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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绪论一: 语言文化和历史

李劼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6/08
文章: 98

经验值: 77

标题: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绪论一: 语言文化和历史 (730 reads) 时间: 2006-9-01 周五, 下午11:00

作者：李劼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导言

本著的整个论述，以这样一种历史本体论作为前提：所谓历史，乃是生命的全息轮回。对应于人的生命结构，历史由其内心层面、头脑层面、身体层面构成；而历史的轮回，也就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来回运行。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术语，历史在其内心层面上是存在（Being)的敞开，历史在其头脑层面上是此在（Dasein)的“我思”，历史在其身体层面上是存在者（beings)的生存。正如生命的本真性在于内心一样，历史的本真性在于存在。本真的历史是存在的故事，是生命的神话。本真的历史以无言为特征，所谓无言，不是语言的缺席，而是存在之于语言的超越。语言在这样的历史面前是十分有限的。除了描述，语言对这样的历史不具备任何阐释性和解说性。语言的阐说主要见诸于头脑层面的历史。生命在这样的历史中显示了其人性的意味，一如生命在本真的历史中呈现为神性或纯然的审美观照。在头脑层面上的历史是此在的，历史的此在性一方面体现为语言的阐说，一方面体现为诸如理性、逻辑、归纳、演绎之类的头脑特征。从历史的头脑层面再往下滑落，便是历史的身体层面。在历史的身体层面上，语言呈现为暴力的形式，而暴力是身体层面的一个主要特征。暴力和身体层面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性欲，互为因果。由于欲望的宣泄，有了历史的暴力形式；又因为历史被诉诸了暴力的裁决，于是欲望就成了历史的基本动因。过去所谓恶是历史的杠杆一说，其实就是源自历史在身体层面上的暴力和欲望。

与历史这三个层面对称的，是我在《二十世纪风景》一著中阐述过的三种文化形态：孩子文化，狮子文化，骆驼文化。孩子文化对应于历史的内心层面，这种文化在我的论述中有时又被称作内心文化；狮子文化对应于历史的头脑层面，我有时又称之为头脑文化；骆驼文化对应于历史的身体层面，我有时又称之为身体文化。孩子文化 -成道的文化，以存在的敞开为特征；狮子文化是思考的文化，以怀疑和对未来的向往追求为特征；骆驼文化是盲从的文化，以驯顺和对过去的回忆缅怀为特征。孩子文化内心文化见诸各个地域各种形态的历史文化，狮子文化头脑文化构成西方历史文化的特征，骆驼文化身体文化则是东方专制国家的历史文化景观。

我的上述历史本体论贯穿于本著的全部论说。相比于我在《二十世纪风景》一著中的论说，此著的生命全息轮回论将历史的观照基于了存在，而不再以语言作为历史本体的基本事实。当我在《二十世纪风景》中提出历史是虚构的时候，我注意到的是历史不得不诉诸语言从而为语言所虚构的历史本体论现象学。这种历史本体论现象学其实是缘自历史的头脑层面，并且以历史在身体层面上的暴力为补充，即历史由语言和暴力共同虚构。由此，我将语言看作了历史的本体，历史的基本事实，一如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看作了世界的最后边界。然而，语言本体论的历史观，唯有在对以往的种种历史本体论的批判上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语言本体论指出了以往历史观念和历史学说的假设性和片面性。历史一旦进入讲说，就会因为语言本然的撒谎性而成为某种虚构。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基于物种进化的对历史的生物科学虚构；同样的虚构，在黑格尔是以绝对理性完成的，在马克思是以客观规律完成的，在毛泽东则诉诸了斗争哲学，把一个阶级胜利了另一个阶级消灭了的阶级斗争过程说成了历史。或许是察觉了人类理性对历史的这种虚构意味，斯宾格勒将历史交付给了大自然，将历史比作自然的花草树木，并且有着春夏秋冬的兴衰循环。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念已经相当接近东方古老的生命轮回说，只是东方文化的生命轮回说并不意指历史，因为东方人没有历史观念，没有历史科学。正如西方文化之于历史具有虚构的兴趣和热情，东方文化之于历史乃是茫然的，往往将历史归诸虚无，而不是诉诸虚构。即便是佛经中的提及佛祖讲经，也以“如是我闻”的叙说方式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全然虚化，从而将被虚构为历史的可能诉诸没有时间向度的因而也就是永恒的事实。

由此可见，无论就历史本体论而言，还是就历史叙事学而言，抑或就历史科学而言，历史在其终极性上只是一种生命状态。当生命以内心为向度，历史就因为内心向度的无言本性而被虚化，成为虚无；当生命以头脑为中心，历史就由于头脑的运作和语言的讲说而成为科学成为讲说对象成为头脑和语言的虚构；当生命以身体为存在状态，历史就呈现为以革命为名义的暴力，或以专制为形式的权力话语。在生命对历史的这种虚构中，不仅内心向度已然丧失，即便连理性和科学性也黯然退场。所谓历史，在此完全成了权力的胡言乱语。

生命对历史的这种规定性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本然的。当我把历史作为生命的不同状态展开时，我获得了历史最为始源的含义。历史的这种始源性表明，它不是观念的堆砌，也不是语言的虚构，更不是绝对理性的演绎，抑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合方式的次第更替，而就是生命的文化形态和文明形式。我由此将历史从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交还给个人；将历史从教科书的刻意编码中消解出来，还原为生命。正如上帝在不同的宗教典籍中有着不同的造型一样，历史在不同的生命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形态。赫拉克利特指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作为生命的体验也同样不可重复。历史之所以可能被描述，乃是因为生命的全息性。正是因为生命的全息性，使历史文本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生命的全息性，使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神话故事成了最为本真的历史记载。我把最为本真的历史称之为历史的天空，以此对应于生命的内心层面。

由于立足于生命的全息性，我的历史描述不再以理念为转移，从而也不再以寻找规律为然。我仅仅以历史的人物和故事作为我的描述对象。至于历史的过程，我则仅仅指出它的轮回。历史的轮回有类于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但我的描述把它诉诸了内心、头脑、身体三个生命层面的不断更迭．生命是全息的，历史是轮回的，在这二个基点上，对历史的任何比喻或象征性的描述都是成立的。生命的全息性意味着描述本身是全通道的，并不限于某种方式；同样，历史的轮回性则表明历史过程和生命过程是全然同构的，这样的同构使任何描述都不可能纯客观，而只能是参与性的。也即是说，任何一种历史的描述都是人为的努力；这里没有上帝立场，因为上帝不描述历史。在任何一个成道者眼里，历史都是虚无的。也许有关历史的描述可以作为一种生命的修练方式，但绝对不是生命的修练结果。历史一旦诉诸语言，它就打上了天然的人性烙印。与以往历史科学和历史理性不同的只是，我给自己的历史著述确立了生命的存在原则和内心指向．

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指向，我的历史描述是一个朝向生命本身的言说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以生命为向度的历史言说，一方面是以历史的言说为方式的生命还原。凡是读过《红楼梦》的读者，只消参照一下该小说第一章所呈示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意象，都可以由此领会我在本著中的这种描述方式和言说过程。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对历史可以作出“大荒无稽”的讲说，但我恰恰就是这么做的。从我的这番讲说中，人们可以按照他们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领悟得出各自的印象和判断。因为本著最后的结语只能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绪论一：语言文化和历史

读过我《作为历史哲学和文化命运的二十世纪风景》一著的人们，也许会对我有关语言的论述感到困惑：一方面我认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事实，即语言是世界的最后界限，一方面我又不断地强调语言的撒谎本性，强调语言之于历史的虚构能力。对此，我想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论述与其说是自矛盾的，不如说是一种力图揭示语言本身的悖反性质的努力。语言的这种悖反直接关系到存在的去蔽和敞开。因为此在的生存总是在......之中的，诸如在世界之中，在社会之中，在家庭之中，或者在狼群之中；而这种在......之中的生存，最为根本的形式则是在语言之中。当人们将语言视作世界的最后界限时，我们同时可以说，语言是对存在的终极围困。然而，尽管语言以在......之中的方式囚禁着存在，但存在的生命本能以不可能听任语言的摆布和桎梏。生命需要突围，存在需要敞开，灵魂需要裂变。不管语言是上帝赐予的还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从它降临的那一刻起，它就既意味着对生命的囚禁，又意味着囚徒突围的可能。正是由于生命的突围，存在的敞开，灵魂的裂变，才有了人类足以为之骄傲的灿烂文化。所谓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命与语言，存在与语言，灵魂与语言的冲突和碰撞的产物。

然而在语言之中的生存，并不意味着语言涵盖一切，并不意味着语言就是文化。正如奥修所比喻的那样，语言好比花朵，意义好比花朵的芳香。看见花朵的人并不就能闻到芳香，而能够闻到芳香的人，即使不见花朵也照样芬芳扑鼻。文化之于语言，就如同芳香之于花朵。当我说语言虚构了历史时，意谓语言描述了文化，讲说了文化；当我指出语言具有撒谎本性时，意谓语言并不等于文化，更不等于生命，灵魂或存在。语言的真实性在于它的实体性，记录性，知识性，可见性，而文化的真实性却恰恰在于它的精神性，想象性，智慧性，存在性。比如一群朋友，坐在草地上静静地品茶，阳光灿烂，绿草如茵，小河潺潺流过，小鸟在枝头歌唱。此刻毋需任何言语的交流，一种饮茶文化已经灿烂闪现了。偌说这种文化是不可见的，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体味到了，即使是旁观者，也可能领略出其中的美好。这样的例子在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没有语言这一花朵，文化照样芳香泌脾。因为文化不以语言为前提，文化只有变成知识，变成历史，变成传统的时候，才为语言所俘虏，才为语言所囚禁。因为语言具有为文化所不具有的实体性，无论是共时意义上的实体性还是历时意义上的实体性。因为语言不仅世界的最后界限，同时也是历史的首席虚构者。

作为世界的最后界限和历史的首席虚构者，语言最容易征服的对象乃是骆驼文化和生活在骆驼文化空间的人们，因为骆驼文化连同骆驼般的民族，是语言最为坚定的崇拜者和盲从者。他们相信由语言构成的所有知识，并且把知识看作真理的来源，甚至把知识直接等同于真理。当某人被称作有知识的人时，他同时也被承认是掌握了一定真理的人。所谓先生，亦即有知识有真理的老师，这样的称呼，起初是严格限定在一些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滥用到所有的人身上。这种知识和真理的混同，导致了话语权力的产生。骆驼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将知识和真理合一的话语权力。正如世俗的最高权力在于帝王，话语的最大权威在于圣贤。帝王和圣贤是骆驼文化的共生现象，构成一种权力和语言的组合，由此组合出发，可以看到政治和道德的联盟，治国平天下和修身齐家的关联，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生存策略，如此等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骆驼文化是自足的，即是自我调节自我封闭的，因为圣贤从来不怀疑帝王的权威，帝王也从来不轻视圣贤的效用。或者说，骆驼般的子民永远把帝王看作是所有知识中的终极知识，一切真理中的最高真理，从而使帝王与圣贤一样成为话语权力的天然拥有者，被骆驼们称为圣王，其言语则相应地被奉为圣旨。骆驼文化没有俗世和天国的区分，皇帝作为天子，代表了所有骆驼对天堂的向往连同他们所有关于天堂的梦想。

然而，尽管骆驼知识的迷信，对圣贤的崇拜，对话语权力的顺从是骆驼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因，但该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惊人的绵延能力，历经数千年而不亡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语言的稳定性。与骆驼文化相应，该文化被诉诸一整套相当完备相当成熟的骆驼语言。尽管这种骆驼语言也阐说义理，有时也呈现如孟子那样的难辨风格，但它在本性上拒绝怀疑，拒绝批判。它不象那种与狮子文化对应的狮子语言那样基于批判理性，而是按照生命的骆驼状态基于骆驼文化的道德理性。骆驼语言在语法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但在其所指上却具有相当有效的编码功能，或者说，它以含混不清的方式说清楚了许多伦理规范，划定了等极森严的社会秩序。好比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就概念本身而言似乎很难得到一个准确定义，但在这个文化空间里生存的人们却全都知道其所指何在，并全都能够对此心领神会。骆驼语言就这样以最不精确的能指划定了最为有效的所指区域，从而将一切未知领域以“子不语”的方式束之高阁。

从某种意义上说，骆驼语言是最得维特根斯坦哲学要领的话语方式，它在所有无法言及的对象面前保持沉默。与此相应，它又不以批判见长，也不以批判为然。狮子语言的特点在于批判，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从对他人的批判开始；而这在骆驼语言，批判精神是相当忌讳的。骆驼语言以注疏见长，将其全部能力诉诸对前人、古人、死人的理解。它的特征不在于说出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上，而在于努力重复前人说过的一切。骆驼语言的所指永远是已知的，它对末知从来不感兴趣。历史上，曾有过极为鲜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诸如魏晋的稽康，明代的李贽，他们仅仅说过一些对古人不太崇敬的话，便被视为异端，或者身陷囹圄，或者身首异处。这些异端的真正罪名与其说在于非薄古人，不好说在于其破坏骆驼语言的稳定性的倾向。维护古人的权威，维护圣贤的尊严，其首要的前提在于维护语言的稳定性。历史上，沉默尚且有腹诽之嫌，更何况怀疑和批判。帝王的权力可以改朝换代，但圣贤的话语权力却绝对不许动摇。即便是帝王，一旦触犯话语权力，也会面临遭受讨伐的可能。正因如此，骆驼文化的历史上有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但从来没有语言的造反，或曰语言革命。

骆驼文化和骆驼语言的这种稳固性最后是这样被打破的：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突然侵入了狮子文化连同话语方式，致使骆驼文化的整个话语系统由于怀疑因素和批判因素的强行注入而失去控制，陷入崩溃。狮子文化以批判理性为基点，即使其宗教，都具有严厉的批判倾向；而与之相应的狮子语言，又被诉诸严格的语法和严密的逻辑。在这种话语系统中，所指的清晰来自能指的精确。你可以批判以往一切，可以批判不合理的现实，但你必须说清楚你自己的思想，必须界定好你自己的概念。正如骆驼语言的能指是含混的，所指是限定的，狮子语言的能指是严格规定好的，而所指却是自由的。或者说，你有批判的自由，但你必须按规定使用批判的武器。狮子语言与其文化一样不迷恋过去，而是着眼于末来。时间在那样的文化空间里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地向末来伸展的。骆驼文化的历史只有王朝没有年代，而狮子文化的年代却不仅清晰，而且每个年代都有独特的含义；人们可以说那样的年代是连贯的，前后相继的，但绝不能断言那样的年代是含混的，前后相同的。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以骆驼为象征的文化和以狮子为象征的文化以剧烈冲突的方式相遇，结果导致了文化的嬗变。这种嬗变不仅包括王朝的覆没，而且还包括语言的变革。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那场语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绵延历史。仿信从骆驼的身体里突然长出了狮子的脑袋，骆驼语言猛然获得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且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方式向历史宣战，在推倒文言话语的同时推倒话语权力的象征圣贤权威。语言从来没有象此刻那样显得如此瞩目如此重要，犹如人们的眼睛，因为被告知有眼疾而旋即成为当下的关注焦点，而这种对眼睛本身的关注最终导致的与其说是眼睛的治疗，不如说是眼睛所见的世界的改变。

如果说，语言是世界的最后界限的话，语言的变革自然就意味着世界的改观；同样，作为历史的首席虚构者，语言在自身革命的同时重新虚构了历史。一场语言革命使语言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上的双重构造身份突然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以致于整个文化全然为语言所覆盖所笼罩。骆驼文化此刻成了一个娇弱无助的女子，遭到了语言的强暴。或者说，革命后的语言不再以过去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方式讲说文化描述历史,而是以重构一切的名义强暴文化，并且在强暴过程中再度虚构历史。批判精神的滋生，起初还努力以批判理性作原则，但越到后来就越跟农民起义相认同。当批判变成赤裸裸的造反，当造反成为理直气壮的口号，语言革命的强暴性也就抵达了它的极致，使革命成为掠夺，使语言之于文化的强暴成为进一步的劫持。而所谓历史，也就在这样的掠夺和这样的劫持中大大咧咧地形成了。

由于语言革命和语言之于文化的强暴，有关历史的描述无论按照骆驼文化的伦理原则还是按照狮子文化的理性原则都已经勉为其难。唯一描述的可能，乃是将它诉诸寓言，诸如农夫与蛇、或者狼和小羊之类。在此，本著所选择的命名是“语言文化和历史”。所谓语言文化，乃是一个专有名词，这里的语言是强暴了文化的语言，这里的文化是为语言所强暴的文化。这是意指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强行联姻，或者说，语言对文化的强行劫掠。如果过去可以说翻开历史一查，发现历史没有年代，那么现在可以说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虽然标上了年代，但所有的年代都贴满了标语口号。当初的语言革命结果并没有给语言带来逻辑和理性，反而由于造反有理的语言暴动使语言变成了既无文化芬芳又无理性规则的种种符咒。这些符咒的凶险意味，不仅覆盖了全体民众，而且让当权者们都感到胆战心惊。他们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会遭到标语口号的诅咒，尽管他们当年曾经运用这些符咒推翻过以前的统治者。原先那些语言革命的倡导者们绝对想不到他们所创建的白话话语。最终会变成一种巫术，这种巫术不仅主宰了权力斗争和政治生活，而且盛行于整个社会领域和文化习俗。

语言进入了标语口号式的巫术操作后，早先的语言革命便结出了语言神话的奇异果实。很难说这是一个驯从过程还是一个逻辑过程，也许只能说这是一个革命过程。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批判似乎在获得逻辑的展开，又似乎使批判者们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有组织有纪律。混沌的革命话语突然冒出一个中心形象，然后整个革命话语系统开始变得有序起来。当这种有序使标语口号都整齐划一的时候，由语言强行构筑的神话也就完成了。神话的主角是一个人们似曾相识的形象，但历史上又绝对找不出准确的恰如其人的先例。你说他是帝王，但他又扮演着圣贤；你说他是圣贤，但他又确实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和话语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致使人们可以说他象征着权力话语，也可以说他行使着话语权力。革命的诗意和革命的理性变成了一个集帝王和圣贤之大成的人格面具，这个面具成功地征服了所有的革命者和后来的革命群众。这场征服是如此的天衣无缝，以致于所谓革命仿佛就是为了期待这样一个人物的降临，从而将所有的革命激情转化为胜利的欢呼和万岁的颂赞。在此，知识分子满足了对圣贤的期盼，芸芸众生满足了对皇帝的叩拜，双方同时找到一个共同的父亲，从而在共同的认领中热泪盈眶，彼此都找了很久很久，总算找到了！

无论比之于《圣经》还是比之于《山海经》，这个语言神话都要显得更为简单更为粗糙，整个故事一目了然；然而，这个粗鄙的故事却被说得十分复杂，画面上充满了玄玄乎乎的胡涂乱抹；象是一幅狂草书法，又象是一片八卦图阵；一会儿万籁俱静，一个儿锣鼓喧天；有时候神出鬼没，有时候笑声朗朗；如此等等。没人弄得清楚这究竟是人民遇上救星，还是书生遇到强盗。但无论是人民还是书生，都得学习语录却是肯定的。人们仿佛重又回到了《论语》时代，只是此刻的语录中充满了顺从和斗争，因为顺从，所以斗争，斗争结果，更加顺从。顺从和斗争，二者互为因果。语言由此变得更加统一，更加威严，人们说每一句话都得小心翼翼，因为说错一个字就可能招致大祸临头。一本小小的语录，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护身符恭恭敬敬地挂在身上。语言的神话效应，由此达到高潮。

这个神话的喜剧性是在该神话的主角从舞台上退场以后暴露出来的。谁也无法想象，当年那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一切，如今都成了轻松的笑谈。高潮过后，人们全都疲软得有如一堆烂泥；而所谓文化，也因此成了一潭泥浆。粗鄙的神话变成了粗鄙的现实，过去凡是以理想主义语言表达的一切，如今全都被诉诸实用主义的生存竞争。语言的诗意和语言的欺骗性同时丧失，而被语言劫持的文化则残存于少数文化人的片片断断的记忆里。此刻的骆驼文化暴露出全部食色本性，食欲和性欲以空前的放荡满地流淌。欲望由于文化的死亡而无以升华，也许调节是可能的，但唯一的调节机制却是风靡各地的麻将娱乐。人们仿佛普通患上了失语症，除了学舌于海外译语，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语言。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学舌，也在昔日强盗最后一次扣响的枪声中被迫沉寂下来。一场流血过后，不再听见任何声响。偶尔有几声不合时宜的窃笑，仿佛在告诉人们，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被遗忘。于是城市被不声不响地改造，居民在不声不响地搬迁。丧失语言的文化如同幽灵一般四处游荡，历史黑暗得连一声叹息都没有。只有个别有灵性的人们，看见彗星划过。

很难肯定整个故事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该故事明确提供的一个事实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被一场语言暴动所打破了。文化因此不再以语言的方式展现，而是以语言的芬芳徜徉于死寂的空间。或者说，语言变得空前可疑，文化变得空前沉寂。真理不再以生命作为敞开的前提，而是被篡改为语言的撒谎。谁最能撒谎，谁就是最拥有所谓的真理；而谁最有权力，谁又最能够撒谎。在语言之中的生存，在此被直接诉诸在谎言之中的形式。语言由此和货币一起被不断贬值，语言的撒谎形式与货币的通贷膨胀共同涨落，致使谎言如同人民币一样漫天飞舞；哪里有谎言，哪里就有人民币，哪里有人民币，哪里就会跟进谎言。语言由于成为全然的谎言，一方面丧失了作为劫持对象的文化，一方面又得到了与它一样没有信用的人民币的相助，将以往的暴虐诉诸粗壮的经济杠杆。凡是谎言无法囚禁的文化角落，都由经济手段加以清扫。强盗故事因此变得更加简单，无论是权力话语还是话语权力，都由金钱作为代言人。过去需要出示手枪的场面，如今只消出示金钱便可解决；同样，过去讨论的问题，如今只要扔下一堆人民币便可找到答案，如此等等。

语言文化和历史这个寓言故事被讲到这个地步，历史的重新虚构也就成为可能。毋庸置疑，这种重新虚构需要生命在骆驼阶段的知识，也需要其在狮子阶段的怀疑；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重构的前提却既不是骆驼的相信，也不是狮子的不相信，而就是孩子的彻悟和孩子的智慧。因为孩子知道对什么说是，对什么说不是，对什么保持沉默，如此等等。孩子的存在境界是对语言的超越，他可以不凭借语言而直接闻到文化的芬芳，直接领受生命的欢欣。所谓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就是对真理的直接领略。然而，孩子的境界一旦诉诸语言，孩子与孩子的交流就象佛祖与迦叶的交流一样毋需语言。孩子一开口，其受话对象就肯定是狮子和骆驼。

在语言文化和历史这个寓言故事的讲述过程中，我将努力追述那种既不努力亦不追求的孩子境界，因为那是本真的生命，那是始源的真理。尽管真理是无言的，宛如善行无德，美丽无形，但以真无言、善无德、美无形的境界讲说一部被语言所强暴的文化历史，却是生命本身的某种使命。这种使命将历史的重构诉诸存在的敞开，从而使日益紧迫的生存走向舒缓，逐步走出谎言的囚禁。真正的无为不在于无为，而就在于无不为。生命只有抵达无不为的时候，才能抵达真正的无为。同样道理，被语言强暴的文化只有经由语言的开花才能获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语言可以通过一场暴动变成一个强盗，语言也可以通过一次开花变成一片莲叶，从而轻轻地托起文化那颗美丽的钻石。据奥修所说，此乃藏密咒语嗡吗尼贝美哞的涵义所在。

当黑格尔断言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时，我想补充的是，它的向度却是慈悲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写于华东师大小屋

作者：李劼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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