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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二：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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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6/08
文章: 98
经验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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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本著副标题“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意味着这么几个层面的涵义：一．历史，二．中国历史，三．中国晚近历史，四．语言神话，五．话语英雄。
把历史作为第一个层面，是因为这是一个被人们的学问和头脑弄得最为混乱的观念，而这观念又基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文本。如果把本真的历史比作天空，那么历史文本所编织的便是遮蔽了天空的风云。由于人们读惯了历史的风云，天空反倒被遗忘了。因此，阅读本真的历史，必须具备足以穿透风云的目光，好比坐着飞机穿过云层，然后尽情地欣赏那片纯蓝的天空。
当我把本真的历史比作天空的时候，历史的本性就不再被诉诸任何观念任何哲学，而是被直接对称于生命或存在。也即是说，所谓本真的历史，与任何主义和历史观无关，它只是生命的神话，或曰存在的故事。把历史定义为生命的神话，既划定了历史的本然性，又暗示着生命的存在指向。因为本真的历史之于生命，不在于生命的本真性，而只是生命的外化形态。本真的生命没有历史意味，而是生命内在的体悟，内在的修炼，内在的演进，内在的开花。本真的生命是内在的，没有过去、未来、现在的时间进向，因而也没有丝毫历史意味。本真的生命仅仅是存在。顺便说一句，海德格尔恰好在生命的本真性上误读了存在，以时间的未来指向标画存在的结构，以向......生存的结构描述生命的历程。这种误读又正好表明海德格尔是一个存在的追问者，而不是存在本身，不是佛陀，不是老子，不是基督，不是奥修，而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沿袭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逻辑主义思想家。
作为生命的外化形态，历史的本真性可以在三个层面上获得揭示：一．生命的身体层面（body)，二．生命的头脑层面（mind)，三．生命的内心层面（inside)。历史的本真性在生命的身体层面上是物欲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本真性在生命的头脑层面上是思想的，理念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的本真性在生命的内心层面上则是审美的，宗教的，没有思想理念可言，也没有任何主义可以规范之。
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偏重于历史的身体性，把衣食住行之类的经济需求看作了历史的根本基因。过去的唯心主义者却偏重了历史的头脑层面，把历史看作是思想、头脑。观念或绝对理性的演化。在严格意义上，唯心主义乃是唯头脑主义，以mind为其核心，是mindism，而不是spiritualism。而且，唯心主义不仅偏重头脑，还具有明显的二分倾向。所谓唯心唯物，都是头脑的产物，因为真正处于身体层面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二分的，他们也许会在物的意义或身体的意义上理解和阐释庄子的齐物论，但他们在理念上却是混沌的，不具备唯心唯物意识的。晚近中国人的这种二分意识来自于西方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头脑文化。由于头脑文化的入侵，使身体文化产生裂变，使混沌开窍，长成了理性的头脑，连同理性的眼睛，批判的目光，观念的五官，包括一张不仅会吃、而且越来越能说会道的嘴巴。
唯物唯心的二分，是头脑给历史带来的混乱。头脑总是要判定是非，它当然不放过历史观念，尤其是历史被历史观念所笼罩的时候，唯物唯心的观念就有了相应的市场。而历史越是被观念笼罩，就越充斥风云，越遮蔽天空。历史文本之所以风云翻卷，就因为文本的作者只是凭借观念制作历史。这样的制作使历史越来越逻辑，越来越理念，似乎历史是某种真理的演化，而且历史的演化本身又是为了证明某种真理。毋庸置疑，这种真理本身也是头脑的产物，它与谬误并存。历史的这种真理性使文本相应地变成一部真理和非真理的斗争史，历史文本充满着风云的原因不仅在于观念的笼罩，同时也在于是非的判断。历史由此在变成风云史的同时又变成了是非史，斗争史；所谓剑与火的历史，所谓吃人的历史，所谓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云云，都基于把历史看作是非的斗争的观念。而唯物唯心的区别也就仅仅在于，唯物主义者把历史的本质归于物欲，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的本质说成是思想。这正是瞎子摸象的寓言，摸到象腿的人说历史是柱子，摸到象屁股的人说历史是一张松软的圆桌，本真的历史由于这样的分割而失去了本真性，因为历史的本真性不在于唯物唯心，而在于包含物心在内的整体性。这就好比生命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身体是生命的一部分，头脑是生命的一部分，它们由于内心的不二分而整合为一个有机的鲜活的整体。而这不二分的内心，则对应于历史的天空。
生命的内心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心脏，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而是通向存在的大门，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当佛经将生命描述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时，人们从中领悟到的就是生命的这种内在的宇宙本性。基于这宇宙本性，生命在内心层面上讲说历史，但生命不属于历史，因为宇宙在本质上是超然于时空的，不管科学家如何按照他们理性的头脑企图以种种模式赋予宇宙以时空观念，历史观念，宇宙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科学家的这种努力，无非是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强加给宇宙强加给生命罢了，科学家的这种努力归根结底，乃是徒劳的。历史同样如此，不以历史学家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历史的基点在于生命的内心，在于生命的整体性，在此，历史是一片纯净的天空，不管风云如何翻卷，不改其纯净的天蓝色。
就历史的天空观照历史，历史就不是观念的，风云的，是非的，斗争的，而是审美的，宗教的，神话的，人物的，故事的。历史的本真性既不是隐藏在历史教科书里，也不是蛰伏在历史的编年史里，而是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里，比如西方的<<圣经>>比如荷马史诗，比如中国的<<山海经>>，比如优婆尼沙经，如此等等。这些神话故事或者散发着浓重的宗教气息，或者洋溢着沁人心脾的审美芬芳，即便记载的文本，也诉诸相对纯粹的语言，纯净优美，有的直接显现为诗的形式，有的则成为代代相传的说唱。有的经文，比如《可兰经》，本身就是一支长长的歌，让人诵唱。这样的历史，有故事，有人物，但没有是非判断。谁能在《山海经》中找出好人坏人？谁能在荷马史诗中判定阿喀琉斯或赫克托耳是英雄还是恶棍？即便《圣经》中的撒旦，也是上帝的化身。所谓偷吃禁果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种原罪，不如说是一个游戏。上帝向亚当暗示知识之果，上帝又变成那条诱惑之蛇，通过夏娃使亚当开窃，如此等等。生命经由这样的故事展示出其嬗变的过程，既生动，又美丽，并且意趣横生。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生命最本真的历史。《红楼梦》之所以选择《山海经》神话开卷，而不从三皇五帝说起，不从春秋战国起演，就因为小说将历史诉诸了最本真的层面，追溯到生命的源起，文化的初衷，从而从天空降临，而不随风云飘浮。
作为历史，生命被诉诸神话故事，而不是内在的修炼。在此，生命的方式不是内向的，而是外向的；不是从身体走向头脑，从头脑走向内心，而是从内心外化为智力的较量，外化为物欲的扩张。比较一下《山海经》和《三国演义》，历史的这种生命走向便可一目了然。在《山海经》里无论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还是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历史都呈现为最为始源最为质朴的内心形式，补天者以心补天，追日者以心逐日，填海者将心填海，奔月者随心奔月，一切都发乎内心，形于内心，止于内心；历史于此象孩子般的微笑着，笑得天真，笑得灿烂。因此，人们把这样的历史称之为神话。人们之所以称这样的历史为神话，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他们把这一切看作是神明的作为，不是凡人的举止。这与其说是神话高不可及，不如说是把这历史读作神话的人们本身丧失了内心的体悟。凭借身体和头脑阅读由内心构成的历史时，阅读者只能把阅读对象读作神话。因为无论对身体还是对头脑而言，内心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阅读者会觉得《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更亲切，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心目中的历史。因为《三国演义》呈现的历史已经丧失了《山海经》中内心体悟，从而由头脑（智谋）和身体（暴力）所构成。生命在这样的历史中不再具有早先的那种审美，而是迷失在智谋和暴力的角逐竟技中。据此，人们不会把《三国演义》看作神话，而是读成故事，是可以触摸可以思论的故事。人们不断地模仿《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人物，但人们不会体会《山海经》中的历史形象。只有到生命再度回向内心的时候，人们才会领略《山海经》那样的历史，才会把《山海经》读作故事，可以触摸，可以抵达的生命故事，而不再把《山海经》读作神话，不可思议，不可抵达。
历史就随着生命的这种走向不断地轮回；从内心走向头脑，走向身体，从头脑和身体再走向内心。按照奥修的推断，这样的轮会以二千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二千五百年前在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标纪着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历史的神明般的成道者，诸如中国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马哈维亚，克里虚纳，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伊朗的查拉图斯特拉，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希伯来的耶稣，等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便以这样的人物为基本的标记，这些人物和相应的神话构成了历史的天空。基于这样的天空，基于这样的背景，才有了后来的历史风云。历史的风云是由一些被人们视作英雄的人们及其相应的故事所构成的。如果说，历史在生命的内心层面上是天空的，神话的，那么在头脑和身体层面上则是风云的，是非的；历史在此有时候呈现为人物，比如亚里山大，秦始皇，有时候呈现为故事，比如希腊城邦的故事，春秋战国的故事，诸如此类。历史以人物标画的时候，整个历史都带上了人物的印记；历史以故事呈现的时候，人物则成了故事中的各个角色，共同上演一出完整的历史剧目，前者如秦始皇，历史在这位征服者的脚下呈现其生命轨迹；后者如《三国演义》，曹操，刘备，诸葛亮，乃至周瑜，关羽，赵子龙，众多角色共同组成一个丰富生动的故事。
如果明白了历史的本真性，明白了天空和风云、神话和故事，明白了历史和生命的种种对称性，那么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老子庄子不关注历史的编纂，为什么孔子会成为历史的编纂者。因为老子庄子的生命状态是抵达了成道境界的，他们毋需追问存在如同夸父追日那样。他们就是存在本身，他们就是太阳本身；所谓齐物论，指的就是这种境界。生命与自然，与天地，与宇宙全然合一。时间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中消失了。也即是说，生命的开花使生命深深地走入内心，融入自然，成为全然的，成为佛经中所说的阿如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说成为天空，超然于风云之上，超然于历史之上。这样的生命是宁静的，安详的，内心的，存在的。相对于这样的生命状态，孔子的生命状态乃是夸父式的。他一面不停地教导学生，一面不断地追求真理。孔子的一生不是宁静的，而是奔波的；不是全然的，而是修炼中的；不是内心的，而是外向的；或者说介于内心和外在之间，介于存在和生存之间，介于天空和风云之间。孔子一面努力使自己成为天空，一面又频频关注风云。这样的中间性，使他成为存在和生存之间的桥梁，成为天空的仰望者，成为世界的圣人。所谓中庸，在其形而上层面上，指的就是这种中间性，这种桥梁意味。孔子不象老子那样只是到人间走一遭，而是将自己的位置定格于天地之间，成为一个天上和人间的沟通者。存在经由孔子变成一种中庸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虽然不象老庄那样纯粹和全然，但切实而和谐。中庸有不争的一面，又有和谐的一面。中庸是世俗社会的一种生存节奏，生存韵律。中庸不象宁静那样为一般人难以抵达，中庸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中庸既可以成为生命向成道境界修炼的途径，又可以成为生命被抛入世俗社会的生存技巧；作为中庸的象征，孔子形象成了先秦至今的中国人的基本原型。而孔子形象的象征意味，则在于他象征着一部二千五百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沿着孔子向上追溯，人们可以看见历史的天空；沿着孔子向下探寻，人们可以看见历史的风云。
因为中庸的原则，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是小心翼翼的。他不可能把历史编成《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又不愿意在历史面前丧失自己的存在追求。所谓微言大义,不是出于孔子的睿智,而是基于孔子的诚实。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谨慎，在后来的历史编写者都丧失了。也许可以从司马迁算起，历史的编写开始远离了神话，远离了天空。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历史由故事组成，由风云组成。因为司马迁的生命状态较之孔子，已经不再中庸，而是充满抗争，满腔悲愤。愤怒使历史变得风云翻卷，烈火熊熊。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编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孔子的春秋笔法，孔子的中庸原则，在司马迁编写过程中消失殆尽。只是孔子留下的道德准则，依然左右着历史的编纂。并且如同荷马史诗那样，司马迁所编写的历史还没有明显的观念成份。虽然历史的风云占据了主体，但司马迁所凭借的不是内心的感受。这样的内心感受也同样见诸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论在道德判断上还是在天人感应的神秘术数上都更为强烈更为明显。至于历史编写上的观念入主现象，则是从唯物唯心史观的区别开始的。有了这样的区分，历史就全然变成了观念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当年苏轼的“大江东去”于历史的现照中尚且关注了美感，及至历史变成观念的领地，人们看见的就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连同“还看今朝”这样一些雄心勃勃的书生意气了。
其实，作为一个轮回，这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正好对称于生命的三个方面：内心、头脑、身体，然后再走向内心。历史由天空降到风云，由风云落入泥土，再由泥土重新升向天空。这过程就象水汽在天地间的轮回一样，在天空中聚集起风云，然后降落到大地上，再从地面蒸发回天空。按照历史轮回的这样三个阶段，可以将这大致划分为先秦时代，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时代，最后《红楼梦》预告的时代，这样三个大环节。
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也是生命的成道时期。这些成道的生命有的留下如《道德经》、《逍遥游》、《齐物论》那样的著述，有的则如列子那样只留下些许故事。后人将这样的生命当作《山海经》中的神仙那样谈论，同时又将他们的著述世俗化，技术化，诸如权术养生术乃至房中术之类。除了在后来的禅宗人物和禅宗故事中见到过这些成道者的身影外，中国人对他们是比较陌生的。因为他们选择的是相对世俗一些的孔子，作为自己的楷模。但即使是这样的选择，也曾遭到秦始皇的挑战。
如果说孔子给中国人奠定的是心的传统，那么秦始皇标出的是力的传统。介于这二者之间，中国人又将老子的生命智慧改换成一种智术的传统。这三个传统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形象。老子的头脑，孔子的心，再加上秦始皇的身子。这也即是人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老子的著作，孔子的语录，秦始皇的兵马俑。兵马俑是力的象征，是身体的象征。尽管后人书生气十足地将这三个生命历史传统编派成什么道家、儒家、法家之类，但这三个传统实实在在地象征着生命的那三个层面。这三个传统的成型，标记着人们称之为中国人的生命文化的诞生。这里的上限是先秦，这里的下限则是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中国人意味着这样一个轮回，从先秦的内心，到汉唐的头脑，再到宋明的身体，再经由《红楼梦》那样的预言，重新走向内心。也即是说，自中国人成型之后，其文化气脉依次走过了这样三个生命阶段，最后在晚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迅速嬗变，走向一个新的轮回。
正如在先秦时代，人们的内心修为很高，在汉唐时期，中国人的智力特别发达。整个社会的头脑部分，知识分子，在汉唐时期是比较健全的。尤其是汉朝，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经由不同形式的参政议政，主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到了汉未，这种情形达到高潮，形成了以陈蕃李膺为首的知识分子集团，左右了人心，左右了朝政，左右了整个社会。这个集团的被镇压，使历史的文化气脉走向式微。相形之下，唐朝虽然也出现了诸如魏征、房玄龄那样的智慧人物，但气象已不如汉朝。在这两朝之间，魏晋似乎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渡，其间既有张良魏征式的人物诸葛亮，又有具有老庄遗风的稽康、阮籍、陶渊明。当然，由于《三国演义》诸葛亮更为中国人所熟知。在一般民众心目中，不是老子，而是诸葛亮象征着头脑，一如孔子象征仁人之心，秦始皇象征孔武之力。文化气脉在汉唐时期是阳刚的，很男人化的。因为头脑乃是男人的意味，或者说，男人乃是头脑的产物，就象奥修所说：Man is Mind。文化气脉到了宋明时期则变得阴柔了，女人开始介入历史，作为男人的性对象，使历史从生命的头脑阶段滑入生命的身体阶段。
宋明时期是为欲望所主宰的历史。人们普通追求感官的享受，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肉欲的气氛。欲望的泛滥，一方面造就了以柳永秦观为代表的词人，一方面催生了以朱熹等儒家发言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社会的文化结构突然变成了警察与小偷的组合。理学家们竭力维护伦理道德秩序，而整个社会则上上下下都在偷情，连宋徽宗那样的皇帝都跟名妓李师师过从甚密。物欲的作崇，使理学空前发达；而理学的发达又导致了心学的崛起，并且还从反面激化了欲望的泛滥，致使卿卿我我的宋词到明朝索性变成《三言两拍》和《金瓶梅》那样的言情小说。在这言情小说中，男女之间不再停留于执手相看，而是直接进入床笫之欢，让身体裸露，让情欲高歌猛进。中国人的身体仿佛被包裹了太久太久，终于由西门庆形象一下子脱了个精光。此刻的历史，不仅内心消失，即便头脑也退避远去，只有身体在欢唱，将兵马俑所象征的全部力气，坦坦荡荡地倾泻在气喘吁吁的床上。大雨滂沱，大地泥泞不堪，然后雨过天晴，水汽随着阳光向天空蒸发，生命随着历史走向内心。《红楼梦》横空出世。
《红楼梦》的问世，使外来的禅宗和陆王心学显得象是一个长长的引子，然后主题呈现，生命再度走向内心，历史再度升上天空。这个主题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柔和，平静，有如海洋，并且辉映着天空。历史从风云中超脱出来，作者还随手给出一个大荒无稽的判语，从而将天地的灵秀之气凝炼在一块顽石上，并且以许由、阮籍、陶潜那样的生命作为顽石的来历。这份来历由一张长长的名单组成，其中涉及帝王者，不以秦皇汉武为然，而以宋徽宗李后主为尚；其中涉及诸人名，不以李杜苏辛为上，而以温李柳秦为尊。一部二十四史由此被断然改写，历史二千五百年左右的轮回被赫然点明。凡是头脑形象，在《红楼梦》里都经由灵水的清洗。在此不仅由泥而石，西门庆变成贾宝玉，而且由石而玉，宝玉之所以成为宝玉，是因为女儿之泪的洗涤。女儿的泪水连同水做的女儿是内心的象征，这是一次内心的欢庆，并且以林黛玉作为最为欢乐的灵魂，欢庆经由悲伤抵达的天国，叫着嫦娥奔月，或曰“人向广寒奔 ”，或曰“冷月葬诗魂”。历史于风尘之中，突然被一场泪雨洗得干干净净。
从先秦的内心，转入汉唐的头脑（阳刚的男人的），再转入宋明的身体（阴柔的女人的），最后经由《红楼梦》的标引，再度回向内心，中国人的历史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沿着生命的气脉行走着，轮回着。本来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关键时刻，历史的生命碰到了外来文化的强行入侵：一个是异族凭借力气的入侵，一个是西方文化凭借头脑的入侵。
异族的入侵有二次，一次是成吉思汗，横扦在宋明之间，一次是努尔哈赤，横扦于明朝和民国之间。这种异族入侵以蛮力为动因，致使生命在变得缠绵绯恻的当口，突然从女性身上爆发出男性的愤怒。我指的是关汉卿的《窦娥冤》。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唐诗有男人的秉性，有阳刚的气象，是汉朝风范的承继。许多诗人因此直接混用汉唐的称谓，以汉称唐，以汉喻唐。这种气象到了宋词，便成“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光景，以柔美为主要的生命－－历史景观。即便“大江东去”和“栏杆拍遍”的作者，也有不少柔美之作。然而这种柔美在元曲中被突然掺入了激愤。蛮族入侵使诗人变成了“铜碗豆”。元曲中虽然也有《西厢记》那样的故事，但风流不及宋词，情欲的张致又不如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将宋词的风流诉诸了《金瓶梅》、《肉蒲团》式的人欲横流。这两部小说都出自大家手笔，表明了情欲之于历史的不可遇止的主宰地位。这种身体的欲望除非走到极端，否则不能实现这个生命阶段的充分化。一旦情欲翻过其山巅，另一个世界，内心的世界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了。即便有蛮族入侵，这过程也不会中断。事实上，两次蛮族入侵的结果都是被同化，被消化，而不是相反。然而，在这二次入侵之后的两方文化，却使历史的生命遭到了更为强硬的挑战。因为西方文化不是凭借蛮力，而是使用头脑，使历史的生命轮回暂时中断。哪怕是武力，在西方人手里都是以更加文明的形式，以更加先进的技术，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文化的碰撞，由此成了生命的搏弈。我把这碰撞的过程，博弈的过程，称之为中国晚近历史。
中国晚近历史，是一个颇近于春秋战国的乱世。但同样是乱世，春秋战国乱在外部，乱在社会，而晚近历史则乱在内部，乱在人的内心。春秋战国再乱，人的内心不乱；而晚近历史即便出现一统天下一统思想一统意识形态的局面，人心却依然是纷乱的。所谓斗和批修，不仅不是治心的良药，反而促进了人心的大乱。过去的历史学家按照观念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而我的划分则依然以历史的人物或历史的故事为依据，相应于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时代，我把中国晚近历史看作是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生命演化过程。
其实，中国晚近历史在开始的时候，是以三个人物为标记的：王国维、曾国藩、洪秀全。王国维象征着生命的内心，历史的天空；曾国藩象征着生命的头脑，历史的风云；洪秀全象征着生命的身体层面，历史的泥潭。西方文化在这三个人物身上，获得了全然不同的历史效应。王国维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康德理性哲学和叔本华意志哲学，从而由《红楼梦》的阅读和论述而逐渐开悟。理性和悟性的碰撞，如同天地之气的交互作用，产生了生命的闪电，照亮了王国维的内心，照亮了王国维的学术美术论述。如同贾宝玉以悬崖撒手的方式成道一样，王国维选择了自沉昆明湖的自沉方式。这种方式是屈原方式和基督方式的组合。东方的生命被诉诸西方的成道方式；而相对于十字架，昆明湖又显然要柔美得多，东方得多。就历史的进程而言，王国维的死亡又意味着《红楼梦》内心维度的暂时付阙，意味着天空暂时为风云所掩盖，将历史在内心维度上的修炼让位给了头脑的竞争和身体的横行；头脑的竞争最后形成科学和民主的理性旗帜，身体的横行结果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起义和内战。有趣的只是，王国维之死无意间照亮了另一颗灵魂，致使<<红楼梦>>的光明最终又在<<柳如是别传>中再现。
相对于王国维标记的天空，曾国藩以中流砥柱的形象标记出了历史的风云。曾国藩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两种参照，一种是以孔子为对象的参照，一种是以诸葛亮为对象的参照。曾国藩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上下之大成。其中，修身齐家承继了孔子之道，治国平天下具有诸葛亮的大家风范。曾国藩早年的理学修养使他体味出孔子的先贤位置，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有了内心的向度，有了天空的向度；曾国藩后期的政治实践，使他将圣人之道付诸身体力行，成为晚近历史上最具有楷模和典范意味的中国政治家。曾国藩的修齐治平风范，就近影响了李鸿章，张之洞，然后影响了袁世凯，蒋介石，就远又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在王国维身上是与悟性结合的，那么这理性传统在曾国藩身上则是与德性结合的。所谓中学为体，这个体就是由孔子奠定的德性，中庸，无我；所谓西学为用，这个用就是科技文明的操作和实现，开启了中国晚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曾国藩象征着一幅以天空为背景，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现代文明社会蓝图，遗憾的只是，这蓝图为物欲性极强的起义和战争所涂鸦。
洪秀全在生命的身体层面上扮演了他的历史角色。由于科举的失意，使他转向绿林生涯。从头脑（知识分子），转向身体，转向力气（农民起义）。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不是以头脑为转移，而是以力气论成败的。基于这种与世相争于力气的层面，洪秀全选择了西方的教会组织形式，编造了粗鄙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作为口号和旗帜。西方最反动的形式和东方最落后的内容，在洪秀全那里融为一体，从而将历史由风云推向泥潭。以天国为名义，以物欲为核心的世俗帝国建立后，洪秀全被逐渐埋葬在身体的相残（内讧）和肉欲的渲泄（嫔妃）的双重自虐中。相对于曾国藩的修身养性，洪秀全象西门庆一样地将身体交付无度的纵欲，最后耗尽了太平天国的全部力气。整个造反变成一堆烂泥，一汪泥潭。这与其说是一场悲剧，为如说是一幕喜剧，只是苦了那么多的将士，为之流血流汗，让人叹息不已。
王国维，曾国藩，洪秀全，中国晚近历史最初的这三个人物标纪，最后的结果是，王国维标出的天空变成“柳如是别传”那样的一缕清香，袅袅不断；曾国藩标出的风云，经由蒋介石之手，一方面断送于力气革命，一方面留存于孤岛，形成以曾国藩形象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模式；至于洪秀全标出的泥潭，经过一番吞云吐雾的语言神话效应，变成大泽龙蛇，致使一代话语英雄应运而生。西方文化的理性乌托邦，经由毛泽东中国式的阐释和中国式的运用，变成一个极端的以身体为主导的唯物论社会；极度的纵欲和极度的禁欲以两极的方式将生命扭曲成类似于拉奥孔那样紧张剧烈的挣扎，以致人们最终分不清政治和床笫的区别：以极度色情的言语讲说政治，以极其政治的方式发泄情欲，当年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刻变成了“泥潭边，风高月黑”
虽然也是一个曾国藩的崇拜者，但毛泽东的方式与曾国藩正好相反。曾国藩以内心的修炼主导头脑的运作，基于天空的背景，叱咤历史的风云；而毛泽东则为了追求身体的解放，体验智术的效用。与曾国藩的修心相反，毛泽东志在健身，亦即所谓“野蛮其体魄”。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他以洗冷水澡，长途跋涉之类的刻苦锻炼准备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社会革命。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又以横渡长江的游泳一举，启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毛泽东的革命总是和 身体的锻炼紧密相连。他虽然赞赏曾国藩的功德，怀有“集帝王和圣贤于一身”的人格理想，但骨子里却崇尚力气的较量，将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以蛮力征服天下的历史故事铭刻在心，并且以秦皇汉武自许，恪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他所谓的“虎气”，便是指这种力气上的强壮，雄霸天下；他所谓的“猴气”则是指智术运用上的灵变，神出鬼没。他关注身体的解放，但又不限于仅仅解放身体；所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一说，表明了一种解放全人类的野心，并且将此作了乌托邦的包装，构筑出一个空前的语言神话。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与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在于那个理性乌托邦。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到马克思的客观规律，从理性和逻辑的头脑中生发出的乌托邦理想，由于其所渭科学性而不再让人怀疑其空想性。甚至连毛泽东本人都为此有些心醉神迷，以至于在五十年代头脑过热，热情过高。但毛泽东假如仅仅如此接受来自西方的理性文化，那么他不可能获得成功。他的成功在于，他将他旨在解放身体的革命和西方文化的结合点诉诸意志。意志不象理性那么科学，那么富有优美的思维构架，但意志可以使身体更为强壮，使力气更加勃发。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体锻，或许还以健身为主，但晚年的游泳，却是一种意志的炫耀了。生命经由意志的折腾，当然不可能平和，宽厚，如同海洋一般，而是绝对的要强好胜，锋芒毕露，好比丛山峻岭，或如陡峭的悬崖绝壁，“乱云飞渡仍从容”。如果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曾国藩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意味着另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曾国藩以修心为基础，其作为主德，立大德于天下；毛泽东以健身为前提，其特点好功，求大功于天下。曾国藩因为内心的明亮，充满阳刚之气，但在事功上却又中庸，平和，有阴柔之风；毛泽东由于意志的强横，形象阴柔，但在其霸业上又阳气十足，龙飞凤舞，一如其手迹，呈天马行空之状。因此，阳刚的曾国藩在事功上是无言的，而阴柔的毛泽东在霸业上却是能言善辩的，将西方的理性乌托邦诉诸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神话。
所谓语言神话不在于神话故事的不可思议，而在于语言运用上的不可思议。诸如革命的首要问题不经任何论证就突然变成了分清敌我；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不知怎么就成了三大法宝；还有把原子弹比作药蛋，还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如此等等。与此相反，为语言所道出的事实本身却是很可思议的，一点就明白。这里没有理性的框架，逻辑的论证，有的全然是心领神会的交流感应。置身其中的人一听便懂，不知就里的人越听越糊涂。这种语言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仿佛撒旦告诉夏娃偷吃禁果的诱惑，并且有时如雷灌顶，有时让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个语言神话的颠峰时期，全体人民几乎人手一册小红书，每天恭恭敬敬地背着语录包，早请示，晚汇报，即使是一个人造的疯人院，也没有如此生动形象。
当然，不管语言神话的语言如何有魔力，如何经由一种神秘的生命磁场产生奇迹般的历史效应，但该神话毕竟是由语言所构筑的，缺乏神话本身原有的生命意味和文化历史意味。比如女娲补天，或者夸父追日，倘若将整个故事改成戏剧的话，几乎没有一句台词。但毛泽东用毛语所构筑的语言神话，为了得到江山，得花费多少口舌，其著作公文堆积起来足以与王屋山太行山比肩。
愚公移去了那两座大山，却移不去语言文本之山。语言神话的虚假性在于，语言告诉人们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神话，但人们真正体会到的却只是一次身体的解放，比如小脚变成天足，妇女参加劳动，吃大锅饭，穿人民装，走横行道，住火柴盒式的水泥房，诸如此类。身体的欲望一方面被不断地诱发，一方面又被不地禁锢。直到突然开始改革开放，才出现转机。因为大家首先改革的就是衣食住行，首先开放的就是身体的欲望。从身体的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到身体的开放（所谓的物质文明），人们弄不清楚这算是从野蛮到文明，还是从文明到野蛮。头脑是虚假的，尤其在统一思想的年代；内心是空虚的，特别到了改革开放的当口；唯有身体在感受这一切变化，并且其感受主要集中在能不能吃饱和性生活是否得到满足上。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年头，宾馆成了主要的文明象征，因为那里既有吃的服务，又有性的服务，心满意足之后，还可以呼呼大睡。宾馆文明使语言神话获得了一个切切实实的终结。身体一开放，语言便成为多余的，其神话也就自然消解，如同餐巾纸一样被扔在废纸箱里。
如果说语言神话尚且有一些神秘的感应，那么话语英雄便是绝对世俗的文化动物。文人作为社会的头脑、社会的良心，本来是有心胸有性情的生命群体。他们或如汉唐时期那样致力于修齐治平，或如宋明时期那样留意于风花雪月。然而，不知为何，中国文人在晚近历史上争相扮演起了话语英雄，或者是写诗的关公、岳飞，或者是舞文弄墨的张飞、李逵。他们有的假装“凤凰涅般”，有的白相“子夜”；有的高唱进行曲，有的用诗歌打鼓点。这些话语英雄学的是文学大手笔，干的是革命小伙计。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会聚集在离前线很远很远的地方成立抗敌协会，并且标明是文抗，而不是武抗。这种协会让当年的辛弃疾见了肯定捧腹。及至革命胜利，江山坐定，英雄们排定座次，开始向政治权力提供服务。作为这种服务的报偿，话语英雄的身体可以得到满足。小车有了，面包有了，小洋房也配齐了。唯一的焦虑便是服务质量的能否提高。因为服务对象很难伺候，稍不如意，服务者便大祸临头，弄不好还会赔掉身家性命。
当历史以语言神话为标记时，同样的虚假也体现在话语英雄们身上。他们是语言的附庸，是神话的烘托。而且英雄又总得从事杀戮，比如武松杀嫂，宋江杀惜。话语英雄杀的是他们的同类，或者是他们的同行异类。他们一会儿听从政治指令，一会儿假借大众的名义，干着谋杀的勾当。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象在晚近历史上那么好斗那么紧张那么担惊受怕过。写一次文章就是一次出征，一次讨代，一次还击，一次捍卫。他们由此被称为文艺战士，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被称为文艺战线。文人的品性由此一落千丈，不仅没有王国维那样的天空意味，而且也没有草莽英雄那样的叱咤风云。他们全然为欲念所苦，在泥潭里折腾，美其名曰，改造自我。他们互相斗争，互相撕咬，斗争他人，斗争自己。
语言文字变成了真正的罪恶，话语权力构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有人为之发疯，有人为之自杀。经由这一代话语英雄，中国文化被翻到最黑暗的一页。
中国晚近历史由于语言神话的出现和话语英雄的登场，现出了名符其实的末世光悬。生命被桎梏，文化被侵蚀。由于内心进向的阙如，身体变得极为空洞，除了欲望的探头探脑或者张牙舞爪，人们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而且与内心进向的阙如相应，头脑空前失落。西方头脑文化的进入，使中国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仿佛一切都由别人设计好了一般，只消照本宣科就有了思想，有了理性，有了科学和民主。这样的没落致使中国晚历史上有头脑的人物变得屈指可数。诸如曾国藩，章太炎，毛泽东，等等。不管这些人物的文化取向和生命状态如何，他们至少都有自己的头脑，他们至少都没有被西方的头脑文化所淹没。凭借内心的修为，曾国藩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主导了新的历史进程；凭借纯真的童心，章太炎以俱分进化说匡正了进化论的偏颇；凭借本能的触觉，毛泽东创造了他的造反方式。如此等等。
毋庸置疑，也正是内心的阙如，头脑的失落，使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成为可能。因为生命的如此残缺，使身体的存在变得极为虚假。同样，没有生命内在的照明，历史陷入黑暗之中。人们努力按照西方文化给出的头脑，盲目从事改造社会的种种尝试。曾国藩的意味并不为人们普遍领会，至于王国维的自沉更是不为世人真正解读。既然头脑已经照搬别人，那么剩下的就是放开身体的欲望，以身为本为所欲为。过去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正好道出了革命的凭借所在。所谓“耕者有其田”，所谓“民族、民主、民生”，所谓“打土豪、分田地”，这些革命纲领的蛊惑人心之处，都在于号召身体的解放。后来的唯物主义其实早就有了历史的土壤。人们理直气壮地为解决衣食住行而奋斗，仿佛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吃饱过，如今终于到了有吃有喝的历史关头，只要起来造反，身体所需的一切就都有了。正是这种唯物风潮，使孔子遭到了一再的奚落；也正是这种唯物风潮，使语言有了虚构的巨大空间，使文人有了成为战士的机会，扮演历史的话语英雄。
所谓语言神话，乃是一种身体革命的文化包装。语言神话以乌托邦理想的精神形式收拢人心，控制人心。由于内心和头脑的双重失落，空洞的身体因为乌托邦的前景而仿佛有了归依。与此相应，历史也同时被虚假地敲钉在乌托邦理想的指向上。作为一种虚幻的精神光环，乌托邦理想赋予身体革命一种同样虚幻的宗教热情。这里的秘密在于，许多理性无法证明的东西、头脑无法思考的东西，都因为志士仁人的献身而变得无可怀疑。仿佛只要有人为之献身，一切都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耶稣不钉上十字架，会有那么多基督徒么？乌托邦理想经由血的祭奠，在人们心目中竟然先验地成了某种事实。虚幻的精神光环导致了虚幻的宗教热情，而虚幻的宗教热情又证明了虚幻的精神光环。在此，不仅中国民众没有头脑，即便是以乌托邦为指归的中国革命，在开始时也是凭借俄国人的头脑进行的。直到毛泽东执掌革命大权，才把革命的头脑夺回来，诉诣语言神话的构造。
语言神话的成因，除了内心和头脑的双重阙如，除了乌托邦理想和宗教热情的交互作用，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则在于语言革命，即白话文运动。这场白话文运动开始是以移植头脑的方式进行的。那位胡适博士力图将一种西方理性精神和西方逻辑思维通过白话运动搬入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但胡适博士没想到，他的努力到后来会被语言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扭曲成一种所谓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理性的逻辑的，而是直觉的感官的，这种形式不是头脑的，而是身体的。我把这种形式称之为毛语。毛语在本质上是一种身体语言。毛语不是经由头脑的思考，而是凭借身体的体会互相意会领略，亦即中国人的心领神会方式。作为身体语言，毛语在其历史文化向度上又是一种权力语言，或者说帝王语言。毛语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心领神会在于发话者扮演至高无上的皇帝，受话者扮演唯唯喏喏的臣民。尽管毛语以乌托邦理想为精神外壳，但这只能镇住一些有点头脑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中国人或中国的造反民众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成为毛语的话者和受虐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从毛语中感受到了权力，从毛语中看见了皇帝，他们因此顿时心中一亮，精神大振。找到了，终于找到，中国民众找到了心中的皇帝，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父亲。他们的身家性命有了依托，仿佛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很久，突然眼前光芒万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真命天子。这样的对话，这样的施虐和受虐，是胡适博士当年倡导白话文时万万想不到的。因为理性也罢，头脑也罢，比起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比起中国人的身体感受，毕竟太有限了。语言不是头脑可以创造，不是头脑可以左右的。身体之于语言，具有更大的制约力。毛语的成功，也就在于把语言诉诸身体，从而使头脑无法思考。毛泽东把胡适那样的头脑语言称之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曾经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醉神迷的理性语言逻辑语言，就因为毛泽东的这一比喻，顿时声望扫地。这个比喻紧紧抓住了身体形象，从而把头脑语言踩到脚下，让“不须放屁”那样的身体气味变成了语言的芬芳。经过这种身体之于头脑的颠覆，毛语形成了，语言神话形成了。从此，语言既无内心主导、又无头脑思考，全然变成身体的交流和领会。在毛泽东时代，这种身体语言成为唯一的白话文。
几乎与语言从头脑（理性的逻辑的）走向身体（毛语体系）同时，话语英雄随之出现。就语言历史角度而言，话语英雄乃是白话文的产物。话语英雄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他们把文学这一最富有内心意味的语言文化变成了斗争的武器，变成了隶属于身体（欲望和暴力）的工具。从整个中国历史上说，文学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欲望如此充满暴力。文学原有的诗情画意，突然为刀光剑影所代替，文场上到处是投枪和匕首在飞舞。同时，诗人作家们又变得空前社团化、帮派化。因为文学变成斗争，所以文学家之间就有了阵营。久而久之，文学创作反而显得不重要，文学斗争被推到了首要的位置。欲望和暴力不断的增长，致使诗人作家变得越来越工于心计，越来越富有斗争经验。他们的内心不再纯真，他们的心地不再天真。即使如鲁迅那样的唐.珂德式的冲锋陷阵，在忙于斗争的文学家中间也成了稀罕现象。大量的文人们，虽然只是革命的小伙计，但有着极强的团伙意识；他们精于拉帮结派，热衷于各种形式的文学“落草”。事实上，这些话语英雄骨子里乃是语言文化上的“梁山好汉。”他们的英雄作为与农民起义在实质上一脉相承，都是为了追求身体的解放，将生命诉诸欲望，诉诸暴力。确切地说，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乃是一群文化草寇。他们聚啸山林，效法短裤党的模样在城市里为他们的身体争得一席之地。经过一番文学上的盗贼蜂起，攻城掠地，他们齐集延安，以座谈会的形式再演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会师故事。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标记，既标记着语言神话的成型，又标记着话语英雄的确立。在那里，语言神话为自己找到了征战传播的战士，其中有不少战士如同当年的家将家丁一样，对主人一片忠心。与此相应，话语英雄从此有了方向，明确了斗争的任务和对象，为以后的文化大屠杀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聚会上，身体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手上有无牛屎，脚上有无牛粪，肩上是否挑过担子，掌中是否握过锤子，诸如此类的体力劳动成为诗人作家的自我改造途径。经过这番改造，头脑彻底切除，只剩一副既能劳动又能斗争的身架，在语言神话的导引下冲杀不止。这种改造的结果，据说能使内心变得更加纯净，头脑变得更加简单，一如疯人院里的白痴，除了成为斗争工具一无所知。
语言神话之于话语英雄，有如唐僧的紧箍咒之于孙悟空，使当年野心勃勃的造反者俯首贴耳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话语英雄在毛泽东时代全部变成了职业服务者，这种服务有类于妓院，区别仅在于妓女用肉体服务，文人们操作笔杆子服务。所谓的文联组织作协组织，类似于艺妓文妓的行会，并且有着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因为这些组织直接隶属于权力中心。话语英雄当年攻城掠地的斗争，此刻全然变成互相监视和互相残杀。被屠杀的异类乃是一种双重的受刑，既是精神上的受刑，又是肉体上的消灭。据说屠杀这种异类特别有快感，好比切除肿瘤。比如四十年代延安的文化异类王实味，就是象肿瘤一样被切除的。这段历史仿佛一场恶梦，至今让人为之战栗，并且人们至今对此讳莫如深。当这个时代行将终结，以身体开放为特征的商业浪潮席卷而来时，文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经商行为比作下海。其实，他们又何曾在岸上过？不是一直在下海吗？不过换了个大嫖客，就变得如此委屈？过去的嫖客叫权力，如今的嫖客是金钱。只要文人不确立自己的内心，不具有自己的头脑，他们就永远留在苦海里，永远做自己身体的奴隶，做欲望的奴隶，做暴力的奴隶。
由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构成的历史，最后似乎是因为金钱的崛起而开始解体的。中国晚近历史经由曾国藩，走向毛泽东，然后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又将成为曾国藩时代的开始。
蒋介石在台湾按照曾国藩中体西用原则建立的文明模型，让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大陆中国人羡慕不已。大陆中国人发现，吃饭问题并不是通过身体革命解决的，而是基于头脑文明的建设。当然，大陆中国人还将发现，即使是生存，吃饭也不是唯一的问题。当唯物主义泛滥到极端不堪的地步，内心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升起。正如人们从身体的禁欲和纵欲上体味了毛泽东，人们将从头脑的开智和内心的归依上重新认识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而所谓修身，指的不是身体的锤炼，意志的培养，而是内心的体悟，自我的照明。曾国藩之于中国晚近历史虽然象征着头脑，但这头脑不仅具有西方文化的理性指向和现代文明指向，而且基于内心的尺度，基于生命的自我修炼。如果说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历史是生命的退化，是文化的滑坡，是存在的沦丧，那么从毛泽东时代回升向曾国藩时代的过程则将意味着生命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和毛泽东意味着生命的二个极端，曾国藩是中庸的、平和的、主内心的、有头脑的，毛泽东是偏激的、斗争的、主身体的、用智术的。就生命的内在形式而言，曾国藩是阳刚的，正气浩然的，毛泽东是阴柔的，霸气十足的；就生命的外化形式而言，曾国藩是阴性的，柔顺的，如大海一般；毛泽东是阳性的，桀傲不驯的，如高山一般。曾国藩和毛泽东的这种生命形式，构成了历史的地壳运动，当海水退落下去，历史显出了丛山峻岭；当海水涨潮上来，历史变成了茫茫大海。大海象征着生命的内在形象，高山象征着生命的外在骨骼。二千五百年的轮回，将以这样的潮涨潮落，沧海桑田的形式作为历史的转折。如果说当年从海底升上地面的喜马拉雅山脉是很多成道者的修炼地方，那么毛泽东时代终结的年代不正是生命修炼的最高处所么？一旦身体走到极端，内心的体悟也就开始了。毛泽东时代是身体的时代，是物欲的时代，是唯物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以“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走向终结的。所谓摸着石子过河，是凭着身体的感觉过河，是凭着身体的感觉趟过历史的河流。摸着石子过河形象地表明了毛泽东时代在其走向终结时期的特征，既无内心准则，亦无头脑控制，一切都凭借身体的盲目触摸。因此，历史在此如同一具无头的尸体，顺流而下。人们过去把毛泽东作为内心的凝聚点，作为全体人民共有的头脑。等到毛泽东谢世之后，在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变成了一盘名符其实的散沙，以内在的极度纷乱对应了春秋战国时代外在的社会动乱。这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不管被命名为小平、小康，还是改革、开放，实质上却是一个方寸大乱的时代，人欲横流的时代。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力的传统，在这个时代堕落成一堆肉的烂泥。
以曾国藩和毛泽东标记的两极，是以孔子和秦始皇标记的两极的历史对称。一极是孔子曾国藩，另一极是秦始皇毛泽东。孔子曾国藩象征着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头脑，秦始皇毛泽东象征着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身体。头脑是连着内心的，因此中庸、平和，主治理，讲秩序；身体是随着物欲的，因此偏激、暴力，主乱世，讲征服。头脑意味着心的传统，身体意味着力的传统。中国历史连同中国晚近历史就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振荡，一会儿从孔子摆到秦始皇，一会儿从曾国藩摆到毛泽东，历史经由这样的生命钟摆一面来回振荡，一面慢慢轮回。所谓历史风云，就是历史的这个生命钟摆的振荡效应。透过这风云，透过这振荡，人们可以看见作为背景的天空，这片天空从《山海经》神话故事延续到老子的《道德经》，再连接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这其间还有禅宗故事和禅宗人物呈现的内心境界。如此等等。
天空被风云的遮蔽，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是以王国维的自沉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呈现的。王国维自沉于曾国藩时代的后期，陈寅恪著述《柳如是别传》则在毛泽东时代的鼎盛期。因此，王国维的生命形态如同一盏明灯，默默地点亮了风云蔽日的年代。王国维从“先共和后共产”的社会前景上看出了历史的沦落，闻到了历史由头脑滑向身体的物欲气息，觉察了暴力传统之于内心传统的仇恨和摧毁，因此他以撒手人寰的方式向世人关闭了生命的内心。这种关闭就近而言好比贾宝玉悬崖撒手，就远而言，如同老子最后的出关远逝。生命由此灿烂开放，变成历史的天空。王国维自沉的这种意味为陈寅恪所领略。陈寅恪悟出了这样的生命意味，在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入毛泽东时代之后，陈寅恪壁立千仞，不为身体革命的成功所动，尽管《红楼梦》所标记的生命文化气脉至此已经微弱不堪，但陈寅恪至死守护着历史的这缕清香，守护着历史的天空。如果说王国维是天空的指示者，陈寅恪则是天空的守护者。陈寅恪在一个没有内心的时代坚守了内心，在一个没有头脑的时代捍卫了思考的权利。陈寅恪把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作为《柳如是别传》的圭臬；独立之人格守护了内心原则，自由之思想宣告着头脑的不为泯灭。正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消灭不了孔子传统一样，毛泽东的批判运动摧折不了王国维、陈寅恪传统的风骨。毛泽东可以用告诫一介武夫读《红楼梦》的方式将《红楼梦》的阅读诉诸身体运动，诉诸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方式，但这种盛气凌人的阅读正好表明毛泽东不是一个《红楼梦》的对话者，而只是一个《水浒传》的领受者。毛泽东进不了《红楼梦》世界，毛泽东只能扮演《水浒传》里的角色。毛泽东离《山海经》太远，离《三国演义》太近。毛泽东的成功道路让人想起曹操，一如他的那位助手让人比作诸葛亮，事实上周恩来并不具备诸葛亮那样独立思考的头脑。周恩来是诸葛亮形象的模仿者，他的头脑属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政绩不是独立思考的作品，而是维纱维肖的型体表演。周恩来青年时代的演员经历是他一生事业的象征，而且他终其一生都与演员保持着十分亲昵的关系。在毛泽东导演的历史中，周恩来始终屈居表演系。
从王国维到曾国藩，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从内心到头脑，从头脑到身体；从天空到风云，从风云到泥潭；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就是这样呈现的，生命之于历史就是这样结构的，历史的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就是这样交织的。由于西方头脑文化的入侵，一部中国晚近历史就以这样的形式完成了历史的轮回。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生命历史的回升过程就这样呈现了历史转折的升降起伏。当人们读解了历史，读解了中国历史，读解了中国晚近历史，读解了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人们就不会再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和满腔仇恨的口气来讲说那个屈辱的身体时代。在这部历史面前，人们将走向宽容，人们将走向理解。宽容不是原谅，而是超越，是基于内心的慈悲；理解不是遗忘，而是穿透，是缘自智慧的洞察。当人们能够抵达宽容和理解，内心和头脑的生命维度也就确立起来了。这两个维度的确立，将使西方头脑文化和中国东方式的生命文化走向融和。如果可以把西方的头脑文化看作斯宾格勒所说的文明，那么东方式的生命文化则是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本身。奥修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作两个轮子，我想补充的是，这两种文化的交融将使人类进入一个完整的全新的生命历史轮回。好比一个人，这两种文化的交融使之有了双脚行走，有了双手劳作，从而把分裂的两半整合到一起。过去的轮回将由此结束，下一轮历史将由此开始。
当我把历史的本真性归结为生命的外化形态时，我所看到的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晚近历史就是这样的。假如我的阐说能够充满慈悲的话，那么只是因为基于天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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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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