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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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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上）   
李劼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6/08
文章: 98

经验值: 77
文章标题: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上） (1068 reads)      时间: 2006-8-20 周日, 上午10:03
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绪论：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式的领袖？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乍一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假如仅仅用毛泽东比周恩来更有帝王气之类的说法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举出两个相近的历史人物作比较，可能更有助于看出其中的奥妙。比如，曹操和诸葛亮。

尽管《三国演义》对曹操和诸葛亮分别作了褒贬分明的丑化和美化，但从他们本人留下的诗文当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在气质和秉赋上的真实面目。毕竟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

从诸葛亮的两份出师表上，人们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神机妙算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儒相。尤其是“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类的言辞，全然一个儒家教义熏陶而成的贤臣形象。假如是面对一个李世民般的帝王，诸葛亮如此上奏，会让人觉得温柔敦厚，谦恭有加；可是，一想到事实上他如此诚惶诚恐地俯伏朝拜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小毛孩子刘阿斗，尊敬其为人为臣之余，难免令人莞尔。被《三国演义》所神化了的诸葛孔明，在为相治国上的成就是可信的，但在军事上的超人智慧却是演义小说的加油添醋。且不说别的，仅以他六出祁山无所建树、最后死于征途为例，就足见他出师的失当和在军事天份上的欠缺。至于其政治眼光和历史视野，也并非如同演义所杜撰的“隆中对策”那么神奇，不过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见《后出师表》) 言词之间，无奈极了。更有意思的是讲到其敌手曹操，他毫不讳言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这种赞语后来在《三国演义》里是被作者用来形容他诸葛亮的，而诸葛亮本人却在其《出师表》里老老实实地承认，真正用兵如神的乃是曹操。由此可见，假如诸葛亮当年不是被刘备请出隆中，而是被曹操收到帐下，那么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就有了典型的历史先例。

被演义一再奸雄化了的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领袖人物。且不说其雄才大略和政治业绩，仅是读其诗歌，就可以看出一种领袖群伦的心胸和视野。曹操在诗歌里所体现的气派和风度，是以后的李白、乃至再后来的毛泽东都难以企及的。无论是“步出夏门行”组诗里对生命对宇宙的感悟，还是“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那样在想象世界里的遨游，或是“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一类诗歌里的悲凉感怀，其意境之深远，其视野之开阔，鲜有比肩者。尤其是在那两首著名的“短歌行”里，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领袖风范，赫然在目。人说曹操的诗歌颇具古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极其富有生命的底气和文化的元气。中国诗歌里最具这种底气和元气的当然首推《诗经》，而曹操的诗歌尤其是其四言诗，恰好在意境和风格上最为接近《诗经》。曹诗高远的气度，连毛泽东都不无倾倒，感叹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其实魏武岂止挥鞭？且不说曹操后来的经世大业，仅以他年轻时几次三番要为汉末党锢领袖陈蕃李膺们翻案一事上，就足以使后来的毛泽东相形见拙。一个是要为被枉杀的士林精英翻案昭雪，一个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千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当然，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曹操不说自许、至少也是心仪的。要不然，见风使舵的郭沫若就不会写那篇不伦不类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了。顺便说一句，郭沫若何曾真正懂得曹操，不过拍马溜须而已。

比较了曹操和诸葛亮，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人物，就可大致了然。周恩来并不是不想做领袖，事实上他也当过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的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的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但他与诸葛亮一样，有相国之才而无领袖之能。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败绩相仿，周恩来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屡战屡败。然而，与诸葛亮被刘备的托孤一举弄得不得不为刘家天下鞠躬尽瘁有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最后意识到了，他骨子里并不是叱咤风云最后一统天下的那种人物，从而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乃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心理上的这种下意识现象，通常经由许多表面的细节仿佛十分偶然地形成。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那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就好比人们解释当年希特勒上台时，也可以找出许多偶然的历史细节，证明希特勒的成功不过是侥幸罢了，而不是德国民众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选择所致。当然，更干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历史现象归结为命运。谁也无法否认命运，一如谁也无法说清楚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命运有着对称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通常与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相关。或者说，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可以找出其历史命运的种种迹象。

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确实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后来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相处来看，那种君臣定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假如周恩来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话，比如马克思在《论普鲁士书报检令》中有关精神自由论述中的那种自由意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甚至忍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定位的。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在其潜意识里，只有一个解释，乃是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起了作用。这不仅是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是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所谓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件令人也令他们自己眼花缭乱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左右周恩来、乃至左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恰好就是他们在意识层面上反对和批判的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就好比岛屿和大海的关系；在岛屿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敌不过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跟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即便是抢银行，也得有个说法，更何况夺江山？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毛泽东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然后率领着他的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这个民众的愚昧在于，明明是被人强奸了，竟然反过来说是人家救了她。其实毛泽东救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所有领袖们，尤其是周恩来那样的核心人物，全都心知肚明。否则周恩来怎么可能对毛泽东如同诸葛亮对刘阿斗那样的忠诚不腻呢？假如《三国演义》能够按照《出师表》来如实地塑造诸葛亮的话，那么周恩来可能是与诸葛亮最为相像的历史人物。按照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标准，臣子必须对主君尽忠，不管主君是如同刘阿斗那样的混账孩子，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乱世枭雄。只是比之于诸葛亮式的愚忠，周恩来的忠诚倒是忠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确实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的挽救中国共产党，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会落入困境的。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的十月革命传入中国，早已成了阿凡提那只兔子的汤的汤。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理论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那个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搞列宁主义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尤其是那场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历史后果的北伐战争。按说，孙中山心目中的榜样应该是洪秀全，只是由于使用拜上帝会那样的法子太过时，不再具有任何号召力，他才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的怀抱里，受到了列宁的热烈称赞。就其革命背后有无文化底气而言，孙中山不要说无法与有文化头脑的毛泽东相比，甚至连落弟秀才洪秀全都不如。孙中山从来没有弄懂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可以就一部《红楼梦》说出他的一套想法，孙中山要是面对那部小说，可能唯有张口结舌。与毛泽东后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孙中山除了一心要圆他的大总统梦，其实也就是皇帝梦，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此公的革命逻辑是，有奶便是娘。当年为了让日本人支持他而不支持袁世凯，他向日本人断然许诺东三省。后来投靠了苏联人之后，孙中山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说穿了乃是难兄难弟，在许多地方彼此彼此。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换句话说，毛泽东称赞孙中山在依靠苏联人打江山上，比他先走了一步。毛泽东的共产党与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只是表面上有承继性，实质上却相去不止以道里计。

中国共产党在起步的时候，在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时候，不仅不是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而且跟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与来自广东乡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孙中山毫无文化底蕴不同，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缔造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孙氏国民党、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的最大特点。这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如此，信奉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因为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如何偏激，但他对于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有保留态度。陈独秀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

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是相当不协调的。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伙伴。换句话说，苏联人只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这么一个有自己头脑有自己思想的领袖人物，并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是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的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
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国共产党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纷纷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国共产党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使中国共产党削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

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撇开周恩来与毛泽东当年在所谓路线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周恩来的倒向毛泽东，使中国共产党也使后来的中国历史行程，基本定局。当然，周恩来不会意识到，那时候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也即是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

毋庸置疑，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无出其右的。与许多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诸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根据地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等。人们尽可以挑剔说，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泽东的这种能力不啻在中共党内无以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所无以望其项背的。遵义会议上，中共当时的诸巨头们之所以推举毛泽东，不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这种能力达成共识，至少也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尽可以说，毛泽东的入主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或者说是权力角力的平衡，甚至还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核心人物当中的游说使然，但在权力相逐背后，毛泽东的把握全局能力不可能不是举足重轻的因素。

毛泽东的成功当然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参见拙著《论毛泽东现象》第六章)。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泽东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象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样的人物不做首领，谁做首领？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总是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就像当年希特勒的上台，人们喜欢从那个著名的啤酒馆事件，或者兴登堡从中起的作用等等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了在其登台时的那个火炬游行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覆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假如希特勒形象与德国神话《尼伯龙根指环》中的英雄人物齐格飞(尤其是经过瓦格纳的歌剧塑造之后)之间没有一种吻合性，不管他具有多少煽动力，也不会被德国人奉若神明(请参见拙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第八章)。同样道理，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在早先的中共一大会议上，不管毛泽东如何能说会道，人们也不会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但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却除了选择毛泽东，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国共产党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

历史的秘密，说穿了就这么简单。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象，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跟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笨到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似乎是一场悲剧，但其实又是一场喜剧，骨子里还是一场闹剧。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经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泽东式的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动声色地作了《水浒传》那样的翻译。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此等等。当然，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并没有深入到整个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类小说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上只是划了一道浅浅的印痕；饶是如此，其科学民主的宗旨，后来还被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堂而皇之地偷换成了所谓的“反帝反封建”，听上去好像是外来的所谓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者们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好像是遥远的古代君王而不是当时做着形形色色的现代皇帝梦的革命领袖们在抢夺江山。

行文至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了帝王般的领袖，因为毛泽东来自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虽然是其创伤而不是其始源)，而周恩来由于在文化视野上的短浅和话语能力上的贫乏，最后只能扮演类似于诸葛亮在刘阿斗面前扮演过的臣子角色。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有文化。这与其说是周恩来不懂文化，不如说周恩来没能像毛泽东那样深谙“五四”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要义。于是，那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落实到周恩来身上，便成了像诸葛亮那样躬身退居于臣子的地位。而从来不以孔子儒教为然的毛泽东，堂而皇之地挟《水浒传》之风，怀《三国演义》之技，以一手诡谲多变、翻云覆雨的白话文，夺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权力，从而成功地填补了在“孔家店”被打倒之后的中国文化历史的空白。他那几句兴头上的狂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空话，也不妄言。

上篇：从“五四党”到“山党”的文化心理嬗变

应该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的历史角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毛泽东早年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他的思想之激进，他洞察历史的眼光之独倒，他对历史脉搏把握之精湛，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令人惊叹。他从一开始就尊奉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笔工笔正地抄写曾氏日记。他热情洋溢地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以天下为己任。他大声疾呼中国走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治道路，并且将湖南独立的重要性及其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思想高度，不仅是他后来终其一生都没能再次抵达过，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后来者们，至今都不曾企及。

“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也许谁也不曾想到过，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文化历史洞察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个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湖南青年。那些领袖人物可能不太明白文化的定义并不定义在书本里，或者说对文字记载的阅读上，而定义在个体生命对于文化的领悟和对于历史的洞悉。要说家世学历之类的个人文化背景，胡适显然远高于陈独秀。但要说个人之于文化和历史的生命体验、由此引发的激情、号召力等等，胡适比之于陈独秀相差甚远。假如白话文运动仅止于胡适四平八稳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这场语言上的变革就很可能局限在一小圈知识分子当中，难以成为轰轰烈烈地普及天下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由个体生命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张力、这种文化能量，通常是历史最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创造力，赋予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空前的活力。尽管按照个体生命的文化能量来标画的话，成为其文化座标的历史标志，只有二个人物，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但这二个人物的文化历史能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一般文化人所无以企及的覆盖力。同时，也正是这二个人物，标志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质地。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文化的具体建构上，恰好是以现代白话汉语为话语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并且以陈独秀和毛泽东为标记，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一次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五四”式塑造，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占山为王”。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心路历程其实很简单，先是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党，然后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井冈山党，或曰“山党”，最后是后毛时代的空心党，或曰“空党”。假如可以划出一条历史曲线的话，那么从“五四”党到“山党”，是其上升时期；而从“山党”到“空党”则是其没落时期。

从“五四”发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学说，显然是相当陌生的。毛泽东后来在描述中国人寻找真理时，大笔一挥，有道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实在是又夸张，又肤浅。由暴力革命送来的主义，只是一种激发因素，或者说一种导致革命狂热的心理激素，就像某种外用的药膏一样。真正在精神上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那么的奋不顾身、那么的赴汤蹈火的，不是主义，而是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中国文化最为始源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而是蛰伏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里。无论是夸父精神，是刑天气概，还是精卫风采，或是女娲气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经史演义，全都是意识层面上的写作，意识层面上的话语，唯有不知作者为何人的神话故事，才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显示。从经史演义中至多只能读出历史，并且还是为臭男人所写，为胜利者所写，唯有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人们才能读出整个民族的灵魂。就像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样，神话乃是民族之梦，并且比任何文学作品还要本真。由于神话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性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都无法覆盖之。当孔子配合当年建立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周公，建立起了周—孔历史话语和话语权力之后，其专制话语最无法覆盖的，就是诸如《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及其人文传统。不管儒家教义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甚至侵蚀或者伤害到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制造出一种被斯宾格勒称之为伪型文化的历史假像，但也不可能替代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正因如此，从集体无意识里爆发出来的文化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汉末党锢也罢，东林党人也罢，戊戍诸君子也罢，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也罢，早期共产党人也罢，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信奉的是什么，骨子里所承继的，恰好就是《山海经》神话里的那种文化血统。在他们身上，人们总能看到诸如夸父、刑天那样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到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体味到了中国文化那种最为自由、最为阳刚、最富激情、最具生命创造力的始源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为何经久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和最大秘密。正是由于这样的始源精神，而绝对不是因为孔孟之道及其儒家教义，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漫漫的专制长夜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始源性和本真性，孔儒不过是整个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可以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段插曲就已经因为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而黯然失色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留待另文细说。

明白了“五四”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所承继的这种文化血脉，人们可以发现，以前的学术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意识层面上的探讨，把大量的思考投入到分辨各种主义的异同上，忽略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所做的历史文化研究，从而导致有关“五四”、有关中国共产党等等历史话题难以在文化层面上展开。诊治个人的精神病案，需要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诊断整个民族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得深入到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面去，深入到折射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故事和文学经典中去。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华民族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

由于共同的文化血统，当年“五四”诸领袖人物之间在主义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摆脱因袭的孔儒传统上的共识，并不影响他们对自由的共同渴望和齐心协力的追求。由意识和理性所制作的主义通常只能成为面具，成为或者漂亮或者时髦的外衣，从集体无意识中萌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和文化精神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和血脉，才是文化创造和历史生成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这种意识层面上的主义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内在精神，经常会形成同构性的反差，或者不同构的相似。陈独秀和胡适信奉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同样的文化指向。毛泽东和陈独秀说起来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主义，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

与陈独秀缔造的“五四”式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毛泽东入主之后，把他的共产党逐步改造成了梁山好汉党，井冈山党，从而把陈独秀的“五四”党变成了毛式的“山党”。从表面上看，“山党”在信奉的主义上和在话语方式与“五四党”并没什么不同，但在骨子里，在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在其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两者已经迥然相异。

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类小说大都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有着相当的听众和读者。或者说，这类小说本身就是来自听众的心理需要。从这类小说形成的年代、亦即宋、元、明三个朝代来看，不要说《山海经》那样神话早已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就连汉末党锢精英的气概、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那样的风骨、《世说新语》里的人文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迈激情，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比一次野蛮的入侵、征服和占领，一方面是越来越沉溺于日常世俗生活和儿女缠绵之情的风气，二者形成十分古怪但又极其强烈的对照。从皇宫到村野，从庙堂到江湖，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已被宋明年代的阴柔之情所替代。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应该去当兵，而是理当去恋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了历史的回声，“杨柳岸、晓风残月”才是从皇帝到书生大家共同追求的时尚。这种英雄气息的衰退，一方面造成了世风以言情为主，显得更具人性和人情味，一方面也导致越来越不愿打仗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鼓励他人做英雄，鼓励他人抵御强敌，简而言之，鼓励他人去爱国去打仗(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绪论部分)。所谓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明显的啦啦队色彩。写爱国诗的人不需要在战场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而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们又未必有功夫用诗歌来抒发爱国热情。爱国话语和爱国行为日渐分离，爱国最后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激情表演。这种啦啦队式的爱国主义心理和爱国主义文学，又反过来使人变得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阴暗。再加上针对世俗风气应运而生的宋明理学在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专横，对人们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心理压抑，致使整个集体无意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这种创伤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说书和听书，双向交流，互相反馈，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演义小说。诸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封神榜故事、尤其是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这些故事近乎病态的不断讲说和反复聆听，相当于长年累月的精神手淫和心理放纵，致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萎琐，心理越来越病态。而这些演义小说一旦成形之后，又反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整个民族尤其是二、三流的中国城乡知识分子。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用《红楼梦》的说法，女儿的水性、女儿的灵气，在演义中是绝对看不见的。一部部演义小说里狼籍着的，全然是男人的泥污和男人的污浊。女人不是如同在《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里那样被妖魔化妖精化，就是在《水浒传》里那样被男人杀个痛快，一刀挥作两段。然而，又正是如此肮脏下作的小说，竟然成了数百年经久不衰的畅销读物，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即便是《红楼梦》那样的旷世之作问世，也已经于事无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产生，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发作的一种历史病症。从演义小说里流露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或者用过去的说法，叫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以其无以伦比的白话文能力，将弥漫在所有演义小说里的那种建立在嫉妒之上的仇恨、因那种仇恨而产生的暴力以及包括复仇、杀戮、抢劫等等在内的所有暴行，上升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公然声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与以住所有的草莽造反不同，毛泽东的造反借用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盗用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成果，十分成功地整合出了一整套从演义小说里总结出来的流氓话语和痞子文化。

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传统里的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三国演义》按照这样的权力崇拜和无毒不丈夫原则，塑造了曹操式的乱世奸雄。与历史上的曹操以及曹操本人诗歌里的曹操形象全然不同的演义“曹操”，集野心家阴谋家于一身，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十分好笑的是，后来的毛泽东又恰好就是按照这样的形象，完成了他那伟大领袖的形象塑造。毛泽东不仅在其诗歌里直抒胸臆，把江山比作美人，毫不知耻地高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且把权力崇拜上升为其争夺江山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法宝，即以“党的领导”为名的领袖专制。因为所谓“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既可解释为由党来领导，又可解释为由党的领袖来领导。假如没有具体的领袖和组织，党不过是个空泛的概念。真正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乃是权力高于一切的集权专制，是权力话语高于一切的权力崇拜。

毛泽东三大法宝的第二个法宝，“武装斗争”，乃是演义小说的另一个特征，暴力解决一切，拳头底下出真理，毛语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都离不开对暴力的宣扬和崇尚。诸如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武松打虎杀嫂，杨雄杀妻杀丫环，李逵更是挥动板斧“排头砍去“。总之，谁强横谁英雄，谁柔弱谁倒霉。暴力能力的高下，成为英雄与否的衡量准则。这类英雄与《山海经》里的夸父、刑天哪怕是共工，都已经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山海经》里的英雄是不畏强暴，而演义小说里的英雄却是争相成为强暴。这样的强暴，到了毛泽东的话语里，除了强调暴力夺取政权之外，还在夺取政权之后，把对弱者的欺负和凌辱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施暴有理的强权逻辑。毛泽东以此在空前强化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美化成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并且逼着全体中国人见识和领教空前残暴的阶级斗争大风雨大世面。这可真是流氓一旦玩大了，什么话说出来都十分形象生动。
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在毛泽东话语的词典里，经由他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理论，直接化作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个法宝，可说是既总结了江湖帮会的种种组合原则又集中国历史上阴谋家和纵横家之大成。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到《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义，再到《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各种拉帮结派的团伙原则诸如挑拨离间、互相利用之类，全都被毛泽东的统战理论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在于，除了对团伙利益负责之外，其余的怎么做都是合乎义气、合乎道德的。比如，水泊梁山里的李逵，除了他那一百零八个弟兄，其他人的生命都可以视为草荠，尽管排头砍去就是。这种团伙原则的要义还在于，在权力斗争和江山争夺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除了互相利用，没有其他关系可言。所谓统一战线，无非就是江湖上的拉帮结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革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段话的要义在于，过去的江湖草莽为什么成功者寥寥，就因为不懂得使用诸如拉进来、打出去或者掺沙子、甩石头之类拉帮结派的阴谋诡计。按照毛泽东的统战理论，所有的间谍手法、特务手段，诸如离间计、美人计、伪造强奸案、伪造自焚案等等，通通获得了冠冕堂皇的说法。有的被称为白区工作经验，有的叫做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甚至对自己的同志同伙，也以这种手段互相监视。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无非是更有效地打败对手消灭对手，叫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许多本来是在阶级斗争或者专政范围之外的非党人士，或者所谓的民主人士，就因为中了统战圈套的缘故，一个个变得面目全非。这些人通常不是有钱有势，就是有名望有影响，但在中共的统战之下，他们不是变成待价而沽的“期货”，就是变成骚兮兮地等着被勾引被诱奸的“骚货”。期货也罢，骚货也罢，全都在下意识里期盼着与专制者上床，美其名曰：政治协商(亦即混个政协委员当当)。这与其说是被诱者太幼稚，不如说是引诱者太老练。中共的统战专家，太知道如何寻找引诱对象的人性弱点，太知道如何利用人家的人性弱点了，简直是百发百中，鲜有失手。被引诱者通常要在跟专制者同床共被之后，才知道自己失节上当，并且后悔莫及，发现原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总之，毛泽东发明的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术和帮会术谱写了全新的篇章。就此而言，数风流人物，确实应该还看今朝。

毛泽东所继承的传统，假如也可以说是传统的话，既不是所谓的法家，当然也不是所谓的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演义小说里的各种“英雄”，不仅在《三国演义》里比赛谁比谁更流氓，同样也在《水浒传》里比赛谁比谁更痞子。宋江不过是想回到书生立场，回到儒家传统，结果却弄得里外不是人，在小说里被人毒死不算，千年之后还要被毛泽东定性为投降派。毛泽东的看不起宋江，与他的蔑视孔子是一回事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和谈，妥协，通常是君子之间的互相理解，这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流氓人格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全部悲哀恰好也就在于，人们总是不相信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务实者，而崇拜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牛皮哄哄人物。在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背后，蛰伏着一个中国历史的秘密，那就是，中国人确实喜欢“造反有理”，而从来不懂得“改革有利”。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改革的领袖，最后都不仅失败，而且身败名裂。相反，凡是造反的枭雄，哪怕粗鄙不堪，也照样英雄。中国人仿佛天性不相信一步一步的改革，而是喜欢痛痛快快的造反。所以毛泽东总结说，造反有理。这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而是中国民众的心理秘密。毛泽东的狡诘在于，他其实知道“造反有理”是中国民众喜欢听的话，是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这不仅因为马克思在天之灵就算听见了也拿他没办法，而且还因为他同时又可以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当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号称凭着《国际歌》可以找到自己人的时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上，人们凭着《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宋、明之际形成的那些演义小说，几乎成了中国式的《圣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心照不宣地信奉这类演义所宣扬的种种权谋和种种为人，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也算是中国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一种默契。就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入主中国共产党；也是凭着这样的默契，毛泽东被其同党同志同伙们逐步捧上神坛。在那首充满着被强奸之后的快感的“东方红、太阳升”颂歌背后潜伏着的，无非是那种找到真命天子的共识。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需要明说大家都能明白的。假如有谁不明白，看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明白了。想想看吧，武松不过打死过一只老虎，就被捧为英雄，可以随意杀死妇女儿童。李逵因为知道如何忠于宋江、如何向宋江负荆请罪之类，更是成了榜样式的英雄，哪怕是把无辜的小孩子脑袋一劈两半也照样英雄。按照这种逻辑，救过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当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至于《三国演义》中刘皇叔那样的皇统，在毛泽东的革命当中被改成了马列学说的理统。谁是汉家的正宗后裔，演化成谁是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因此，以继承人兼发展者双重身份自居的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了比刘备还刘备的真命天子。中国历史上的江湖草莽运动，折腾到毛泽东，终于折腾出了一个最牛皮的说法，致使在这个说法之下的所有暴行所有阴谋诡计全都有了冠冕堂皇的话语装饰。
有关演义小说和毛语文化的这种文化心理对称和历史嬗变方式，可以成为一个专题研究。比如其另一个特征，牌坊文化，也是一个重要课题。无论是演义小说立的古人牌坊，诸如关公、张飞，武松、李逵，岳飞，杨家将，姜太公，等等；还是毛语文化立的今人牌坊，诸如早年的张思德，白求恩，后来的雷锋，欧阳海等等；背后都蛰伏着相应的集体无意识创伤的病灶，在此暂且不作进一步的展开。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继承和发扬的这种流氓文化、与陈独秀所基于的书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虽然宋、明演义小说形成的流氓文化，既与儒家话语权力的压抑有关，又带有宋儒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印记，但与源自孔子的儒家传统毕竟有个书生和流氓的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孔儒文化的时候，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笼统地称之为封建主义，没有注意到那其中的区别。“五四”的文化领袖们没有发现孔儒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资源虽然已近未日，但毕竟还是书生文化。他们没有发现在传统当中还有一种比孔儒文化更加可怕的“妖孽”，即演义小说所传播的流氓文化。这种流氓文化虽然有其产生的种种历史渊源，种种所谓的历史合理性，或者说“造反有理”的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但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却有着比孔儒文化更加负面的破坏性效应。当西方人发现人是一种文化动物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人的动物性也同样会构成一种低劣的但照样具有极大能量的文化。假如说，孔儒文化乃是头脑层面意识层面的文化建构的话，那么演义小说中的流氓文化全然是身体层面感官层面欲望层面的心理渲泄。就个人和历史的互相作用而言，很难说究竟是毛泽东利用了这种文化，还是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能够确认的只是，借助这种流氓文化登台坐大的历史人物，不管怎么说都是丑陋的。无论此人叫做洪秀全，还是叫做孙中山，或者叫做毛泽东。

当然，从历史的整合作用和群体的心理认同效应来说，毛泽东借助中国文化当中最为阴暗最为糟粕的演义传统把中国共产党从陈独秀的“五四党”整合为毛式的“山党”，也不全然是毛泽东的过错。没有他的同志同伙乃至许多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配合和齐心协力，毛泽东的话语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比如毛泽东这样的人物要是出现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他的所有言论都会被视作是胡言乱语，就算不送他去精神病院，至少也要请他去找心理医生治疗一下。因此，撇开毛泽东现象的种种偶然性，毛泽东的崛起也可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沦落本身所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纵观毛泽东一生，并非是天生的刘备、天生的刘邦、天生的秦始皇，也不是天生的朱元璋、天生的洪秀全，而是经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毒害的中国民众集体无意识创伤的心理反射所逐渐领悟、后天习得的草班帝王。假如这个帝王在江山到手之后的所做所为犹如魔鬼，那么这个魔鬼也是被中国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所造就的。并不是毛泽东想做魔鬼就成了魔鬼，而是民众心理深处的魔鬼说要有毛泽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上去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实际上却是处处在投民众所好。就像希特勒非常知道德国人民需要听什么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什么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中国民众的喜闻乐见。


作者：李劼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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