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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雍罡：五四反儒与毛泽东反儒的根本区别，以及之其他

第一共和

加入时间: 2005/05/01
文章: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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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王雍罡：五四反儒与毛泽东反儒的根本区别，以及之其他 (359 reads) 时间: 2006-7-25 周二, 上午3:09

作者：第一共和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王雍罡：五四反儒与毛泽东反儒的根本区别，以及之其他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反儒，是为了追求现代文明的‘民主与科学’，从而站出来反对‘传统家天下的农民政治’——专制儒教。与毛泽东崇拜西洋法西斯的一党专政——马列主义，而发动『暴民文革』的反儒，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二码事。

所以五四的反儒，不论在政治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属于追求文明进步的反儒；是春秋时代的百家文革后，所出现的第二次文革。但它不属于人民文革，而是属于『民主文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进和伟大。

所谓的文革，就是‘文化人’所进行文化起义的革命。譬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是属于文化人起义的文化革命。譬如春秋和五四，也是如此。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它们怎么可能搞文化革命呢？而有文化、却没有文化素质的人民，它们又怎么可能搞‘人民文革’呢？。而‘五四’文化人的反儒革命，才是真正的文革。直到今天，五四的『民主文革』，其伟大意义，远远超过了‘下跪绝食、要求改良’而被中共屠城’的六四学生运动。这二个学生运动，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的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的反儒，是“民主文革”的反儒，与毛时代“暴民文革”的反儒，是完全不同意义的反儒；所以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

今天无人不知，毛泽东的反儒，不是为了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反儒，也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和人权”的反儒；而是为了崇拜胜过‘专制儒教’的西洋一党专政——马列主义，从而用其不可一世的高傲心态，去蔑视和反对那个为‘家天下’而服务的儒教。然毛泽东反儒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抛弃‘专制儒教’的低级版反动政治，更是希望 “我党我军我人民”，一起使用高级板的反动政治——马列主义，让中国进入一个由它领导的‘一党专政’新平台。所以毛泽东的反儒，是高级的反动政治，对低级反动政治的儒教，进行彻底决裂的彻底抛弃。其表面属于进步，实质比原来更加反动的大倒退；有着‘鸟枪换大炮’的那种加倍杀伤力。

说白了，毛泽东的反儒，如同你我手持WindowsXP的高级微软，而开始蔑视Windows95的低级版微软，从而对之不屑一顾地抛弃，这一道理是一样的。

虽然毛泽东赞赏“霸王专制”的法家思想，蔑视“农民伦理政治”的儒家思想，从而赞美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君皇专制；但它同样对秦始皇，有一种公开的蔑视和嘲笑，称“秦始皇算什么”？又称“我比秦始皇还秦始皇”。其意思是说，秦的君皇专制，不如我超级暴政的‘一党专政’；而秦的霸王地位，还不如我第三世界的教主地位。

这就是毛泽东心高气傲反儒的真实动机；它借五四的名义，将低级版反动的儒教，狠狠地猛踩了一脚；而且踩得儒教，那么体无完肤，可以说惨不忍睹，难以再被恢复。看来“坏事变好事”的老毛教导，也有一定的道理。

似乎蔑视儒教的毛泽东，在表面上，它在赞赏『霸王政治』的法家专制，其实它在推崇马列主义的一党专政。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儒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不能相信民运中那些博学多才、学而无术的愤青怒老，进行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将毛泽东追求法西斯专政的反儒，与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反儒，故意混为一谈而公开诋毁；借此以拯救“中国文化”的名义，企图恢复宋明清下三烂的‘汉文化’——即‘农民伦理政治’的专制儒教。

【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和缩写。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国的文化。而四九年前的中国文化，就是反对二千年君皇专制的共和文化；就是反对汉文化儒教的‘五四’文化；就是宣传‘三民五权’的民主文化；就是反对文言文、反对裹小脚、反对留辫子、反对八股文、反对包办婚姻、反对闭关自守的‘新文化运动’ 的新文化；就是提倡信仰基督、追求自由、享受时尚、发展民生、大办工业、开发商业、解放妇女、扫除文盲、引进现代化技术的‘新生活运动’的新时代文化；就是开创由多党派认同而修宪‘南京宪法’的宪政文化。这些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

而先秦之前的易道精神、六经文化、封建共和、以及诸子百家思想的文化，她不属于‘中国文化’，也不属于从秦QIN、到清QIN这二千年君皇专制的汉文化，而是属于我华夏民族的“华文化”。

但封建共和，被外来移民国家的西匈奴后裔——秦始皇所灭；而先秦的华文化，被宋明清的农民学者和农民政治人士——即儒徒儒生所灭；然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被苏维埃连锁政权的汉奸共产党，即湖南蓝回回血统的后裔——毛泽东所灭。今天大陆的文化，既不是民主共和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专制儒教的‘汉文化’，更不是先秦之前的‘华文化’，而是苏维埃连锁政权的‘党文化’。

如果说农民文化的儒教，是落后的文化，而不是恶劣的文化，那么暴民文化的马教，是反动的文化，而且是恶劣的文化。而中华民族的不幸、悲哀和羞耻，恰恰来自于儒马文化——前后夹击的双重毒害。

现在我们是否明白，近些年来，那些复辟汉文化的新儒徒，借“恢复中国文化”的名义，在偷梁换柱地宣传专制儒教的汉文化，公开排斥、蔑视和反对我们所提倡‘民主复国’的中国文化。这种‘挂狗头买羊肉’的行为，如同当年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挂的是孙中山的招牌，搞的却是马列的宣传，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孙中山的民主思想，而恰恰全部在宣传、教育和培养——马列文化、苏维埃政治和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徒，如出一辙的偷奸耍滑，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当今的儒徒，用其‘失落、妒忌和仇恨’的心态，在反对高级反动政治的马列；就像当年的毛泽东，用蔑视的眼光，在反对低级反动政治的儒教一样。但儒徒在反共中，却学会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那一套，让天下热爱民主的善男信女，再次跌破眼镜。其实，那些新儒徒，干脆堂堂正正的说，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恢复宋明清的汉文化——专制儒教，也不就得了吗！何必要附身‘恢复中国文化’的名义，却自我另搞一套恢复儒教的政治复辟呢？

说白了，当今大陆人‘假冒伪劣’的勾当，决不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而是宋明清的儒徒，一手打造出来的；只是在‘伟光正’的共产党领导下，将之变本加厉地发扬光大，从而使之达到了极为可怕的顶峰。

这如同“推卸责任，指责别人，埋冤对方、规矩他人、始终有理、不懂忏悔”的那些劣根行为，完全来自于虚伪‘仁义’的儒教所至，而不是来自于‘阶级友爱’的共教；只是共教将之发展到了最高的邪恶顶点，使现在的大陆人，在原来的劣根基础上，又升级地学会了“专政别人、革命别人、强迫对方、逼迫他人、始终有理、决不后悔”的那套下三烂行为。至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喜欢“替人作主”的可怕行为，是儒教和共教——共同而有的那种搞人、玩人、整人和害人的拿手把戏。

现在我们才明白，孔孟儒教和马列共教，如同【圣经】中的双胞胎，即阿拉伯的以撒、和以色列的雅各，是一对‘小的欺负大的’的孪生兄弟罢了。儒教是人本宗教的老大，马教是人本宗教的老二；而这二个不信上帝的人神教，都是与生俱来就是‘政教合一’的人神教。只是现在是小的人神教，在欺负大的人神教而已。

在过去的儒徒，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大多数儒徒都来自于农民。而今天拼命鼓吹儒教的新儒教，据可靠情报传替，多数者也是来自于穷山恶沟出生和小城镇出生的农民学者。所以它们面对欧洲古代的城邦文化——基督教，非常难以接受；尤其面对现代文明的公民文化——『基督民主共和』的博爱信仰，不但非常陌生，而且它们和过去的老儒徒一样，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和敌视。

所以新儒徒的表面，似乎在追求民主，其实它们的内心，根本不喜欢欧美的现代文明，还是倾向于农民文化的‘专制’儒教；或暴民文化的‘专政’马列。同样这类人在民运中，也有不少。所以它们这些人，在追求民主时，会提出 ‘儒教救国’、‘佛教救国’、‘新马教救国’等奇谈怪论；并对之津津乐道，常常在网上以‘民主自由’的名义，进行反复地宣传。

农民就是农民，农民起义军的共产党，再如何崇拜高级反动政治的法西斯马列，最终还是走向传统农民政治的家天下——黑社会治国。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文革中，那些批小资而狂热和兴奋的民众，与其说是受农民政权的共产党影响；到不如说受农民穷酸意识的影响所至。当年来自于大城市而插队落户的知青，对当时农民的感觉来说，即兴奋，又妒忌，又害怕。如同农民看见城里的美女，即有强烈兴奋感，，又有非常的妒忌心，更有养不起美女的害怕心，这一复杂的内心矛盾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海外，接触了不少农民出生、或小城镇出生的留学生，不管它本人有多么聪明，多么读书一流，而且也见识了不少世面；但你只要和它一相处时，就立刻能感受到那种酸相、穷酸、刁相农民习气。除了它的专业之外，和它谈其他的问题，它不但滔滔不绝，海阔天空，然其内容和质量，却相当的俗气；蠢话连篇；并相当地自以为是。然固执自大，死不认错，先入为主，是它们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所以它们这些人一旦信了儒教或马教，这一辈子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你更它谈华夏复国，它立刻火冒三丈地跟你争斗；这类农民思维的知识分子，对党国的忠心，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这跟民运中的诏安分子是一样的。但这些人的内心，确实也很善良；除了令不清和穷酸相之外。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华民国，会被穷酸的农民们推翻，因为它们承受不起民主共和的洪福。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有农民心态的尖酸之人，在羡慕上海的同时，却又莫名其妙地妒忌和害怕小资情调的文明上海人。原来它们如同农民看城里美女的心态是一样的。

其实上海人的精明，无非是“我不占你便宜，你也不要用朋友和兄弟的名义，进行装疯卖傻地占我便宜”罢了。而这种公平相处的生活要求，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公民精神，是完全符合一致的。但这种文明的生活方法，会严重刺伤那些‘穷相、酸相和刁相’的一部分外地人，引发它们的愤愤不满和怀恨在心，从而莫名其妙地去四处丑化文明、守序、文雅的上海人。

所以在过去，我始终不明白，文明的上海人，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它们究竟错在哪里？难道就因为上海人在中华民国时代，与世界文明国家的公民生活提前接轨了，就成了那些党国子孙千夫指的理由？它们大声指责上海人“精明和小气”，但事实证明，西方洋人更精明和小气。正因为洋人有那种‘精明的小气’精神，才是它们的国家有了发达，而上海也始终是全国的文明龙头。而那些假装豪爽、内心脆弱、遇事紧张的某些外地人，哪一个不比上海人更小气呢？只是它们不懂精明罢了

而这类人，在国内，通常会迫不及待地去羡慕西方的文明，同时又会迫不及待地妒忌西方的文明；害怕西方的文明；甚至反对西方的文明。有人说这类人是傻鄙，这可不能这么说；但‘傻刁’是肯定的。农民思维的穷酸之士，确实大多数都是‘又傻又刁’的家伙。搞民主共和，遇上这样的人，那注定要倒霉的；因为它们的内心，没有公民思维的从容和理性。比共产党的贪官污吏还不如。

何以见得，因为共产党的贪官污吏，通过特权腐败后，个个都发了财，成了党国的贵族，所以它们财大气粗，开始学会了、或明白了什么是‘从容和理性’，比那些羡慕上海骂上海、羡慕台湾打台湾、羡慕欧美反欧美的傻刁——强多了。所以当共产党出现大危机的时候，我们去说服它们搞民主复国，这比说服民运中那些农民思维的【三种人】，将容易得多。

那些白天在反欧美，晚上在千方百计联络去欧美的愤青，与其说是人格分裂的人渣，到不如说是人穷志短的傻刁。其实这类人，跟‘人渣’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有点象而已。所以凡是真心搞民主的人，最好对这类人敬而远之；否则到时，自讨苦吃的不是它，而是你自己——活该！

你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没有它们，我们的民运会更好，有了它们，我们的民运会更糟。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什么叫流氓，什么叫痞子，你去问问那些反中华民国的【三种人】，就自然清楚了。流氓痞子，是历代农民政治人士，在儒教‘仁义道德’的宣传下，所一一干出来的巧妙绝活。而今天那些不信民主复国的人，有几个人对流氓痞子的农民文化而不感兴趣呢？只是它们的目前，还太嫩了一点。所以你不要小看它们这些“不能从容、缺乏理性、只会夸夸其谈、并装疯卖傻、或装神弄鬼的那些农民心态和农民思维”的政治人士。

除非你象西方的基督民主人士那样，用基督的博爱，在高贵地包容它们的同时，也会用神的公义而对它们能严厉的惩罚。否则，你将死在它们的前面。因为所有农民心态的政治人士，都有一套害人害己、害国害民的痞子功夫——“搞人”。

农民文化的儒教，其最大的特点，让人没有感恩心，没有信任感，更不知道人性的本恶，去需要忏悔的反醒；要么一味地逆来承受，要么得理不绕人地不可一世；不是斤斤计较的算机别人，就是绞尽脑汁地替统治者担心和着想。所以农民文化的儒教，害人啊！害人啊！

为了民主复国的早日到来，我们必须严肃、清楚、明确的指出，对那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对那些基本的政治概念，再也不能用‘约定成俗’的借口，为儒徒和共徒的长期瞎编和伪说，进行别有用心的顺水推舟，而故意对之进行似是而非的公开认同和辩护。因为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再也不能因农民文化的习俗，将之没完没了地‘和稀泥’和‘捣浆糊’下去了。

因此我们呼吁：远离民运中那些搞农民文化的政治流氓！若要真心诚意接受欧美高贵的文明政治——‘基督民主共和’，那么你我就必须时刻留意和小心自己身边的那些神志不清的政治人士，所鼓吹‘新儒教救国’、‘新马教救国’、‘新佛教救国’和‘基督教救国’的奇谈怪论；以及那些反对民主复国的胡言乱语。否则你我的民主革命，将功亏一篑，而你我的子孙，将再次深受其害。

请相信，民主复国的新中国，决不再是那些具有儒马精神的政治人士，所可以乱来的政治舞台。

华夏复国人士王雍罡

作者：第一共和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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