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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因此在争夺配偶的战役中，一切理论、主义思想、开会演说都被丢到一边，要紧的是要抢到对象！

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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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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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 因此在争夺配偶的战役中，一切理论、主义思想、开会演说都被丢到一边，要紧的是要抢到对象！ (223 reads) 时间: 2006-9-12 周二, 上午1:43

作者：沙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作者：欲海漱石生

延安整风与反腐倡廉

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开始编辑一套《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并由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可能现在还在编辑和出版。不久前，俺研读了该文库中的一册《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该书出版于2001年10月。作者为李智勇博士（2001年7月获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党建读物出版社和《党建研究》杂志总编）。李博士的这册16余万字的论文，分五章全面论述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形态与边区社会在抗战期间的发展情况。俺认为李博士的论文行文精炼，引用史料丰富，但评论历史的观点不免有溢美之词，不过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旁人难于求全。真正令俺惊疑的是他在重要史料的取舍上有意缺失，这跟孔夫子删《春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第五章《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叙述延安整风运动时竟不提尽人皆知的丁玲和王实味，连蜻蜓点水般的文字都没有。其实这两人，尤其是王实味正是整风运动的“关健词”。俺认为重新点击这两人对提倡党内民主以及反腐倡廉斗争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延安整风运动整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就包括提倡党员修养和反腐倡廉，别以为在领袖带头搞艰苦奋斗的圣地就没有腐败。“高俸养廉”曾被写入延安时代的“五一施政纲领”，这说明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还是存在。李博士在论文中引用赵宜俭的《倡廉防腐研究》等资料说：1937年至1938年，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180起。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局一处惩处6名贪污腐化干部并公开登报。1943年1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军人违法乱纪违反政令、军纪，如嫖、赌、抽鸦片、打骂群众等，均由司法机关处理。地方党政人民不准逮捕或轻侮打骂。俺认为：假如从来不拉肚子，就无需研制防止拉肚子的药物，可见我们的反腐倡廉从延安甚至在长征前已开始了。而王实味的倒霉就跟这事有关。
据黄昌勇先生在《楚汉狂人王实味》一文中介绍，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河南潢川的一个耕读世家，其父曾中过举人，王实味曾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以及北大文学院预科学习过。都因经济问题而辍学。他是在1925年考入北大文学院预科的，与张光人（胡风）算来还是同学。翌年，王经同乡介绍加入共产党。不久又因党支部反对他单方面追求党员女同学李芳，结果王实味脱离了党组织。后来给他惹来大祸的那篇《野百合花》，“前记”部分就是通过纪念为党捐躯的李芳来影射延安的贪图安逸的。可能正是上级干预了他的恋爱，所以后来王实味对上级便有一种逆反心态。王实味脱党后与另一党员同学李莹结婚（李后来退党），王和李在沪宁等地工作过，王曾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翻译过世界名著，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过小说。与鲁迅、徐志摩、张天翼等人有过交往。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经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文澜帮助进入延安。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院长洛甫（张闻天）将王实味网罗进该院编译室，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后转入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正因如此，王实味后来的批判性文章多少都会让毛怀疑他与张闻天、王明这些政敌是一丘之貉。
虽然李博士的论文中没有提及王实味，不过俺在李博士附于论文之后的《征引、参考书目举要》中是看到许多肯定会记叙此事的历史档案和中外论文的目录，其中包括2000年5月19日登于《南方周末》的黄昌勇先生所撰写的《〈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但李博士并没有将王“被国民党利用”的史实引入论文。到底是李博士没有引用，还是他的导师或审稿把与其有关的文字给删了呢？外人不得而知。但在不佞看来这无疑是在阉割历史，历史要是可以这样编写的话，就等于是说在叙述反右历史时不用提章罗同盟，在叙述文革时不提吴晗、邓拓和廖沫沙。然而，按俺所认识的历史学皮毛来看，不管是像二十四史那样的旧史学，还是五四以后的新史学，都无疑是要遵循“史孤直笔”的原则的，要“依于仁”，这“仁”的基础就有“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历史是人的历史，“何时、何地、何事”都要由“何人”来作主角。梁启超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9，第5页）。因此不管以何种角度重述历史，目的都是要提高认识历史的水平，总结经验教训。而在今天，史学研究也应以实事求是为底线，为建构适应现代化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结构性规则提供经验。王实味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关健词”之一。42年2月1日，MAO（敏感词汇只好这样写）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又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序幕。王实味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为我们透视延安整风的实质提供了一种角度。整风与王实味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正是延安感觉到王实味的异端思想具有重大杀伤力，或者说，就是以王实味为代表的异端思想剌激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才被推向了全面展开的高潮。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刚在42年3月13和23日发表，7天以后MAO就开始不指名批判王的言论。黄昌勇在《楚汉狂人王实味》中写道：“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MAO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在读了《野百合花》后，MAO就指出过：‘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许多人都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MAO在最后总结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有一天晚上，政治研究室的靳石等人散步到杨家岭与MAO相遇，随后MAO向他们征询《野百合花》发表后的反映，最后MAO说：‘《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看来，在MAO的心目中，王实味将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已经定格。1945年，‘七大’时MAO说得更为明白：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可见整风这场盛宴是以王实味作头盘主菜的。重述延安整风运动少了王实味和丁玲，那就等于唱《空城计》时不要司马懿或诸葛亮了。正是以王实味为代表的书呆子挑战了上方的话语权威，整风才全面展开。王实味在死了十几年后又与丁玲、胡风等一起被重新批判。1957年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时，周扬就把他们跟王实味拴在一起批。1958年初，有人将在胡风家里找到的延安时代批判《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整理成一篇大批判文章后拿给MAO批示，AMO特别批示“再批判”。于是，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６日出版的《文艺报》第２期就有了轰动一时的“再批判”特辑。结果，王实味穿越时空来与右派们相聚了。可见死王实味还是一块能拍人脑袋的好砖头。方同林先生在《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一书中提及，当年受鲁迅独立精神影响的胡风曾屡次拒绝去延安甚至拒绝去苏联开会。俺猜测，也许胡风认为马列主义可以信仰，但没有独立思想的应声虫千万不能做，马克思叫大家信真理，并没有叫大家盲信党魁。另外胡风也怕“左的可怕”的周扬在延安整他，所以他一直未到延安朝圣。皖南事变后，胡风经香港到了桂林。也就是在桂林，他收到了路翎的信，路翎说自己刚读了《战争与和平》和《野百合花》。方同林先生在该书第66页写道：“如果他去了延安，结果会怎么样呢？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有一种假设认为，50年代的胡风事件可能提前发生10年，王实味的下场或许就是胡风的下场；而鲁迅如果活到‘文革’前后，胡风的下场就难免成为他的下场。”这话虽没有事实根据，但却合乎逻辑，具有独立思想的书呆子在革命的阵营里绝没有好下场，除非他装聋作哑，这是为什么？
如今，大家对王实味的故事已耳熟能详，都知道王实味不但是才子还是怪人，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延安时代的反腐先锋，而丁玲也是延安时代的反腐健将和女权运动的吹鼓手。这些陈芝麻和烂谷子还得从西安事变说起。西安事变可以说给延安送去了起死回生的曙光。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同意红军按4万5千人编制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据李博士的论文引用的中外资料显示：自1937年至1940年这4年内，国民政府供给延安军费共计1600.54万元；加上由于延安政治地位的合法化，国内外人士对延安的捐款与日俱增，4年内延安共收到捐款812.51万元。这两笔收入合计2413.05元（两千余万是什么概念呢？在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厉行节约的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全年开支共计为六十余万元，其中60%来自大生产的成果）。不过上述两种款项并不是全部投进延安，它要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三方之间分配。除此之外，边区还有约占年财政收入10%的盐税和准关税收入，和同样约占年财政收入10%的各种规费收入：田税、工矿商农公营企业利润、罚没款和土地征收等。最后一项大宗收入是公粮收入，以37年至41年计，不到150万人的边区31个县（曾有增减）给边区政府上缴的公粮数量为：37年10000担（占年产量的0.8%）；38年10000担（占年产量的0.8%）；39年50000（占年产量的3.6%）；40年90000担（占年产量的6.3%）。在37年到40年间，有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人民的公粮税收进项，延安的日子开始过得既穩定而又滋润。政府的组织和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面貌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公职人员已实行供给制和津贴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相对有了提高。够级别的都有了小灶和炊事员、警卫员、勤务员。虽然艰苦奋斗同甘共苦是革命者的传家宝，但干群和官兵在资源分配上差别还是存在。高干吃小灶，中干吃中灶，战士吃大锅饭。高干穿斜纹布，普通干部穿平纹布，战士穿土布。这种等级森严的现象，让干群党群关系出现了松懈。对上述现象，文艺和新闻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周扬、何其芳为代表的“鲁艺派”主张以歌颂为主，以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文抗派”主张要暴露黑暗面。王实味的工作单位原是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编译室，王后来转入文艺研究室。但他无疑是“文抗派”的干将。王曾经说，只要克服了黑暗，光明自然到来。其实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王实味也闹到“特别研究员”的职称，他应该属于等级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在《野百合花》里说自己是“葡萄并不酸”。他的津贴是每月4元5角，比毛少5角，比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高5角。他的衣服也是用斜纹布做成的“干部服”。据说王性格暴燥孤僻，侍才傲物。有时很仗义，有时却很自私自利。他曾埋怨稿费分配不公，也埋怨棉衣的尺寸太大，搞得副院长范文澜差点把自己的新棉衣让给他。据说当时中央委员才吃小灶，王吃的是中灶，中灶是分饭不分菜，王实味有肺病，但他总是用筷子拨拉菜肴，在菜里找肉吃。延安的生活很单调枯燥，王在延安曾与自己从前的一名女学生重婚后又离婚，他受了点剌激后更好静恶动。他讨厌人家跳舞，曾对俱乐部主任说，要找颗手榴弹炸毁舞厅。这些都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王生来就有一种反抗权威的天性。他对有些人的自以为是和延安的不平等过份敏感。王实味在《野百合花·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里说：“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这段话还算温和，他在《野百合花·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里借两位女同志的谈话说出来的就真让上方脑火了：“……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王实味说了些牢骚话后自知要听候批判，结果人家却要砍他的脑袋。书呆子不明白，有人只能玩自我批评，人家一批评他，他就要跟人家反脸。这种现象是那种特殊的文化类型所决定的。
在当时的延安还有一种不平等现象是从择偶竟争中反映出来的。革命者具有在任何险恶环境中恋爱结婚甚至生育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他们可以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可以在弹片横飞的长征路上生儿育女。这是当代青年匪夷所思的，当代的许多大龄青年生活稍欠保障就会不婚不育，但俺们的革命老一辈可有不同的人生观。因此，就在那生活稍有保障的几年，吃尽苦头的大龄干部轰轰烈烈地娶年轻女学生为妻。男欢女爱成为重要工作，有人迷上跳舞甚至喝咖啡。王实味曾泡到自己从前的女学生为第二任娇妻，结果因感情隔阂而分手了。据王实味在《野百合花》第一小节里透露，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1，在择优汰劣原则的指导下，投奔圣地的女青年喜欢高攀，以嫁高干为荣。嫁高干和嫁群众区别大着呢！丁玲在《三八节有感》里写道：“不是骑马（干部——俺注）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２５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女性资源短缺，爱情是自私的，因此在争夺配偶的战役中，一切理论、主义思想、开会演说都被丢到一边，要紧的是要抢到对象！小干部和战士追不上漂亮女青年心中就有怨气。37年有个叫黄克功的功臣干部追不上人家还把人家消灭了，结果自己也由毛钦定为死刑犯。到了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供给军费并对延安实施物资封锁。由于调进军队和马匹保卫边区，粮食极其紧张，41年边区政府共征收公粮20万担（占年产量的13.6%）。在从37年到41年这5年里边区政府共征公粮36万担，这五年的总产量为680万担，边区政府所征公粮约占五年总产量的5·2%。李博士引用老外的史料称:“人均公粮的负担量1941年比1938年增加了3倍，当时边区人民人均粮食占有量为1石（120市斤）1斗1升，缴纳公粮后已不足一石，再扣除应留的种籽，边区群众的实际消耗量每天只有六、七两，不足1斤，加之1940年和1941年又遇自然灾害，群众的负担到了难于承受的地步。”群众除了公粮的负担，还要服各种劳役，因此群众的日子不好过，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热情受到打击。当然1941年的边区政府也不好过，高效运转的边区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有限的经济资源承负不起政府的运转成本，社会生活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干群差距加大，矛盾百出。在那紧要关头，延安发动了生产自救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垦荒，所有干部都带头劳动。这些都是可歌可颂的事，很快情况有了好转。同时，为了缓和民愤，改革积弊，纠正三风，清算王明路线（还没时间好好清算呢），和清理自“7·7事变”以来涌进延安的鱼龙混杂的青年队伍，统一思想，端正认识。MAO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同时，还决定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顿“三风”（这与反右如出一辙）。即党风、学风、文风。其实早在1938年，MAO就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他在《关于XX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决定（草案）》中说：任何愿意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士，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的恶意攻击外，一切善意的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是其它方式的，党员和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以接受，即使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加以公平与善意的解释。”正是在MAO的号召和许诺下，臭老九们好了伤疤忘了痛，他们犯了后来老右们所犯的低级而又致命的错误竟开始赤膊上阵地“向党提意见”。黄昌勇先生在《〈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说：“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当时的XXXX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条和裤子》的社论，在列举了延安存在的数种‘家珍’（指缺点）后，提出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决心和勇气，针对有些人害怕‘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因而主张秘密地‘脱’的观点，社论这样指出如何面对特务机关的利用：‘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我们自动的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缺点……’”
也就是在上方号召“脱裤子”的当天，1942年3月9日，受脱裤子气候影响的女作家丁玲在她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三八节有感》，说延安妇女并没真正翻身，仍是男人至上，首长至上，漂亮的女青年都嫁给骑马（干部）的了，成为花瓶去享受有保姆加卫生舞会的尊贵生活等等。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也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分两次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相信共产党也要讲“人性”的王实味大胆揭露延安的腐败现象。3月15日他还在《谷雨》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艺术与政治的本质区别，强调改造灵魂的艺术应独立于改造社会的政治。3月23日，就是王发表《野百合花》第3第4节那天，中央研究院在领导支持下办了整风壁报《矢与的》，副院长范文澜也嚷嚷“要以民主之矢去射邪风之的，要彻底民主”。那时延安开始像57年那样的“大鸣大放”，中央青委办了壁报《轻骑队》，边区美协办了壁报《讽剌美展》，再加上《解放日报》副刊上的杂文，延安的“右派们”蠢蠢欲动。王实味在壁报《矢与的》上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首先便是公开批评他的上司罗迈（李维汉）。据说有人看了壁报后，跑去向MAO汇报，MAO挑灯夜读过《矢与的》上的文章。说：“思想斗争终于找到目标了。”不过，让王实味致死的还是他的《野百合花》，该文由一小段“前记”和四个小标题组成。分3月13日和23日两次发表。除“前记”外，杂文的第一节小标题是“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揭露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的小标题是“碰《碰壁》”，是为反驳2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的，要求全党要学会宽容青年，从他们的“牢骚”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的小标题是“‘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的小标题是“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为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他在开篇的“前记”中这样写的：“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水平第一个朋友。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亲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歼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遍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在这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并不愿意再算阶级仇恨的旧帐。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步细菌，传染疾病。”
其实最能惹怒上方的是《野百合花·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王在这第三则杂文中写道：“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不会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翻译过二百余万字马列经典的王实味以大师“天塌不下来”的口头禅为靶子向党提出警告，这无疑触犯了上方的话语权威，结果被人怀疑他与同样熟悉马列经典的王明以及托派有着某种关系。丁玲的揭黑话语虽也很激烈，但她没有直触逆鳞，王把矛头直指大师，超出了当时延安的游戏极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书呆子王实味的致命错误。再加上国民党也利用王实味和丁玲的文章进行反共，结果王实味成了党内和党际政治斗争的夹心饼。正因如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刚一绽放，厄运就跟着来了。继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MAO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以后。MAO又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4月初，MAO在一次高干会议上总结“向党提意见”的结果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MAO对老朋友丁玲的文章作了“公平与善意的解释”，结果丁玲在整风中只被撒了《解放日报》副主编的职务。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则被人作了“不公平与不善意的解释”，结果被当作敌人向革命阵营施放的冷箭。于是，党的反击开始了，从5月底到6月8日，王实味开始在中央研究院接受批斗，丁玲、艾青也被迫下流地反戈一击，陈伯达等更是落井下石，更有人责骂、怒吼。唯有萧军敢犯众怒为王抱打不平，公然要批判王的人不要乱嚷嚷要让王说话。王在面对群众的责问和咒骂时，还公然说斯大林太粗暴，苏共的大清洗冤枉了好多人。并承认自己早年与托派分子有过接触，但他否定自己是托派分子。因为认定托派必须要在“思想、行动和组织”三个方面与托派有联系。因此王实味只承认自己曾与托派分子有过交往，并说他认识的托派分子很有“人性”。于是，对王实味的批判不断升级，结果就按MAO与凯丰早已定性的标准给王实味戴上托派的帽子。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指证道：“《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按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逻辑，王实味的霉是倒定了。不过面对国民党的反宣传，却没有人提出“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的观点来为王叫屈。其实，国民党本来并不知道王实味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延安到底发生了什么。按黄昌勇先生在《〈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中的说法，国民党知道王实味和他的文章是因为“在延安时代，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大都会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上重新发表，某历史学家的批判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又刊发于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七卷第１５期，同期刊载的还有周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原载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发出的第１９７２号密函称，他们在送审的《群众》杂志中读到这两篇文章后才有所警觉。”不久国民党的情治和宣传大鳄们就联手弄出一本《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黄昌勇先生在《〈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里说：“该小册子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所属的统一出版社出版，列入‘统一丛书’，据说这是当时中统印行的反共宣传小册子中最畅销的一种。这本书出版于１９４２年９月，而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密函是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９日才发出的，可见中统行动之迅速。当然，版权页上的时间并不等于图书发行的时间，但至少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的操作之快……更值得我们今天玩味的是，王实味在创作《野百合花》一文的前后，已经意识到他的文章有可能被敌对一方所利用……而在１９４２年写作《野百合花》时，王实味曾特别提出如何对待自我批评和暴露阴暗面的问题，也着意指出了如何看待被敌对一方所利用的问题。这是他在写《野百合花》同时的《政治家，艺术家》（载于３月１５日《谷雨》第１卷第４期）一文的主题：‘有人以为革命的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蝥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污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王实味的善良愿望却被大师曲解了。他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一出，就招来大师的警惕和批判。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MAO不指名地提出了对王实味的批评。王实味不但不认错，还鼓动同事搞彻底民主，本来上面规定中研院的整风检查委员会由干部组成，王实味等人非要搞由群众民主选举不可，结果还真得选出个群众为主的检查委员会。这事与那《野百合花》以及《矢与的》壁报上的文章一样轰动了延安。作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开始盯上王实味了。接下来，中央研究院的领导和同事衔命开导王实味，要他改变立场，承认错误。胡乔木传话给王实味：“《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MAO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不管王实味怎么认识，批判王实味已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菜，王实味的迂就是在与斗争他的群众辩论时，仍说斯大林的坏话。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对错误的对像说了自认为没有错误的话。最后，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按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三顶大帽，42年年底被隔离。1943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进入“审干”阶段。7月，康生的中央社会部衔命整肃“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于是康生掀起以“锄奸”为目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缇骑四出，大搞“逼、供、信”，延安的三万多公教人员及其家属中竟揪出“特务和内奸”一万余人，毛一看这比王明搞得的还扩大化，便“解放”到只有几百人。早在4月1日晚，王实味已由隔离转入逮捕。
到了46年，延安对整风运动遗留的囚徒再次进行甄别，放了好多人，王实味没有被特赦的机会。本来就有肺病的王实味刚被审查时就有点犯迷糊了，为了对付审讯人员夜以继日的纠缠，他开始承认自己是托派。并被安排去接待中外记者，粉碎国民党说延安逼死王实味的谣言。后来他又屡要为自己翻案。结果当然是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要求。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在押的奸细们的大部份都被派去东北“立功赎罪”，王实昧和剩下的囚徒则被康生押往山西，最后被押在兴县城郊的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恰逢敌机常来空袭，看守所需搬家，便于6月13日向处于临县的中央社会部请示如何处置无法改造的王实味。康生觉得留着那王实味是个累赘，马上批准秘密处决王。就在1947年7月1日那天，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派人把书呆子王实味砍死在一眼枯井里了。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谁叫王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玩起那要命的游戏呢？
李博士在撰写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时，虽也回顾我党在王明极左路线肆虐苏区时的血醒史，甚至也提到延安整风运动也搞了祸害无辜的“抢救运动”，但他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与王明当年搞的大清洗比起来，总的来说是“细雨和风”式的，是对王明极左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党成熟的表现，因为延安整风运动并没有杀人。历史在李博士的笔下成了胡适说的可以任人打扮的女人。大约正是出于这种粉饰历史为尊者讳的动机，李博士才不提王实味。不过他还是竖立了苏共和王明作为反面典型，以显示延安整风运动的“和风细雨”。李博士在引用别人的资料时写到：“对党内斗争，过去的解决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往往同‘上纲上线’,‘肃反扩大化’相联系，同宗派主义的‘党同划异’相联系，导致大批的领导骨干成为自己同志刀下的‘冤魂’。其成因复杂，冯建辉先生在其专著<从陈独秀到毛XX>（网络认为是敏感词汇故略去）。专门论述，客观而精彩，但冯先生似乎缺漏了一条，那就是苏共——共产国际的影响。苏共内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厉害，2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杀了很多人；30年代的大清洗，杀了更多的人，十七大中委和候补中委的60%，代表的56%被捕杀。1921年俄共（布）十大选出的5名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去世外，只剩下斯大林1人。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死，1人被驱逐出国。军队中6名元帅4名被处死，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清洗……以致德军发动突然袭击时红军指挥人员奇缺，初战连连失利。苏共指挥共产国际，MAO后来形容为‘老子党’，共产国际指挥各国的革命运动，培训各国革命党的领导干部。在中国内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王明、康生等人便是到苏联进修过的。30年代初也即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时……‘仅1930年11月至12月的一个月里，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打了4400个AB团，永新县委连续六届被打成AB团。’‘红十二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律当作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多先后遭杀害。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当地党组织的创始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0多名执行委员中，几乎有半数作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被杀掉，整个闽西地区先后错杀6352人。’鄂豫皖苏区‘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由李博士的引文可以看出苏共幽灵排徊下的苏区简直是个屠宰场！
那么王明失去主导权的延安，极左思想真的销声匿迹了吗？其实不然，克隆自苏共的政治不可能不带苏共的病毒，况且位居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康生还掌握着整肃大权，苏共的技术他已运用到炉火纯青之境界。延安整风运动中，此公大搞特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也称“锄奸运动”）。在只有三万来名干部及其家属的延安竟揪出一万余名“奸细”。本来就是王明路线代表人的康生摇身一变成为毛的锒头，毛甚欣赏康的能力，要不康岂能大权在握。
但李博士在同一章里却这样叙述整风运动：“MAO显然汲取了30年代初用极端方式处理党内矛盾的惨痛教训，在整风运动中尝试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在组织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和党内有关重要文件的基础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党政军民关系）、整财、整学。整风运动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先是‘左’倾继而右倾的错误路线给中共党造成的巨大损失……最终确立了MAO及其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内的风气、面貌为之一新。台湾一位陈永发先生（著有，<延安的阴影>台中央研究院历史所1990）是全盘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延安整风做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达到孙中山、蒋介石终身追求而都未达到的统一党内思想的目标……尽管延安整风也有不少失误或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带有30年代肃反扩大化影子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波及相当多的人，有些单位高达50%；学习上的形式主义和新的教条主义；用群众运动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等等——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发生的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严重错误，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但是，延安整风确确实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新途径，标志着XX党的成熟。这也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怎么估价也不过分。”
从李博士的这段叙述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前后是有矛盾的，前面说“MAO显然汲取了30年代初用极端方式处理党内矛盾的惨痛教训，在整风运动中尝试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间又说：“尽管延安整风也有不少失误或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带有30年代肃反扩大化影子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波及相当多的人……”最后又说：“但是，延安整风确确实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开创了党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新途径，标志着中共党的成熟。”这段叙述文本就是“前言不达后语”，是逻辑混乱的典范。病根是李博士既要忠实史实，又要为尊者讳，为尊者涂脂抹粉，结果就写出如此别扭的段落来。
虽然李博士限于语境和规则在重述历史时有粉饰之嫌，但他的论文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那就是引用了一些既精炼的中外史料。除此之外，他还是多少提及整风中“抢救运动”的扩大化，以及指出整风运动与反右、文革的内在联系。这后一点虽是常识，但对于体制里的学人来说，敢说真话也是难能可贵的。以俺看来，延安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思想统制，暴力慑服是苏共一贯运用的传家宝，它与中国“以霸王术杂之”的礼教文化一拍即合，双剑合璧后便在中国恣意泛滥。整风运动从形式上讲与王明的左倾整肃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要是说形式有点不同的话，那也只能说是它的变种。整风运动虽起到了统一思想和秩序的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是一种为建立个人威权而进行的人治运动，它没有为边区的的法治贡献什么。我必须老调重弹，人治是政府腐败和公众不幸的根本原因。中国为何老是在一治一乱中兜圈子，根源就是人治不死，法治难立！因为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家长制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从反右到文革中国的民主生活被彻底破坏正是由延安整风运动再次埋下祸根。它的危害程度与王明的肃反相比顶多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己，正因如此，整风运动的范式至反右和文革终于泛滥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中国的现代化正是要从这种不断恶性循环的人治范式中挣脱出来，走到坚实的宪治大道上。这是俺这一类小民对新一届政府的殷切希望。谁说延安整风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其实只不过是把钦定死刑的人犯缓期执行罢了。这就像年卅饺子留到初一吃一样，反正年卅的饺子最后是被吃掉了。
李博士有意隐去了一些关健的当事人。这种有意粉饰的做法不好，因为延安整风产出的那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文字狱余烬最后点然了反右和文革，结果遗害无穷。那段历史还不太远，好多亲历者都活着。虽然有框框限制着李博士的语境，但实事求是才是史学的精髓和生命，也是俺们党应有的品格。粉碎四人帮后，俺们党在按实事求是精神恢复历史真实性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但粉饰虚张的封建文化惰性仍阴魂未散。假如史学家们都有粉饰历史的兴趣，那么，中国的史学界不如干脆设立“史学整容外科”，将中国史学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走一条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路子，这对评职称和加工资肯定是有好处的。

作者：沙人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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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论，真是高论！文章没来得及看。 -- kai-kai - (0 Byte) 2006-9-12 周二, 上午1:57 (5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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