义，但要说到拉帮结派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在行。因此，毛泽东所说的\uld 道理十分符合作为土地的民众的心理。毛泽东的脚下由此踩实了充沛的地气，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能得到大地的回应。他说“深挖洞，广积粮”，民众马上弯腰曲背，挖洞不止，如同愚公移山一般执着。他说“几亿人口，不斗行吗？”民众马上为此斗到一起，难解难分。毛泽东的话说到后来，几乎成了一种巫术般的符咒，民众根本不管听懂与否理解与否，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兴奋起来，行动起来。印度人的奏乐舞蛇尚且还有生命的节奏可循，而毛语之于中国民众的交感效应却简直如同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一般，神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毛语一出，民众就象中了魔似地狂歌乱舞。即便毛泽东并没有装神弄鬼，民众也把他敬若神明。由此可见，当毛泽东在展现他的语言天才的时候，中国民众正好在盼望着一个语言神话。孙中山临终时意识到了唤起民众，但他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所唤起的民众所期待的却不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而是他当年根本没有注意到的毛泽东。民众一方面不在乎科学和民主，一方面又对暴力有着道德上的保留。因此，陈独秀可以象孔子那样成为知识分子的领袖，但民众不会以他为然，民众也许更喜欢盗跖那样的一介草莽，更喜欢《水浒传》中的诸多好汉。相比之下，蒋介石比陈独秀要孔武有力得多，但蒋介石在民众心目中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条好汉。蒋介石得了力却少了义。力是通过打仗打出来的，义却是经由话语说出来的。毛泽东既会运用暴力，又极善言辞，得了打仗和说话的两全其美，得了暴力和文化的天然组合。因此，最后是毛泽东迎合了民众的心愿，满足了民众的心理期待。这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土地的召唤。
有了创造神话的天才，有了培育神话的土壤，还必须具备的则是使神话得以降临的天时，亦即我前文所说的历史机遇。正如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具有丰厚的土壤一样，该神话的降临又在历史机遇上极其幸运。因为它不仅有从陈独秀到孙中山的“五四”和北伐作铺垫，而且还有曾国藩的无言和陈独秀的言语作对照。也即是说，毛泽东不仅领会了无言的曾国藩，而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将陈独秀的历史话语发挥成看上去与“五四”话语有着天衣无缝的联系的毛语系统。毛泽东由此懂得在什么地方是不能说的，在什么地方是该大声疾呼的。一个话语天才的天才标记不在于他把话说得如何动听如何圆满，而在于他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沉默。当毛泽东将曾国藩的无言和陈独秀的话语成功地结合为一体时，他的语言天才便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中国晚近历史上有那么多的非凡人物，偏偏曾国藩和陈独秀仿佛是专门为毛泽东准备好的师表和楷模，使之获得了历史的灵气。
说来奇怪，在历史和毛泽东之间，与其说是毛泽东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的这种选择可从毛泽东早年的经历中窥见一斑。因为毛泽东虽然是从井冈山起步的，但在这之前，他早就投身于革命了。人们可以说他早年不得志，但绝不能说他不努力。他不仅努力，而且踌躇满志。正是这样的踌躇满志，他才会“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正是这样的踌躇满志，他才会受了《新青年》的感召，满怀希望地跑到北京，来到北大。要是当时的北大诸君中有一个慧眼识英雄的，也许就会改变毛泽东一生的命运。然而，蔡元培知道把年青的梁漱溟请到北大当教授，却没有人想到把同样年青的毛泽东也推入北大的教授行列，以致许多年后，毛泽东会那么感慨地对梁漱溟忆及当年他如何在梁漱溟拜访杨昌济时为之开门，而梁漱溟对他又是如何的不在意。当然，北大和毛泽东这种失之交臂似的错位，与其说是教授们对毛泽东的故意冷落，不如说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因为毛泽东要扮演的不是陈独秀那样的教授，而是秦始皇那样的帝王。北大对陈独秀而言都嫌小，更何况对毛泽东。遗憾的只是毛泽东至死都不曾参悟出这样的天机，终生对教授们耿耿于怀，致使他早年在北大的经历成了他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从而使几乎所有的中国教授为之付出了代价，连跑到美国去的胡适也无以幸免。
毛泽东的第二次失意是北伐对他的冷落。在孙中山召开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之际，毛泽东是有过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因为他出任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他为此一度相当振奋，准备显显身手，以展抱负。然而，他没能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孙中山如同北大的教授们一样很不经意地冷落了这个湖南籍的革命青年，因为孙中山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由于孙中山的这种青睐而得以发迹，在孙中山去世后一跃成为北伐大业的首席主角。正当蒋介石雄心勃勃地挥师北上的时候，毛泽东却只能在湖南风尘仆仆地发动农民运动。命运再一次将毛泽东安排到历史舞台的边角上，直到秋收起义之后，才悄悄地选中了他。
在历史正反合的正反两个阶段上，毛泽东都涉足了，触摸了，只是全都郁郁不得志。不过，毛泽东虽然为此很是“怅寥廓”，但他却为他以后的革命积累了经历，积聚了力量，使他敢于在最为艰难困苦的境遇中“浪遏飞舟”，成为“中流砥柱”。北大的经历使他乘得了“五四”新文化的气脉，熟悉了“五四”白话文的话语方式。北伐的过程使他目睹了暴力的成功，领悟出了革命的真理在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在历史给他的第三次机遇中，他奋力而上，一举揉合了文化和暴力，将历史推入以他的语言神话为标志的时代。毛泽东的革命虽然以语言神话相随，但他的革命生涯本身也的确充满传奇色彩。所谓天赐良机往往是在得此机遇者本身抓住了机遇，良机才成为良机。比如象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那么好的机遇，孙中山没能抓住，良机也就不成为良机了。须知相形之下，毛泽东的井冈山看上去远比孙中山的大总统要渺茫得多。可见，有时成败与否，全在于人为，在于能否抓住机会，将一线希望变成天赐良机。有抓住机会的能力而得不到机会的是悲剧，如陈独秀者；有机会而不具备抓住机会的能力的是喜剧，如孙中山者；既有抓住机会的能力又有得到机会的幸运，毛泽东凭着这样的和合，成就了一番事业，开创了一个正好与曾国藩相对照的时代。
其实，真要说历史机遇，井冈山不过是整个机遇的一个序幕。而且就机遇本身而言，这种机遇所提供的条件之恶劣、环境之凶险是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所无法想象的。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之中，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是最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数十年之后，当拉美的革命家切•格瓦拉将这种类型的传奇诉诸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时，毛泽东的井冈山故事已经成为二十世纪革命的经典了。不管毛泽东后来江山在手的种种作为如何，他的革命道路倒也的确诗意盎然。当然，在这种诗意背后蕴含着生存的艰辛和斗争的残酷。革命越富诗意在方式上必定越残忍。
在此，毋庸置疑，毛泽东的走上井冈山和孙中山的出任大总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那在孙中山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他可以消消停停地去从事铁路建设了，而这在毛泽东却革命才刚刚开始，井冈山对他来说不过白纸一张。而且毛泽东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井冈山道路多多少少带有落草意味。他又同样清楚地意识到，在井冈山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革命话语的表层结构，在深层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而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或者是《孙子兵法》，《资治通鉴》。对于走向井冈山的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读过《资本论》是根本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按照水浒故事重新上演一遍更迭王朝的历史演义，比如象朱元璋那样，或者退而其次，如李自成或洪秀全也可。在此，必须看到，毛泽东的选择中不仅蕴含着对传统的继承和与地气的联接，而且还在极大程度上发挥了中国在天下时代的江湖机制。
后来与毛泽东争权败北的中共领袖张国焘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将毛称之为曹操，而按照毛在井冈山时期的作为又象一个《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事实上，毛的成就也就在于这二者的结合，既是政治枭雄，又是绿林好汉，并且诉诸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五四”白话文形式。所谓枭雄和好汉，其实都是中国传统的江湖产物，走了曹操道路的是白道，走了宋江道路的是黑道。白道也罢，黑道也罢，其遵循的游戏规则却是一样的。白道有落草的可能，黑道有招安的荣幸。毛泽东对历史上的这种江湖游戏烂熟于心，只是说出来或形成文字时从来不用江湖口气和江湖术语，而是用了以他的白话方式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一方面以秦始皇的气派从事曹操或宋江乃至朱元璋们玩过的历史游戏，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在话语上将这历史游戏努力表述为苏维埃运动，或曰建立红色根据地。正如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他归结为“造反有理”一样，他有关当时井冈山革命的基本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尽管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根据地同时，中共还在中国南部各省建立了相应的许多红色苏维埃，但相比之下，毛的成就是最为卓著的。他不仅有一整套的方略，还形成了相当系统和完备的理论。诸如群众路线，十六字诀，支部建在连上，及其农村包围城市等等。
其实，在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之前，农民运动早已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虽然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作了不切实际的相当浪漫的夸张，但诸如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是有案可稽的。然而，相比于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彭湃的作为显得幼稚和肤浅，连列宁都曾批评过其“左倾幼稚”倾向。而且，正如湖南农运为北伐所激发所推动一样，广东的农运同样基于国共合作的前提。没有廖仲恺和陈炯明对彭湃的支持，海陆丰的农运是根本不成立的。即便彭湃本人，也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出自豪门的文化精英，是一个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深深地迷恋于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因为就中国农民本身而言，根本没有革命的要求。无论是彭湃的农民运动还是毛泽东的农民运动，都是由共产党去人为地发动起来的。这种从主义到运动的过程，与当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论述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当年在主义阐释上的全部悲壮，在中国的农民革命中变成了不无喜剧色彩的造反和暴动。在这块从来没有过理性意识的土地上，马克思的理性批判全然变成了身体叛乱。共产党煽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几同于十九世纪英国烟贩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手法；区别在于，后者贩卖的是危害身体的毒品，而前者的引诱则在于使农民头脑中毒，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产生了阶级觉悟。这种阶级觉悟归根到底只对启发者的共产党有意义，农民有没有觉悟总归是农民。因为这种所谓的土地革命的历史逻辑在于：先是共产党引诱农民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然后再通过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请农民将手中的土地自觉自愿地交给共产党。由此，共产党获得了土地的公有制土地的国有化，农民获得了夺取土地的快感和分田分地的瞬间幸福。中国农民运动作为一场革命是悲壮的有声有色的，但作为一部历史却是可笑的充满喜剧意味的。即便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革命都会忍俊不禁。
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上的种种独创性。他将孙子兵法变成了他的游击战术，他又通过在基层设立党组织的方式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懂得占据地盘的重要性，进而把红色政权的军事割据推广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是门外汉，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极富想象力和极具操作能力的。当然，这种能力也包括处理党内和红军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种种手腕。因为革命的艰难不仅体现在发动农民上，体现在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的作战上，而且更体现在党内的权力斗争和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上。必须具备驾驭和操纵这内外两方面的斗争的能力，毛泽东才能树立起领袖的威望。因此，当人们发现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享有很高的威望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他作了什么令人感动的道德示范，而应意识到这是毛泽东的斗争结果。而且这也符合中国民众那种领袖崇拜的心理特点，他们往往把死去的英雄尊奉为道德偶像，而对活着的英雄则习惯于服从他手中的权威。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因此每每面临权威和道义的冲突，他总是首先考虑权威，而不会天真地选择道义。虽然在红色根据地充满了主义和口号的浓妆艳抹，但人们实际上遵循的依然是生存竞争的自然规律。即便原来由于主义的熏陶而比较天真的革命青年，经过一番磨炼也会变得世故和冷酷起来。生存的紧迫使主义不得不退居其次。因为按照主义的原理，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做的一切都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所找不到的。或话正因如此，主义才找了毛泽东不少麻烦，甚至差点将他置于死地。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毛泽东之前几乎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反复实验。而且实验的实际操作者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共产国际，该组织为莫斯科所操纵，最后又控制在斯大林手里。作为共产国际的当然附属物，中国共产党成了主义的实验工具。这样的工具性，使共产国际根本无视中共领袖人物的任何独创性，而是按照科学实验所固有的程序下达一道道的指令。不管指令有多么莫名其妙，却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和贯彻。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惨败使许多党的领袖们对共产国际产生了疑虑，但这根本不妨碍这部科学实验机器的继续运转。这部革命机器先是切除了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再是轮流更换中共的一个个领袖，直到换成完全符合其程序和旨意的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止。这些革命青年的留苏经历使他们有幸成了莫斯科最为信任的代言人。这种代言人的地位又使他们目空一切，自命不凡。毛泽东虽然深谙权术之道，但也毕竟吃了他们不少苦头。
虽然在李立三当道时期，毛泽东就与之有了意见分歧。为了“革命首先在一省数省获得胜利”的盲动，毛泽东损失了不少军事力量，但这对毛来说并不致命。其时，毛的根据地已经从井冈山扩展到江西省，并以瑞金为首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或许正是有鉴于李立三的盲动，毛泽东才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言人的自上而下的蛮横干涉，毛对自己的发展和前景是很乐观的。这种乐观可从毛当时的一些诗词中窥见一斑。诸如“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虽然环境相当严酷，但毛泽东却从中感到一种游龙戏水似的快感。前面几次反围剿，都在毛泽东的这种快感中轻而易举地大功告成，并且由此还归结出“诱敌深入”的著名战术。然而，当二十八个半一伙带着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顾问连同他们的主义来到毛泽东的根据地后，毛的权威一下子被剥夺了。在大敌当前的关头，毛泽东孙子兵法式的战术被弃置一边，莫名其妙的主义成了最高指挥。主义断送了毛泽东开创的一切，致使浴血奋战的造反者们不得不大规模地逃亡。一些在权力斗争中被淘汰的中共领袖在大部队逃亡的当口被弃置不顾，连毛泽东也差点被扔下听天由命。主义和共产国际之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于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头脑中毒导致的心智昏迷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失败和伤亡。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抛弃主义的旗号，但他更坚定地确信了自己的正确。这种正确在于，虽然革命因为主义而起，但革命的实践却不能凭借来自头脑的主义，而应取决于生命自身的内心体悟。为此，毛泽东后来专门写了一本叫做《实践论》的小册子，力图说清这一他说不清楚但领悟得很明白的道理。用毛泽东的说法是，你得变革梨子，你就得尝一口。他把这叫做感性经验，然后再把接下去的思考叫做理性经验。他虽然不敢否认头脑的决定作用，不敢冒犯主义的绝对权威，但他强调了感性和体会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实践的范畴。作为一个哲学家，毛泽东显示的几乎是农民的直觉，但又正是这样的直觉能力，使他在所有为主义所苦的共产党领袖中胜人一筹，并且鹤立鸡群。如果可以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主导地位为界的话，那么在毛之前的中共是根据头脑中的主义闹革命的，而在毛之后的中共则将革命诉诸了内心的体悟。主义革命的基础是书本知识(Knowledge)，内心体悟则源自生命的能知(Knowing)。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他青年时代所学习的曾国藩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只是曾国藩的事功是生命的修为，而毛泽东的革命则是生命的张扬。因此，一者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一者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前者内欲，因而无言；后者放肆，因而乱言。但二者都基于各自的生命底气，而不是出于头脑的作祟。正是这样的生命底气，使毛泽东给中共给革命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相形之下，在中国晚近历史的革命领袖人物之中，孙中山尚且都不到境界，更何况王明这样的莫斯科留学生。顺便说一句，大凡去西方的留学生，最容易得的毛病便是对头脑对知识的盲目崇拜。能够象陈寅恪那样由理性而感悟而得充沛之生命底气者，实在是为数寥寥。
当然，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崛起相当于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在这场政变中起决定作用的绝对不在于主义的正确与否，而在于传统权术的运用的得当。在玩弄中国式的政治手腕上，毛泽东的成熟和莫斯科留学生的稚嫩是一目了然的。毛泽东根本用不着辛苦奔波，躺在担架上几番谈心便将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遵义会议上的转折使毛泽东成了中共和中共革命的把舵者，而且从此他再也没让别人从他手中夺走此舵。在中共称之为长征的逃亡途中，张国焘曾经有过向毛泽东夺权的挑战，但被毛泽东的挟中央以令诸军的手法给击败了。这次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是红军那支不幸的西路军。不管在毛和张的这次斗争上如何众说纷纭，争斗的中心无疑是权力。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学生领袖，张国焘的生命底气在于城市，比如从事学生运动或工人运动，一旦涉足农村中的革命，张国焘再强也强不过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汇合的时候，张国焘自以为兵强马壮，胜算在握，他不知道毛泽东的部队虽然破败，但毛泽东的生命状态却处在他一生之中最为充实最为饱满的巅峰时期。大约一年之后，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尽情表达了这样的生命状态：整个大好河山宛如一个妖娆的美女，毛泽东在以“君子好逑”的气概一步步向她走过去，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高度亢奋，蓬勃旺盛的阳刚之气，呼之欲出。且慢说张国焘，就是蒋介石都难以匹敌，即便强横如斯大林者，也压制不住，遏止不了。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制造出一个语言神话，是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具有神话意味。他与神话中的造反者在心意上息息相通，比如共工，比如孙悟空。那些诸如怒触不周山、大闹天宫的故事，在毛泽东身上演化为暴力革命和语言神话。毛泽东在暴力和语言的组合上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致使一场以主义为圭臬的革命变成了一个以革命为名义的神话。而且，毛泽东幸运的是，历史不仅给他的革命神话提供了语言文化的逻辑前提，而且提供了社会政治的历史机遇。我指的是“五四”白话文的演变和日本人的悍然入侵。
在本著前面诸章有关“五四”白话文的论述中，我已再三阐说了这场语言革命的理性立场和引进逻辑思维及其语法结构的努力。然而这种立场和努力在三十年代初遭到了一些具有主义立场的左翼文化人的抨击和反对。“五四”白话文被指责为是一种脱离民众的少数城市知识分子语言，充满了外国词汇、欧化句式乃至文言残余；因此需要再来一次“文学革命”加以改进，使之获得与其时兴起的普罗文学相应的大众化形式。这样的倡言激发了一些中小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的对立情绪，尤其是一些具有共产党背景的左翼文人，更是感到一种扬眉吐气，仿佛一举手便可打倒当年北大“新青年”创下的新文化，从而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取代之。至于这种倡言的主要代表人物瞿秋白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他继当年博得莫斯科的欢心从陈独秀手中夺得了总书记权位之后，很快又被莫斯科抛弃；在政治上相当失意之际，他转向了文化，将剩余的革命激情倾注在了对“五四”白话文的反动上。他的倡言虽然遭到某些“五四”作家的异议，但也得到过鲁迅的响应，更不用说左翼文人对他的支持。好在他从事这种文学革命的时间不长，他的反动仅仅在左翼文学中有些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五四”的文化立场，更不用说扭转“五四”话语的历史方向了。然而，瞿秋白对“五四”的这种反动却为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历史性的铺垫。
毛泽东《讲话》的另外一个铺垫是文人们有关“民族形式”的论争。这次论争的攻击对象也是“五四”新文学。“五四”引自西方文化的理性立场使一些颇具革命倾向的文人们感到不舒服，而“五四”的北大背景又使一些中小知识分子感到压抑，于是他们祭起了“民族形式”之灵，以渲泄对北大那批教授们的下意识的嫉恨。他们将“五四”的理性原则称之为洋教条，把“五四”的教授们说成是城市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而继瞿秋白之后，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发动了与毛式革命相应的农民起义。这种文化上的农民起义与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具有强烈的排外情绪，显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充满火药味，一方面戴着爱国主义面具，一方面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由于文化心理上的极度自卑，这类文人显得特别激进，特别好斗。相形之下，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还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比之于二十年代末宣扬“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和创造社诸君，这场讨论显然在意气上还不够风发，在文字上还不够激扬，更没有在穿著上标明自己是“短裤党”。这些文人所共同具有的力图逆转“五四”话语的反动立场，使他们成了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他们是文化或文学上的李逵和武松，一方面努力摧毁“五四”文化传统，一方面热烈期待着革命领袖的招安和真命天子的降临。如果说“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为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准备了逻辑前提的话，那么这些号称革命文人左翼作家之类的话语英雄则为毛泽东的语言神话营造了相应的历史氛围。经由这样的铺垫和准备，不仅“五四”文化，整个中国文化更不用说近百年来传播进来的西方文化，都已在劫难逃了。最后，毛泽东的《讲话》，敲响了文化的丧钟。
1942年5月，一批似乎备受“五四”文化传统压抑的小文人小作家齐集延安，如同当年的梁山泊好汉聚义一般地聚首一处共商剿灭文化之大计。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但这场文化浩劫的命运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这次延安聚会决定好了。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他的阶级斗争立场和民族主义立场，把文学定义为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行业，就象理发店里的剃头匠或澡堂里的擦背师傅一样。按照他的话来说，则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至于文学的话语形式，他早在1938年的一篇文章就作了明确规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毛泽东的阶级立场出发，文学的人性内容被剔除了，也即是说，当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诸文中奠定的“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被推翻了。从毛泽东的民族立场出发，语言的逻辑句式被斥之为洋八股和懒婆娘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而被废止了，从而使胡适当年在语言革命中确立的理性精神遭到无情的践踏。
毛泽东的《讲话》，在美学上的绝对外行和在政治上的绝对在行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以此将帝王的权威诉诸了生动活泼而又不容置疑的言辞。整个《讲话》从头到尾，既没有内心修为所达到的涵养，又没有头脑思考所体现的理智。亦即是说，这种《讲话》既不是我在故我思，也不是我思故我在，而完全是我说故我在。立论的大胆，判断的随意，色彩缤纷的比喻，滔滔不绝的口才，使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诡辩家或演说家相形见绌。他不仅断定爱是功利的，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而且同时又判决恨也是功利的，叫做“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而由此对爱和恨这样的人类情感作出阶级论的硬性规定。至于暴露和歌颂，也相应地被规定为暴露资产阶级的黑暗面，歌颂无产阶级的光明面。按说，要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这种连爱憎好恶都以阶级来界定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但毛泽东为此设计了一个改造世界观的修炼方案，让作家们经过劳动改造那样的生活体验，获得所谓的工农兵立场。
如果略去其政治历史背景，今天仔细推敲一下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心智正常的读者也许会惊讶于毛泽东的狂妄和武断，从而忍不住问道：毛泽东当时是不是疯了？假如我回答说，不，毛泽东没疯，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事实，即他当年在北大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与瞿秋白不同，他不是一个瞿秋白那样的主义的中毒者，他是一个不为主义所左右的铁腕人物。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强硬与他的癫痫病有关一样，毛泽东的专横与他的心理创伤不无联系。他少时因为父亲的暴虐而种下了仇父情结的精神病根，青年时代又因为北大教授的冷落而使仇父的心理情结成为他一生不可医治的绝症。“五四”新文化在毛泽东的下意识里，是一种与暴虐的父亲和高高在上的教授联在一起的父性形象，因此他将他的《讲话》变成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杀父行动。这种仇杀比之于当年洪秀全的砸去孔子牌位更暴烈，更彻底，并且更巧妙，更到位；杀得干干净净，又不留下丝毫血腥气味。毛泽东没有声称他是“五四”新文化的敌人，并且还极力赞扬“五四”的所谓反帝反封建，但他不动声色地把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五四”文化领袖们所奠定的“五四”精神给彻底否定掉了，甚至连鲁迅也没有放过，只是在表述上比较委婉，告诉作家们在延安新的革命环境中，“杂文风格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如果说孙中山设计的北伐是政治上的统一天下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讲话》则宣告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天下。从此，一切都“俱往矣”，除了党的思想党的文化之外，“五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理性文化，全被一扫而光。在这样的干净彻底面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又算得了什么。经由这样的扫荡，一个文化精神上的疯人院已经初现端倪，宛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
当然，尽管从精神分析学上说，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份临床记录，但从文化专制的效应上说，毛泽东的《讲话》又是绝对成功的。因为中共在延安立足之后，一度吸引了许多革命青年和文学青年。这些青年虽然幼稚，但多少受到一些“五四”的熏陶。于是，在目睹了延安的现实生活之后，他们发现了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异，由此激发出一股人道主义的激情，呈现在诸如“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那样的杂文里。这无疑触犯了延安中共的权贵利益连同他们的革命面子，但这对那些带兵打仗的老粗们又是使之完全暴跳而难以反诘的挑战；于是，毛泽东的《讲话》为此作了明确的姿态，以循循善诱和说服教育的方式发布了他的思想文化训令。训令是富有成效的，比如那位写过《三八节有感》的作者，在《讲话》发布之后就去乖乖地写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更不用说《讲话》发布以后在延安涌现的一大批所谓的工农兵文艺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快板书，黑板报，居然还有叫做《白毛女》的歌剧。为了这部歌剧中的地主要不要在舞台上付诸枪毙，党的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表决，如同攻打一座城池一样。最后据说是决定枪毙，一声枪响，地主倒下了，歌剧也倒下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毛泽东的《讲话》之于中国晚近历史是一个双重的标记，既标记了语言神话的崛起，又标记了话语英雄的成形。这是一次中国历史文化史上的水泊梁山。《讲话》一方面逆转了“五四”的方向，终结了“五四”话语的理性精神和“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确立了文化的暴力性质和专制权威，使一大批二、三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以革命作家左翼文人为名的话语英雄找到了他们的旗帜，认明了他们的方向。如果说，在《讲话》之前的文化暴动是盲目的，那么在《讲话》之后，话语英雄的所作所为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军。四十年代末，这批话语英雄随着毛泽东的军队一起开进中国各大城市，继军队的胜利之后，他们开始了文化的清洗和屠杀，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以后历次文化屠城运动中，毛泽东的《讲话》始终是话语英雄一展身手的指路明灯。《讲话》中确定的所有条条框框，届时全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文化专制行径。历史由此翻到最黑暗的一页，这一页上除了“吃人”没有其他字迹。至于吃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则连“吃人”二字都消失了。
毛泽东的语言神话在文化上以《讲话》为形成标记，但该神话之于政治的作用，则最突出地见诸毛式的抗日战争。正如蒋介石的抗日是用军队打出来的一样，毛泽东的抗日主要是凭嘴巴说出来的。毛泽东的部下因为不懂毛式抗日的这种奥妙，擅自以爱国热情打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训斥。因为毛泽东的抗战不在于与日本侵略者真刀真枪地拼命拼实力，而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抗日对蒋介石来说是使命，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机会。蒋介石唯有在面对汪精卫时，抗日才是他成为岳飞的机会，而汪精卫则相应地承担了秦桧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入侵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变成了类似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毛泽东和蒋介石、汪精卫三分天下。三者的智商决定了三者的政治手腕，从而形成了一场奇妙的政治搏弈。这场搏弈可以用一个古老的中国典故来比喻，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此，汪精卫是蝉，蒋介石是螳螂，毛泽东是黄雀；最后，上帝扮演了黄雀后面的手持弹弓者。
有关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晚近历史上最为浓妆艳抹的部分。大量的自我标榜和英雄神话如同一层层厚厚的尘沙，将原本的地壳遮掩得严严实实。在此，历史完全成了胜利者随心所欲的吹嘘和炫耀。这样的自吹自擂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以致连日本侵略者都得到了莫明其妙的褒扬。在当年的侵略者战战兢兢地面对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竟然以一种伟大的谦逊向对方道谢，感谢他们的入侵，从而给毛泽东的革命提供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很难说毛泽东的这份得意全然是胜利冲昏头脑所致，因为他下意识地道出了一个秘密，即当年在抗日宣言和抗战口号所粉饰下的历史事实，乃是一张政治搏弈的赌桌。所谓抗战，则是一种特殊的叫牌。至于这种叫牌的秘密又首先在于叫，而不是首先在于牌。坐在这张赌桌周围的三位领袖，汪精卫是既没有牌，又不会叫；蒋介石是手中有牌，却苦于不善于叫；毛泽东则是手中无牌，但叫得最响叫得最妙叫得最成功。毛泽东于是成了大赢家，蒋介石输剩一个台湾岛，汪精卫不消说身家性命连同一世英名全都赔得干干净净。大凡书生赌博都难免落得汪精卫的下场。虽然语言在叫牌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汪精卫却象蒋介石一样，只通文言，不懂白话。如果说白话文在“五四”时期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世界，那么白话文在日本人入侵之后不用倡导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民众的全民语言。因为中国民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当他们面临强敌入侵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抵抗，而是同胞中的其他人有没有奔赴前线；于是他们第一要紧的事情成了倾听，倾听有没有出现岳飞那样的声音；一旦有了，大家奔走相告，然后如释重负；假如没有，个个愤愤不平，但不是愤恨敌人的入侵，而是愤恨别人怎么不去抵抗。由此，毛泽东将他的语言天才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喊出了岳飞的声音，然后让蒋介石承担了岳飞那样的抗敌重任。这幅图景很象中国传统曲艺中的双簧；舞台上两个演员，一个在前面作形体表演，一个在后面作声音相配。但这幅抗战图景与传统曲艺不同的是，在曲艺舞台上，观众认的是形体演员；而在抗战舞台上，民众认的是抗日呼声，呼声越高越能满足大家对抗战英雄的期待。因此。在抗战舞台上，形体岳飞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远不如声音岳飞高大和亲切，尤其当形体岳飞一旦遭到声音岳飞的指责时，更加由于一种有口难辩的苦衷而显得十分狼狈。比如，当声音岳飞指责形体岳飞在峨嵋山上躲了八年、等到抗战胜利想下山摘桃子时，几乎人人相信这就是事实真相。因为民众民经认准了岳飞的声音，而不在乎岳飞是否分为声音和形体两个部分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形体岳飞使用的是民众听不懂的文言，而声音岳飞使用的是民众一听就懂的大白话。文言和民众之间有一种信息频道上的错位，而白话却正好对着了民众的内心频道，从而为大家所喜闻乐见。从这种声音的秘密上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民众来说是由白话文写就和由白话文塑造的。民众不会理会“御寇”“拒敌”之类的之乎者也，他们为之激动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此，“五四”话语的理性立场全然变成了壮怀激烈的民族情绪；为这股情绪左右的抗日话语又是如此的简单粗俗，既无岳飞《满江红》中的儒雅，又无文天祥《过零丁洋》式的悲壮，而是一阵阵莫名其妙的敲锣打鼓，正好应了当年林纾那个“引车卖浆”之说。正如当年袁世凯的专制激发了孙中山的独裁意向，此刻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既照见了中国人的怯懦又挤出了中国人的粗鄙；而这样的怯懦和这样的粗鄙又恰好给毛泽东的抗日话语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当然，想要理清毛泽东抗日话语的语言神话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涉及有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背景包括近百年的中日关系演化，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斯大林之于中国政治的影响，然后是由此可以明了的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三者的不同处境及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连同毛泽东之于中国民众心理的把握以及这种心理的历史渊源。
在现代世界的国际关系之中，也许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最为复杂的一个例子。彼此之间既有着文化上的亲和力，又有着利益上的竞争性。这种文化上的亲和力并不意指两种文化的如何相同，而是恰恰意指双方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有一种中庸的特性，这种特性的意味在于：不是开放的宽容的，而是排他的封闭的。而且又正是这样的排他和封闭使之不得不具备超乎寻常的消化能力，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成功地融解为一体。比如中国文化之于印度佛教文化的消融，以及之于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消化。相反，日本文化呈现为一种极端的状态，要么象樱花一样极端柔美，要么象富士山一样极端暴烈。樱花和富士山正好象征性地勾勒出了日本文化的两个侧面，从樱花的象征上可以读出日本文化的审美特征，从富士山的象征上可以读出日本文化的武士道性格。日本文化不象中国文化那么封闭排他，而是开放的好学的。日本文化很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又往往将外来的影响推向看上去分裂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二个极端。比如，日本文化曾经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许多养料，从而丰富了它的樱花品性；又如，日本文化又曾从西方文化中学到了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和文明社会的自强方式，从而将本来所具有的武士精神强化为一种象西方列强那样的扩张野心和征服欲望，使之在成为现代世界之强国的渴望下变得空前野蛮和空前暴虐。面对日本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文化巨子如周作人者，虽然反感日本人的武士精神和军国主义，但他如同热爱古希腊文化一样地热爱日本文化之中的柔美部分，或曰，樱花品性。与此相反，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李鸿章所着眼的则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性。
李鸿章可说是中国晚近历史上对日本这个国家最不抱幻想最具有戒心的政治家。李鸿章认定中国受到的最大的侵略性威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东方，来自那个曾经在文化上做过中国人的学生的岛国。由此，李鸿章向朝廷提出了侧重于海防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国策。李鸿章的这种着眼点虽然与当时两国在自强维新上的竞赛背景不无关系，但须知中日之间的这种较劲并不以一时的胜负为转移。尤其是在一个岛国在膨胀、一个大国在衰弱的情形下，征服的欲望将随着扩张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这样的扩张根本不是源自所谓的帝国主义本性，而就是基于达尔文所发现的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则。李鸿章不是凭借有关达尔文学说的习得，而是籍以一种本能的自觉感受到了日本之于中国的侵犯性威胁。遗憾的只是，李鸿章不仅挑起了对日本的海防重任，而且也承担了甲午海战带来的全部屈辱。尽管他以遭受枪击的代价为中国争回整整一个亿，但中国民众照样把他叫做卖国贼，以此减轻民从自身的卑怯心理。
相对于李鸿章之于日本的这种洞若观火，孙中山与日本的种种交好却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那种革命异乡人的特征。与李鸿章将日本视作一个危险的敌人相反，孙中山将日本看成了一个革命的好朋友。正如在康梁戊戌失败之前，孙中山将西方列强作为革命的求助对象；在康梁受到日本政府庇护之后，孙中山又将日本政府当作革命的可靠朋友。为了争取对方的支持，孙中山不惜允诺割让整个东北领土。在革命的紧迫性面前，孙中山总是忽略李鸿章所看到的危险。由此造成的天真是，孙中山把日本富士山的凶暴误读成了樱花的柔美。周作人读日本的樱花品性是基于文化立场，但孙中山将富士山读成樱花却很不幸地出于他的政治立场。孙中山的这种错位给他那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汪精卫作了代价极其昂贵的伏笔。虽然日本政府之中也有樱花式的文官和富士山式的武夫的区分，但一旦涉及到利益上的得失，樱花的柔美绝对是政治的幻象。其情形一如当年主持明治维新的是伊藤博文，而后来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伊藤博文。政治作为一种搏弈，只有山的峻冷，没有花的妩媚。尽管孙中山在获得了苏俄的支持之后推翻了自己的亲日立场，但他之于日本政府的种种误读却无形中在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和日本朝野人士之间编织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直接影响到一九三七年之后的抗日格局，致使汪精卫和蒋介石分别扮演了两个不同的孙中山，一个是亲日的，一个是抗日的。
促成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另一个国际因素在于国际上各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组合。不管孙中山在晚年如何煞有介事地表明了他的所谓反帝立场，但中国的命运却依然为各列强之间的角逐所左右。至于孙中山无比信任的苏联，不过是以社会主义为自我标榜的一个新的列强国家。继日本在东方野心勃勃地崛起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的德国在希特勒的主持之下又重新以咄咄逼人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日本军队入侵中国所没能激起欧美大国对中国的同情，由于希特勒在西方造成的威胁而阴差阳错地达成了。在此没有任何道义因素和主义联盟，所有的国际关系全然以利益的得失为转移。国际政治如同一个比中国政治规模更大的轮盘赌，先是日本的行情看好，然后轮到中国被转到一个幸运点上。在这个幸运点上，中国莫名其妙地既成了英美两国的盟友，又成了斯大林苏联的“同志”。当时的一个说法叫做“反法西斯阵营”。在这个阵营中，利益的一致消解了主义或曰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这样的联盟面前，只有乡下人才会相信共产主义是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世界。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无论什么主义都是可以互相通融的。这些在某些真心实意地信仰某种主义的书生看来是大惑不解的问题，在斯大林那样的政治赌客眼中是根本不成其问题的。因为斯大林真正相信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马基雅弗利主义。正如当年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莫斯科循循善诱地手把手地教会了孙中山如何革命如何夺取政权；此刻为了对付希特勒这一强敌，斯大林不仅断然与英美结盟，而且十分明确地支持蒋介石这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死敌。在教导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如何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上，斯大林的确是以身作则的。斯大林在政治操作上的流氓作风在西方曾让希特勒暗暗吃惊，在东方则由毛泽东心领神会。当王明为了配合斯大林的外交策略而大肆宣扬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和全民服从蒋介石领导时，毛泽东向党内强调的却是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管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如何长袖善舞，但他面对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为各自的铁腕人物所左右；因此，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领情，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不买账，致使斯大林在中国几乎一无所获。比起斯大林在东欧的颐指气使，他在中国可说是很不顺心。他在二战中的支持蒋介石，并没有导致毛泽东的延安因此衰弱；他在中国内战时期提出的南北分治，也没能阻挡毛泽东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他对中国政局的唯一有效影响，无非是促成了汪、蒋、毛或曰南京、重庆、延安这种三国式的对日格局。
基此，人们应该看到的是，虽然日本军队的入侵给中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但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分化组合，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慢慢地处在了一个远比日本有利的位置上。不管人们将此称作“反法西斯阵营”，还是英美苏中的国际同盟，重要的是，中国的抗日不再象“九•一八”事变时的处境那么孤立无援。国际政治环境的这种转化，蒋介石看到了，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且后者比前者看得更清楚，尽管从实际境况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不利。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所谓抗日与其说是对胜利的努力争取，不如说是对胜利的耐心期待。谁有耐心，谁懂得期待并且也能够期待，谁就可望获得更大的胜利果实。相比之下，汪精卫似乎是最没有耐心最不会期待的，于是他的一个“艳电”便使自己出局。蒋介石有耐心，也知道期待，但他不懂得如何期待，不懂得作为一个期待者他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尤其不懂该说什么和如何说；因此在胜利降临之后，他突然发现他要消灭的对手象变魔术般地长大了。就此而言，毛泽东对日本人的致谢并没有谢错，他在日本入侵所提供的历史机会中成功地壮大了他的党和他的军队。因为毛泽东不仅有耐心会期待，而且还懂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只做不说的，什么是只说不做的。
在明了了中日关系历史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之后，抗日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个主要人物的三种历史角色也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种了然的前提是撇清种种云雾缭绕的英雄话语和主义宣传，将整个历史舞台还原到以利相见的政治格局本相上。虽然这种还原相当困难，因为即便《三国演义》也难免留有抑曹扬刘的道德偏见，更何况这场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幕的党派之争和政治角逐，但舍此无以使历史去蔽，从而呈现其本真的事实。因为当时的历史实情不在于要不要抗日要不要救国，而在于有没有实力有没有能力将抗日救国付诸实施。倘若一个弱者站在强者的欺凌面前，好坏毁誉都由弱者个人承担了；但倘若一个弱国站在强敌的进犯面前，民众就会对某些个人产生要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的要求，从而把所有的道千谴责扔向他们认为应该成为英雄而没有去扮演英雄的人物。由此，人们在成全岳飞的同时也会造就秦桧。成全岳飞是因为人们必须找到身赴沙场的抗敌英雄前去迎敌，造就秦桧是因为人们必须将自身的卑怯集中转移到某个对象身上。经由这样的一种双重的民族主义要求，不仅推出了英雄，而且找出了叛徒。所谓的民族危亡问题，通常是由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要求而得以首先在民众心理上成功地解决的。因此，英雄往往是民众的实际需要，而叛徒则是民众的心理治疗。当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民众之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既有着对英雄的期盼，又有着找到叛徒亦即汉奸来治疗自身的卑怯心理的需要。
于是，一方面是十分脆弱并且后来事实证明是不堪一击的国力，一方面是极其高涨但又主要是体现在标语口号上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氛围，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和压力，致使当时的每一个中国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氛围和压力。然而，这对民众来说的要不要抗日的问题，一旦被交付实际的政治操作却变成了能不能抗日和如何抗日的问题。于是，当时处境很不妙的毛泽东及其中共十分幸运地可以肆无惮地站在民众一边，而当时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一举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却十分不幸地不得不站在实际决策的政府立场。英雄、汉奸、卖国贼的不同角色按照大家的不同位置在客观上不由自主地业已划定了。因此，第一轮的政治角逐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进行的。这轮角逐的核心是谁当秦桧，谁扮岳飞。
所谓秦桧角色实际上是一个担当了和谈使命的人物。对此，当年的周作人有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周作人认为，秦桧主和并非他的大罪，因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为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可见，所谓秦桧和岳飞，其实是和者和战者面对强敌时为同一个政府所必须具备的二个相辅相成的政治角色。这种角色根本不在于个人的道德选择，而在于拒敌御寇的实际操作需要。虽然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朝野位置而言其各自角色是客观规定好了的，但就蒋介石和汪精卫而言，秦桧和岳飞的角色却首先在于双方的有意识的分工。因为彼此之间并没有如同国共之间那样的差异。蒋汪作为当年的留日学生和孙中山的追随者与日本朝野人士全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日本人对他们二位也同样的感兴趣，同样的具备了对话的可能性。蒋汪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文官，与此相应，一个在个性上比较强硬，一个在个性上比较懦弱。但这也不构成在角色选择上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证明，在与日本军队的一•二八淞沪战事中，汪精卫所持有的是比蒋介石更为鲜明更为坚决的抵抗立场。
就汪蒋的客观处境而言，汪精卫完全可以象共产党那样十分轻松地大唱抗日高调。因为他不是军事领袖，前去抗日的军队不是他的实力，而是蒋介石的政治血本。汪精卫假如是一个懂得耍弄手腕的流氓而不是一个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书生的话，他完全可以扮演比“七君子”和共产党更加激烈的力主抗战的话语英雄。然而汪精卫偏偏是个书生，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也没有井冈山造反的经历，从而既不懂暴力话语，也不知话语暴力，在文化人格上完全陷入了儒家哲学的圈套，中了公众舆论要求有人挺身而出的心理埋伏。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修齐治平与其说是一种人格修养，不如说是一种对民众心理的巧妙迎合。每每面临所谓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需要有人去武力抵抗，一方面需要有人去和平谈判。岳飞和秦桧是一个面对强敌的怯懦民族所同样需要的二个挺身而出的人物，用毛泽东的说法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然而，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岳飞的抵抗是要大肆渲染，大声喊叫的；而秦桧的和谈却是应该努力淡化、只做不说、乃至大家都装作不知、或者成为众口之的备遭攻讦的。不管和谈给人们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人们一面享受着和谈的利益一面照样把和谈使者骂得狗血喷头。这样的历史游戏从宋朝开始，一直被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时期；一方面玩出了民族英雄，一方面玩出了民族罪人。这样的民族罪人在宋朝由秦桧扮演，在晚清由曾国藩、李鸿章扮演，一个被毁于天津教案，一个受辱于甲午海战，最后到了抗日时期，轮到了汪精卫头上。这样的顶罪在曾国藩是为慈禧所陷害，在李鸿章是迫不得已，他不下地狱没人下地狱；而在汪精卫却是一种书生气十足的主动选择，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叫做舍身饲虎。
当然，就汪精卫本身而言，并非是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汪精卫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望。所谓书生和流氓，往往是相比较而言的。比如相对于陈独秀的耿直，汪精卫显然要流氓一些；但一旦面对蒋介石，汪精卫再耍手腕也不过一介书生。
从当时的实际处境来说，蒋介石是最为尴尬的。蒋介石一方面正在象当年的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一样努力追剿岌岌可危的共产党军队，一方面又面对着日本军队的大举入侵，他要象曾国藩那样先安内后攘外，无奈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使他受到空前的政治压力。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蒋介石恨不得把自己一分为三，一个对付共产党，一个对付日本人，一个对付民众的舆论。也正是这样的尴尬，使蒋介石在淞沪抗战一役中采取了比汪精卫暧昧的立场。但蒋介石又十分清楚，这样的立场对他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作为一个军事首领，抗击外敌乃是他的天职；他的暧昧无疑意味着他的失职，而他的失职又潜伏着导致他倒台的危险。然而，假如他为抗日而尽职，又将使他的剿匪计划毁于一旦，而对蒋来说，他心中十分清楚，毛泽东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危险的劲敌。蒋介石处在了名副其实的两难境地之中，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关头，他成功地抓住了汪精卫。所谓螳螂捕蝉，就是意指蒋介石抓住了汪精卫，以此摆脱了他的两难困境。
人们可以从陈公博的《苦笑录》中窥见些许这种螳螂捕蝉的秘密。作为一个当时政坛的知情者和追随汪精卫的政治风云人物，陈公博仿佛预见了自己和汪精卫日后的命运似的，在跨向一个政治深渊之前悄悄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自辩式的历史记录。也幸亏这份记录，使得某些历史的真相没有被全然擦去。
因为按照陈公博的《苦笑录》所记载，蒋汪之间的岳飞和秦桧的不同角色，既不是个人的道德选择，也不是为各自的情势所迫，而是蒋汪彼此之间的一个分工，一次默契：即由汪精卫前去扮演秦桧，以和谈的方式延宕日本军队的进犯；由此可让蒋介石腾出手来，一方面获得剿灭共产党的时间，一方面又免于作为军人有失抵抗天职的卖国罪名。陈公博作为一个旁观者，清楚地看到了汪精卫在这场分工中所承担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首先不在于忤逆了民众的舆论及其求战的心理，而在于一旦蒋介石翻脸不认帐，汪精卫将陷入无以置辩的悲惨境地。当年曾国藩去天津是为慈禧所迫，此刻汪精卫扮演秦桧却是与蒋介石达成的一个彼此心照不相言说的协议。汪精卫以为他的这种舍身饲虎既可打动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又可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由此奠定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的基础。这样的天真表明，汪精卫既不懂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游戏规则，又不懂中国民众由怯懦而产生的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心理。倘若一个民族在气脉上强壮到足以对抗强敌在心理上又健康到真正不畏强暴的前提之下，民众不会过誉岳飞和痛诋秦桧。人们会向每一个挺身而出的人物鼓掌致敬，无论是前去交战的，还是前去和谈的。然而在日本军队横冲直撞之下的中国民众实在太怯懦了，这样的怯懦使他们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集中倾泻在对每一个和谈者的指控上，仿佛日本军队的强横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软弱，不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怯懦和中国社会的腐败，而是因为和谈者的妥协。蒋介石看到了民众情绪的这种盲目性，从而借助中国政治游戏规则中的可做不可说一做不可收的套路，以一个亲切友好的微笑将汪精卫抓过来，戴上一个秦桧的面具，担上一个秦桧的使命，再将对方推出去，以图在挡住日本军队的进攻的同时挡住民众汹涌澎湃的抗战舆论。在这第一轮政治搏弈之中，蒋介石赢了一个满贯。当然，他没想到接下去会发生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将他推到一个与汪精卫同样濒临出局的位置上。这个意外便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的盟弟、那个花花公子张学良在历史上写下的一幅也许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啼笑皆非的政治杰作。这位少爷将军论打仗既打不过日本人又打不赢共产党，但他却趁蒋介石临阵督战之际把这位主帅给绑架了。于是，刚刚在汪精卫身上赢了一把的蒋介石旋即在毛泽东那里输得精光。西安事变既推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如意算盘，又输掉了他让汪精卫的和谈去顶住日本军队的一着妙棋。在此，蒋介石如同一个运筹帷幄的兄长，突然被自己的弟弟一把撕开了帷幕，然后又被敌人一下脱光了裤子；极度狼狈之中，他还不知向谁泻怒，因为那个弟弟为此不住地向他诚恳地道歉，而暗暗窃笑的敌人又不停地与他握手，向公众表明彼此原来是一对很好的朋友，过去的一切全都应该过去，大家枪口一致对外；如此等等。蒋介石此刻的处境可说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为可笑的，比之当年孙中山兴师动众地从日本回国讨伐袁世凯不想袁世凯却一命呜呼的那种喜剧性处境还要可笑一百倍。而整个中国晚近历史则在蒋介石这极为可笑的一刻悄悄地开始从蒋介石的主宰转向毛泽东的股掌。在螳螂捕蝉之后，毛泽东扮演了一只美丽而勇猛的黄雀；其美丽在于他的白话文运用，其勇猛在于消灭政敌上的毫不留情。这也即是说，以西安事变为标记，第二轮政治角逐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展开了。
说到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治角逐，有必要追溯一段明末清初的江山变迁历史。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在此还可补上一句，只是编排方式有所不同。明末的蒋介石一角，由崇祯皇帝扮演；明末的汪精卫一角，由吴三桂扮演，而明末的毛泽东一角，则由李自成扮演；至于日本侵略者的角色，是由以努尔哈赤为强大标记的满族人所担当的。同样一个内乱外患的动荡时代，崇祯皇帝没等到清兵打进北京城便丧身于李自成的叛乱；而此刻的李自成也根本不以清兵在关外的大军压境为意，将他那场造反的目的仅仅定在了替代崇祯坐在龙庭正中的位置上。因此，说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倒也并非没有历史上的由来。李自成在与崇祯争夺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是否应该与崇祯先共同抵抗鞑虏，然后再来逐鹿中原。相反，李自成全力以赴的是后来的毛泽东将之放到抗日之后再进行的“解放战争”，并且在内战结束之后，非但没有重视外敌的入侵，而且还粗鄙地羞辱了正在关塞抵抗外敌的明军主将吴三桂，从而将他逼入清军的营帐。然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有人非议过李自成这种只安内不攘外的荒唐。
不管崇祯如何昏庸，在关键时刻屈杀袁崇焕等等，但他毕竟在抵抗着日渐逼近的满清军队。然而，当李自成坐到崇祯的位置上时，却根本没有担当起他应负的御寇之责。李自成的这种失责，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吴三桂的投敌。因为假如李自成具有强烈的抗敌意识的话，连吴三桂投敌事件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后来的蒋介石在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受到攻击时没能想到援引李自成的事例为自己一辩，从而在舆论上落了下风，成为众矢之的。虽然蒋介石成功地拉过汪精卫挡在自己面前，但他在这上面的不说清楚却已经造成了民心的丧失。因为假如他的对手强大到足以与当年李自成的声势相等同，那么对方很可能在日本军队打过黄河之前就一举消灭他。但他的对手此刻却正好处在眼看要被他消灭的险境中，于是整个情势就完全倒了过来，变成了对方一句十分冠冕堂皇的抗日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李自成当年在推翻崇祯的当口根本没有想到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李自成”此刻处境不利，便把外敌压境变成了一个休生养息的绝好
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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