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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关于中国的村庄、麦当劳和全民学英语的故事——人类学家阎云翔专访

坐看云起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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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关于中国的村庄、麦当劳和全民学英语的故事——人类学家阎云翔专访 (394 reads) 时间: 2006-8-13 周日, 上午4:09

作者：坐看云起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中国的村庄、麦当劳和全民学英语的故事——人类学家阎云翔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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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阳敏目前阅读25人次

（《东方早报》记者）

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阎云翔说“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的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看得出来，他是个率性而为的人，不计较什么名利，做学术更想竭尽地客观，但言谈中，对于中国社会的忧虑还是无法掩饰地说了出来。我们的谈话就从他“传奇”的底层人生开始。

记者：如果您愿意的话，是否能跟读者介绍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呢？

阎云翔：我是在北京出生的，12岁那年，也就是1966年，因为父亲成分不好，全家就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的农村，在那里呆了五年，但从那时起就辍学了，因为成分不好，常常在学校里受欺负。13岁到生产队里干活，14岁开始放羊，17岁那年因为山东粮食欠收，家里就给了我5元钱，一路流浪到了黑龙江，中间曾两次关进收容所。因为历史上山东、河南这些地方的人逃荒都是到黑龙江，也称为“闯关东”。后来我就落户到了下岬村，也就是我那本《礼物的流动》中所描写的那个村子。在黑龙江的时候，我特别想做一个民办教员，觉得当时村子里的教师挺受人尊重，也因为以前读过的一些苏联小说中故事，总觉得教师挺好的。在下岬村我住了7年，直到1978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记者：12岁就辍学了，你怎么能考上北大呢？

阎云翔：当时我记忆力特别好，背了5000道题的答案，考试的时候连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答题。后来北大中文系在入学时进行摸底测验，有一个问题问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什么？我根本答不出来。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是有很大问题的。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时填志愿的时候，我和村里人都搞不清楚中文系和文学专业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中文”、“文学”之类的东西都挺好的。

记者：您在下岬村住了七年，后来又不断地回到那里进行人类学研究，您觉得近些年那儿的经济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阎云翔：下岬在哈尔滨市南面大约五十公里，离所在的双城县（后改为县级市）县城二十五公里。这是个以种植玉米为主的农业村。下岬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成了它在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于是这个曾经富裕的村子逐渐落后。九十年代的情形更是持续得不到改善。绝大多数村民的生活停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这期间，正式的统计数字日益变得不可靠。虽然村子的经济状况没有改进，但村干部在上级压力下还是不得不虚报增长。比如，九七年报上去的人均收入是二千七百元。哪怕是村干部自己也公开承认数字有水份。不过，我访问过的所有村民都说，与集体化时代相比，生活的确是好多了。当然也有些人家在改革中致了富，使其他人相形之下更加贫穷。

记者：基层干部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大概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吧。

阎云翔：村干部的作用是大幅度地下降了。我们可以看看村里各个不同时期的党支书的经历。

一九六二至八七年间的三位支书都采取了非常现实的路线，为村子带来了稳定与繁荣。不过七八至八七年在位的支书最得人心，因为在他领导下集体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和前任一样，也要依靠高压手段来行使权力，而且牢牢地控制著村民的社会生活。他对我承认，他已经记不得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有多少人挨过他的打。长期以来，这里的干部都很专断，因此在八十年代早期，这位支书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抵制非集体化。之后，因为村民不再依赖干部来管理生产，干部的工作就陷入了困境。他表示，在非集体化后，“做思想工作”不再有效，大家也不再敬畏干部了。更糟糕的是，就连党也不再重视干部在政治上取得的成绩。就在村干部亟需上头支持时，上面却对他们不闻不问。八七年那次村干部与村民打架时，镇政府竟然视而不见。他抱怨说：“当干部再也没有意义了。”因此，在那次冲突之后他就辞职了。作为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人物，他觉得难以适应新的权力运作方式，所以不得不退出舞台。

不过，“革命干部”的政治意义的丧失却并没有影响到八七至九三年在位的那位支书，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政治方面的回报，也不在乎公众的利益。在八七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对我解释说：“社会变了。谁还在乎党和国家？哪怕是北京的大干部也只关心自家致富。为什么我要当这个支书？不就是为了钱。我不在乎支书的名份，但是三千元的工资却很诱人。”两年后，我听说这位支书的策略是“三不”??不说话，不做事，不得罪人。当我问到他本人时，他毫不犹豫就承认了这点。在他的无为政策下，社会秩序恶化，村里出了帮专门欺负人的小流氓，这些人甚至还敢打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村民也就干脆拒绝交粮纳税。这位支书唯一的成绩便是将自己的家庭从村里最贫困的行列上升为首富之一。村里人传说，他在任内为自己家聚敛了大约二十万元。而这期间，村里却欠下了国家与私人总共八十万的债务。一九九三年，他不再当支书后就搬到县城作寓公。他自己在县城买了三套房子，其中两套买给结婚的两个儿子，每套房子价值六万。从这点看，他可能的确在任上大捞了一笔。

在九三到九四年间，有十多个人觊觎支书的位子。一场混战过后，一位三十多岁的人上了台。这是个新型的村干部。过去，他曾经是个有名的小霸王，曾经有过点犯罪记录，包括打人、偷东西、甚至试图抢劫。有趣的是，他先是靠着自己的霸王名声当上了村里的治保干部，村长，后来又当上了支书。任命他的上级领导希望能够通过起用他来控制村里的流氓团伙。这位霸气十足的新支书依靠一小批动辄打人骂人的彪悍青年的确有办法收上税费，而且也有办法制止一些村民任意砍伐公家的树木。此人还一直给公安当眼线，他也会带领警察去抄家，抓带头的捣乱分子。这使他在镇政府眼里成了模范村干部。据说他被任命为下岬村党支部书记时甚至还不是党员。当然，任命下来之后他马上就入了党。

掌权之后，这位新支书更加横行无忌。他公开索要贿赂，将国家给村里的贷款挪作私用。村民们说他利用手中权力养着多个情妇。他任意打骂那些交不上税费的村民，让当地公安将不服从的村民铐走拘留。同时，他又善于通过各种方式与上级搞好关系，连续三年，他被评为模范村支书。镇政府每年给他长工资、发奖金。不过，他的横行霸道最终引起了村民的极大愤怒。一九九六年，一批村民开始向县政府投诉。一九九八年，在三百名村民联名上访之后，他被撤了职。可是，他的倒台却引来了新一轮的混乱，因为好几个野心勃勃的人，包括下台支书的弟弟，都想争这个位子。在我九九年夏天完成最后一次田野调查时，谁接班的问题仍然没有结果。

记者：第四位支书和他身边的地痞团伙是否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地方黑势力已经公然进入了政治？

阎云翔：可以这样说。如上所述，这位支书就任时连党都还没入，这不但反映了他缺乏道德威望，也反映了基层政治倾向的变化。由于提升他的唯一理由是他有能力收上税费，所以他必须全力保持这种能力。他与村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拉帮结派，将这些人任命为村长、副书记、治保干部等等，下岬村的领导班子就这样被彻底改变了。最令下岬人不安的是，当这些干部违法乱纪时，当地政府却尽力保护他们。比如，作为书记左右手的村长在九七年企图污辱妇女被当场抓获，镇政府却只给了他个内部警告处分。最后，有位愤怒的村民给省里的报纸写信揭发。事件曝光后，这人才下台。

镇政府之所以要保护这批既无道德又无民心的村干部，纯粹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在改革之后，过去由公社与大队承担的许多责任现在要由镇政府来承担。因此，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二十人增加到九十年代末期的六十多人。这期间，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也无济于事。超过一半的新增人员由镇政府自己筹措的编外预算来开支。由于这里没有什么成功的乡镇企业，镇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当农民抗拒缴纳额外的税费时，镇政府就雇佣更多警察和干部去强行征税。这样一来，支出又得增加，形成了恶性循环。也正因为如此，下岬那位小霸王支书在镇政府眼里才成为工作效率高的得力干部。

不幸的是，下岬的情况在当代中国农村既不特殊也不极端，不少研究都描述过同样的情况。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大量关于地方干部对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民强征税费、任意罚款以中饱私囊的报道，但农村??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北方农村??黑势力进入政坛这种重要的新现象还没有得到西方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在许多地区，地方黑势力不仅控制了村一级机构，而且渗入了地方政府与司法机关。

记者：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村庄基层领导的变迁更反映了什么呢？

阎云翔：这正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变化的最好标志。在下岬村民看来，中央政府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政权远在一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因此与他们之间只有抽象的关系。而由村、镇干部所代表的地方政府才是国家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与各种运动的真正推动者。对于村民来说，国家政策如果不在当地推行就没有重要性，中央政府只有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时才体现出权力。比如，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对出身不好的人的歧视在我呆过五年的山东农村就比在下岬这里严重得多。下岬即使在文革期间，出身不好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影响也相对要远远小于在山东。而计划生育政策对下岬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附近的村子。其间的差别，在于地方干部执行政策时的积极程度。

我曾注意到下岬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从原来的加码转变为减码。在五、六十年代，出于意识形态与对革命的忠诚，村干部会努力将国家政策执行到极端的程度。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那批非常实际的干部总是试图在国家政策与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非集体化之后的干部就尽可能不去执行国家的政策，只是去完成一些税收与计划生育之类的“硬指标”。这种情况在九十年代持续发展，日益令上级担忧。而且，到九十年代末期，村干部完成硬指标的手段越来越粗暴生硬，同时还完全不顾甚至抵制其它方面的政策，包括减轻农民负担与村民选举。虽说收上来的税费并非完全上缴中央政府，但是在农民看来，国家征税的手段越来越具强迫性，甚至令人发指。同时，政府具有的诸如制定推行法规等其它功能却严重退化，因为地方基层干部只顾自身利益。

在我看来，村干部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在许多情况下，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国家政权的长远利益，尽管他们在短期内能够替国家收上税。

所以，在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对地方的渗入可以说在某些层面上加强了，而在另一些层面上却被削弱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的层面的干预都比过去少得多，而且也不再管经济方面的活动。不过，中央一系列分权与财政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家对地方公共设施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支持大大削减，因此公共事业方面的资金与地方政府经费也随之大为减少。地方政府为了筹集经费，就不得不通过行政司法手段(包括动用警察与法庭)以及依靠作威作福的村干部(包括黑势力)来征收税费，从而使得国家政权更深地渗入村一级的基层社会。

对于村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入基层社会，而是政府能为他们做多少事情。一个不断干预基层社会的政府或许能够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因此被视为好政府；相形之下，一个不闻不问的政府也可能被看作是既不负责任又无能。可是，九十年代的情形却是上述两种状况的最坏结合：政府一方面增加收税，另一方面提供的服务却越来越少。的确，重新分田到户使农民得以避免国家通过集体化来高度盘剥农民，但是农民如今却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拿走他们的大部分收成。因此，许多村民抱怨说，国家当初把农民当作革命的主力，现在却抛弃了农民。政府由原先那种事事插手的家长式统治向只管收税不问民生的方向的转变，在下岬人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公共生活方面尤其如此。

记者：您后来又开始关注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您能谈谈这个转变的过程吗？

阎云翔：乡土研究其实一直在做。只是90年代初期，大众消费的浪潮开始兴起，我感受到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当代城市人生活的最为关注的东西，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塑了人们的理想。继而我开始探讨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92年，北京开了第一家麦当劳，盛况空前，在那之后也是盛况不衰。93年已经开到第七家了。当时我有个侄儿说，他长大以后的理想就是开一家汉堡包店，这也是我开始这些研究的一个契机。

记者：您认为麦当劳在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阎云翔：不能单说哪一点，它进来的时候是一个体系，这使得本土的餐饮业很难与之抗衡，比如上海的荣华鸡和北京的红高粱在竞争中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子。你不能说它某一点特别强，就学这一点，比如它的统一制服、干净的就餐环境以及职工训练等等，总之一个体系大于它各个部分的总和。这是参不透的，更重要的是它挟带的是80年代以来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化趋势，或者说是借了全球化的东风。

记者：但是我曾经听您特别强调过麦当劳在中国的本土化策略。

阎云翔：我所强调的本土化是指跨文化消费中，本土消费者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们会把外来的东西做一番转化。譬如，美国的平均就餐时间是11分钟，中国是33分钟，这样中国消费者就会把快餐变成慢餐，把麦当劳餐厅转化为多功能的社会场所，是青年人谈情说爱的地方，是中学生做功课的地方，也是朋友聚会的地方，等等。对此，麦当劳的管理层无可奈何，他要在中国生存就得适应中国人的需求。麦当劳在中国还接受了另外一个方面的改造：在美国，它其实没有任何服务，自助、没人清理桌子，譬如，北京麦当劳王府井店开张初期，也就是93、94年的时候，还有30％、40％的人自己将桌面垃圾清走，但慢慢地不再有人这样，连“谢谢您，帮我清理了餐盘”的牌子都不见了。现在更是要提倡微笑服务。

记者：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可以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全球化不足以使得中国彻底的同质化或者说全盘西化？

阎云翔：外来的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发生改变，抽象地来讲，它永远是一个混合体。从更深的角度讲，我们接受的是什么，拒斥的是什么，本土化将它改造的是哪些，多大比例是两种东西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产生的混合体。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是有变化的，但是在另一个更深的层次——生活价值观方面，这20年来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比方说，“Decent”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是“体面的”的意思，“体面的”本身就含有非常强的等级观念，一部分人的生活是体面的，那必然有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是不体面的，但是这个词在英语语境中，却只与做人的原则有关。还有另外一个例子，82年曾发生过24岁的大学生张华因抢救掉入粪池的老农而牺牲的事情，好像最近国内围绕“为救一个农民而牺牲一个大学生究竟值不值得”这个话题的讨论也很热，而在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的。目前我正在做另一项研究——中国的全民学英语浪潮，这个话题可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记者：那我们就开始谈“全民学英语”这个话题吧。

阎云翔：80年代初期，考托福比较热，这些人很明显是局限于出国求学，所以抱的心态就是尽快学，学成回国，人数没有那么多，学英语没有商业化，也没有形成一个市场。但现在学英语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各种形式的英语考试、参加的人不断增加、学历也不断增长。为什么有些人学了十几年水平还没什么进步呢？奥妙在于：语言是要用的。80年代初，口语老师很吃香，但现在口语老师越来越不重要了，这一点我和几个英语学校的主办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外籍老师的工资远远低于中国老师。原因很简单，这是“应试英语热”，学英语最后的动力是指向考试——是英语考试推动了全民学英语。

记者：那又是什么使得英语考试如此重要呢？

阎云翔：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为什么英语成了如此重要的门槛呢？这就涉及到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问题——通过英语考试可以向“上”流动。刚改革时，大家的起点是差不多的，而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社会流动和分层主要依据的是成分和职务，而且有很强的平等主义思潮在起作用，在意识形态中也把普通老百姓抬得很高，相对来说，整个社会比较平均。

但改革带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社会的急剧分化，根据你的职业、你的特权、你的购买力，一层一层分下去，越来越等级森严。但过去30年的平等主义思想让今天的人一时很难适应。社会也好、政府也好都在想办法让人们能够转变过来，同时也需要找到一个让大多数人心服口服的机制来实现，于是高等教育就承担了这样一个功能——学历看起来最公平也最公开。

记者：但似乎大多数国家都把教育体制作为一个筛选机制，美国也不例外。

阎云翔：问题就在于我们对于学历的过分、片面的强调，而我们又只有这样一个筛选机制。其实在上世纪50、60年代，也并非人人都得上大学，可以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可以当售货员、司机，很多工作都很光荣，这样的前提就是：即使你不上大学，即使你不成为社会的精英力量，你可以保持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这就涉及了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人的尊严问题。现今中国的社会已经日益变成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不成功的人正在丧失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

记者：那在其它一些国家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况呢？

阎云翔：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和价值的标准都应该是多样性的。在美国，比如比尔·盖茨，算得上是成功的偶像，但是有无数人绝对不想成为他。我家雇佣的一个园丁，是一个墨西哥移民，不懂几句英文，每天开着大卡车替十几户人家修理花园，但是，他有自己的专业，起码和雇主在做人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回到家，他同样有自己美丽的花园和幸福的家庭，也不会硬逼自己的子女非念大学不可，可以参军，也可以当售货员。但换过来看中国家庭的保姆，因为在做人的尊严这一点上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她/他就只有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逼他们读书、考大学，甚至可能把他们逼疯。

记者：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阎云翔：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强调“平等”（Equality）的，但我们则是强调“等级”（hierarchy），我们生活中很多做人的道理都是跟那个“等级”和“差异”有关。“文革”就是想打破传统中的“等级”，但是用了最蹩脚的方式，打完后发现传统被打得稀巴烂，但我们那个平等却站不住脚，出现了真空的状态，这又是由什么来填补呢？很清楚，就是西方文化中以消费主义为代表的最肤浅的个人主义、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相伴而生的官僚主义文化和一元化思想。近十年来，中国社会高度分层化、高度等级化，导致处于下层的人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都很难获得。这是一种结构性安排，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在生活理想，或者成功的标准又是高度平板化。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你被压成了一种人，高学历，有一定专业知识，然后以消费文化为你生活的核心，别的都不关心，整个社会就往这方面走，一方面是让你觉得自己掉到后面就没戏，然后告诉你，要想成功，就这一条路，这条路压、压、压，这么窄，初中、高中、大学一层一层往上走。真正成功的人当然数量有限，竞争激烈，就总要淘洗掉一大批人，因此考中文卡不住你，考英文总该卡得住你吧。

记者：看来我们又绕回到“全民学英语”这个话题上来了。

阎云翔：与所有中文考试不一样，英语容易量化，它是外来语言，掌握起来比较难，很容易达到统一化控制、数字化管理、一刀切，与中国文化遥相呼应，几乎是新的洋八股。同时，英语也挟带着全球化的趋势，再深就是全球化资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全民学英语，而不是全民学梵文。

记者：我基本上明白你的意思了。今年春天举行“全国职称英语考试”时，曾有不少媒体批评：既然这么多人代考、帮考，为什么还要考？不过几乎没有看到这样深入的剖析。但是，我听起来怎么像是一个“阴谋论”，好像有人特地设计了这么一个套让人钻进去。

阎云翔：这是一种设计，一种制度的安排，不是某一个人做出来的，但整个大的形势就走了出来，不知不觉就到了这条路上。

记者：那您又是如何来看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所出现的悬殊的城乡差别？

阎云翔：其实这和我们前面谈的话题很接近。一方面，无论收入、地位，城乡的差别在不断的增大，但是城乡之间在生活理想的标准和追求方面却没什么两样，四川小村子里的一个普通村民和上海一个普通白领的需求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去年所孙志刚事件，正因为他是个大学生，才引起了这么多的关注，可是中国这样的事情有多少啊，前面提到过，我本人在71年的时候，从山东做盲流到黑龙江，就进了两次收容所，一样的经历。所以，在中国，受教育成了改变一个人地位的唯一途径。

记者：最后，你是不是愿意谈谈上海这座城市?

阎云翔：上海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靓的一个城市，但她离自己的目标——做一个国际大都会，还是很远，因为国际大都会的标准不在于你消费了多少，而在于你为Global Landscape 贡献了多少，这里的贡献主要指的是文化。美国的旧金山只有70多万人，但她无疑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你会明白上海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很奇怪的是，30年代的上海曾经上了国际大都会的榜，你甭管她那是什么文化，总之她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但90年代的上海却不是。现在国内外的学者大家都在预期什么时候上海才能再度成为国际大都会，但这恰好说明了她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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