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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袖素质看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周恩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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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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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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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领袖素质看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周恩来(五)
──与李劼先生商榷
芦笛
五、我看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之字拐
先说明一下,这儿的“近代”、“现代”划分仍然是按当年大陆官方划分方式,即以鸦片战争爆发为近代开始,至五四结束,而以五四为现代史开端。
随着时间流逝冷却了大众的革命激情(=肾上腺机能亢进),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在近现代史发生的变化,其实是连续跃退,用老马的话来说便是“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不如北洋军阀,北洋军阀不如满清”。
以人民拥有的自由度来看,这话基本可以成立。其实胡适早在蒋介石北伐成功时便指出了当时政治上的倒退。我记不住他的原话了,大意是,从民国变成党国后,知识分子丧失了很大的言论自由,原来从上帝直到孔丘,什么都可以批判议论,如今则不能批判孙中山,不能批判三民主义,云云。
这完全是大实话。从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一全国前那段短暂辰光,乃是中国的第二个春秋战国式的繁荣时代。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各种新思维大量涌现,什么传统图腾都敢拿到理性的显微镜下来审视。
例如顾颉刚竟然敢说什么:“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悍然把中华民族的开山伟大领袖之一打成动物,严重违反坛规。此说出笼后,虽然在传统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但胡适仍然肯定了他这种求真态度,认为此类争论涉及的乃是真伪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如果黄帝尧舜不存在,那无论咱们感情如何都得承认。老顾不但没倒霉,还因《古史辨》出了大名,成了名教授。
用现代眼光来看,这公案根本扯不出名堂来。老顾的说法和“禹确实存在”一样,都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且,以常理(common sense)度之,顾说好歹还符合远古图腾崇拜的特点,比同样毫无根据的“大禹是夏朝开国君主”的成说更能言之成理,与后世昭昭若昏那国学专家考证出来的“苗裔是苗族女人”完全是两回事。只有心眼小过针尖的恶毒夫鲁迅才会为了报私仇,竟然无数次笑话之,还要写到烂小说《理水》中去,作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能在今日中国想像么?Never!别说在国内,就连在海外都要引出严重后果。飞虎队先生就是榜样。人家的大罪,不过是对“炎黄子孙”、“五千年文明”、“四大发明”的成说作了轻微质疑,立刻就遭受了爱国同志们的无量唾沫,最后只能“败退”到“热血汉奸”里去。
这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那既不是“救亡”,也不是“启蒙”,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获得了“自主用脑权”,能超脱于世俗利害、人心喜恶、社会后果等等顾虑,坦然说出自己的独立思考所得来,也就是胡适提倡的用独立批判的态度重新估价传统文明。
但这种独立批判精神在党国成立后便迅速消亡了。依愚见,五四精神不是被“救亡压倒启蒙”断送的,乃是被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论”送上西天去的。等到“一唱雄鸡天下白”,“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河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典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之后,便彻底成了“万家墨面没蒿莱”,就连颂党都有拍错马屁惹来杀身大祸之虞,当真是直追“偶语弃市”的秦朝。
或许就是因为看到这点,如今颇有人认为,中国在现代史上走错了路。不应该由国民党武力统一全国,而应该坚持陈炯明和其他军阀所倡的联省政治。据我所知,此说似乎最先由陈炯明公子提出,得到了国内论者王怡等人的赞同。李先生似乎也主此说,并举出殷代的政治制度作为正面对照。
我对此说不能完全同意,那理由已经写在旧作《民权与国权》(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494536)里了,这里再展开细说一下吧。
我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从来不会对自己问一声:“你到底要什么?”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也不知道别人要什么,光知道对社会不满。出自这种心态,便傻傻地被某个漂亮口号煽动起来胡闹,以为只要这么一闹,便“找到了主要矛盾”,“毕其功于一役”,就此解决了所有的社会弊病以及私人烦恼。
辛亥丑剧的爆发的社会心理原因不就是如此么?据阿随说,满清乃是三岁孩子都能撞倒的朽墙。是么?敢情比贵党还腐烂?可能么?上下五千年,纵横8万里,世上岂有比贵党还腐朽的朽墙?那为何法轮功+民运撞而又撞,撞得头破血流还“党自岿然不动”尼?
满清垮台,我早说过了,主要是因为统治集团缺乏铁腕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两宫同时驾崩,中枢大权握在摄政王那个脓包兼白吃手上。客观原因则是帝国主义的冲击。接连蒙受的国耻暴露了天朝的落后、腐败与虚弱,外来价值观更极大地腐蚀了“君臣大义”。于是朝野便被普遍的不满情绪席卷,那不满其实是被列强衬托出来的本国贫弱引出来的,并不是什么民不聊生,更不是什么百姓希望民主解放,而是痛恨满族朝廷接连丧师失地,最终甚至煽动拳乱,导致“两宫西狩”(此乃孔丘发明的正宗“春秋笔法”,据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乃是到西安去打猎,并不是从八国联军前逃走。类此,似乎也可以说国府东狩,至今在台湾打猎未归),使中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南宋南明不计)。革命党人认为,只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后,则天性怯懦的汉族立刻就能重振大汉天威。
所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并不是什么“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富国强兵”,也就是立即进行必需的政治经济改革,完成现代化运动,迅速提升国力,使得中国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任何一个脑袋正常的同志都能看出来,这和“民主要求”八万竿子打不着,“民主革命”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民主的原则乃是分权,削弱政府对政治和经济控制。而穷国追赶富国的途径正好相反,需要的恰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当然不是“官督商办”,而是中央政府为扶持民间企业所需的财力)。
据费正清研究,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廷始终没有介入,而是把“洋务”留给地方官僚去办,毫无统一计划,彼此不能呼应协调。与许多人的想像相反,清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后世独裁政府那么大的政府权力,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支配极度软弱无力。朝廷奉行康熙定下的祖法,实行“永不加赋”、“藏富于民”,以致中央政府财力不足,乃是不折不扣的穷朝廷,无法像日本那样,由中央政府集中财力,以全国规模掀起现代化运动。所以,对症之药乃是加强中央权威,而不是发动革命去推翻它。
这说的是“富国”。“强兵”就更需要维护国家统一了。而民主政治的原则乃是“住民自决”,根本就没有理由压制少数民族地区独立。早在辛亥丑剧爆发前,先知先觉梁启超就警告过,革命必将导致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脱离中国,而孙大炮根本就不在乎,反而多次试图向日本人出卖东北内蒙,多次公开声称它们不是中国。孙的“光复”目标最初只是明朝留下来的“18行省”,根本不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东北地区。
要这么胡来当然也无不可。问题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还是外来的。你要主动放弃民族地区,那就等于放弃了大面积的缓冲地域,使得毛子和倭人的刺刀直接就捅到了北京城墙上,这难道是解决民族危机的方式?
此辛亥丑剧之所以成为丑剧:它充分暴露了全民的弱智。早在几百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就说过,设计新社会时务必要照顾到传统,无视传统的设计必然不能工作。辛亥丑剧既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紧迫民族危机,又丝毫不尊重绝大多数国民特别是无知文盲大众的旧有价值观,当然只会失败,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离“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越发遥远,反倒极大地刺激了毛子和倭人的野心与胃口,引出了后来的共祸。
正因为革命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除了野心家龟孙中山外,他倒确实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权力)而胡闹一气,那结果当然只能“走向反面”:以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它使得中国完全丧失了国防能力;以传统价值观来看,它完全违反了中国人奉行了几千年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亦即“与国家强大相比,个人自由福利无足轻重”。那结果当然是谁都不满意。
直到8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奉行这种“谁能使国家强大就拥护谁”的价值观,难道80多年前的由文盲组成大多数的孤陋寡闻的国民反倒有起码的民主观念?在这种国情下搞什么“民主革命”,绝对只能是弱智之邦的绝活。
正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满意,那就必然会有人应运而生,出来改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具有历史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当然导致了因战乱而得以短暂繁荣的文化思想界的没落,但那毕竟符合“个人自由服从国家利益”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弹,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采取了合作态度。
其实老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虽然来自于俄国,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中国传统。中国历来需要一个官定意识形态去统一全民思想,赋予中央政府以极大权威,使得朝廷能大规模动用民力,靠人海战术形成合力,这就是孔教何以成了事实上的国教凡两千年。老蒋看到了这一点,试图在孔教被鬼子颠覆后用所谓“三民主义”代替之,可惜那白吃学说水平实在太次,烂泥糊不上墙,缺乏邪教的道义优势造成的精神感召力,而这就是最终败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原因。
如今回首历史,似乎可以说,从民主政治理论着眼,党国取代民国当然是大倒退。但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则党国取代民国乃是必需的。全面综合来看,我觉得,民国取代满清完全是胡闹,应该彻底否定。而党国取代民国则是补过之举──试图恢复被革命乱党颠覆了的统一的中国。如果没有这补过之举,则后来也就不会有中央政府动员全国国力奋勇抗战,三北地区早就是毛子和倭人的了。后来苏联大概就要多出两个加盟共和国来:蒙古苏维埃共和国和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而“满洲国”早就获得全世界承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就是彻底的大倒退了,无论是从民主的角度还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都如此。
前者大概不用说了:哪怕生活在“封建”帝王之下,中国人还从未如此全面彻底地丧失一切自由。即使是在被后人诅咒了两千年的秦朝,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也不曾像在“新”中国那样,彻底丧失人身自由,变成终生不得离开土地的国家的农奴。这种只发生在中世纪欧洲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前的俄国的反动现象,竟然成了900万平方公里上的标准实践。光这一点就足以把中共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因为彻底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财产,抢夺了国家的全部资源,使得国家经济生活彻底丧失活力,毛共统治也丝毫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记得当年传达敬爱的立果同志主持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句话是“国富民穷”,小芦当时就在肚子里骂道:“NND,什么国富民穷?国穷民更穷!”
有趣的是,中国百姓(包括先父先母和我的长兄长姊)认同拥护毛共领导,恰是因为他们误以为毛共使得国家强大了,因而自愿放弃了个人利益包括自由在内。这不但说明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何等牢不可破,而且更说明中国人民之好糊弄。我党不过是做了几个花架子(鬼话所谓showcases),就糊弄得大多数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真诚相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实毛共的“政绩”不就只有韩战、中印边境反击战和“两弹一星”么?这些把戏我早在旧作中剖析过了,全都不是功而是过:介入韩战为他人火中取栗乃是政客能犯的最大错误,而中印边境反击战完全是中共当初的愚蠢操作纵容出来的,如果一开头就拒敌于国门之外,后来就绝对不会有那些冤孽。靠白骨垒起来的两弹一星只说明了中共视万民如刍狗。陈毅元帅代表中国人民宣布的“中国人民就是穷到没有裤子穿,也要搞原子弹”的豪言壮语,应该写在毛泽东纪念堂上,让世世代代铭记在心,而中国的核武器一度几乎引来苏联的全面核打击的史实更应该写在教科书里,让子孙后代知道痞子治国意味着全民可能化为青烟。
公平地说,毛共也倒不是蓄意要把国家弄成那副鸟样。从主观意愿来说,毛比谁都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于世界东方。可惜,一个反文明政权必然蔑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奉行反智主义必然要与智慧绝缘,这种白痴政权必然要祸国殃民,此乃蔑视客观规律必然遭受的惩罚,不以他们主观意志转移。
已经反复说过了,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是延迟了30年的“改错”。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制度来看,中国至今仍然没有远远恢复到国府的先进水平。任谁都想得出来,如果没有中共革命造成的30年倒退,由老蒋搞下去,今日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而如果没有辛亥革命造成的10年军阀混战,由大清责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搞下去,今日中国又是什么样子。
简言之,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史上走的之字拐,乃是“辛亥丑剧犯错——国民革命改错——中共革命犯错——改革开放改错”。这就是咱们经历的“否定之否定”,不过不是“螺旋形上升”而是“螺旋形下降”,每次改错阶段都呈现了与犯错前类似的政局,但每次的开明程度都低于原来的水平,而腐败程度则远远过之。所以,邓党国不如蒋党国,蒋党国不如君主立宪的晚清。正因为水平越来越低,所以每次都要引起大众不满,引来再度革命犯错,今日中国似乎又到了辛亥前夕,面临着更大规模的犯错。
令人欣慰的是,今日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中国再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为“民运”垃圾深恶痛绝的“犬儒主义”的盛行,正在冲蚀着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国家也在过去20多年内极大地富强了,“富国强兵”不再是无比紧迫的全民目标。或许等到民族之间的仇恨最终消退后,中国终于能突出大一统的千年噩梦,完成和平解体,各自摸索民主化的道路,从此脱出传统的“乱治循环”和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改错——再革命──再改错”的循环吧。就算是我党烂光了,让革命推翻,全国再次分崩离析,只要不使核武器,那也未见得就是末日。只要有几个省逃脱了战祸,走上了民主的康庄大道,那也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我又何必如此悲观呢?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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