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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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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6/08
文章: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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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下篇：毛泽东从曾国藩转向洪秀全的历史秘密
平心而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不是他后来做成的。毛泽东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相当富有戏剧性，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当中的历史成因。
就他的个人案例而言，他的专制习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主要与他父亲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关(请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第三章)。数千年的专制文化和专制话语，使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相当愚昧极为黑暗。毛泽东在给斯诺所讲说的他幼时跟他父亲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家庭里没完没了地重复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这样的冲突甚至都可以在《红楼梦》里读到，亦即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势如冰炭、形同水火。周公和孔子先后定下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作出高下左右的区分，而不懂得彼此的平等相待和平等相处。左右本当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后、或者高下。做父亲的不懂得跟儿子平等对话，同样，京城里的大学者不懂得尊重外省来的师范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礼貌，也要被称作“礼贤下士”。礼是礼了，上下高低可一点不含糊。如此等等。
中国式的父亲，并非是如同鲁迅所说的经常为年轻一代肩住黑暗闸门的那类英雄，而是习惯于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强行播种到下一代的下意识里那类家长。中国人很少能够避免他们的父辈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暴虐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暴虐的专制习性；然后又从京城大学者的势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饱尝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那种等级岐视的滋味。毛泽东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对方是如何的不经意，却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且，那种歧视作为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反弹，在他坐定江山之后，又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
早年的毛泽东曾经以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后来又向往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章里向陈独秀大声高呼“陈君万岁！”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恰好在“五四”前后，因为与杨开慧的婚姻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师杨昌济在北京的寓所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毛泽东可谓刻骨铭心。且不说其他，仅以他后来在延安接见梁漱溟时回忆当初为造访他岳父的梁漱溟开门的细节来看，就可见出他的回忆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更不用说，他拜见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那样的大人物时所受到的种种不经意的冷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多么强烈的烙印。
写到这里，有必要稍稍提一提胡适的文化内涵。就胡适的文化气质而言，无论是他的首倡白话文，还是他的将杜威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都是他在意识层面上的努力和用功。胡适在骨子里是个中庸的儒生，拥有常人的智力，并非是个创造的天才。胡适的民主意识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即是说，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间的民主。他偶尔会在半文半白的诗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车夫，但他绝对不能忍受一个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为禅宗六祖。他为此不惜下功夫考据禅宗的真伪，以此维护他所倡言的科学的尊严。他的认真和迂腐、他的可爱和可笑，十分古怪地掺和在一起。他终其一生都没读懂过《红楼梦》，但他却是红学研究的开山学者之一，当然是考据学意义上的研究。他的“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听上去十分保守，实际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实用理性立场。胡适的精彩包括他强烈的西方民主意识，通常来自他的这种立场。或者说，胡适实在起来，不仅实在到了不信禅宗那样的神明，就连时行的各种主义，他也一概不信。听到陈独秀大谈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可恨，他忍不住叫嚷起来：“仲甫，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呀！”
以胡适这样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资质，要他听懂长沙师范毕业的一口湖南腔的毛泽东究竟在对他说些什么，实在是勉为其难。相反，要不是毛泽东江山到手之后、大批胡适唯心主义以报当年北大遭受冷落的一箭之仇的话，胡适倒是毛泽东的一个很合适的统战对象。毛泽东的统战人员只要下点功夫，叫胡适说出诸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大陆的领土之类的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他能活到二十一世纪的话。说不定胡适还会认真考据一番，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台湾之于大陆的领土地位。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实是，由于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落，致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山。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孤独到了不知壮志如何以酬的心境写照。虽然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闲着，但他还没能明确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努力方向。直到那年回家乡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小时候看《水浒传》的时候就知道了的草莽造反，江湖暴动，此刻在他下意识里飞快地发酵起来。毛泽东由此“激扬文字”，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挑战。在毛泽东的下意识里，胡适当年从他那里没有听懂的那些湖南话，此刻似乎全都由湖南农民运动说出来了。农民们拖着土豪劣绅四处游街的情景，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就像他本人在朝胡适那样的绅士吐痰一样，又解气又解恨，浑身上下充满快感。读读这样的文字，该知道这样的快感让毛泽东亢奋到了什么程度。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这二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的知识权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笔工笔整地抄写曾国藩日记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疾呼“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朝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陈君万岁”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他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道将来能否获得成功，这就好比赌博，一个赌注押下去时，并不知道究竟是输还是赢。但毛泽东就这么选择了。
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其中包括毛泽东后来对日本侵略者那番真诚道谢。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在客观上确实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地逢生，从生存空间上创造了绝妙的转机。不过，毛泽东最应该感谢的，当数他称之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这种称呼听上去不无搞笑，仿佛孙中山是在前面开路的孙悟空、而毛泽东则是孙悟空的师父兼主人唐僧一样。
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的，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进行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历史转折，确实是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
无论是智力、能力还是个人野心和活动能量都介于洪秀全和毛泽东之间的孙中山，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李鸿章们好不容易开创的改良时代推回到经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种黑暗的历史轮回中的首要作孽者。假如将来要作历史审判的话，那假如毛泽东是主要被告的话，那么孙中山理当是首要被告。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时假设一下历史，也有助于看清历史。假设当年没有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推行列宁主义，发动统一全中国的那场所谓的北伐战争，那么不仅不会发生毛泽东所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而且整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依然会朝着从曾国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发展，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依然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没能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圆其扮演文化英雄的梦想。比如上海(章太炎和邹容的“苏报”案就发生在上海)，或者广州(当时的广州在陈炯明当政时，相当看重文化人，陈独秀就被邀请去当了教育秘书长)。因为满清王朝垮台之后、被中共教科书里称之为的所谓军阀割据状态，其实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最为松懈的时期，更不用说，当时的各路诸侯正在纷纷形成联省自治的共识。在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政体绝对离不开地方相对独立的联邦体制。仅从地理上看，中国就是一个以板块结构为特征的天然的联邦国家。周以前的夏商乃至更早的中国原始民主政体，就是与诸侯联盟共生的。周武王的那场战争将诸侯联盟变成了君主分封，而周公的建制又完全与“洪范九畴”中的原始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建立了以等级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后来的孔子又进一步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儒家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周—孔专制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这一中国社会难以摆脱的相当封闭的以原地循环为实质的历史传统。满清王朝的终结，尽管并不意味着终结了中国社会再度回到专制时代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就此消除了中国人的专制情结，但毕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建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机会。而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性，也正是在于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机会，不容任何人开倒车。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预示了这个机会的历史可能性，并且从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上为将来的民主联邦政治作了准备。然而，这个机会被孙中山以引狼入室的方式联合苏联人给葬送了。
撇开苏联人的干预以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假如没有中国人的接受，苏联人再干预也无法奏效，就像后来的蒋介石与苏联人一刀两断，人家也拿他没办法；历史的主要症结，在于孙中山的君临天下情结。
中国政治领袖的帝王情结，可能是中国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历史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晚近历史上，除了曾国藩之外，几乎所有政治领袖都怀有这样的帝王情结。洪秀全当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康有为，也大有一种做不成帝王也要做一把帝王师的劲头，或者说，得不到权力话语，也得抓一把话语权力，更何况孙中山这样一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野心家？袁世凯上演的称帝喜剧，其喜剧性不是在于他依然想做皇帝，而是在于在满清王朝终结之后，即便想做皇帝也已经不能再公开称作皇帝了，而应该叫做大总统，或者像后来那样叫做什么什么主席，什么什么书记，甚至效法慈禧太后退居幕后，也照样可以过足帝王瘾。反正无论把个皇帝怎么个做法怎么个叫法，都不能再公然宣称自己是皇帝了。这可能是孙中山要比袁世凯与时俱进的地方，他懂得应该将皇帝的辫子藏起来，套上大总统的头套。不管他所号称的大总统是临时的，还是是非常的，重要的是骨子里依然是皇帝。他还懂得，除了戴上大总统的头套之外，嘴里还得附加一些有关民主民生之类的说法。他心下很明白，除了愚昧的民众，谁也不会把那些说法当回事。只是作为领袖人物，理当把牛皮尽可能吹大。洪秀全弄出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会，孙中山则提出一个煞有介事的三民主义。当然了，他们二个在吹牛皮上谁也吹不过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且还一再放话要“解放全人类”。把个牛皮吹到那样的份上，即便没说自己的皇帝，受其荼毒的民众也发现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原来是个土皇帝了。不过，孙中山的牛皮虽然吹不到毛泽东那般宏大，再加上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帝王野心倒是一直没有被充分揭露过。
然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们，也并非毫无觉察其帝王情结。当孙中山在东京重组革命党、强令党员们按手印向他表示效忠时，黄兴、、陈炯明、李烈钧等领袖们就非常反感，并且当场抵制。当孙中山在广州坚持要称非常大总统、并且执意要发动那场统一战争时，坚持“联省自治”立场的章太炎拂袖而去，与他断然分道扬镳(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
不管孙中山表面上如何作出军政宪政之类的许诺，但他骨子里既不喜欢民主制，也不喜欢联邦制。当初宋教仁在国会里进行议会民主努力时，曾经恳求他留下来一起工作，并且还愿意照样奉他为首席领袖，他却理都不理地把宋教仁扔在北京，听凭人家独力面对如狼似虎的袁世凯，结果导致袁世凯肆无忌惮地杀害了宋教仁。在袁世凯称帝喜剧落幕之后，广东追随过孙中山的开明革命领袖陈炯明，苦口婆心地劝过孙中山，在广东搞联省自治即符合广东本地的经济文化需要，也符合全国上下联省自治的历史潮流，孙中山非但听不进去，彼此决裂之后，他还一翻脸把陈炯明打成了反革命(参见《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如何决裂的》一文，刊登于《南方周末》)。明明是自己理屈，却反诬他人。这场冤案与后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的彭德怀一案，十分相像，只是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有关孙中山的文化人格和政治人品，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袁伟时教授在《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一文中，特意引用了宋教仁、陶成章、章太炎等与孙共事过的六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朋友对孙的评说，然后总结道：
以上六人无不认为，孙文作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时，他们的评论虽有差异，但有几个显著的共同点：1，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2，轻率，说话、办事欠深思熟虑；3，权欲、领袖欲很强；4，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
--《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有意思的是，假如这样的评语用到诸如洪秀全或者毛泽东那样的人物身上，几乎也是同样合适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凡为江山折腰的政治领袖，不外乎这类性格特征：只知道坐江山却不懂治理国家，满足个人野心远甚于对关切民众疾苦。洪秀全到手南京定都为天京之后，天下还没有摆平，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在如云的嫔妃堆里腐烂发臭(参见刊于《炎黄春秋》上的文章，《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应该全都领教过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不是让中国的人口越死越多，就是让国人的人心越变越坏，几乎没做出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幸亏孙中山没有等到坐上江山就撒手人世，要不从他高谈阔论如何在地图上建设一条从内地通到西藏的铁路的空口大话腔调来看(参见《孙中山年谱长编)，并不比毛泽东高明到哪里去；显然也是个只知道打江山坐江山、不懂得也从来没想过要去懂得如何建设国家、如何治理天下的乱世枭雄。
再对比一下曾国藩，孙中山那场北伐战争的实质就更加清楚了。要说武力统一全中国，曾国藩是最有条件的，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有条件。毛泽东提出打过长江去的时候，还有许多反对声音，甚至连他身后那个苏联独裁者都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但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作乱之后，不仅没有人反对他继续用兵，而且还有不少人纷纷劝他北上，一举推翻满清王朝做皇帝。但曾国藩最后用“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作答，不仅拒绝北上，而且解散湘军。这样的举动，只有当年的周武王姬发做出来过，叫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曾国藩以此换得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中国从战乱暴乱的历史黑暗转向和平改良时代、从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转向相对独立运作的、既松散却活跃的地方分权，然后为推动此后整个中国社会经由历史上的东南自保、转入联省自治的历史进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不同，曾国藩看重的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如何到手一个江山。可惜的只是，曾国藩当年所做的一切，都没能形成明确的文字，都没有被总结成历史经验，更没能被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话语。
相比于曾国藩当年的拒绝北上，孙中山却是在最没有条件最不应该发动统一战争的历史环境里，硬是依仗着苏联的支持，建立军校，招兵买马。孙中山由此将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从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转移到了突然崛起于南方的黄埔军校，以致就连郭沫若那样的天狗诗人，都人模狗样地穿起了军装。军校一起，原先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氛围马上被冲淡，军装比学生装立即变得更加令人瞩目。不要说像胡适、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就连孔夫子那样的老学究，在人们下意识里都被他们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里读来的关公、张飞、武松、李逵等等给取代了。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因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地位，一下子成了远比北大《新青年》诸君更为耀眼的时代明星。从北大到黄埔军校、从文化启蒙到统一战争，历史就这样被转向了：从当年曾国藩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局面，转回到洪秀全方式再加列宁主义暴动的北上作乱。
弄清了历史的这种转向，那么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王国维在这场战争开始后会断然自尽。王国维从这场战争里预见了即将来临的历史灾难，叫他的说法叫做：“先共和、后共产”。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位先知学者的预感，叫做：先孙中山，后毛泽东。孙中山也罢，毛泽东也罢，无论是谁坐了江山，文化人和中国民众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相比之下，用后来的文化人储安平的著名描述叫做，一个是自由多少的问题，一个是自由有无的问题。拖着辫子的王国维，似乎十分清楚地看见了身著中山装、假装斯文的那个孙中山脑后的辫子，甚至还似乎看见了后来在天门城楼上尖声高喊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泽东脑后的那根辫子。所谓先知先觉，在中国就是指一些能够看见那些没有辫子的领袖人物脑后依然有根剪不去、理还乱的辫子的人物。这样的先知先觉式人物，在王国维之后有陈寅恪，在王国维之前则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王国维的历史洞察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其深湛的文化底蕴。说到王国维的这种文化根底，不得不提及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文艺复兴。
宋、明之际的人情世风和文化嬗变可能是最为值得玩味的。一方面出现了宋明理学尤其是如同朱熹那样的十分极端和僵化生硬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王阳明心学另当别论)，这种道德伦理上的偏执同时又表现在所谓的爱国主义的强横和霸道上；另一方面，话语权力的这种空前强化，同时又压抑出了演义小说中的那种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这是与宋明理学相反相成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演变。然而，就在文化如此沦落的情形之下，好比从淤泥中开出的莲花，中国文化在一堆污泥当中出现了一线生机，这就是从禅宗到《红楼梦》的文艺复兴。
禅宗的出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可能乃是空前的。无论是《沧浪诗话》中的诗学倾向，是苏东坡诗文中的放浪不羁，是明末散文中的情性和空灵，或者是明清诸如“三言两拍”之类小说中的人情味，甚至包括王阳明的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尤其是最后《红楼梦》的横空出世，都源自于禅宗带给人们的那种心灵的解放和人文意识的觉醒。禅宗的出现，使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最为始源的文化精神，重新复活，并且绽放出了另一种人文景观。
假如可以用古希腊悲剧中的两种悲剧精神来作参照的话，源自《山海经》的中国文化精神，起先以埃斯库罗斯式的形式呈现，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特征。夸父的追日与普罗米修士的盗火，几乎是异曲同工。就历史而言，从汉末党锢到徐锡麟、秋瑾乃至到为“五四”所感召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可谓绵绵不绝。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剧景观，或者说，一种埃斯库罗斯式的、不无浪漫的、极为英雄主义的人文景观。
另外一种景观，可以称之为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相比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和阳刚，欧里庇德斯式的悲剧精神所注重的是弱者的权利和弱者的心声。普罗米修士式的盗火，到了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或者《美狄亚》里面，变成了对妇女儿童及其命运的空前关注，变成了面对战争、面对历史时的绝对人道主义立场，变成了对男人在战场上的所有荣光、对战胜者任何历史主义式的骄傲的深深质疑。这样的景观，在一个专制的文化传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到禅宗所激发的那种自由精神开始觉醒，直到这样的觉醒经由一段历史时期的精神酝酿，才慢慢地孕育出《红楼梦》这么一部融和了索福克勒斯那种命运观念的欧里庇德斯式那种悲剧精神的伟大小说。一部《红楼梦》，几同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
《红楼梦》开篇从《山海经》里的女娲补天起笔，以其空前的苍茫恢宏、以其一般作家无以企及的精致细腻，写出了与周孔传统全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展现出了与演义小说截然不同的美学境界。黑暗的专制文化空间里，由此出现了从最始源的《山海经》(以及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散文等等)到禅宗、再由禅宗到《红楼梦》的一线光明，或者说一脉清晰可见、清香隽永的文化香火，一种在整个人类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文化的精神标高。仅以诗歌传统为例，无论是曹操的恢宏，还是陶渊明的清高，或者是李白的放浪和李商隐的雅致，在林黛玉的《葬花辞》、《桃花行》、《五美吟》或者薛宝琴的咏史诗跟前，全都黯然失色。即便是屈原那首千古名作《离骚》，都被贾宝玉重新改写为更加令人动容的《芙蓉女儿诔》。正如英语文学的人文传统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一样，中国的现代人文精神，直接发韧于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就是王国维的人文背景。王国维的文化定位，不在于夸父式的志士仁人，也不在于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而在于对《红楼梦》以降的那种人文精神的承继上。《红楼梦》的现代性与曾国藩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她不在于时间向度上的历史进取，不在于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而在于确立起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一种不以历史意志、更不以任何帝王的权力为转移的文化标高。英国人声称，他们宁可没有印度那样一个国家作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同样道理，中国人应该声称的是，毛泽东虽然在中国历代专制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即便是出一百个毛泽东也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的问世。为实现野心和欲望、为江山而折腰的所谓历史伟人，在文化的精神标高跟前，再伟大也是渺小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与曾国藩相比尚且要矮一大截，更不用说站到《红楼梦》跟前。他唯一还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他毕竟年轻时抄过曾国藩的日记，他毕竟认真读过《红楼梦》，不管他有没有读懂。相比之下，他的党内同志们，没有一个像他这么认真读过。至于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更是无从谈起。
王国维的历史眼光之所以会具有那么深邃的穿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拥有这样的文化高度。王国维是自《红楼梦》问世之后、极其鲜有的几个真正读懂者之一，并且还是最早的读懂者。他不仅从悲剧精神的角度评论了《红楼梦》，而且在他的《人间词话》里，显示了与《红楼梦》十分相近的美学立场和人文高度。更不用说他的那篇《殷周制度论》乃是解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之谜的经典论文(参见作者长篇历史小说《商周春秋》及其“自序”和“代后记”中的有关论述)。王国维以其一生的著述，最后以他的生命，承接了《红楼梦》点燃的文化香火。而且，当他把他已经看见了的那段越来越沦落的历史从他的生命当中断然扬弃、就像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的时候，站在他身后的陈寅恪突然大彻大悟，毅然接过了王国维遗留下来的那柱精神之香(参见拙作《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以及拙文《悲悼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基于、也唯有基于这样的精神标高，人们才可以看清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基本文化格局、以及各个历史人物在这格局中的历史位置。
在纷纭复杂的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里，其主要的历史线索在于三个不同的文化群落，或者说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者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者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或者精励图治或者赴汤蹈火，再有一者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竞折腰的历史循环。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象征人物和历史标记。不仅那线精神性的文化气脉隐隐可见，即便是从曾国藩到“五四”的那一代代事功性的文化精英，其一步一步努力的历史轨迹也是清晰可辨的：先是技术上的引进、经济上的振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努力)，然后上升到政治上的诉求、不管希望立宪还是要求民主(百日维新或者宋教仁那样的议会民主)，最后再上升到由语言的更新而导引出的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与其说是一步步的历史进程，不如说是一层层的逻辑开展。
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通通被孙中山酝酿和发动的那场以谋求孙氏大一统的北伐战争给打断了。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出师之前的那个洪秀全脚下，只是此刻的洪秀全分别先由孙中山出演，后来又换作了由毛泽东扮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不说看出了、至少也已经感觉到了这样的历史转向。因为他不是不知道湖南农民运动跟他早年师从的曾国藩乃是截然相反的政治取向，他不是不知道以暴易暴是与曾国藩的修齐治平原则格格不入的经世之道，他不是不知道在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有一个根本区别，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流氓。但他断然放弃了书生意气，他断然选择了流氓生涯。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准备要以“为江山竞折腰”的方式来主宰一下中国历史的沉浮了。这也许是他下意识里的精神创伤起了作用，也许是他觉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除非他甘愿默默无闻地度过此生。但不管怎么说，他作出了那样的选择，从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所谓的秋收暴动，最后走向井冈山落草。说来令人感叹，历史的转折，有时就在于某个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上。
这段历史论说到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换位：当毛泽东从书生走向流氓的时候，继孙中山而起的蒋介石却十分有趣地试图从流氓变成书生。蒋介石在孙中山身后坐上国民党的委员长宝座、假借孙中山号令天下的时候，他悄悄地引以为楷模和精神导师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曾国藩。也就是说，当毛泽东把曾国藩日记家书什么的通通扔到地上时，弯腰从地上捡起这些书籍的不是他的同党同志，而是血腥地屠杀了他的同党同志的冤家对头蒋介石。这个历史插曲是如此的意味深长，简直可以说是解读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所在。
从青红帮中出道的蒋介石，骨子里却十分向往做个“激扬文字”的书生。中国的江湖帮会演变到蒋介石出道的时候，已经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别小看这么个变化，其中奥妙无穷。同样的江湖帮会背景，从上海滩上混出来的蒋介石与从唐人街走出来的孙中山(孙13岁之前乃是在“前现代”的广东农村里—按照袁伟时教授的说法—长大的)截然不同。在西方城市里出现的唐人街虽然在表面上也算是城市一景，但骨子里没有丝毫城市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全然是中国农民在西方城市里的移民结果，只具生存意味，没有存在取向。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孙中山，无论怎么个折腾，也不会想到去研习曾国藩。虽然他当年给李鸿章写过信，但其信犹如石沉大海(不知被李鸿章扔到哪里去了)。此后，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再也不敢奢望跟那类宋明理学出身的文化政治精英沾边，因为彼此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取向实在是太不相同了，孙中山在他们面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
但从上海滩帮会里混将出来的蒋介石却正好相反。虽然蒋介石的文化根基并不比孙中山好到哪里去，就像其传记作者所说的，其“幼年时期教育很少”，但他却对精英文化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和向往。就此而言，他确实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之后，他不仅向章太炎示好，而且对一度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的陈独秀也怀有相当的敬意，虽然他的表示友好不外乎诉诸悄悄地托人送钱之类的江湖方式。他所示好的这两个人物，尽管一个是传统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新文化的首席领袖；一个与孙中山有过合作，一个从来不愿跟孙中山合作；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在骨子里谁都不认同孙中山。当然，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最大背叛，则是不以洪秀全为然，而是改成以曾国藩为师。蒋介石后来的反苏清共，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之外，他的这个文化取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的这种文化取向其实也是对他自己的背叛。这样的自我背叛，可能是解读蒋介石的关键所在。蒋介石虽然想学曾国藩，但他骨子里并不是曾国藩；他虽然一再向章太炎或者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表示他的一点点敬意，但他骨子里并不真正把文化人当回事。这里的喜剧性在于，毛泽东再流氓，骨子里依然文化犹在；而蒋介石再文化，骨子里就是改不掉他的流氓气。这就好比上海滩的杜月笙对章太炎敬重有加，但杜月笙永远也做不了章太炎的学生，哪怕是学生的学生也做不了。蒋介石与杜月笙、或者与孙中山可能是一百步和五十步，或者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但蒋介石和曾国藩之别却是黄土之于高山。再打一个比方，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英雄，曹操是一个标高。除了曾国藩，历史上无人超过曹操。文化的底气，不是想学就能学成的。
蒋介石的这种尴尬，导致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捉襟见肘。且不说他后来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以半法西斯的“蓝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党”为根底和推动，被其传记作者讥为“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参见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且不说他在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时的不知道如何向中国民众解释他的抗战决心和以弱胜强的困难，最终导致在“西安事变”中受人挟制；就以他上台时的分党清共血腥手段为例，就可以看出他再向往曾国藩也难改其流氓本性的文化人格。
蒋介石以上海“四。一二”血案为标记的分党清共，与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当年曾国藩是基于士大夫的文化立场讨伐洪秀全的草莽暴动，这在其《讨粤匪檄文》中表达得再也清楚不过，而蒋介石却是借助帮会势力在扑灭苏联十月革命式城市暴动的同时屠杀了众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追随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在这个历史事变当中，蒋介石除了显示出他身上那种青红帮式的霸气和宁波生意人的精明(相当于毛泽东喜欢说的虎气和猴气)之外，没有丝毫曾国藩式的文化心胸和文化气度。一心想学习曾国藩的蒋介石，一旦面临大事，却本能地效法了孙中山。宋教仁在国会里从事民主政治的艰巨努力时，孙中山甩手而去。等到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之后，孙中山非但没有接过宋教仁所高举的民主旗帜抓住时机推进民主政治、让中国民众获得一次学习如何从事民主政治的绝好机会，反而以按手印的强横向革命党同仁摆出他的帮主腔调，同时又以所谓“二次革命“的暴力方式，向世人表明他孙中山与宋教仁并非站在同一立场上。孙中山虽然与宋教仁同为革命党，但孙中山的文化立场和历史取向却是袁世凯式的，而不是宋教仁式的。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蒋介石与孙中山一样的没有文化，一样的帮会气十足，虽然他毅然否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蒋介石结束孙中山的列宁主义路线在于他本能地不喜欢洪秀全式的暴动，真诚地向往曾国藩式的修齐治平。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惨杀无数卷入那场大革命的青年男女，却又跟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茫然无知有关。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有一万个不是，也不该遭到如此屠戮，更何况他们在精神上和历史意识上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产物。本来孙中山基于其江湖出身和帮会意识对于“五四”已经天然隔膜天然无知了，而蒋介石的这场大屠杀更是把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与“五四”永远隔离了开来。“五四”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充满历史创造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占有了“五四”的文化资源，谁就将成为逐鹿中原的赢家。在后来四十年代的那场内战中，为什么是毛泽东取得胜利了而不是蒋介石获得成功，其根本的历史文化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以他生动形象的白话文写作占有了“五四”资源。无知的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与苏联顾问分手的时候，却一点不懂得“五四”资源的重要性。当年陈炯明在广东做领袖的时候，还曾经邀请过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仅此区别，便可见出蒋介石文化素质之差，也可见出孙中山在选择追随者时，其眼光里的文化含量是多么的贫乏。当然，也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失败是从他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的。
因此，毛泽东第二个应该感谢的，乃是蒋介石。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的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国共产党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由于没有文化头脑，蒋介石不懂得面对苏联列宁主义式暴动时，应该区分暴力犯罪和理想主义盲从。就算没有文化头脑，假如蒋介石懂一点毛泽东的统战谋略，他也不致于疯狂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那般地步。本着上海青红帮脾气外加宁波生意人的小精明从事政治毕竟太狭隘，不要说不懂得在斩断苏联人的魔爪、剔除列宁主义的同时争取“五四”文化资源，就连分化瓦解当时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共产党人，他都不懂；甚至连玩弄一下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之类的政治手腕，他也不会。蒋介石到手了北伐成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文化资源拱手相送给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从陈独秀的手里转送到后来的毛泽东手里。苏联人还仅仅是剥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权，而蒋介石的屠杀却在把历史合理性奉送给毛泽东那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将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最终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魔术表演，一边是陈独秀的黯然退场，一边是毛泽东的赫然登台；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屠刀不知不觉地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从陈独秀那里挑落到毛泽东头上，致使“五四”话语最后完全变成了毛泽东话语。而且其时，“五四”新文化经由血的奠祭，已经变得如同基督一般神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的神圣后来竟然又错位成了毛泽东神话产生的历史前提。
历史就是这么的阴差阳错！假如曾国藩在黄泉之下有知，不知会老泪纵横成什么模样。须知，不管蒋介石如何努力学习曾国藩，不管毛泽东如何彻底遗忘曾国藩，曾国藩还是难以被请回到中国历史舞台上来。蒋介石的文化根底实在太浅了，他的文言文写得再像样，也写不过毛泽东的白话文。不说其它，光是比较一下蒋介石煞费苦心写成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随手挥就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可以明白，流氓再文化也依然流氓，文化人再流氓也依然文化。
没有文化的蒋介石，走不出同样不文化的孙中山给他设定了的历史阴影。虽然蒋介石推翻了孙中山当年定下的联俄联共，但他在政治上的一切还是来自孙中山。他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不得不将孙中山尊为国父，以此保持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打着孙中山的旗号，煞有介事地让国人整天背诵所谓的“总理遗训”，以此作为他少得可怜的话语资源。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结，在蒋介石却是没有孙中山就没有他蒋介石。就文化头脑和历史胸而言，蒋介石比陈炯明相差太远太远；就治国能力而言，蒋介石又比不上阎锡山；其行军打仗不如李宗仁、白崇禧之流，其传统文化根底上又难以与吴佩孚、段琪瑞之辈相较，就算是比匪气比强横，他也没有东北的张作霖敢作敢为，既坚决反共反苏联，又绝不向日本人低头。孙中山的历史阴影对于蒋介石来说，乃是他的先天不足。这个一心想学曾国藩的委员长，其政治资本和历史合理性等等，全都是从他那个洪秀全式的前辈孙中山那里来的。孙中山所赏赐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成为蒋介石日后成事的全部资本和走上历史舞台的基本铺垫。既然历史已经被孙中山从曾国藩划出的轨迹转回到洪秀全的脚下，蒋介石当然除了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别无选择。而他的最后落败退向台湾，也是他的别无选择。或者说，是他那样的文化人格和政治品性的必然结果。蒋介石的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十分搞笑地总结蒋介石的一生说：“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真不明白这位传记作者究竟是没有看过希腊悲剧，还是不懂蒋介石其人，竟然会得出如此离谱的结论。
由于蒋介石的这些先天不足，毛泽东自然十分蔑视这样的对手。不管身处如何艰难的境地，毛泽东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把胜利看作是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一个躁动于母腹之中的婴儿。因为同样信奉暴力解决一切，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在蒋介石是不成章法的，而在毛泽东却是自成体系的。也即是说，蒋介石的暴力没有相应的暴力话语，而毛泽东的暴力却有他一整套暴力革命的话语作底。且不说曾国藩的改革不崇尚暴力，即便是他的那篇《讨粤匪檄文》，蒋介石也没有能力整合成像毛泽东那么完整的套装式话语。毛泽东十分罕见地将马列主义的现代汉语版和中国演义小说中的暴民意识天然浑成为一套革命话语。其中不仅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方针，而且还有如何取胜的“三大法宝”，再加上一套套如何改造和控制人们思想的精神奴役术，连同漂亮宏伟的理想主义包装，从解放一个村庄，到解放一个城市，再到解放一个国家，最后还有解放全人类。其气派，其精致，简直是美仑美奂。最野蛮的行为、最黑暗的心理、最无耻的方式，最牛皮的吹嘘，十分奇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座宏伟精致而又简单明了的话语迷宫。不要说会讲现代汉语的中国人被骗得晕头转向，就连不懂现代汉语的西方人，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法国政客，也都被唬得两眼昏花，不说五体投地，至少觉得神秘莫测。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绝对不是中国人的骄傲。因为毛泽东凭借其话语构建能力所玩弄的那套帝王术，说穿了也是很简单的。比如，他擅长于对着文化人耍流氓，然后反过来又对着赳赳武夫扮演文化人。当知识分子要求自由要求民主的时候，毛泽东用“不开饭”、或者赶到工厂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而他一转身面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绿林武夫，又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去阅读一下《红楼梦》，还煞有介事地一再问道，看过几遍了？两遍？不够，至少五遍。如此等等。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们，应该都知道这种手法的。
毛泽东确实太应该感谢蒋介石了。假如没有蒋介石那场屠杀，“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资源没有经由那样一次血的奠祭，那么毛泽东再有语言能力也很难把他的的暴力话语和帝王话语与“五四”做出顺理成章的联接。当孙中山在搞黄埔军校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因此将“五四”话语作了黄埔军校式的阐说，直到蒋介石屠杀了许多因为受了“五四”新文化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男女之后，暴力革命才上升到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历史地位上。且不说其他，即便是传统而古老的复仇心理，就足以使所谓的“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足以使坚持非暴力立场的陈独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向来相信所谓的“以毒攻毒”，既然蒋介石可以如此狠毒，那么毛泽东再狠毒也是合情合理的。要不中国民众怎么会那么欣赏杀了人家一家大小的武松，在墙上醮血而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要不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怎么会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道县大屠杀呢？这不都是源自一种革命有理、杀人无罪的暴力逻辑么？用电视剧《水浒传》里的一名歌词，叫做“该出手时就出手”，意思就是，该杀人时就杀人。那部电视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拍摄的，暴力崇拜和暴民心理不见丝毫改变。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历史合理性，就近而言，是蒋介石的大屠杀给出的；而就长远而言，乃是全体中国民众共同造成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他在语言上的个人才能之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也就在于，当他在完成他的现代暴力话语的时候，整个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没能来得及完成系统的现代改良话语，没有完成一整套具有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现代民主联邦政治话语；而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现代人文精神话语，又由于暴虐的历史和历史的暴虐而被长期悬置，致使蛮横粗鄙的毛泽东话语恢恢乎游刃有余。
被孙中山的北伐战争所中断的“五四”文化启蒙，后来是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又被重新继起，然而还不足十年，又被一场血案所中断。中国历史的悲哀，总是在于刚刚走上政治改良或者文化建设的轨道，旋即就被一场暴力推回到黑暗的历史循环里。
有人说，“五四”之所以难以为继，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所致。殊不知，以北大为标记的“五四”启蒙，早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之前，就已经被以黄埔军校为标记的列宁主义暴动给粗暴地打断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都不以“五四”启蒙为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着非常致命的历史局限性。“五四”启蒙运动既没有建立起现代精神话语，也没有找到现代改良话语，更没有意识到宋明之际的演义小说里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成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扭曲，比快日薄西山的孔儒文化还要黑暗。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只知道“孔家店”需要推翻，不知道《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文化心理积习比孔学儒教更加反科学反民主。也许唯有鲁迅意识到了这样的心理扭曲，提出了国民性批判。但鲁迅并没有将此继续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相比之下，周作人对欧里庇德斯悲剧的重视和将“五四”与明末小品作精神组接的努力，可能更加具有人文精神上的建设性。但由于毛泽东话语的崛起，周氏兄弟的这种洞察和这种努力，最后都成了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毛泽东以一种现代帝王话语极其随意地强奸了“五四”精神，同时又把鲁迅信口说成“民族英雄”，听上去像岳飞、文天祥那类人物一样。毛泽东以此挫掉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历史锋芒，扼杀了知识分子基于“五四”精神质疑演义小说里那种民族心理创伤的可能性。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令人遗憾的，在于没有从文学改良的文化话语上升到政治改良社会改良的历史话语。历史在被做出来之前，往往需要首先被说出来。尤其是从专制大一统转向民主联邦制的历史进程，是绝对不可能闪烁其词地“摸着石子过河”的。假如周公当年没有颁布那么多的诰令，其专制集权体系又如何能够逐步确立？就像毛泽东假如没有建立起他的一整套话语，凭什么征服其党征服天下？历史的意识总是通过历史性的话语，最后成为历史的事实。
曾国藩留下的最大历史遗憾，在于没有建立起与他的事功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政治话语(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第三章，“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法将宋明理学作为他的社会改革话语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确实已经在精神上作古了。曾国藩虽然留下了许多书信和奏折，但他写不出系统的改革话语。甚至他的扑灭洪秀全暴乱，都无法形成完整的“讨匪”理论。比起后来毛泽东那么的能说会道，曾国藩实在是太敏于行而讷于言了。
这样的历史遗憾引出的另一个遗憾，乃是等到后来的康有为试图建立一套改革话语的时候，又十分错误地回到孔儒话语里，试图从儒教伦理当中求得“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康有为的乌托邦是虚幻的，但康有为的野心却是实在的。空洞的大话总是和渴望话语权力的野心相辅相成，就像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一样，翻过去是理想，翻过来是野心。戊戍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跟被康有为野心的误导有关。一场重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改革，是绝对不能诉诸大话和空话的。
历史好不容易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国藩当年没能建立的社会改革话语好不容易等到了重建的时机，却又被苏联的十月暴乱所影响。苏联的十月暴乱不仅影响到“五四”话语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指向，而且通过孙中山直接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苏联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激发的不是中国人早先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创造精神，而是弥漫在后来的演义小说当中的暴力崇拜、暴动快感和暴民意识。由此，先后催生的三个历史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比一个流氓，一个比一个阴狠。最后是最流氓、最阴狠的那一个胜出。或者说，最《水浒传》、最《三国演义》的那一个，成为大赢家。
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致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伙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三个大流氓，他一个都不认。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参见《陈炯明是如何与孙中山决裂的》一文)。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当年孙中山要陈炯明写悔过书，陈炯明都拒绝了，陈独秀以一个文化领袖之尊，更加不可能受制于毛泽东要求他检讨的要挟。再说，毛泽东已经在延安称王，就从江湖规则来说，一山岂容两虎？
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
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的给中国共产党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
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的，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的，老舍的，等等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失望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也许当时只有陈独秀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之间的区别，所以他宁可穷死江津，也不愿去延安入伙。
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这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即便毛泽东坐定了江山之后，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此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更不用说，到了八十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的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者说，党内改革派。正是由于“五四”启蒙文化这种精神力量和历史影响，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既相同又相异的所指，不是空泛的，而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顺便说一句，中国八十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历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流氓的文化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流氓人格。在这样的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
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覆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能够例举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
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格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
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红楼梦》所展示的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倘若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
历史有时确实惊人地相像。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夺江山的时候，稍许有点历史眼光的人，就不难看出其时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局面是多么的相近。毛泽东以全新的话语方式扮演了当年的李自成，蒋介石正好处在崇祯的位置上；日本法西斯的入侵重演了当年的清兵入关，而那个吴三桂则由汪精卫扮演。整个历史与其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不如说因为各方的勾心斗角并且竞相押宝而变成了一张政治赌桌。毛泽东手中握有“五四”资源和抗日话语，蒋介石坐庄，汪精卫做不成岳飞只好选择秦桧角色，日本侵略者准备抢台面；如此等等。坐在赌桌上的各家，不过是个输家和赢家的区别，最倒霉的乃是坐在赌桌旁边的文化人。按照鲁迅的说法，每每碰上强敌入侵，文人和女人总要为敌不过人家的武夫和打了败仗的男人承担罪责。于是，有一些精明的文人，索性扮演话语英雄，在距离侵略者上千公里的地方成立“文抗”一类的组织，鼓励他人去打仗。
等到一曲终了，尘埃落定，有的为了奉承毛泽东而高唱《李自成》颂歌，有的找到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蒋介石是如何一个民族英雄，有的则为吴三桂的曲线救国或者体察其苦衷，或者寻找其理由，更多的则是探讨明末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选择如何定位的，致使《桃花扇》之类的故事变得脍炙人口起来。这类把男女情事和家国兴亡掺和在一起的故事，虽然不见得如何深刻，但至少比郭沫若的《屈原》、或者《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要有意思得多。因为这类故事写了文人和女人这两类最尴尬的人物。只是《桃花扇》的作者，无论是文化底气还是审美眼光，都显得不足和浅显，一如王国维所言，仅止于家国兴亡，而不具备《红楼梦》那样的人类性的甚至是宇宙性的悲剧气度。
从明末清初那样的历史格局里写文人和女人、并且写出《红楼梦》那种悲剧气度的作品，乃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落笔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审视的目光既不落在那张历史的赌桌上，也不落在赌桌的周围，而是将所有的笔墨和激情倾注在对一个妓女的命运的关切上。就好比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根本不以胜利者的意志和光荣为然，而是以失去了父亲和丈夫的妇女们为中心。男人之间的战争、男人之间的赌博、男人之间的江山争夺跟妇女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在整个历史当中，最为精彩的并不是在赌桌上赌得汗流夹背的男人们，而是一个在远离赌桌的地方默默地忠实着自己的情爱的女人。即便以家国兴亡而言，这个女人的心胸也绝对不下于任何男人，不下于她深爱着的名士文豪。陈寅恪那部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由此使得柳如是形象如同《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光彩夺目。
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陈寅恪以《柳如是别传》无论是对那张历史赌桌上的大赢家还是大输家，全都表示了空前的轻蔑。行事为人十分低调、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寅恪，通常要么不说话，一说就会让专制者感到难堪。读完他的《柳如是别传》，再迟钝的人也应该明白，他当年为何选择广东定居，既不愿去北京高就，也不愿去台湾依附国民党(参见拙文《悲悼“柳如是别传”》和《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却有着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眼光和最不为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观照力量。
自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不知有多少志士仁人的声音被专制话语所淹没。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那些孙中山的异见者们，无论是陶成章、是宋教仁或者是陈炯明、或者是章太炎，通通因为孙中山的缘故而被打入冷宫。及至毛泽东登上金鸾殿，历史更是成了一部空前的谎言。不要说愚夫愚妇们通通在毛泽东话语面前屈膝下跪，就是那些历史学家们也纷纷朝着现代专制帝王磕头礼拜。唯独陈寅恪依然恪守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精神，不肯退让半步。并非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的。且不说其他，仅以研究唯识宗出名的新儒家先驱熊十力为例，这类现象的悲哀，便可见其一斑。文化大革命当中，熊十力就因为被拖上去与妓女同台批斗过后，觉得深受其辱，痛苦得要死要活。从熊十力的这种痛苦当中，再反观其对毛泽东的诚惶诚恐，也就一目了然了。羞于与妓女为伍的文人，通常乐于与暴君为友。唯有敢于蔑视任何暴君的陈寅恪(无论对方披着什么样的外
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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